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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尋找竊聽風暴裡的歷史記憶與良心 [打印本页]

作者: lantting 时间: 2012-12-23 00:27 标题: 尋找竊聽風暴裡的歷史記憶與良心

袁莉

跟

德國人說，在中國最有名的德國電影可能要算《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 又譯《他人的生活》）。他們常常先是一怔，接著理解地笑了。不知道別人到柏林去找什麼，可能是那裡有名的夜生活，新舊相映的建築或者收藏豐富的博物館，我是循著《竊聽風暴》去的。

Li Yua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圖片：走進斯塔西的世界

我想知道，一個曾經被秘密警察嚴格控制、滲透的社會，在民主化之後，在所有的秘密檔案被公開後，人們如何面對人性最醜陋的一面──背叛。為何德國要花費那麼多納稅人的錢來整理、拯救、公開曾經的秘密警察報告？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與良心有什麼關系？

對於遊客來說，柏林表面上和很多西歐大城市沒有太多差別。2011年版的孤星之旅《柏林城市指南》說，柏林人口343萬，其中48萬為非德國人，失業率14.2%，單身住戶家庭佔家庭總數的53%，有175座博物館，10.88萬只狗。

但柏林畢竟是經歷過納粹和東德兩個專制政權的城市，稍稍留意，還是能看到很多痕跡。

我在柏林住的酒店位於二戰前的猶太人聚居區，幾條街外柏林最大的猶太教堂門前晝夜有警察巡邏。據導遊說，並非因為真會有什麼反猶活動，而是為了向猶太人表示歡迎他們回來定居的決心。酒店在柏林牆的東邊，牆早被拆沒影兒了，要坐地鐵跑老遠專門去看，但看到周圍熟悉的蘇式灰色水泥樓，就能肯定這裡是以前的東柏林。那樣的樓很多在中國城市裡長大的人都住過，五六層高，每層兩到三戶，實用，但談不上美觀。在柏林，這種樓很多被整修一新，柔化了嚴厲的社會主義氣息，一樓的設計店甚至為整棟樓抹上前衛的味道。

據說，這個地區的房租近幾年來上漲迅猛。出門看看周圍林立的咖啡館、小眾時裝店和匆匆騎車而過的年輕人，便知道，前東德的幽靈在這裡沒有藏身之地。

我在前東德秘密警察總部七號樓裡的那部古老的Paternoster電梯裡找到了曾經籠罩著一千多萬人口的幽靈。這種電梯曾經流行於20世紀上半葉，上下兩個輪軸掛著多個僅能容納兩人的小電梯間在四層樓間循環往復，輪軸的一邊永遠向上轉，一邊永遠向下，沒有門，可以隨時在每個樓層跳進跳出。在1989年底之前，無數東德秘密警察曾經在這部電梯裡進進出出，高效率地工作著，力行他們的座右銘──做“黨的劍與盾”，力爭做到“無所不在”。

雖然這部古老的電梯依然在盡職盡責地運轉著，這座灰色的蘇式辦公大樓和旁邊的兩座樓卻已被改造為“斯塔西檔案聯邦管理局”（The agency of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Stasi records，簡稱BStU）的檔案庫，而隔壁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斯塔西，Stasi）的行政總樓也已被改為“斯塔西博物館”。

看過《竊聽風暴》的人對這個院落和斯塔西秘密檔案（Stasi files)應該並不陌生。影片裡的不少場景都在那裡取景拍攝，而負責竊聽的那位秘密警察對體制和職責的背叛就是從偽造檔案報告開始的，最後電影中被監聽的作家也是在一摞非常高的關於自己的秘密檔案中破解了人生的悲劇和轉折之謎。

斯塔西於1950年按蘇聯克格勃的模式成立，目的在於“鏟除東德境內的階級敵人”。至1989年，斯塔西共雇傭了約28萬人，除9.1萬名全職秘密警察，斯塔西“與敵人鬥爭的主要武器”是非正式的合作者。這些人通過監視家人、同事、朋友和同學等向斯塔西報告社會的各個方面。到1989年，斯塔西有18.9萬名非正式合作者，其中包括1500多位西德公民，為斯塔西提供西方的情報。斯塔西對東德社會的控制與滲透史無前例，東德1611萬人口中有1.74%為斯塔西工作。而前蘇聯人口中只有0.17%為克格勃效力。

這些人與斯塔西合作有些是出於政治信仰，有些是為了個人經濟和職業利益（我在檔案館看到一位前合作者的檔案，其中一張是300馬克的置裝費報銷單，相當於當時一位中等收入東德人約半個月的工資）,還有些是受到了脅迫（如《竊聽風暴》裡的女演員）。斯塔西人員把自己竊聽或偷取到的信息落實為文字或圖片等，匯成報告存檔。從1989年底柏林牆倒塌至1990年初憤怒的群眾湧入斯塔西總部期間，大量秘密檔案被毀，但剩下來的依然有111公裡書架長的文字報告，3900萬張檔案卡，140多萬張照片等。

