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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藤原书店出版《中国民主化与刘晓波》专辑 [打印本页]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1-2-13 20:31 标题: 藤原书店出版《中国民主化与刘晓波》专辑

藤原书店出版《中国民主化与刘晓波》专辑

作者：依茕

日本著名的学术出版社藤原书店继2009年出版《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刘燕子主编解说子安宣邦作序  横泽泰夫及川淳子刘燕子蒋海波译）之后，又于2011年1月20日在其综合学术季刊推出《中国民主化与刘晓波》专辑（2011年冬季号总第44期，400页）。

至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为止，日本一共有两本刘晓波专著，一本是《现代中国知识人批评》（1992年野泽俊敬译德间书店出版），另一本就是晓波入狱和《零八宪章》一周年时出版的《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该书翻译和介绍了刘晓波的纪念天安门事件的祭诗、代表性的文论、《零八宪章》以及《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余杰的《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该书成为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之后日本读者了解刘晓波艰难的心路历程、思想与实践以及《零八宪章》意义的重要读本。

《环》创刊于2000年，2010年春季号推出《思考天安门事件与零八宪章》小专辑。本次专辑囊括了日本知识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媒体人的重要文章。

《专辑前言》指出：我们为刘晓波获奖深感欣喜。起码，本次获奖成为关注刘晓波思想与行动的契机。但局势并不乐观。因，对刘霞、对《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监控更加严格，对言论自由的压制的更加严格。

无疑，原本应当对中国当局更加严厉的批评，不过本辑宗旨在于我们自己如何清醒地认识到“媒体问题”多层次的存在。

首先，我们必须警戒的，是日本媒体问题。较之关注刘晓波的言行的本身，媒体更多地呈现出“反中”的倾向。此论视刘晓波为“反体制派英雄”。然，刘晓波本人说“心里非常不安，这个奖是给天安门亡灵的”，彻底忌避个人英雄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思想。今天必要的是，我们不被获奖后的喧噪所惑，安静地倾听刘晓波的肺腑之言：“我没有敌人”。超越体制内与反体制的极端的二元对立，为刘晓波的主张，也是《零八宪章》的意义。

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刘晓波的获奖呢？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有人说：“对过去的战争尚未足够清算谢罪的日本，没有批评中国政府的资格”。如此类意见所表明的那样，日本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缠绕在一起的。刘燕子尖锐地指出：“亲中派与左翼由于侵略问题内心抱有对中国的负疚感，拥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堡垒，不愿‘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经济人以商业利益优先，免谈政治，阿谀迎合中国政府的旨意；结果在日本形成一种奇怪的格局，即左右两翼均超越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容忍中国政府的行径”。但是，麻生晴一郎说：“我们正因为对中国抱有的贴近感，才应具备批评的视点”，这或许正是我们的所求。

世界正在朝民主化方向一点点进步。因此，本次获奖，不仅对中国民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如何看待邻国民主化，同时思考和追问本国民主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契机。以此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我们了策划本专辑。
专辑分为译文和论文两大部分，还有及川淳子制作的刘晓波作品国内外出版和翻译的年表。

《专辑》译文部分有：

横泽泰夫翻译的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和《我的自辩》，余杰的《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刘燕子翻译的丁子霖和蒋培坤的《我们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相识》和刘霞的《风-给晓波》等4首诗歌，刘霞的《美国笔会颁发自由写作奖给刘晓波-我的答谢辞》。

及川淳子翻译的中国知识人《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徐有渔的《关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思考》，李锐、胡绩伟等老干部，老知识人共同发布的呼吁“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新闻出版领域）预审制，兑现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以上译文部分在互联网有中文，在此不详细介绍）。

文论部分有：

麻生晴一郎两篇：1，《与刘晓波的最后一面》记录了2008年10月的访谈中刘晓波对日本的期待：”日本政府应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民主化和人权问题，对中国政府轻视人权的行为，应持批评态度”。2，《刘晓波的获奖与中国公民社会的走向》。

