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原市委书记巨额受贿案
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２日，山东省高级法院终审以受贿罪判处泰安市委原书记胡建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也因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自刘青山以后受到刑罚最重的一位地市委书记。 从１９９１年起到１９９５年１月，有一位市委书记在山东省泰安市执政，他的名字叫胡建学，１９５０年出生，是当时山东省最年轻的地市委书记。
就是在这５年的时间里，胡建学利用职务之便，受贿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６１．６万余元。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２日，山东省高级法院终审以受贿罪判处胡建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也因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自刘青山以后受到刑罚最重的一位地市委书记。
一
胡建学突然被捕，犹如一声炸雷轰响在山东省的上空。一位胡建学过去的老领导事后说：“胡建学会在政治上犯错误，这我早有预料。但我没想到他会在经济上出问题。”在泰安市郊区农村，农民则有鼻子有眼地传说：“胡建学因为加重农民负担，被中央抓起来了！”
我们――包括记者在内――都部分地误解了胡建学。我们不是检察官，当然看不到胡建学卖官鬻爵、收受巨额贿赂的内幕交易，只能从其思想、工作作风上判断，他是一个弄虚作假、好大喜功、见风使舵、官迷心窍的政客，是一个不惜用百姓血汗染红顶子的酷吏。
１９９３年１月，《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曾应邀采访过胡建学。事情起因很简单。因为原定１９９４年５月，泰安市要开党代会换届（实际上后来改到１９９５年１月胡被捕前不久才换届――本文作者注??，胡建学想找个记者，在换届之前写写他这一届的政绩。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
朋友介绍胡建学的时候，有一句铺垫：“胡这个人，只要是他想干的事，不管对的错的，也不管旁人怎么议论，他都敢干！”
见面客套过之后，胡建学直接提出要求：“希望你把我们市委这几年的工作，用调查报告的形式，写一组内参，设法发给上边领导。再写一篇反映我个人的长篇通讯，在你们报上发表。”当时，该记者把胡建学指令式的语气理解为“不见外”。后来才知道，胡建学当政后期，泰安财政一年用于向新闻界“公关”的经费就达上百万元，唯一的要求是：“该报的必须给我报出去！”
二
不过，胡建学这件事情还是办成了。１９９４年夏天，他另请了高手。一部歌颂他政绩的长篇报告文学，在胡建学被逮捕前３个月，刊登在一家有名的文学期刊上。这期刊物的中间，夹有泰安企事业单位７个彩页的广告。另外，还登有与胡建学同案、被判处死刑的泰安市公安局原局长李惠民的贺函。
在这篇报告文学中，反复提到泰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在全国１８０多个城市中名列第一。这个第一是怎么来的呢？有个情况可供参考：１９９４年，泰安市刑事案件共发生５０００余起，胡建学只允许上报８００起！胡建学吹的牛，还有更惊人的。１９９４年，泰安市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公布的数字是２６０多亿元。而最近结束的工业普查显示，实有产值只有４０亿元。虚报的数高达２２０亿元。
人们常说，什么数字都可以吹，就是财政收入没法吹。但胡建学吹牛无禁区。泰安市１９９４年实际财政收入５亿多元，他敢对省里领导口头汇报１２个亿！他在耍一个政治赌徒的小聪明：口头汇报没有法律效力，在正式的报表中该写多少还是写多少。他猜测，省领导没有闲功夫翻阅枯燥的报表！
吹牛还不止在这一年。１９９３年底，省里一位领导到泰安，胡建学汇报工作时，随口说当年市财政收入比“八五”初期翻了两番，即４倍。事后，负责写材料的副秘书长提醒他，实际只增长了约１．７倍。胡建学道：“再好好抠抠，看能不能抠出我的数来！”
“肥城数牛”闹出的笑话，曾传遍全国。１９９４年秋，泰安大养其牛。畜牧部门发现，各县、市上报的养牛数量水分甚多，就下去调查。在肥城――泰安城郊的一个县级市，抽查到哪个村，就让这个村的农民把家养的牛都牵出来，一头一头地数。没想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乡镇干部纷纷发动“借牛”。今天查这个村，把周围几个村的牛都牵到这个村来。明天查那个村，再把牛都牵到那个村去。数来数去，多半还是那些牛！
