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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大立：没有共和，如何“立宪”？——商榷邵建、杨光、余杰等诸位 [打印本页]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1-2-4 22:02 标题: 李大立：没有共和，如何“立宪”？——商榷邵建、杨光、余杰等诸位

李大立：没有共和，如何“立宪”？——商榷邵建、杨光、余杰等诸位

作者：李大立文章来源：民主中国点击数：159 更新时间：2/3/2011 9:02:41 AM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近阅《民主中国》“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1月2日发表的邵建先生的：“走向‘共和’还是走向‘立宪’ ？”（以下简称邵文）和1月15日发表的杨光先生的“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以下简称杨文）等大作，籍此全世界华人隆重纪念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100周年之际，笔者作为辛亥革命参加者的后人，一个炎黄子孙，觉得有责任出来讲几句公道话，为纪念辛亥革命也为大家共同探讨“中国民主化道路”，请广大读者发表意见。

众所周知，尽管毛泽东不得不遵孙中山先生为「民族英雄」和「革命先行者」，但出于其狂妄和无知，骨子里是完和全否定的。「解放」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被指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和孙中山先生的拥护者，后来又大多站在国民党的一边，在国民党里当了官，最后跟蒋介石去了台湾，成了共产党的敌人，因而，共产党虽然没有彻底否定辛亥革命，但是对它的肯定也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毛泽东曾公然宣称「辛亥革命失败了。」在大陆，只保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一个人的名誉，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画像对面，每逢五一、十一中共庆典，都会与马、恩、列、斯并排挂出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真是风牛马不相及！——笔者注)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曾被邀担任一个有职无权的国家副主席，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后，她改任人大副委员长，纯属统战性质。据高文谦先生《晚年周恩来》一书透露，文化大革命中，连宋庆龄女士都受到迫害，江青派红卫兵去上海抄她的家，捣毁了宋庆龄女士父母在上海的陵墓，还扬言要剪掉她留了多年的发髻。作为辛亥革命象征的孙中山先生夫人，人称「国母」的宋庆龄女士尚且受到如此野蛮的对待，其它辛亥老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了。可见，辛亥革命在共产党的价值观里还有多少价值？

其实，到1949年共产党「解放」中国大陆的时候，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并不遥远，不过是三十八年而已！毛泽东诗词中有一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即是说，比起中国五千年历史，祇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是，由于毛泽东的狂妄无知、唯我独尊，割断历史，自中共建国以后，除非为了统战的原因，辛亥革命已不再提起。这个发生在上世纪初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伟大革命，本应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它特殊的地位，可是在它发生短短三十多年后，在大陆就已经早早地被尘封了。在世界历史上，这种现象可说是绝无仅有，一个民族如果不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今天，籍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两岸四地、全世界华人都在准备隆重纪念，中共不得不宣称拨款200亿，假惺惺地「纪念」一番(可是却闭口不提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中华民国，其用心非为真正地纪念这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实现孙中山先生民主宪政的遗志，而是想借此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先生的拥护者、继承者，从辛亥革命中寻求执政的「合法性」，妄图继续维持其不得人心的一党专制。

共产党出于一党之私和对辛亥革命的背叛，恶毒地诋毁和否定辛亥革命不足为怪，正如流亡海外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所说，遗憾和令人痛心的是有些海外民运人士也跟在中共后面起哄，以狼奶后遗症「反潮流」姿态辱骂辛亥革命领导人孙中山先生为荣，令人不觧和痛惜之余又感到极极其反感。

请看2011-01-11余杰「让子弹不要飞——读李劼《枭雄与士林》」一文几段：「发现蒋介石和毛泽东身上的枭雄本色不足为奇，且能在海峡两岸的某一岸以及海内外华人中的某一派当中获得喝彩；但要刮去“国父”孙中山脸上的油彩，则既需要史识，更需要史胆，且不为将孙中山奉为共有的“神主”的两岸及华人世界的大部分同胞认同。对孙中山的反思与评判，在华人知识分子中，唯有袁伟时、王怡、李劼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李劼对孙文基本持负面评价，甚至不若李鸿章和袁世凯。他认为，久居夏威夷的广东人孙文，既没有夏威夷般的沉静，又没有广东生意人的务实。」

「习惯江湖造反的孙文，缺乏宋教仁那样的现代政治意识。孙文虽然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但骨子里向往的却是洪秀全式的成功。”」

余文的结论是：「辛亥革命已经百年，台湾虽然实现了民主化，但中国大陆仍然未能走向共和。这一转型为何如何之难？历史的真相就是：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从来就是人头落地和血流成河。革命前，百姓苦；革命后，百姓亦苦。所以，在官方天价维稳、民间怨气冲天的当下的中国，“让子弹飞”解决不了社会不公的难题，如何在“让子弹不要飞”的前提下达成社会的和平转型、实现正义与和解才是当务之急。」（原来大名鼎鼎的余杰先生的用意是要求活在「官方天价维稳、民间怨气冲天的当下的中国」的老百姓千万不要革命，而务必「在“让子弹不要飞”的前提下达成社会的和平转型」与共产党「实现正义与和解才是当务之急」——笔者注）

与此相应，邵建先生和杨光先生不但对首创共和的辛亥革命恨之入骨，对清末的改良主义「君主立宪」，胎死腹中无限婉惜，而且强辩要求百年后的中国老百姓放弃一切革命权利和要求，哀求中共「自我改良」，「君主立宪」。请看邵文开篇：

