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对战争的“爱”与怕多国部队向利比亚展开空袭后，美国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低调。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说，他反对扩大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美国将在未来数日内将指挥权交给其他方面，利比亚的国内冲突最终还是要利比亚人自己解决。

 

然而就在2003年，美国还不认为“伊拉克的事情要伊拉克人自己解决”，坚定的发动了一场战争。这次的态度转变，显然是因为伊战让美国损失惨重，至今“伤疤未好”所以“没忘了疼”。不过，与政客的冷静不同的是，美国民众却像以往一样，早就“激昂”了，70%的美国民众赞成美国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

以达尔富尔为例

从03年初开始，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距达尔富尔万里迢迢的美国，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还在关注达尔富尔。

“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发起了“为达尔富尔发出一百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100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为阻止屠杀、保护平民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到6月底，该活动成功结束，第100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专门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达尔富尔”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

美国社会对达尔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年春夏之交卢旺达有近50－100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其当初的沉默所带来的恶果不能释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尔富尔危机的激烈反应，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每次政府出兵，美国人都大幅度支持

无论朝战、越战，还是伊战、以及这次的对利比亚动武，美国人在开战初期都是大幅度支持，他们自认为出兵是“正义行为”，往往表现出“群情激奋”。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看看他们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反应就清楚了，他们本来就在呼吁干预，政府出兵干预了，正合他们的心意。

  

但是美国人又“伤不起” 

 

死伤一多，民众就由支持变反对

十余年越战美国总共阵亡5万人，反战就成了“政治正确”而导致撤军，对战争的支持率从1965年8月的61%跌到了1971年5月的28%。其它战争也类似，朝鲜战争支持率从1950年8月的66%跌到了1952年10月37%；伊拉克战争初期支持率是53%，但是当美军进展顺利、伤亡很少时，支持率一下着达到了76%，后来伤亡增大时，支持率又下滑到40%。

所以盖茨是对的，如果他听信美国人现在的高支持率而对利比亚扩大军事行动，那么随着伤亡的出现，美国人很可能转过头来就骂他。可见，美国人的信念并不稳定，而是受情绪支配，他们本就该预料到战争会是泥潭，但在初期却又忍不住要亢奋。

  

美国人打战的“成本制约”

命金贵，钱也沉，这就是美国打战的“成本制约”。美国的官员和国会自然明白这个“成本制约”，其实就连民众，也无非是用支持率来表达自己的情绪，真到做决定的时候，也会很保守。

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来一直有人怀疑罗斯福总统事先曾得到情报，但是他置之不理，有意让日本得逞，来激怒美国人民支持参战。这当然只是怀疑，不能当真，但它涉及的逻辑却是存在的：除非遇到珍珠港、9.11这类把美国人真正激怒了的打击，美国政府要付出较大代价来达成其国际目标很不容易。开战之后代价一旦“超标”，也必须知难而退，美国人不允许政府豪赌下去。

回想当年的“伊朗门事件”：美国政府想资助尼加拉瓜反对派，国会不给钱，政府官员偷着把卖武器给伊朗的钱挪用了区区300万元，却马上被国会抓住，当事人诺斯等尽管也是为了美国，并无任何个人私利，却都因违法而被判了刑。

  

所以“好战”的背后也有胆怯

萨达姆可以发动两伊战争不惜伤亡100万人；布什在伊拉克伤亡三千他就得想着撤退，尽管伊拉克人口比美国少得多。苏联家门口的匈牙利只是想中立，而捷克甚至连中立都不奢望，只想在内政方面有所改革，但是苏联马上就几十万大军压境，而美国家门口的古巴作为苏联盟国在美国鼻子底下几十年屹立至今，当年加勒比海危机中还部署苏联核武，险些成为对美国的封喉剑，但美国一直不敢拔掉这颗“眼中钉”。所以美国武力干预的热情有余，武力干预的魄力却不足，出兵格林纳达、巴拿马这样代价极小的行动美国能够玩上一把，出兵古巴就不好玩了，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不是没有道理。

  

想打又怕打，这就是美国既不愿完全窝在家里，又不能把战争搞到太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