  刘燕子两篇：1，《刘晓波的诗歌与“生存的美学》。2，《希望在民间--作为人活着必须付出的代价》。后者介绍了中国大陆悄然兴起的沙龙读书热；成都秋雨之福家庭教会；尤其是贵州的人权研讨会以及“站在鸡蛋一边”的八〇后诗人王藏的诗歌和诗学实践。《专辑》刊登了四幅贵州人权研讨会的照片：成员陈西等会员纪念六四20周年；王藏、吴玉琴、莫建刚、廖双元等人在强拆现场帮残疾母和失学女维权； 72岁的糜崇骠老先生到贵阳市人民广场（贵阳市民所称谓的“民权广场”）-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事通报市民的，王藏提供的这些照片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刘燕子在1月16日神户的市民讲座，在2月4日东京某大学的研讨会上详细介绍了贵州人权研讨会代表的中国公民为争取公民权所作的坚韧不懈的努力。糜崇骠多年来每个星期六、星期天都要到“民权广场”，用其手工制作的“民主橱窗”宣传民主自由，并为广大贵阳市民宣讲人权常识，共同讨论人权和中国出路问题。这位老者已成广场的一个象征，公民觉醒的象征。

藤井省三在《高墙中的刘晓波与村上春树的破碎的鸡蛋》中介绍了村上的一篇重要旅行记《远方的大鼓》。

在这篇文章中村上记述了1989年6月6日在希腊旅行时，偶尔在机场买到报纸看到天安门事件时的心情：“关于北京的这则消息，真是越读越令人心情沉郁。如果我20岁，又是个学生，在北京，就是我，也会在那现场。我想象着那种状况，想象着朝这边飞来的自动步枪的子弹，想象着那子弹吞噬我的肉体，想象着骨头粉碎的感触，想象着撕裂的空气的‘龇”的声音，接着想象悄然浸入的一片漆黑”。
台湾在10年前出版了赖明珠的译本，中国大陆的村上热中却唯独没有此篇的中文翻译。

及川淳子在《“我没有敌人”的思想与行动-“体制外”非“反体制”》中，论述了刘晓波的“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致力于建设一个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性社会，通过改变民间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怯懦的，甘于奴役的生活方式，来致力于独立扩张公民社会、超越体制内与反体制的单纯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同时，强调了刘晓波作为公共知识人，独立知识人，自由知识人的个人立场。

峰村健司在《获奖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么-来自北京的现场报告》中记录了“犯人妻子”刘霞的心声：“自由比获奖更重要”。

清水美和的《刘晓波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语说：“狱中坚持抗争的刘晓波的存在，对何时出现开明的政治领导来引导政治改革抱有幻想的中国人，正是诀别之际了”。

横泽泰夫在《刘晓波与赵紫阳-近似的政治改革论》中比较了二者的渐进政治改革的共同点--相“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的改革互为作用与互为完善的特征。

藤野彰在《分化的中国--“党天下”会崩溃么？》中介绍了颁奖之后到北京与茅于轼先生的交谈。茅先生磊落而大方的态度，一贯的独立自由的品格给藤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望在《日本政府对中国民主化的对应-支持民主化运动的公费留学生的受难》中，介绍了支持1989年声援民主化运动的留学生，流亡的维吾尔人等对高举民主自由旗帜而实现经济成长的日本，都曾经怀抱很大的期待，但，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使得他们的理想幻灭，而且为此不得已离开日本。林文中写到1986年来国立大阪大学留学的公费留学生赵桑的经历。1989年赵桑积极参与支持天安门民主运动，并担任“中国民主阵线”关西地区代表。中国大使馆停止赵桑的奖学金，并在签证上刁难，虽然赵桑后来找到教会的日本人做“身元保证人”，并被迫在“反省文”上签名，但大使馆仍然给赵桑的指导教授施加压力，要求赵桑专心于学业，不再参与任何运动。1995年赵桑离开日本到美国。赵桑表示，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坚持民主，自由的普世理念，而日本却不给与任何支持和保障，像自己这样的留日生不在少数。2009年新疆流血事件之后，很多在日维吾尔人因参加道义上的声援，不敢回国，在日本无法获得延长签证，纷纷转道去美国和土耳其。林文指出，日本人在重视技术、环境、安全等价值的同时，应该重视已有框架和经验的民主法制的价值。刘晓波的获奖和中国民主化的问题，日本人应以此为契机，作为自己的问题来思考。

