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 Morrow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ith respects to Katsushika Hokusai
在
日本發生強烈地震及海嘯後，現任東京都知事的作家及政治家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發表了天譴論，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失言了。石原稱，此次地震是當代日本人的自私所引發的天譴。他說，日本人有必要利用這次海嘯把自私的貪欲沖洗幹淨，長期以來，這種自私就像細菌一樣附著在日本人的思想意識中。事實上，這正是日本右翼團體長期以來一直鼓吹的言論：日本年輕人只考慮自己，太過個人主義，失去了日本人原先所具有的順從、自律的集體精神，這種精神支持下的日本人應該總是把國家利益擺在個人利益之前。
石原慎太郎未能逃脫輿論的強烈譴責。上述言論一出，立即引發了憤怒的聲討，指責他對仍然難以計數的地震、海嘯及核輻射受害者缺乏同情心，他不得不為此而道歉。不僅如此，包括年輕人在內的全體日本人在過去這兩周用行動証明了他們仍然可以做到自律和無私。
石原慎太郎的冷酷言論是利用了一種原始但常見的人類心理反射，這種反射賦予自然界中的非人力以特殊涵義。在古代中國，地震和其他自然災害被認為是惡兆，意味著一個朝代即將走向滅亡。日本也有這種傾向。傳統上，日本人認為地震是由於一只大鯰魚在劇烈活動，這只大鯰魚被奉為神靈，受到膜拜和供奉。
Magnum Photos
1945年9月8日﹐一處為廣島原子彈爆炸難民提供的救助站中﹐一名婦女懷抱著她的孩子。
一直以來，日本人都熟知大自然的破壞力量。但這種力量有時候也是有益的。1274年，當一支由16,000名蒙古、中國及朝鮮士兵組成的船隊試圖攻打日本的時候，據稱一場可怕的台風摧毀了這支船隊，從而阻止了這場侵略。這就是“神風”這個詞的來源。那一次，自然力量拯救了日本。
當日本於1944年陷入同樣的窮途末路之際，以“神風”為飛行敢死隊命名自有其深刻含義。當時，單純的軍事努力已經不足以避免戰敗，這就需要一些更加崇高更加神聖的東西來挽回局面，通過犧牲日本最優秀、最聰明的年輕人，使佔據上風的美國軍隊在敬畏中退卻。至少日本是這樣希望的。
The Yomiuri Shimbun/Associated Press
週二﹐日本南三陸町﹐被疏散人員在一個避難所裡做運動。
這不再是常規戰爭的一部分了。看不見自己的敵人，就不可能進行防御，也許正是這一點促使日本軍方的頑固分子下令接受無條件投降。用日本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的話來說，原子彈是“一種將導致人類文明徹底滅絕的可怕的新型武器”。為了挽救人類文明而投降不能算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除了讓幾十萬人承受原子彈爆炸所帶來的可怕影響外，廣島和長崎遭受的轟炸還產生了其他不幸後果。它扭曲了日本所應承擔的戰爭責任問題。這兩顆原子彈使整個這段時期看起來像是另一場自然災害、一次強烈的地震，而不是一段人類罪惡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所有日本人都受到牽連，而不僅僅是軍隊。
許多善良的日本人認為這兩顆原子彈是來自上天的懲罰，硝煙散盡後，所有的道德記錄都變得一清二白。關於長崎原子彈爆炸的最著名實錄是由受害者之一、放射學專家永井隆(Takashi Nagai)撰寫的，他後來死於白血病。他將此次爆炸看作是一種賜福，一場可以使人類贖罪的災難。和長崎市的許多居民一樣，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但很多日本人都相信他的觀點。
Micheal Kenna
日本西海岸的一處避風港灣。
永井隆博士很清楚地意識到原子能的破壞力，但他還是將其視為物理學上的一大勝利和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大進步。長期以來，其他日本人也和他一樣對核能抱著非常矛盾的感情。組成美國核保護傘的各種物件在日本海港進進出出一直是個公開（但也被人深惡痛絕）的秘密。正如我們現在所知的那樣，盡管日本對核能的依賴程度一直要高於其他大多數國家，但東京電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在最近的核事故中成為最不受信任的機構是有充分理由的，這家公司長期以來一直在掩蓋其核反應爐中潛藏的危險缺陷。
對災難可能隨時降臨的持續警覺給這個國家的文化帶來了顯著影響。戰後日本最著名的產品之一就是《哥斯拉》(Godzilla)怪獸電影系列。哥斯拉的創意不僅僅出自金剛，其靈感還來自1954年的一次核事故。當時，美國在太平洋上爆破了一顆氫彈，使一位日本漁民受到核污染並因而喪命。哥斯拉正是由海底的核爆炸催生出來的日本毀滅者。（順便說一句，為第一部哥斯拉電影制作特效的口谷英二(Eiji Tsuburaya)還曾為另一部完全不同的電影制作了驚人的特效，這就是《夏威夷大海戰》(Sea Battle from Hawaii to Malaya)，這部電影拍攝於1942年，是為了慶祝日本襲擊珍珠港一周年。）