「1905年底，为革命与立宪，梁启超与同盟会激辩，他越来越意识到，同盟会在共和革命的口号下，推行的其实是以汉覆满的“种族革命”，而且带有狭隘的复仇主义色彩。事实上，这正是当时同盟会吸引大批留日学生的地方。就20世纪的历史经验看，革命从来没有解决也无以解决专制问题。伴随一起起革命的，是一起起的专制。武昌起事是百年革命的肇始，因为立宪派的赞助，它本身倒没流多少血，（除了汉口和南京），几乎就是一场颜色革命。(既如此，你为何还要咒骂它？把革命成功归功于「立宪派」真是语出惊人，闻所未闻！－－笔者注)但，不幸在于，它打开了20世纪潘多拉的魔盒，伴随革命放飞出来的是持续的内战、祸患、灾难和无数平民的死亡以及最后形成的新的专制，唯独宪政被留在了盒底。当然，当时的革命派并非不要宪政，但，他们的持论是“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这是1905和1906年间，他们和立宪派争论的一个标题。同样，立宪派也并非不要共和，他们的路径是先立宪后共和，而且是在君主的框架下。于是，“走向共和”还是“走向立宪”，更具体化为立宪与共和之间的价值排序。那么，对于当时中国来说，到底是共和优先，还是立宪优先，百年过后，历史虽然定局。但作为后人，回审那段史实，我不得不说，君主立宪易，共和立宪难。

当政权握在君主之手时，共和或民主，即意味夺权。一边志在必夺，一边绝不会揖让，革命于是发生。那么，当革命蘸着血滴成功后，是否可以立宪呢？请看，由同盟会/国民党自己推出的时间表：军政→训政→宪政，原来宪政是用来压箱底的。既然宪政之前要训政，那么，当年梁启超他们的开明专制，不就是训政吗，君主立宪本身不也就是共和之前的训政吗。清末训政的成绩，在哪一方面又比后来的国民党差。可见，别的都在其次，革命就是要夺权，共和民主云云，名义而已。然而，夺权容易限权难，这是普世规律。(问题是国民党的民主路线图最终导致宪政，并在台湾实现了诺言；而清未的「君主立宪」连对宪政的口头承诺都没有——笔者注)

在政治学的范畴内，共和（民主）如果是一个权力概念，宪政则是一个限制权力的概念（正如刘军宁先生说：宪政即限政）。革命的诉求既然是权力本身，等到它获得权力，让它反过来限制自己，真也戛戛乎其难哉。(既如此，清帝己手握绝对权力，你又凭甚么说他会「立宪」以限制自己的权力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笔者注)清末立宪从民间到朝廷，走到1910，十年生聚，十年蓄势，遂形成高潮。但这个高潮自民初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原因何在，毕竟对付袁世凯要比对付宣统，难度大得多。此中有一问题，就是“势”，势即力。1900年后，清廷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皇权低落，绅权渐长，双方逐渐往均势靠。这是立宪的最佳时机，事实上，清末立宪那些年，基本上是士绅出身的立宪派带着清廷往前走。民初不然，同盟会势力不敌袁世凯，不得已把政权交了出去。但袁是一个枭雄，立宪派能对付清廷的办法，到袁那里就不管用，双方势不均衡。一个很显然的例子，清廷已经没有能力解散资政院，但袁世凯却能一手取缔国会。国会不在，还有什么分权意义上的宪政可言。由此可见，一个政权，其势力是上坡路还是下坡路，对立宪来说，命运大不一样。当这个体制衰落时，与其革命，不如立宪。看起来是妥协，其实是智慧。等到革命后，另一个政权起来，并且正在往上走，这时立宪的难度就很大，以至无能。

因此梁任公结撰长文《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他认为“种族革命者，民间以武力而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之谓也”。但，“人民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其与共和立宪制，无一毫因果之关系。”立宪派要解决的，不是满人，而是专制；因此他们推崇非种族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在梁任公看来“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虽然民初共和，立宪也在进行，但这场政治革命注定远难成功，事实上也没有成功。问题不在别处，恰恰就在“共和”本身。长期以来，国人一直骄傲自己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是国人好名而且是好空名的表现。什么叫共和，与君主相反，共和就是“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孙中山），正如以往君主只是一个人做皇帝。当然，四万万人做皇帝是假的，只有宣传鼓动的作用（不过是把民众当成自己做皇帝的刍狗）；真正的作用则在于，共和可以“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袁世凯连一个皇帝梦都不敢做，他信服满清268年的天命，那是一种对他而言必须服从的“卡里斯玛”。但，在共和框架下，他就敢黄袍加身，称帝登基。可以逆料，即使袁世凯登基十年，天下也不得安稳。同为清末八大总督出身的岑春煊就不会放过他，凭什么你当皇帝。这就像袁世凯身后的政局，皖系在朝，直系不服；直系执柄，奉系作乱一样。然而，北洋诸系一律出自清末，可是，为什么清末是北洋军，民初却摇身一变为北洋军阀。换言之，这些北洋首领，为什么清末不乱民初乱。乱象之源非它，即在人人都可以当皇帝的“共和”。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边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那边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于是，为了一个君位，中原逐鹿，天下纷争；结果生灵涂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秦末，也是清末（更是20世纪前五十年）。正是鉴于历史教训，任公起来反对共和革命。他料见到了革命后的一切：不仅专制，而且动乱。专制如果和清末一样，动乱则为清末所未有；因而力主推行真正带有政治革命性质但又可以避免流血的君主立宪。看起来是保皇，其实是保天下秩序。一个民族如果具有长期的君主传统，君主就成了秩序的象征。过往皇帝换太子，看起来是私事，其实是天下事，所以臣子会拼命进谏。否则皇帝儿子多，今天你想当，明天我也想当，天下势必不得平安。因此，嫡长子如果是一种秩序，以君位为统的皇室也是一种秩序。