城山英己在《官与民的博弈-和谐模式崩溃之后怎样》中，指出“中国模式”的盲点，即牺牲人民利益、建立在社会的不公正和贫富悬殊之上的的“正统性”。官权对民权意识的危机和紧张感导致政治改革呢，还是继续以“维稳”来蒙混、压迫人民呢？城山最后借用幕府末期志士高杉晋的故事来提醒世人。鸦片战争以后高杉到上海，耳闻目睹了“繁盛”背后的帝国的衰微，由此引起了强烈的危机感，“今天的上海，就是明天的日本”，高杉回到日本后立即站到攘夷与倒幕的最前沿，成为明治维新的端绪。

加藤青延为NHK的论说委员。亲历1989年从胡耀邦去世，到戒严令的颁发，到武力镇压的全过程。加藤在《天安门广场三小时的空白与刘晓波》中提出四点：1，日本及西方诸国用“天安门事件”来概括这场流血运动，不如中国的“六四事件、六四屠杀”来得准确。因为坦克和开枪不在天安门中心。汉语中很多事件用数字表记，既能表示时间，又能表达事态。
2，可疑的空白的三小时；指的是1989年6月4日拂晓的两点到五点。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所有的外媒都被撤离到北京饭店。加藤目睹刘晓波手持话筒和其他君子竭力劝说学生和市民和平撤退的过程。唯一留在广场中心部的西班牙电视台纪录了刘晓波朝纪念碑白玉栏杆砸步枪的镜头。如果不是刘晓波和侯德健等人的努力，无疑，天安门广场会发生流血惨案。但，这三个小时的“清场”究竟发生了什么，至今还是一个谜。
3，对“挡坦克青年”的疑惑。6月5日，北京饭店所有外媒聚焦于一位两手提着白布袋，勇敢地挡坦克青年。这时的坦克，不是一辆，而是一列。先头的坦克向右转，青年就向右去挡，尽管长安街几十米宽阔的街道，后面的坦克队伍完全可以超越前头的从旁边前进，然坦克队伍却似乎很听青年指挥。在如此紧迫之际，从来没有看到过提布袋的市民和学生，而且，手提布袋，也不利于阻挡坦克。这位突然出来阻挡坦克的英雄实在太不自然，因为北京饭店正是外媒聚焦的最好地点。现在这位“英雄”在哪里呢？真相都在历史之谜中。莫非是当局“坦克没有碾死人”最好的宣传？
4，事件之后当局出版的《刘晓波-其人其事》意在批判刘反动思想，可是，由于里面收录了不少刘的原文，仔细阅读，反倒可以读出刘的思想和诉求。从天安门事件后到《零八宪章》的今天，水面下，人们以不同的形式在支持，在脉脉相传刘的思想和诉求。

矢吹晋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1989年9月即出版三卷《中国危机》，1990年出版《天安门事件真相》上下两册。这5本详尽的历史资料至今成为日本研究天安门事件的重要文献。矢吹晋的《对历史负责的刘晓波》中提到刘晓波的两个对历史负责：1，戒严部队在从四方向广场开进的过程中，西线、南线都发生了伤亡，而在广场，由于绝食四君子的基于非暴力主义的冷静的判断以及充满智慧和勇气的呼吁，广场学生和市民撤退时未流血。刘晓波曾经以犀利而尖锐的笔锋批评中国知识人种种软骨和劣根性，而他自己在历史的关头，选择了知行合一。2，与事件之后为“选择道德的美名而放弃事实的尊重”的“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夸张相对比，刘晓波选择了事实的真相的陈述。

天安门事件为刘晓波的原点。但，获奖之后，日本对刘晓波的种种评论之中，部分议论不看他在天安门事件中两个“对历史负责”的诚实的大局行动和“火中取栗”的勇敢精神，就以刘晓波的只言片语和他周围的局部当作全貌，实在不可思议。他对屈服于政治权力的中国知识人的批评，也许正是他选择不同人生的决断。刘晓波的专业原为中国文学研究，并非单纯的崇拜西欧文化的狂热分子，他的对中国知识人的批评，正是他切入中国历史中政治与文学，从知识人对权势的抗争和屈从的视点上展开，尤其着重于对中共当局统治下的知识人的生存方式的批评。刘晓波被谩骂为“狂人”，“狂犬”，究竟被辱骂者为“狂人”呢，还是开骂一方的当局为“狂人”呢，自有历史公正的审判。刘晓波的精神在于：在历史的法庭前面，保持诚实。