自然災害所帶來的威脅感深深根植於日本文化中。日本最早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就會舉行一些安撫自然力量的宗教儀式，通過這種儀式來敬神。由於大自然時而親切仁慈時而勃然大怒，因此必須通過供品、典禮和獻祭來使諸神保持愉悅。和基督教或猶太教的上帝不同，神道教的神並不把法律、道德標準和教義強加於人。這種宗教所需要的一切只是尊重。
佛教對生命的短暫性和無盡的生死輪回有著深刻的領悟，這種宗教也被証明與時刻面臨自然災害威脅的人們非常投契。在形容日本人共有的人生觀時，宿命論是經常被用到的一個詞語。日本的文學作品中充滿了這種情緒。看看親當（Chikamasa）在15世紀寫下的這首詩吧：這一天你誕生了/下一日就將死去──/今日/薄暮降臨時/秋天的微風拂過。
但是，順應變幻莫測的自然和命運不會使生命變得輕賤。相反，這會使人更加珍惜活在地球上的短暫時刻。那些生活在比較安全地區的人們通過憧憬某種形式的永生來與死亡的必然性抗爭，即使自己不能求得永生，也要讓功德流芳百世。為人修建的紀念館（比如在曼哈頓或芝加哥）就是為了永久保存下去，至少這是一種理想，為神建造的紀念館也是如此，例如歐洲的大教堂。
居住在火山坡和地震帶上的日本人不會建造永久的紀念物。傳統的日本建築是用紙張和木材建造的，其柔韌性足以抵御輕微地震，並不是為了追求永恆。日本最著名的神道教神社坐落於日本中部的伊勢，這座神社是如此之神聖，只有皇室成員才能擔任其高級神職人員。這座神社始建於1,500年前，可以說既很古老又很年輕，因為它每隔20年就要被拆掉重建一次。唯一不變的一點就是它的非永久性。
東京和日本其他城市現在有許多用混凝土和玻璃建造的高層建築，具有抗震結構，但這些都是相對較新的開發專案。盡管現在許多建築已經不再用木頭建造（木材太昂貴而且很難維護），日本的城市建築看起來還是有些偷工減料，很像電影布景，就好像在建造時就預期一切都是暫時的一樣，看起來不太像曼哈頓，更像洛杉磯。
東京在20世紀經歷過兩次幾乎徹底的損毀，一次是在1923年的毀滅性地震之後，另一次是在1945年被美軍的燃燒彈燒成廢墟之後。在這兩次重建首都的活動中，東京人民都行動迅速，幹勁十足，而且精神振奮。在19世紀後期以前東京還被稱為江戶的時候，江戶人引以為傲的一點就是能平靜地接受地震和火災，後者美其名曰“江戶之花”。
這是宿命論的另一個方面，無論是東京還是日本的東北部沿海，在遭受災難打擊之後都能很快恢復元氣。外國觀察家們對日本人在當前環境下表現出來的自律和團結表示讚嘆。沒有搶劫，沒有騷亂，也沒有暴力活動。但情況也並非一直如此。在1923年，有關朝鮮僑民在水裡下毒的傳言引發了一場大屠殺，因為恐慌的日本民眾一遇到朝鮮人長相或口音的人就會襲擊對方。
在過去這兩周裡，日本人保持了自律性。這種自律來自所有日本人從小就被灌輸的社會從眾性，還來自照顧自己的責任感以及怕給陌生人添麻煩的心理。這也要歸功於幾個世紀以來與災難相伴的生活所澆築出來的一種意識：倒下的一切都能被重建。日本有句話叫“隨水流逝”，就是說要忘掉過去的一切。這可能是一個弱點（不願承擔過去的責任），也可能是一個優點（努力開創未來）。
我們還不知道最近的這場災難究竟會發展到什麼程度，但是有理由相信日本不僅會再次重新振作起來，而且還會變得更加強大。和1995年神戶大地震之後不同的是，這一次日本政府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外國援助，這說明日本現在對世界變得更加開放，在民族自尊心方面不再那麼敏感。
韓國和中國也首次向日本派出了救援隊，這無疑會大大改善因過去的戰爭屠殺而變得緊張的韓日和中日關系。日本自衛隊被動員起來參與救災以及日本士兵在幫助國民時的卓越努力將提升他們的形象，使經歷了一場悲慘戰爭後不再相信自我防衛能力的國家恢復一定的信心。日本政府本身也在努力鼓舞民眾信心，在這段痛苦的經歷之後，應該也會蛻變得更加強大。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普通日本國民的行為，他們表現出來的冷靜韌性証明了石原慎太郎的言論不僅是愚蠢和幼稚的，而且是錯誤的。他們在認真地承擔責任，不僅為自己和家人，也為完全陌生的人。如果這種做法不符合日本的傳統舊習，那麼現在正好可以打破陳規。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是紐約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的Henry R. Luce教授。最近出版的書籍有《馴服諸神：三大洲的宗教與民主》(Taming the Gods: Religion and Democracy on Three Continents)。）
（本文版權歸道瓊斯公司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譯或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