这里有一个细节，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那位白氏族长白稼轩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不由惶惑：“没有皇帝了，这日子咋过呢？”这样一种心理并非虚构，就漫长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实乃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面对已经有了两千年历史的皇统，可以改造这个秩序，哪怕脱胎换骨，但在形式上却不要轻易推翻它。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所罗门的瓶子，革命就是把这个瓶子打开，革命后的共和就是这个瓶子已经打翻了的世界。北洋时期，群魔乱舞，比较之下，清末除了零散的会党起事，并没有北洋时代频仍的割据与杀伐。不但文臣武将几乎没有叛清行为，民众在整体上也没有不服从这个秩序。如果对民众而言，谁当皇帝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千万不要因失序而生战乱；那么，20世纪前五十年，唯一没有战乱的年头是哪个时代呢，恰恰是清末。

共和与立宪，都属于政治现代化的范畴。专制君主的秩序，革命党不容，立宪派也不容。但，分际在于，革命是“逐鹿”，乃至猎鹿；立宪则是把“鹿”给关起来。在立宪派那里，满清君位，不是由我取代，而是为它打造一个笼子——宪政的笼子，请君入瓮。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智慧：为避免革命导致社会动荡，也为了杜绝王室倾覆后各路豪强问鼎。当然，立宪派的方略，虽在维持王室，但却要掏空它的权力，让它南面无为，仅仅成为秩序的象征。此即康有为的“保存君统而不保存君权”。辛亥枪响，康氏紧急表示：君主立宪，“虽有君主，不过虚位虚名而已，实则共和矣，可名曰虚君共和。”“虚君者无可为比，只能比于冷庙之土偶而已。名之曰皇帝，不过尊土木偶为神而已。”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法说》，用君主立宪来暗合革命党的民主共和，康有为也算煞费苦心。是啊，表面上看，君主立宪，权力还是在“君”手里，民主共和则是把权力拿在“民”（自己）手里。如果这是一笔权力生意，鼓吹哪一种做法更能迷惑当时的青年呢。所以说“迷惑”，盖在于共和民主不过假象。不可能四万万人都做皇帝，做皇帝的只有一个人。但这一个人此时却假借了四万万人的名义，于是他就不叫“君主”叫“民主”。问题是，这样的“民主”，谁还能给它立宪呢，它代表的可是四万万。从君主到民主，不难看到，权力虽然易主，但权力的性质未易，它还是专制的。

要在于改变政权的性质，哪怕它仍然在君主手里。如果革命是一笔生意，立宪其实也是。生意并非贬义，凡是涉及利益，不过都是生意，何况政治本身就是不同利益体之间的博弈。满清自拳乱后的衰落，已经无可逆挽。它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活，而是如何死（虽然清政府不作此想）。革命会让它死得很惨，但立宪之下却可以死的相对体面。至少它失去了权力，却可以保留“万世一系”的国号，而且还有很丰厚的俸禄。立宪派到最后，和满清做的就是这笔生意：保留你的君位，让出你的权力。当年英伦，经过克伦威尔的共和之乱，再也不敢试错。赶走詹姆斯二世之后，和威廉做的也是一笔生意：你接受我的《权利法案》，我拥立你为新君。权利法案是剥夺君权的法案，英伦由此为立宪奠基，同时逐步走上选举意义上的共和（民主）之路。由此可见，共和优先，还是立宪优先，两者大有计较。立宪优先，是以宪政带共和，其势较易；虽有君主之名，但，共和是名未至而实归。共和优先，是以革命带共和，对立宪言，其势甚艰；共和本身也只能是名至而实不归。英伦为君主制国家从立宪到共和，提供了和平转型的范例，清末立宪派照准的就是这条路。它的路线图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这是一个拾级而上的顺序，不可躐等，否则必致其乱。事不出立宪派所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事擦枪走火，枪声把中国送上了“共和”的歧途，共和成了百年中国的祸源。

百十年来，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的民族。我们不是没有那些拥有政治智慧的先贤，如康梁，而是他们被我们自己“劣胜优汰”了，甚至还被污名化。一个世纪以来，历史作为一种选择，我们从来不是浪淘沙，而是浪淘金。今年是2010年，一百年前的1910年，是清末立宪运动的高潮年份。它所达到的立宪高度，一百年来，再也无法企及。清末立宪派是传统文化中的“最后一代士绅”，由他们主导的清末十二年堪称20世纪立宪史上的黄金年代。从黄金、白银而黑铁……，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再拍一部百年前历史风云的片子呢，名字就叫“走向立宪”。

杨文则说：「1905年11月，刚成立3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这场大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借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但是，在以上四组论题中，革命党立论最坚、阐述最多、影响最大的，也是这场论战中辩论最激烈的，却是比较没有学理与法理含量的第1、2两组题目，“满州非我族类”和“种族革命先于政治革命”，此即所谓“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至于“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那时还不十分紧要（那毕竟是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实行的事情），也不太引人注意（但即使是对“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梁启超也提出了大量尖锐而精当的批评）。也主要是在“非我族类”和“排满革命”的问题上，革命党显得蛮横无礼，胡汉民、汪精卫“辞近诟谇”。他们非常固执己见，特别意气用事，几乎完全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在最基本的论题上，双方其实根本不存在理性辩论、诚意对话的回旋空间。这也就大大降低了那场论战的理论质量和政治价值。

革命党的大多数领袖和理论家们之所以坚决反对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其首要理由无非是汉人不可拥戴“异族”。汪精卫说， “对于异族政府，无论其为立宪，为专制，亡国均也”。胡汉民说，“满政府不倾，而遂许其同化者，以狐媚为虎伥，无耻之尤者也”。朱执信说，“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孙中山连主张“立宪救国”、“实业图强”的人也不放过，骂为“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孙中山说，“于光复之前而言此，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可见“革命先行者”的心胸境界是何其狭隘。此外，还有更激烈的说法，如女侠秋瑾放言“大举报复”，义士徐锡麟宣称“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此类出格言论多出于“民族义愤”，是立场、态度、感情问题而非理性认识上的问题。言语出格未必不可谅解，但若以此等“共识”打造成熟、理性、对国家未来敢于负责的优秀革命党，则无可期待。