但是，矢吹晋不认为获奖在目前对中国民主化会有直接贡献，甚至当局将以此为严厉镇压的口实。一粒菜种已经播下，不久将会发芽，结出果实。然而，将发出怎样的芽，结出怎样的果实呢？具体的展望还看不见。将刘晓波投入监狱的这个政权的腐败日益加深。《零八宪章》的签名者和赞同者成千上万，而被起诉的只有刘晓波一人。如同日本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当局只判首犯死刑一样“杀鸡儆猴”。
“腐败的高度成长”远远超过“经济的高度成长”，没有工会为提高工资的斗争的高度成长，只能招致劳动分配率急剧低下，招致劳工的怨声与义愤，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已充斥巷间坊尾；当局对被掠夺土地的农民；对西藏等少数民族；对艾滋病的受害者；对毒奶粉的受害者；对为家庭教会、为法轮功进行法律辩护的人权律师的镇压，比对刘晓波们的知识人运动的镇压要严酷得多。
谁来推翻这个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打倒这个政权的组织，它不会自然而然地倒下？中共已处于适合被打倒的堕落的边缘了，而足以与其抗衡的势力眼下尚不存在。腐败在深化，却看不到颠覆的势力，看不到其崩溃之后承受的“托盘”，这也许正是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种悲剧吧。

矢吹晋对《朝日新闻》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其“感性的迟钝”：1989年6月4日拂晓，《朝日》有两名记者最后留在广场，一名文字记者，一名摄影记者。他们亲身经历的广场纪念碑周围的一切，如果不是四君子的和平交涉，这两名记者大概有去无回了。可是，广场，尤其是纪念碑附近的学生和市民撤退时未流血的事实，他们只在两个月后该报内部的《朝日人》（1989年8月）的上写出了真相，而1989年6月8日《朝日新闻》刊载的却是香港《文汇报》6月5日柴玲大屠杀证言的翻译。如果两个月后，他们的亲身证言不刊登在内刊上，而是刊登在《朝日》上，那么，日本读者至少在1989年8月就可知道广场的真实状况。多么不可思议！二十年过去了，《朝日》至今未做出任何解释。

子安宣邦是日本思想史研究者，是刘晓波的《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日文版出版的积极推动者。他在《序言》中指出：中共当局恐惧的是，刘晓波背负着天安门事件的死者的声音与支持《零八宪章》的生者的声音，并且将二者合而为一。在本期专辑中，子安宣邦再次提出《刘晓波：作为我们的问题—重读〈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

1，日本的媒体忘却刘晓波只是时间的早晚吗？

首先子安提出“刘晓波问题与日本的媒体”的问题。刘晓波在论述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时，认为互联网将成为民间自立的声音的连带，批评的民意将形成的最有力的民间力量。但是，我提出的却是没有言论控制的日本信息传达的问题。

获奖之前，关于《零八宪章》和刘晓波，在日本除了部分反华的消极报道以外，缺乏积极关心的报道。我自己是在看到NHK的消息报道上之后立刻寻找这方面的信息，可在传统媒体报道中，详细的信息皆无。无奈之中，立刻电子邮件询问旅住日本的中国友人刘燕子，从她那里得知随着事件推移的此方面的信息，刘晓波是谁？及川淳子在集广舍的网页上的《中国知识人群像》回答了我的问题。由此，我获得关于刘晓波这一人物的基本轮廓，我在此叙述我知道的刘晓波其人其事的来龙去脉，并非来自传统的媒体，而是互联网和博客。我再通过自己的博客将我拥有的信息传达出去。

我也曾经询问过前来参加“天安门事件与零八宪章思考会”的《朝日新闻》记者，是否有“自主规范”，回答是“没有”。也许诚如所言。但我认为这是出于他们怕这样的报道会立刻引起日中两国关系紧张，招致反日游行而高度“关照”中国方面的心情吧。并非只有这样的大媒体会抑制此类报道。牵领战后日本革新派言论的综合刊物《世界》（岩波书店出版）也同样是抑制的。这种抑制，与其说是从“对外的关照”出发，不如说来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无视。这种抑制，或者说无视，与被一直认为日本战后革新派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对刘晓波问题的反感的沉默深切相关。刘晓波的问题，也提出了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对当代中国认识本身批评的再检视的问题。