德國於1991年底通過了《前東德國安部檔案法》（Stasi Records Act，也稱斯塔西檔案法），決定成立一個聯邦委員會來保存這些檔案，幫助個人獲取斯塔西存儲的關於他們的信息，以便確定斯塔西對他們個人命運的影響。這個法案也旨在確保能夠對斯塔西活動造成的歷史、政治和司法影響進行重估。

1990年代中期，這個委員會最多雇傭了約3000人，現在已下降至不到1600人。20余年來，共有290萬人次要求查看檔案，今年每個月還有約8000人要求查看自己的檔案。

委員會工作人員對這些檔案的整理和維護可能堪與當年斯塔西秘密警察的敬業態度相比。每個人的檔案都會被認真捋過，以確保其中涉及到的其他受害者的隱私受到保護（其他受害者的名字會被用黑墨蓋住，但為斯塔西工作的人員名字不會被遮蓋）。在柏林的申請人，在檔案準備好後會被通知前往委員會位於市中心總部的一個專門房間看自己的材料。進去之前，會有經過訓練的工作人員幫助他們做思想準備，因為他們可能會發現自己信任的朋友或親人曾經向斯塔西告密。

其中一些工作人員還致力於復原在斯塔西垂死年月被毀的1.5萬袋材料。他們曾經用人工復原，但效率低花費高。委員會最近準備啟用一個電腦軟件，更快捷地復原被毀檔案。

為什麼一個民主國家，在前專制政權消亡20多年後，依然願意花這麼大力氣來挖掘自己那段黑暗的歷史？用現任斯塔西檔案聯邦專員羅蘭•揚(Roland Jahn)的話說：如果我們能更好地了解專制，就能更好地建造民主。

這位前東德記者、持不同政見者，自己就是斯塔西的受害者。他在讀大學時就因為同情持不同政見者而被開除，在第二次被捕後，受斯塔西頭子 Erich Mielke的指令，揚被塞上一輛駛往西柏林的火車，被驅逐出境。他後來在自己的檔案中發現，一些朋友曾經為斯塔西監視他。

關於“來來往往”

“來來往往”專欄嘗試用西方人熟悉的語言與語境寫中國商業文化。專欄每兩周在《華爾街日報》報紙及網絡版以中英文雙語同步發表。專欄作者袁莉2004年在紐約加入《華爾街日報》，先後擔任記者和專欄作者。她2008年回到北京擔任《華爾街日報》中文網主編。袁莉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並曾在新華社擔任編輯以及駐泰國和阿富汗記者。歡迎讀者發送郵件至li.yuan@wsj.com或在評論欄中發表評論和建議，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追蹤她。

下面是我和揚的對話。對話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解答我對於中國的困惑。如果不能直面文革和大躍進，我們這個民族能進步嗎？（編者注：因篇幅原因，對話文字略有刪節）

問：20多年來有290萬人次申請查閱過自己的檔案。他們都是些什麼人？人們決定查看或不看自己檔案的原因是什麼？看過檔案後對他們的生活是否有影響？有何影響？

答：有不同的群體，有個人，也有記者、學術人士和研究人員。查閱斯塔西檔案的個人想知道斯塔西如何控制或打亂了他們的生活，想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遭遇困難，比如在求學和工作期間。查閱這些檔案的人有機會重新獲得自己的經歷記錄。另外，數百萬人也確實需要文件為自己平反。因政治原因入獄的人需要証據証明自己在監獄呆過。這對他們的平反和退休福利都很重要。

問：有些人並不想知道自己的檔案中都寫了些什麼。談論過去對他們來說是件痛苦的事情。這種情況很普遍嗎？

答：人們看不看檔案是他們的自由。但現在我們知道很多人年紀大了時會決定查閱檔案，比如退休之後。他們需要時間為查看有關自己和所處環境的檔案做好心理準備，比如他們可能會發現有些朋友甚至是親戚曾與斯塔西一道反對他們。我們現在每月仍會接到8000份個人檔案查閱申請。

問：當初要開放檔案時，曾有人反對設立這樣的一個聯邦委員會。他們說，如果人們看到這些檔案，可能會在社會中滋生仇恨心理。您看到過這樣的例子嗎？

答：沒有出現仇恨和警惕心理。相反，過去20年的檔案開放顯示，我們走的路是正確的。我們的經驗表明，所有這些不安想法都是錯誤的。情況的發展顯示出德國對這些檔案處理得有多好。可以說，根據《斯塔西檔案法》開展的檔案保管和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對德國和全世界都是如此。它可能成為其他國家的典范。比如，波蘭有很長時間沒有公開檔案。人們無法查閱檔案，因此對秘密記錄的內容不得而知。這種狀況會制造一種容易出現政治操縱的氣氛。透明加上數據保護雙管齊下是管理檔案的正確方法。一個社會有必要面對自己的過去，幫助人們塑造民主制度，特別是讓年輕一代了解獨裁統治，了解獨裁政權是如何運轉的，避免未來重蹈覆轍。