在反驳立宪派对“种族革命”的反驳时，革命党的文风是比较粗野霸道的。口诛笔伐，出言不逊，扣帽子，泼污水，爆粗口，诸事皆有。比如，汪精卫某檄文以《斥为满州辩护者之无耻》为题，未曾开辩即先定对手为“无耻”。在另一篇雄文中，汪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汪精卫作为近代史上最出名且最无异议的“汉奸”，却原本是偏激的大汉主义者，这真是一言难尽），直截了当把梁启超划入“汉奸”行列；胡汉民在向梁启超挑战时以 “汉民”、“辩奸”、“民意”作笔名（胡汉民原名胡衍鹳，后改胡衍鸿，论战之后即以笔名作本名。如同文革时期时兴改人名地名一样，当年革命党人也曾流行 “姓名革命化”），不管有理无理，先摆出一副我是大汉英豪、你是满奴国贼的凛然架势，动辄大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钓誉、是 “出尔反尔”的“反复小人”等等，大搞人身攻击；著名学者刘师培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竟从史籍中“考证”出满州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 “敌国”。

梁启超全然不同意“排满”“仇满”论。梁认为，中国历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并非汉人独有；满人是中国属民，其入统中原是政权“易主”而非“亡国”。“中华民族”这一现时流行的概念，即由梁先生当年首创。梁说，满人经过清朝二百多年演化，“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满人排汉是极少数满族权贵所为，非全体满人所为，满汉不平等是政治性质而非种族性质。所以，中国只需要“政治革命”（即“要求立宪”），不需要悖情悖理的“种族革命”。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几篇最重要的论战文章中，梁启超指出，革命难免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国内，革命易生内乱而酿分裂之患，对国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祸；又“革命复产革命”，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成本代价不可能一笔勾销，终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汪精卫以《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和《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进行反驳（此二文有孙中山的授意），认为革命军只排满不排外，不扰“外人物业”，不改对外条约，列强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同情中国革命。汪精卫还说，不革命反倒有瓜分之虞，因为满人当政才是中国衰弱的主因，“故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在对内方面，汪精卫认为革命军不会重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群雄割据的覆辙，因为共和革命无帝位之争，没有内乱的理由，中国革命也将吸取法国革命恐怖专政的教训，所以，革命将皆大欢喜，并无任何外患内忧。

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几乎是以恳求的语气希望革命党停止与立宪派争斗，你预备你的革命，我预备我的立宪，不要互相妨碍。他说，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可以两不耽误；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针对革命党斥骂立宪派向“虏廷”请愿“无耻之尤”，梁启超不无天真地发问，“（向清政府提）要求果害于名节耶”？

在那场论战之后三年，立宪派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又一年后，革命党策划的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不仅在论战中占了上风，在政治实践中似乎也大获全胜。一时间，立宪派灰头土脸，革命党风光无限。在许多人看来，这不仅意味着立宪派在政治上的挫折与失败，更意味着立宪派在思想认识上的“幼稚”和谬误。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如今，一百多年已经过去，百年间反复破坏了“旧中国”且始终领导着“新中国”的，当然不是“无耻之尤”的立宪派，而是革命党、更革命党、最革命党、以及最革命党之“太子党”。而立宪派梁启超们，及其思想上、政治上的继承者们，终究是花拳绣腿、不堪一击，日益沉沦衰弱，终于在1949年的大决战中精神家园失守，灵魂流离无踪，更在1957年号称“阳谋”的另一场大论战中遭到“无产阶级革命家”辈的大举偷袭，以至香消玉殒、灰飞烟灭。事实胜于雄辩，百年历史已经证明，在立宪与革命的竞赛中，胜利百分百属于革命无疑。是故，直至今日，中国也仍然没有真正立宪法、开国会，更没有自由的党争和公正的选举。得承认，早就有人告诉过我们这样的结局。

据上所引，余杰、邵建、杨光等诸位先生的论点是否可归纳如下：

一，百年前中国人不应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党人闹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人至今没有民主宪政的罪魁祸首，「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事擦枪走火，枪声把中国送上了“共和”的歧途，共和成了百年中国的祸源。」；而应该信服康梁行「君主立宪」，管它「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只要「立宪」就成了；管它立的什么「宪」？「立」了以后是否执行？只要「立宪」就成了(中共1949年就「立宪」了，何劳你们几位今天还在吵嚷要「立宪」？－－笔者注)

二，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更加不要一切革命，只要改良，哀求和耐心等待中共放弃权力「自我改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只要「立宪」就成了，管它「君主立宪」，「党主立宪」？关于「民主」和「立宪」的关系？记得半年一年前己和邵、杨先生在此争论过了。为此笔者不揣冒昧写过十余篇文章，在此仅列出其中数篇的标题如下：「革命和改良相辅相成」、「大家齐来参与新世纪的民主启蒙」、「『狼来了』的教训」、「民主与宪政关系之我见」、「也说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民主才是根除专制的致胜法宝」、「血酬不是定律，革命催生民主」、「革命不是魔鬼，立宪不是万能」、「君主立宪与党主立宪」、「为什君主立宪在中国行不通？」、「当权力手里拿着刀子」「革命的误觧」、「改良主义的误区」「立宪和开国会都不等于民主」……(请阅《民主中国》「中国民主化路径探索」专栏或笔者博客：www.davidyung.blogspot.com)