获奖之后，媒体报道似乎完全变了。无疑，获奖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政府不仅责备和否定授奖，不仅将刘晓波的家人和有关人员软禁和隔离，对国民隐瞒获奖的事实，而且对外施加压力，试图将此问题湮灭，其异常的举动举世皆知。因此，更多的人开始思考采取异常对应举动的中国政府背后隐藏的中国社会的事态和状况。部分媒体报道中国社会内部开始发生的变动，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如同众多的有识之士论及的，授奖将使得目前中国政府更加强化国内言论压制，还会强化对外的压力。那么，对来自中国的压力极为敏感的日本，也许，忘记和搁置刘晓波以及《零八宪章》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了。

在有关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报道抑制时期，我们出版了《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那么，在颁奖之后，为刘晓波，我们的课题是什么呢？
这就是---刘晓波将作为我们自身的问题。换言之，不是将之作为媒体的一时的流行的话题，也非作为商业主义的出版，而作为我们民间的自立的市民（公民）问题。未来的希望在民间，是刘晓波向我们发出的重要信息，这并非单单指的中国，同样，也是日本未来的希望。

2，“文革“是二十世纪权权主义最后，最凄惨的事件

“文革”，或者说高行健与刘晓波。
刘晓波获奖之前的9月26日，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召开。去年年末，北京中级法院宣布刘晓波11年刑期时，在日本较早发出《立即释放声明》的是日本笔会。我在早稻田大学的“思考集会”上说：“这一抗议来自于对这一问题几乎没有反应的日本言论人，因此《声明》尤其重要。然而，这个《抗议声明》是来自于国际笔会的请求呢，还是日本笔会的自主行动呢，我不知道”。
现在终于知道，这不是日本笔会的自主行动。日本笔会拒绝了将为刘晓波呼吁的集会编入该会的程序单。结果，由独立中文笔会，大赦国际日本分会共同组织的“刘晓波究竟做了什么---关于中国狱中作家问题思考会”在国际笔会东京大会的公式节目单以外举行-在大会的前一天在早稻田的奉仕园召开。与会的有十几个国家的作家，却唯独没有一名日本作家。

我在此开始写国际笔会东京大会的事，并非为日本作家们的政治痴呆而叹息，而是缘于为东京大会而来日本的演讲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

关于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高行健，我以前并无多大的兴趣。除了他获奖的消息之外，其余一无所知。10月7日的《朝日新闻》大版刊载了关于高行健的采访。我这才重新注意到他的存在。“中国民主化运动被武力镇压的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二十一年。今日仍远离故国在世界各地流亡的作家，艺术家中的一位高行健”，报纸如此介绍。在刘晓波获奖的前日，我知道高行健，与其说是奇缘，不如说是命运的必然性吧。刘晓波获奖之后，我立即开始阅读高行健以“文革”为基底的自传性小说《一个人的圣经》。这，真是一部沉重的小说。看得出，流亡，也是“文革”后他本人幸存的身影。“我的单位里也有十几人跳楼自杀”，高行健在采访中说。

高行健描写的“文革”这一“神圣”的权力与恐怖，大众动员等极权主义政治运动的特性全部齐全的动乱的体验，难道我们在自己的历史体验中就没有过么？与天皇制的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极权统治难道不重合么？我阅读《一个人的圣经》的同时想到，该书写的所谓“文革”，就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最后的，也是最凄惨的现实的发现。那些“文革”中的极权主义政治动乱，不仅具有中国的特殊性，而且，作为二十世纪现代历史上的一种极权主义的动乱，对于各自有其极权主义历史体验的不同读者，可以带来重新审视的可能。解构极权主义的中国的根本的政治变革，即要求民主化的人们的诉求，正是基于“文革”这一民族的悲惨的历史体验。1940年出生的高行健经历了“文革”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1955年出生的刘晓波在少年时代体验了“文革”的滋味。不过，二十几岁的经验，与十几岁的经验，对他们个人留下的意义不同。“文革”于高行健而言，或许是埋葬自己的记忆，从自己的头脑中彻底消失，好不容易保全的幸存的“生”。因此才有今天作为流亡作家的高行健的今天。于少年的刘晓波而言，“文革”却是在他们眼前展现的高行健们的知识人，或者说知识青年们的欺瞒，迎合，逃亡的悲惨的“转向戏剧”。