三
对于一个一心想往上爬的政客来说，最荒诞的也是最符合逻辑的。胡建学还差点儿成了廉政的先进典型呢！他曾一再对上级打包票：“泰安的副县级以上干部不存在腐败问题！”而就在他吹这个大牛的同一时期，一段小顺口溜儿、一份非正式的价目表，正在泰安的干部队伍中流传：“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五万。”
不但送礼，还要效忠。泰安下属新泰市委原书记齐志文，就是给胡建学写效忠信，加上送礼行贿，当上了泰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当检察官在法庭上宣读这封效忠信时，旁听席上一片哗然。胡建学用人，有俩人用得全市人人侧目。
一个叫卢胶青，从郊区区委副书记提拔为市委秘书长、市委常委，后来实质上成了泰安的“二把手”。此人精通跑官、买官、卖官、搞女人，干了１８个月，受贿数额高达１００多万元。
另一个叫郑洪昌。郑在郊区范镇任党委书记时，全镇农民人均集资提留最高时达四五百元，位居全市之首。农民不堪忍受，写出大标语：“范镇奔小康，先杀郑洪昌！”就是这么一个人，胡建学欣赏备至，把他提拔为郊区区委副书记。
泰安的农民负担实在是太重了！据抽样调查，１９９４年全市农民人均交纳集资提留款项１５８．８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１４．３％，超出中央规定将近两倍。１９９４年，胡建学在一个座谈会上公开说：“今后泰安不能再提农民负担问题，广播、电视、报纸不能再宣传。”
在法庭上，检察官质问：“胡建学，你在任职期间，平均每天的受贿数额高达数百元。在泰安一些贫困村庄，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入还不到５００元！你怎么忍心？”“你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你说过，在三年困难时期，你爷爷为了给你省一口饭吃，自己如何忍饥挨饿。现在，你怎么忍心？”胡建学的眼泪簌簌而下。直到政治生涯彻底结束、从一个野心勃勃的市委书记沦为阶下囚的时候，胡建学才想起自己的根。
四
胡建学已经以最耻辱的方式走掉了，他给泰安建设事业留下的后遗症，却是三年五年也消弥不了的。
当年胡建学最重要的有形“政绩”之一，是如今在泰安市干部群众中传为笑谈的松园小区。在城市的远郊，２０亩地范围内，孤零零地矗立着１０座２０层高的住宅楼。将近一个亿已经投进去了，建筑框架已经完成，但要把里里外外都装饰完毕，能够投入使用，还得一个多亿。你说继续建是不建？不建，已经投进去的钱就算扔了。续建从哪儿弄钱？建成以后卖给谁？
胡建学不管这些。在被捕前的１９９４年底，他就早已经为这个刚建半截的小区竣工提前剪了彩。他妄想着任期届满后自己就高升，把这１０座半拉子大楼留给下一任修去吧。修好了，是他胡建学的功劳；修不好，是下一任没本事！
胡建学在泰安５年，铺开了１１个摊子，设立了一大堆项目筹建处，每个筹建处都定为县处级单位，但一个项目也没建成！
五
１９８４年，胡建学才是山东省计委的一个副处长。不到６年，他就成了泰安市的市长。又过５年，沦为阶下囚。按照泰安干部群众的说法，他“一心想当官，想当大官”，直到检察官们去“拜访”他之前的最后时刻，他的升官梦才彻底惊醒。
１９９４年６月，胡建学出了一部文集。这部书定价十几元一册，共印一万册，全部由泰安市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用党费购买。书出之日，泰安市委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市委机关报《泰安日报》要求全市各级干部，“要结合《邓选》一并学习”！
在泰安，胡建学的权力至高无上，想摆什么谱就摆什么谱。他几乎每次到下属县、市出巡，都是一个长长的车队，前边警车开道，后边数十名随从簇拥。为了唬手下的干部，胡建学常用“辟谣”的形式造谣。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他煞有介事地说：“现在，‘业余组织部长’不少，乱传小道消息。有人说，中央要调我到天津去当市长。我告诉大家，我哪儿也不去！”事实上，这只是他自己造舆论蒙人。
直到站在法庭上，他才承认自己既不懂工，也不懂农，更不懂法。他唯一的过人之处，不过是一点政治上的小聪明，但他大大低估了我们党的自我净化能力。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彻底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