现在邵、杨、余先生等的「唯立宪」论并无什么实貭改变，不过将「立宪胜于民主」改成「立宪胜于共和」而己。笔者的看法正相反：没有共和，就不能「立宪」。

查《大英百科全书辞典》(读者文摘远东有限公司、台湾百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6月版，以下简称《百科》)：「共和制：泛指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构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制度，与君主制相对。共和国：实施共和制的国家，与君主国相对」；「君主制(即帝制)：以君主(国王、皇帝等)任终身国家元首，国家权力掌握在世袭君主及皇族手中的政治制度。君主国：实施君主制的国家，与共和国相对」。中文《辞海》(1989年香港中华书局、上海辞书出版社)则解释说：「共和：共同执政」，「君主：君为主宰」。两本辞典均指出：君主国体包括：君主分封制、君主专制制、君主立宪制等。共和国体包括：总统制、内阁制、混合制、两院制等等。」

共和意味着国家存在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和政党，彼此需要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因而必然共同要求制定公开公平的游戏规则，亦即宪法，也就是邵、杨先生们所说的「立宪」了。而「君主立宪」之所以行不通，正是因为君主一人独大，权力高度集中，他只想维特这种极权「万世一系」，怎么可能指望他「立宪」交出权力呢？历史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就以邵、杨、余先生等津津乐道的清未康梁「君主立宪」而言：百年前清政府内外交困，在国内外强大的压力下，1906年不得己宣布改行预备立宪。1908年秋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十四条。

笔者将其归纳成：君权神授、至高无上、拥立法权、解散议会权、人事任命权、军权、外交权、戒严权、赏赐权、司法权、行政权、诏令权、自定皇室费用权、自办皇室大典权。而所谓「议会」则只有个别的「协议权」，形同虚设。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更不要说广大民众和革命派的反应了。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取信于社会各界。当年改良派所有的理论基础都建基于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梁启超语)，可是他们的主子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其后各省立宪派多次发动速开国会请愿活动，1910年6月清廷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①为由加以拒绝。10月，资政院在京开幕，立宪派又上书提议设立责任内阁，召开国会，呼吁各省当政大员给予支持，在许多城市发起请愿运动。资政院在立宪党人的活动和哀求下(原文如此，见①)，先后通过《请开国会案》和《陈请速开国会具奏案》，请求清廷在1911年召开国会。清廷慑于各地请愿和资政院以及地方督抚的压力，被迫于11月14日宣布将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并声称：「此次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草，又由王室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洵属斟酌妥协折衷所当。缓之固无可缓，急亦无可再急，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乃不能再议更。」同时下令：「现经降旨以宣统五年（1913）为开设议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着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弟施行」。①企图以此来缓和内外矛盾，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对清廷宣布缩短预备期限，立宪派以为立宪有了指望，纷纷返回本省，但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四川蒲殿俊等坚持即开国会的主张，并试图在京再次进行请愿。东三省也有许多代表到达北京。清廷命令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原籍，又将试图再次请愿的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发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此，国会请愿活动消沉下去。①
这些事实说明，当年并非像今天改良派所说的那样，强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迫使清政府提前召开国会，民主宪政实现在即。而是被满清政府压制下去，对立宪和开国会一再采用拖延战术。

清廷发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谕旨后，1911年5月首先公布《新内阁官制》，新内阁以皇族为主导地位，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表明清廷无意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从而暴露了皇族集权的用心，引起立宪派的强烈不满。但他们还没有绝望，又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名义上书力争，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但得到回答是：「黜陟百司，系皇上大权，议员不得妄加干涉。」①是满清的强硬态度，令立宪派纷纷感到失望，一部分人开始转向革命阵营，广大民众均感到上当受骗，五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

这个事实再次说明满清皇朝先后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和《新内阁官制》都是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地位，并非真心实行民主宪政。

直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大半个中国，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处于土崩瓦解之中。10月29日，距离北京仅260公里的滦州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扣留运发南方的军火，并与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矩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联名通电，提出《政纲十二条》，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滦州兵谏，近在咫尺，危机临头，清廷震惊之下，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才慌了手脚，于10月30日连发三道「上谕」，表示要「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并宣布解除党禁，赦免国事犯，全盘接受《政纲十二条》，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资政院仅用三天时间即拟定《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3日由清政府公布。由于革命运动和全国局势的压力，《十九信条》被迫缩小了皇帝的权力，相对扩大了国会和总理的权力，但它仍然强调皇权至上。尤其是它完全着眼于皇帝和国会的关系，对于人民的权利只字未提，更暴露出其虚伪性。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晋藩教授认为：「《十九信条》与《宪法大纲》相比，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差异，两者所处情况不同。《宪法大纲》草于君权未衰、民权未张之日，而《十九信条》成于革命兴起、民气横溢之秋。前者充分体现君主至上，后者贬抑君权，伸张民权。《十九信条》的颁布，是清末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它充分证明「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③，能够夺得和平请愿所得不到的东西，能够迫使统治者作出让步。清朝是封建专制的国家，被迫进行的宪政运动本来就不是它的本意，期望它来保障立宪运动成功进行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了。“所以，清末立宪运动的破产是必然的。”」 ②

从1898年戊戌变法算起，「改行宪制」已喊了13年，从1861年洋务运动算起，「改革开放」已搞了足足半个世纪，等同于一个人从出生等到五十岁，都未见民主宪政的影子，老百姓看不到任何政治改革的诚意，感到上当受骗了，再也不愿意等下去。于是辛亥革命的枪声响了，满清政府才不得不匆忙抛出《十九信条》，以挽救危局，可惜，一切都为时已晚，公布的第二天，贵州独立，随后江苏、浙江、广西、福建、安徽、广东等省也宣布脱离中央……。玩火者终自焚，这就是历史规律。

