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不少评论都针对这次“日本出事，中国沦陷”的问题，讨论中日两个民族的文明素质及民族性。近一百年来，中国有不少作家批判中国的民族性，鲁迅对中国民族劣根性挖掘最深，柏杨反覆申述中国人摆脱不掉脏、乱、窝里斗的丑陋本性，陶杰历来说中国民族有小农 DNA，而这次地震显示日中民族质素优劣有目共睹，似确有民族 DNA存在。昨天论坛版有作者凝缘提出不同意见，他以自身经历说明在 89民运时内地市民的井然有序，当年北京青年孤身挡坦克、市民冒死救枪伤者，“各阶层国人焕发出的亮丽人性风范，哪一点比震中日人逊色。”他又表示，“遗传基因只能决定肤色体形，生而平等、自由民主是人类共有的精神 DNA。”

陶杰的民族 DNA说法，只是民族性的另一种较有趣的陈述，与科学上的遗传基因决定人的生理特征并非一回事，而人类社会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恐怕也与科学基因无关。中国人的民族性缺失，历来作家学者多有论述。在特定时间特殊情况下，为了反专权体制的共同目标，人们会有团结一致的表现。一时的表现不能掩盖长期以来只逐私利不顾公益，遇事一窝蜂和脏乱窝里斗这种民族劣根性。

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是由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民族的历史，和长期的社会生活形态所形成的。

以地理环境来说，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活在辽阔的土地，遇有天灾，逃荒流徙容易，所以较缺少危机意识。虽有居安思危的古训，现实生活则多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而且总是心存侥幸，不见棺材不落泪。而日本民族则存活于岛国，四边是海没有迁徙之路，处地震带，缺自然资源，不能不随时准备天灾降临。而自然灾害的频繁与无常，使日人在自然面前必须谦卑，人人都必须自持、自制、有序、守望相助，人才可以生存。在 1995年阪神地震后，日人全面检讨防震措施，每年进行防震演练。这次核危机使日本和许多国家都搁置核能发展计划，而中国虽有温总对核能喊停，却立即又有反对声音，说中国的核能发展不在地震带，所以无妨。典型的心存侥幸。

以历史来说，中国有两千多年而且至今仍未走出来的专制传统。专权政治的统治，就是对老百姓样样都管，人必须依附掌权者才会有出头之日。而统治者的权力一旦放松一点，老百姓就像老鼠不见了猫似的，成为到处钻空子的刁民。成龙说，中国人是要管的。正确地说应是：中国人是被管惯了的。被管的人，只能在服从与钻营中求生，没有个体之间互助的能力，没有团队精神。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与中国人比，只看足球队的成绩就可以知道。

在长期专权统治下，中国社会的人与人之间，普遍缺乏信任。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人与人的互信更彻底破碎。统治者不断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几乎没有一天不说大话谎话，加上没有独立舆论，百姓不相信政府，政府不相信百姓，百姓之间也互不相信。没有互信的社会，各种成本包括交易成本都极大。政府不相信百姓，就连年大增“维稳”的公共安全费，今年维稳费已超过军费了。百姓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传媒，于是对种种可能给自己带来利益或损害自己利益的传闻就“宁可信其有”。盲抢盐的闹剧就是这样在全国各地缺乏互信的状态上演，并延伸到港澳的。试想，这种事在日本会发生吗？说日本人普遍的文化知识比中港澳高，这不成理由。关键是日本是一个人与人有充份信任的社会，他们相信政府和传媒的信息，而不会相信没有根据的流言。

英国文豪萧伯纳说，对说谎者的最大惩罚，不是没有人再相信他，而是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不被人相信，顶多用自己的行动让别人对自己重拾信心就是了。不再相信任何人，则是非常可怕的事。当甚么事情都要反覆去查反覆去问，查了问了还是不相信，那不仅浪费时间金钱生命，而且简直就惶惶不可终日。盲抢盐固然反映人民的惶惶，而更惶惶的则是不相信人民并把维稳费不断拔高的统治者。

一个是人与人之间几乎有绝对信任的社会，一个是几乎绝对没有信任的社会。这就是今时今日，日中两国社会基因的最大分野。

周一至周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