3，“文革”后刘晓波的批评指向于容许了暴政的中国社会的“弱者”的知识人

所谓“弱者”，屈服于权势者，成为容许专制的土壤，被统治者怀柔，并被作为手足被役使的茅厕。刘晓波在此指出中国民众是弱者，但他们并非生活的弱者。对权势的压迫既无抗争力，又无抗争意志的茅厕性的人才是弱者。
刘晓波的中国知识人批评，是对漫长的文化传统中迎合专制权力的弱者的知识人的历史性的批评。刘晓波对“文革”结束后知识人以受难者的面孔恢复丧失的权力和地位这一姿态难以宽许。毛泽东这一历史的专制统治者打制造息息相关。刘晓波对知识人的自我批评，正是作为中国知识人初次的彻底的自我批评。

4，天安门事件的真相

  1989年6月4日拂晓，刘晓波们竭尽全力说服学生和市民撤退，避免了日渐逼近的天安门广场最凄惨的事态发生。这证明在对当权者的武力镇压面前，学生和市民的和平的民主的要求是正确的。当时在广场的日本记者证言：“与广场外的悲惨相比，广场，最少在纪念碑周围，没有发生流血事件”。重读刘晓波的“向马力先生推荐《寻访六四受难者”可知：“六四之夜还在天安门广场的4000学生的生命，是用主动撤离换来的。因为，出面与我们谈判的清场指挥官季星国大校说得非常清楚：戒严部队接到的是死命令，在天亮前不惜一切代价清场。如若不是学生们主动撤离，结果必然是大量学生死在清场的枪口下和坦克履带下。”

  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戒严部队毫不犹豫武力镇压的决心。广场学生的撤退，并不能阻挡戒严部队武力镇压的铁腕。事实上，在包围广场过程中，戒严部队已经向学生和市民动用武力。刘晓波还举出了在西单六部口坦克冲向撤退学生队伍，躲避不及者，被坦克碾压的事实。戒严部队确实屠杀了学生和市民。他们从广场撤退，决不因此否认戒严部队屠杀人民的事实。
天安门事件的屠杀真相被当局隐瞒。屠杀者隐瞒或否定事实，被屠杀者见证屠杀却无法发出声音。屠杀者连他们的遗体都清洗得干干净净了。
  那么，谁在究明真相呢？是那些受难者的母亲们。也就是“天安门的母亲们，她们在极为困难，甚至招致人身危险的情况之下收集着“六四”受难者的名单和证言，2003年她们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公开信。
1991年1月刘晓波从秦城监狱出狱，他作为天安门的幸存者，身负死者亡灵的痛苦出狱。出狱后，他与那些母亲们站在了一起。

5，背负死者的亡灵

作为幸存者的刘晓波虽然活下来，然而，活下来的本身就是他内心的负疚。尚且，他在狱中背叛了自己的心灵。他背负着双重的负罪感而活着。六四，是记忆的针尖刺痛在他体内，也是二十世纪的战争和暴力时代幸存者我们心中铭刻的记忆。他的《六四，一座坟墓》也必须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六四，一座坟墓
一座永不瞑目的墳墓
　在遺忘和恐怖之下
　這個日子被埋葬
　在記憶和勇氣之中
　這個日子永遠活著。

6，天安门的母亲们的行动是中国朝向未来迈出的重大一步

中共政权试图将天安门事件从公共历史中抹杀，而究明事实的真相，追究法律责任的是“六四”事件受难者的家属群体。“这个由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遗孤、失去谋生能力的伤残者所组成的难属群体，从最初的生不如死到渐渐走出绝望的阴影，尽管，生活的艰辛一言难尽，灵魂的炼狱无以表达，高压下的沉默是那么无奈，觉醒后的抗争又是那么险象环生，但难属之间的相互温暖和国内外良知者的同情，近于奇迹般地支撑起“天安门母亲”的傲然挺立。＂