难道应该责怪孙中山革命派、新军和人民大众吗？难道应该要求他们一再相信清政府的谎言，永无止境地等待恩赐下去吗？难道他们就不可以用请愿以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吗？难道应该让他们在忍无可忍，革命终于爆发以后，放下武器等待《十九信条》落实吗？谁能够保证放下武器后，满清政府不会反悔食言秋后算帐？若真有诚意，为什么不在革命爆发之前颁布《十九信条》而不是《钦定宪法大纲》？造成民主宪政和平演变流产失败的责任，到底是满清政府还是革命人民？到底是假立宪还是辛亥革命？

看来，邵建先生们突然集体翻炒百年前的「君主立宪」，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共治下大陆向有「历史为政治服务」的传统，借古喻今才是真意。邵建先生近作「梁启超为何弃美学英更反法」说得很清楚：「梁认为，于制度而言，针对中国国情，君主立宪最合适，民主共和则容易导致水土不服。」「问题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始终是君主专制，国事只是皇帝的家事，国民无以过问，他们既没有这方面的机会，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兴趣。一旦骤临国是，反而无所措手足。到最后，这个共和或民主，只能为权力者以假借民意的名义所利用，适足以形成真正的专制。」这和中共一贯借口说中国「国情特殊，地方大，人口多，缺乏民主素质，不适宜实行民主」有什么分别？和中宣部最近提出「六个为什么？」其中之：「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多党制？」有甚么分别？这不是一唱一和吗？

附注：
①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二章
② 张晋藩：《清末立宪运动的破产是必然的》
③ 《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
④ 陈茹玄：《中国宪法史》
笔者在拙文「狼来了的教训」（刋于2010年5月6日《民主中国》）中说过：大多数我们这个年纪的中国人，童年时都听过「狼来了」这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放羊娃以作弄人取乐，放羊时在山上大叫：「狼来了！」村民都放下手中的农活跑来打狼，结果发现上当受骗，一而再再而三，最后狼真的来了，却没有人再相信这个放羊娃的呼喊了，结果羊群全被吃光。请问：羊群被狼吃光了，能怪村民不来打狼吗？还是应该怪放羊娃一再欺骗村民呢？
近年来迫于世界民主潮流汹涌澎湃，国内人民反抗愈演愈烈，中共不得不找俞可平、温家宝几个人出来唱唱白脸：「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自由人权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独有，是全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要让人民活得有尊严」、「公平正义比阳光更重要」……等同叫喊「狼来了！」，叫了三十年，民主在哪里？自由在哪里？人权在哪里？我们只看到刘晓波、高智晟、胡佳、谭作人……在监狱里！

政治学家曾有研究结论说，极权国家解体往往并非发生在拒绝经济改革的时候，并非发生在危机爆发的时候，相反，往往发生在已进行经济改革，但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社会矛盾日渐累积的时候。前两年邻邦小国不丹顺利地完成了民主改革，由国王辛格主动取消君主制，一手推动实行民主制。凤凰卫视一位嘉宾引用国王辛格的话，解释他为什么要主动实行民主，他认为推行民主就得趁国泰民安的时候，等到体制造成的社会问题全部暴露出来时，社会发生动荡就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

对于效法百年前满清用假立宪欺骗中国人民，现在用假民主欺骗中国人民的中共政府，这就是「狼来了」的教训。一百年前满清政府不得不公布立宪时间表和路线图，人民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尚且忍无可忍，爆发革命；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共断言拒绝任何民主改革，人民却已经享用现代发达的通讯，民智大开，难道反不如一百年前？笔者预言，冥顽不化的中共政权现在空喊民主，祇说不练，现在不思民主改革，十三亿人会那么容易骗倒吗？到人民大众揭竿而起，一切都来不及了，历史将会重演，而中共的下场会比满清更惨，如若不信，立此存照。

八九学运学生领袖王丹在其「与其等待改革，不如从我做起」演说中说：
「我说，用“狼来了”的故事形容中共的政治改革，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从邓小平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到赵紫阳的“社会协商对话”，从对朱熔基的右派背景导致的期待到对温家宝的“赵紫阳因素”的猜测，外界传说中共要进行政治改革已经传说了二十几年了。人上一次当就应当吸取教训了，何况我们已经上了二十几年的当。中国的现实政治告诉我们，只有看到真正的政治改革的动作出来，我们才能相信政治改革的开始；否则，如果只是风声，只是嘴上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我们也就只能当作笑话听听，谁会当真呢？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前途，我们不要再眼光向上，每天琢磨领导层是否有分歧，是否会搞政治改革。古人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用到今天中国的情况，就是与其期待中共，不如从自己做起，加强公民社会的自我训练，进行公民社会的自我解放。比如，学会去除心中的恐惧，敢于说真话；比如，参加你周边的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民主的实践；比如，利用尽可能的媒体管道，积极发表不同意见，等等。这要比等待中共改革来得实际得多，因为我觉得根本就等不到。」

辛灏年先生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演讲中说：

「什么是改良？改良就是说改善嘛，就是改得好一点，它不是“从良”哦，从良是不干了，改良是要干得更好。对此，我不想具体地讲，你们大家都懂。什么是改得更好呢？那就是为了维持住这个局面，我要想尽办法来做得好一点。

改良也是有不同的改良的，首先它有专制改良和民主改良之分。

专制改良，就是一个专制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为了苟延自己的专制的性命，想出种种的办法来改变它的行政、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以使它的专制政权能够千秋万代的留传下去，这个就叫专制改良，因为“改良是为了苟延专制”。