此外，檔案的保管和開放有助於樹立人們對公共服務和政界的信心。根據《斯塔西檔案法》的規定，在公共服務、政府或政界擔任要職的人需要受到審查（以確保他們沒有為斯塔西服務過）。到目前為止，我們接受過約175萬份審查申請。

問：揚先生，您看過自己的檔案嗎？您憤怒嗎？

答：我看過，我對自己看到的很多信息感到非常沮喪，特別是檔案中說我的一些朋友曾為斯塔西工作並且反對我，背叛我。我不得不接受他們是“假朋友”這件事。這讓我難以接受，但同時讓我感到釋然，因為我終於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曾試圖與一些背叛了友誼的人交談。一些人願意和我談，一些人不願意。他們應該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我與那些談過話的人現在找到了一種新的關系，如今我們可以交談並且保持著聯系。我與那些拒絕和我談話的人沒有聯系。

問：您從前一些曾為斯塔西工作的朋友為什麼不願和您說話？

答：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他們不誠實，一種是他們不想面對自己的過去。如果他們回顧過去，就必須面對自己曾經做過的事，就必須與自己和自己的過去對抗。

問：您所在的機構是歐洲記憶與良知平台(Platform of European Memory and Conscience)的創始成員。記憶與良知有什麼關系？

答：首先，我們認為有必要就對極權主義政權的態度達成共識，有必要就如何塑造我們未來的社會達成共識。我們德國人感覺尤其有責任吸取歷史教訓，因為德國在20世紀先後經歷了兩個專制政權：納粹政權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民主德國。最重要的一個共同點是人權。不忘獨裁統治有助於培養良知，有助於人們培養對民主社會價值的意識。

比如，在中國的政治發展問題上，中國政府忽視人權的做法應該受到批評。如何搞政治是可以商榷的，但毋庸置疑的一點是，政治不應損害人權。

問：由於對文革和1958年至1961年的大飢荒沒有正式的歷史記述，中國有些人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一些人否認那兩個時期曾發生過任何悲劇。政府在國家記憶和良知方面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答：在德國和任何多元化社會，誰都不能就應該如何開展歷史研究給出具體方向。所以，學者或記者可以自由地開展研究和學術工作。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信息來源，就歷史中的某些事件發展得出自己的結論。任何政府都不能規定你必須按著這種或那種方式描述歷史事件。雖然我們的機構是聯邦政府的一部分，但它的研究是獨立的。

問：您所在機構的工作可以說是在挖掘歷史記憶。為什麼人們有必要保留對歷史的記憶？為什麼這樣做對社會有好處？歷史記憶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答：以這樣的意識和理解回顧歷史和經驗，特別是教訓和失誤，我們就可以塑造未來的社會。我們對獨裁統治的了解越多，就越是能夠積極塑造民主制度，保護其不受負面力量的影響。

問：聽說您對影片《竊聽風暴》有一些批評或保留看法？

答：在這部影片中，一名前斯塔西官員轉變態度，從一名積極監視反對派的秘密警察變成了質疑自己工作的人。影片中沒有交代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他為什麼改變？影片結尾也極其令人難以置信。對任何一個經歷過如此苦難的人來說，影片中作家在書中感謝前斯塔西官員的一幕都是不可能的。一個人怎麼會感謝導致自己女友死亡的人？為什麼要感謝？他可以說出來或表示理解，但為什麼要在書中表示感謝？

問：曾經效力於斯塔西的特工無人因這些檔案而被提起刑事指控，這樣說準確嗎？為什麼這些前特工很少被起訴？

答：可以這樣說。只有個別前斯塔西官員被提起公訴。通常來講，曾為斯塔西工作並不算犯罪。例如，按照私法，隱瞞這一經歷可能會被解雇並帶來嚴重政治後果。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經歷可能是刑事犯罪的一個元素，比如當一位前斯塔西工作人員被控妨礙司法公正、非法拘禁、人身侵犯或間諜罪時。最重要的是我們是法治國家，即便是處理曾有司法不公行為的人也會依據法規走法定程序。

問：如果那些做過可怕事情的人沒有因自己迫害他人而受到懲罰，今後人們會更容易效仿這些人嗎？

答：需要堅持的是法治。如果法律不能進行懲罰，那麼社會就必須介入，然後就需要在一場公開的討論中進行道德辯論，對發生過的事情進行評估。受害者遭遇的不公正對待需要得到確認，相關負責人需要在這樣的公開討論中面對自己的責任。

作者: =Era= 时间: 2012-12-23 11:26

記得 Goodbye Lenin 也是德國電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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