在共产党政权下，“天安门母亲”们的存在和持之以恒的行动，真是一个奇迹。这个被称为奇迹的坚持不懈的活动，正是中国朝向未来踏出的重大一步。
  中共掌握政权以来，由于一党独裁和专制统治者指导的错误以及无数次的党内权力斗争、政治和政策的失败，常常给人民带来大规模的灾难，造成无数的受难者。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死难的国民数千万，这些受迫害者、牺牲者，在政变后即使被恢复名誉和平反，这些死难者也不过是被白白地放置于历史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不过是白白送掉性命．只有“天安门母亲”们，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次要求究明家人被害真相，这种追究个别事例的真相，基于法定程序的的行动，正是受难者的母亲们、妻子们作为一位公民向政府要求的权利。

写到这里，我被“天安门母亲”们理性的、坚持不懈地行动深深地感动。

７，中国的民主化，正是中国人民成为真正的公民之时

天安门母亲们踏出的这一步告诉我们，它在当代中国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我在此瞩目”公民”这一字眼时，重读《零八宪章》，明白这是中国人民的公民的主张。诚如《我们的基本主张》所言：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这里说的”公民精神、公民权利“相当于日语中的”市民精神、市民权利“，也许后者便于日本读者理解，这里的”公民、市民ｃｉｔｉｚｅｎ“不是从上赐予的，有名无实的，屈服上头权力的“民”，而是《零八宪章》的真正的公民，公民精神，公民权利。我理解这样高瑜的《公民刘晓波》一文。
中国的民主化，正是中国人民成为真正的公民之时。
刘晓波通过天安门事件，通过公民的天安门母亲们代表的民间活动，看到了这正是通向中国未来的活路与希望，背负天安门事件双重负罪感的幸存者刘晓波，因此获得新生。

８，最后三点附言

第一：刘晓波们的民主化运动，为真正的“公民权运动”。如《零八宪章》提出的：“公民，应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公”。日本的媒体将《零八宪章》概括报道为反对中共一党独裁的民主化运动。我们也曾是这样理解的。无疑，《零八宪章》主张“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但这是在“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结社的自由权”的条目中。《零八宪章》在此的概括和理解，也许是作为中国民间运动推进民主化运动吧。《零八宪章》试图基于中国人民的公民意识的积极的民间活动的推进，为当代中国开辟一条根本的活路。这同天安门母亲们的运动同样是理性的运动。中国的变革必须是和平的、理性的，这是中国的变革者们看到无数的殉难者而铭刻在心的铁的原则，由此可见，将《零八宪章》及其理性的推动者，视为煽动国家颠覆的犯罪者的中国当局的非理性的暴力性一目了然。将此作为反国家的犯罪，实际上当局自己用自己的手遮避了通向中国未来的活路。我本人并非反中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从中国思想那里受益匪浅的思想史研究者。正因为如此，我以为，将刘晓波投入监狱是大错特错。
第二，中国的公民诉求的民间运动，在都会、农村、工厂此起彼伏。文化圈的活动，地域性的自主自发活动正在一点点改变中国社会。麻生晴一郎的文章有详细记载。如麻生所言，如果只去追踪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动向消息，就几乎不能了解中国社会。立足于实质上在逐渐改变中国社会的民间运动视点时，我们知道，《零八宪章》与民主化运动绝非孤立的、游离的运动。
第三，中国的这类“公民权运动”，或者说民主化运动，应当从二十一世纪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的运动中来审视。中国的民主变革并非意味着一国的变革。中国在诺贝尔和平奖授奖和招致国际批评之后，仍将刘晓波囚禁在监这一事态毫无改变，正说明，以日本为首的诸国不希望动摇与经济大国中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因此，中国才敢于这样。这其实是相互欺瞒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你骗我，我哄你相互依存的虚伪的国家关系，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战略性互惠利益关系。

  只有中国民主化，才能本质性地解决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国民主化，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包括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解，必须由和平转换而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就是中国实现和平。和平的中国是东亚和平的最大基盘。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我们应当知道，为中国的和平，东亚的和平，都不能将刘晓波囚于狱中，我们还应当知道，我们要求中国政府迅速释放刘晓波，不是维持那种虚伪的关系，而是缔造真正的日中关系。这，也是改变我们自己虚有其表的民主的契机。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 qweyxl 时间: 2011-2-13 20:41

只有中国民主化，才能本质性地解决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国民主化，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包括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解，必须由和平转换而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就是中国实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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