什么叫做民主改良？民主改良有两种，一种是不太现实的，但又是很多人充满希望的，就是由专制统治者自己把自己的专制改到民主上面去，比如说晚清赞成“预备立宪”的立宪改良派们，就指望满清朝自己从专制走向民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做指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改良它还有一种，那就是民主制度初步建立以后。因为刚刚建立了民主制度，旧社会留下来的烂摊子、穷摊子、坏摊子，因为新制度虽然建立，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诸如失业问题啊、经济问题啊、政治问题啊、自由问题啊，很多难题留了下来。但是，既然基本社会制度——民主制度已经确定了，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基本民主制度建立之后，进行各个方面的改善，比如在英国的民主制度、法国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建立之后，他们都是这样做的。

改良还有进步的改良和反动的改良之区别。在晚清，一八九八年前的晚清改良就是进步的改良，它从要求经济的改良，到要求政治的改良，它是向上的，也就是说，是在被容许的条件下，要求满清王朝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改良，甚至提出了要走向宪政。

可是一八九八年满清的慈禧太后用刀斩掉了改良的希望以后，全国人民都醒过来了，知道满清王朝不会自己学好改好，只有用革命推翻它，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个时候，你若为了维护自己改良的愿望，一方面努力向这个就要死的王朝提供各种“美好”的意见，希望它活的长一点，希望它改一点；另外一方面又出谋划策告诉它怎样去镇压革命党，这就是反动的改良，因为人民全都觉醒了，就你不觉醒，你当然倒退了，是落后了，甚至是反动了。

改良基本上就分这么几种。

所以说，晚清的改良派就曾经历过进步的时代，他们为提倡风气——开风气，而传播近代先进的民族民主思想；他们为在科技、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打开中国人民的眼睛，立下了莫大的功劳。但是一九零零年之后他跟不上时代了，他们和满清王朝捆在一起，成了阻挡革命、扑灭革命、绞杀革命的帮手，那就是反动的改良。

改良派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

一般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开始的时候都是改良派，一般的民众开始的时候都赞成改良派，这就是改良派为什么能得到华侨那么大的支持，在长时期内得到人民响应的原因。因为人心怕“乱”。我一个老同学他就是这样跟我说：这共产党不能垮，垮了谁给我发退休工资啊？这是他的原话，所以，他就劝我不要出来讲演。他还说，到时候国家四分五裂，心里难过呀！老了还要看到民族的分裂，痛苦呀。所以一般的民众害怕天下大乱，害怕民不聊生，害怕在这个“过渡阶段”，整个国家社会艰难到走不下去。所以，在开始阶段、前一个阶段，大家都比较赞成改良。可是改良的中坚分子不是这样。如果我把这一部分曾经赞成改良的普通民众，普通的知识分子，也作为改良的一员的话，那么他们是善良的人，或者说有不少善良的胡涂人，或者是胡涂的善良人，这不足为道，不要批评，是历史本身的一个表现。

但是，作为改良派的领袖，领袖集团和改良派的中坚分子，又是那些人组成的呢？我刚才讲了革命是那些人组成的，那我也要告诉大家：组成改良派的，第一个是有权的、有势的，比如说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就是有权有势的封疆大吏，既有政治权力，又办大企业，办什么制造局，办工厂、修铁路，架桥梁，他们都干。但他们不是基本上，而是全部都是改良派。因为他们在满清王朝里是股肱大臣，是封疆大吏，他们不希望这个王朝垮台了，他们要尽量去修补他。李鸿章有一句名言，说得很漂亮，很漂亮，他说：“这就象个大房子啦，多少年了，旧了，破了，你要想根本把它推倒重来，没这个力量了。现在，风来了，就糊张纸啊，雨来了，再糊一张纸啊，就这么拖吧？”这就是李鸿章的原话，他道出了改良者的心态，有权有势的改良者的心态。

第二个，是有名的、有钱的。名人，他的社会地位高，如果他没有触犯这个朝廷专制政体的话，一般情形下，他就相当保险，因为他有名。光绪皇帝批判翁同龢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名利、名利，名在利前。因为有名才有利，有了名气就有地位了。有名、有钱、有利、有地位的人，当然赞成改良了，害怕产生“动乱”嘛，不乱，他才不会有利益上的损失嘛。比如说官商盛宣怀，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富，湖南做过官的巨商王先谦，他们家里漂亮得比皇宫的后院还要美。有名有钱的还有哪些人呢？文化人中的名人，比如说杨度，梁启超、康有为，他们当然是要改良的；官商、富商、巨贾，当然是很有钱的，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要求改良、都支持改良，绝不支持革命。还有就是投机的和流亡的，有一些人一看，这个形势好像满清王朝垮不了，那我们还是改良吧；一看这个形势不对头，好像摇摇欲坠了，那我们去搞一下革命；再一看，好像满清王朝还是垮不掉，看不到希望，他就想想算了，我们还是改良，帮她修修补补吧。

比如说，当今，有一个朋友，我不说具体的人。我只说文章。有一年，黄花岗杂志在旧金山召开了一个会，给王炳章博士颁奖，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你看你们就想把天下搞得大乱。”我就笑了，我说各有所见吧。嘿，过了一年多以后，四川汉源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农民暴动，他立即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就是要把共产党搞得天下大乱！”。又过了二年，这个本来以为共产党要垮的朋友，又觉得共产党恐怕垮不了了，于是，他又到处选传改良，反对革命，高喊要帮助共产党改革开放，要帮助共产党进行政治改革，对那些主张民主革命的人，恨得咬牙切齿。这不叫投机叫什么？三年两头变了几次立场你不叫投机又叫什么呢？晚清湖北的改良派头面人物汤化龙，武昌起义前，他就坚决地反对革命；但武昌起义一爆发，他就公开宣称：“我向来是倾心于革命的。”晚清像这样投机的人太多了。

