现在好像哭穷是最时髦的事情，尽管据说GDP增长很迅速，我观察了几次，在饭桌上，如果不聊聊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活得有多么惨简直就找不到共同的话题。但那些哭自己惨的人，常常并不真惨，比如饭桌上一个人哭穷，“可怜啊，我背了二百多万的房贷。”另一个诉苦“可怜啊，到了年底，我光给各类领导进贡就得花好几十万啊。”这样举座都会对这悲惨的人儿投来羡慕的眼神。
而官员们，尽管每次涨工资从来不会拉下他们，他们依然是最会哭穷的群体。比如最近一年全国各地的房价上涨，给很多平民中产阶级和年轻白领带来近乎绝望的感觉，这种社会气氛的蔓延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不过老百姓只能在饭桌上哭穷，官员可以到电视上哭穷，于是先是在央视《面对面》中，一个副部长级官员说以他的工资也买不起房；话音未落，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又在南京台的一个对话节目中说“我十多年工资还买不起大房。”我想照这个趋势下去，全国的各地市常委班子和厅局领导，都可以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向百姓宣布，“我们领导干部靠工资都买不起房啊”。
这样官员带头哭穷，有两个主要好处，第一，造成社会舆论，强化大家的印象，公务员工资实在是太低了，这样可以为下一轮呼之欲出的公务员涨工资造势；第二，平息社会怨言，显示亲民姿态，人民一下子就给感动了，你看看多好的领导干部啊，连部长，市长为了咱们人民宵衣旰食自己都买不起房，咱们老百姓那点儿买不起房的委屈算得了什么啊？
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他们特别容易被感动也特别爱感动，他们感性到甚至不大在乎自己的福利和切身利益，他们哪怕受再多的苦，只要他们听说某领导干部，一双皮鞋穿了十几年，一件棉袄袖口打了补丁，十几年工资买不起房。他们就找到了心理平衡，什么怨言都没有了，甚至为领导能和他们一起过苦日子而感恩戴德。最典型的毛泽东,搞得全国饿殍遍野以后,策划出一个宣传,说“毛主席不吃红烧肉了”，全国人民那叫一个感动。更无耻的宣传，是我小学看到文章说毛主席饿得都浮肿了。后来我们看了毛粉丝们不小心流传出来的毛主席菜谱，才知道他是不吃红烧肉了，改吃海鲜了。
但如果到了2009年,在住房价格的问题上，这次还真有人民群众，被领导干部的哭穷所感动，那就实在是太愚昧了。那些干部说自己靠工资买不起房，确实是真话，但我还真是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处长以上的干部，需要像老百姓一样到市场上去买房。市场从来就是为平头老百姓准备，市场以货币作为分配的依据，市场会有价格波动，供需不平衡，所以老百姓需要排队，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付出额外的高价。而另一条社会资源的分配途径则是以权力为依据，只要有计划经济和不透明的权力运作存在，特权者从来就是可以享受“特供”的，而“特供品”的价格从来不受市场的影响，从特供烟，特供酒，到今天的特供房。
著名记者前辈杨继绳曾经有一次跟我说，对于官员阶层的特权，他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次他散步中意外发现，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中心花园、假山、石径、游乐区、会所、地下车库一应俱全，当时市场价格在18000元左右，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领导干部。而这批动辄200平米的高档房对外的名义是“经济适用房”。而他亲身调查的这个项目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有一次我跟一位机关干部坐一辆车，在北京2环上，他随手就给我指了多处留给各部委的“经济适用房”，对这些权力机构来说，他们的交易品是权力，而不需要金钱，北京上海的房价涨到100万一平米，也和他们没有关系，只是老百姓来承担而已。
而匪夷所思的是，我怀疑有一些领导干部是不是人格分裂，他们一面在各地，大搞拆迁，不许地产商囤地，把所有土地资源集中在政府一家手里，再通过拍卖市场，有意识地推高地价，把土地差价作为一项几乎最重要的政府财源，闷声大发财。另一方面又在面对媒体的时候，皱着眉头表示对房价过快上涨的忧虑，甚至哭穷自己也买不起房。
也许是我太敏感了，当一个官员对媒体表示，他靠工资买不起房时，我感到非但不觉得感动，而是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恶心。他们对百姓的痛苦没有丝毫感同身受，非但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得了便宜还卖乖。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假如有一个领导干部，敢于站出来拍着胸脯对公众说，我工资卡上的一块钱和你们钱包里的一块钱购买力完全一样，我住的房子也是从公开的市场的买的，那才是值得感动中国的事情。
甚至我相信，当中国制定政策掌握公权力的官员也要和普通公民一样，以其个人积蓄在市场上买房的时候，就是房价开始下跌的时候，也是地产政策真正开始关心老百姓的福祉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