再比如说“流亡的”。慈禧太后菜市口杀了六君子，放逐了二十二个变法维新人士。这些人到了海外以后，海外困难，海外艰难哪，他们不是作官的就是有钱的，到海外日子难过呀，语言又不通，他们除掉希望外国政府支持他以外，就想着早日回国，于是乎，他们成天就想着光绪皇帝能够新政，执政，慈禧太后能够下台，好让他们回去。就像丈夫把他的妻子婚给离了，这当妻子的今天看丈夫一眼，说，咦，他今天对我的眼光不大对，好像是不是想跟我复婚了？她明天又通过一个朋友那里知道，她丈夫说了：以前我和她在一起生活，其实也不错。哎哟，这不是向我传递讯息嘛？告诉我复婚还是有希望的。既是人之常情也是一厢情愿，这就是海外流亡人士当中常常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真实的原因和一个真实的现状。

这种情形，在晚清实在太普遍。康有为在海外以光绪皇帝的宰相自居，叫人捐款，封人家一品、二品、三品、四品。梁启超天天就在那里宣传，说如何如何能将光绪救出来打倒慈禧太后，然后我们就好回国了，这些都可以理解。我今天也是个自我流放的人，谁不想回国？共产党没有抓过我，没有赶过我，我是自己出来的，“不是共产党不要我，是我不要共产党”（掌声四起）。我曾经跟一些人士说：如果不是你不要共产党，那共产党要是要你了，你怎么办呢？他不改，还要你，你怎么办呢？所以晚清的许多改良人士，不是他不要满清，是满清不要他，所以他天天想着回到满清的怀抱去。改良派基本上是由这些人组成。而他们的特征是什么？是曾在满清的专制官场混过的，正在满清的专制官场混着的，一心想走进满清的专制体制内的，被赶出来还想爬回去的。袁世凯就是正在满清官场混着的，康有为、梁启超，就是曾在满清官场混过的。在那个时代，一心要进入满清专制官场的太多了，都是那些举人、进士，被赶出来以后还想回去的，就是一八九八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的维新派，这些人组成了改良派的主要阵营。那么，他们的基本性格特征是什么呢？文化高、修养高、善权谋、有手段。因为人家毕竟是在专制的官场上混过的，在污水里淌过的，跟革命党比起来，他们深谙官场的关系、习俗、办法、手段，在他们从事改良的时候，他们也同样的用这些从官场里学过来的经验，在从事他们的改良活动，下面我会说。这是改良派的基本组成和他的基本性格，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大多数是这样。
那么改良派的命运如何呢？改良派大多数时候是走上风的，提出富国强兵的经济改良派，造成满清旨在“富国强兵”的经济改良三十年；希望满清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改良派，清王朝答应他们预备立宪；但是他们每信每败。因为，清政府接受了他们富国强兵的要求，可是国未富、兵未强，腐败岐生岐长。福建水师被法国人全军歼灭、北洋水师被日本军舰全部歼灭，他们的梦破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要去政治变法，三个月，二百六十道折子，上给光绪皇帝，要求政治改良。但光绪皇帝没有真正实权，结果改良派中的六个人被慈禧太后绑到菜市口砍头，其它人赶到国外，败了。第三次是要求“预备立宪”，就是要求“君主立宪”，清政府答应了，但答应的是，九年，六年，只预备，不立宪，他们败了。败了以后怎么样呢？就发表“告全国希望全绝书”。所以改良派很有意思，一起一落、再起再落、三起三落，最后承认自己改良走不通，失败。到今天为止，指望一个专制政权自我完善进行民主改良，没有成功的先例，有人说苏（联）东（德）波（波兰）不是这样吗？错了，苏（联）东（德）波（波兰）是共产党自己把这个制度给灭了，所以他才有了存活的条件和理由。

在晚清新政的这个十年当中，在改良派要求满清政府进行新政的过程当中，人民的暴乱遍地开花。

一九零五年，人民反抗满清宪政的运动、起义和造反就有一百零一次，用今天中共的话来说，就叫做：“群体事件”。一九零五年，一百一十三次，一九零九年到一九一零年是二百八十五次。有一家民间的杂志专门出了个专栏，叫：“各地群众骚动反抗消息”。每个月，在中国哪个地方人民起来反抗满清的新政了，反对改良派了，都有记录。这个情景真的跟现在很像。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的比较，我刚才讲了晚清历年人民大规模起义反抗的次数，大家知道去年中国大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有多少吗？十六万次，是当年的将近九百倍。只不过，在今天的中国，没有哪一家报纸管敢于报道和统计罢了！

最后，请允许笔者推荐民运先驱王炳章先生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放弃革命的权利就等于放弃了一切——南斯拉夫的革命昭示了我们什么？」文章说：「我要问问那些诅咒革命、将改良绝对化的书生们：你们怎么改良？你们能进行什么改良？你怎样将专制制度改成民主制度？你们手中没有权，能改什么良？这是改良派的一个死结。……不要忘记，祗有手中有权的当权者，才能进行改良，才能改革。极权专制社会里的所谓改良和改革，说来再简单也不过了-----就是专政者主动放权，主动还政于民，这是改良的实质(其它的所谓「改革」都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蒙骗民众，请参阅笔者博客「应该如何评价赵紫阳」——笔者注)。比如经济改革，就是共产党放松了一点经济控制权，给了老百姓一点发展私有经济的权力(于是，国民经济就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笔者注)。我们平民百姓怎么改良？怎么改革？我们本来就没权，我们没有使用权力来进行改良的能力！充其量，我们祗能呼吁改良，呼吁谁？呼吁执政者，呼吁有权的人，呼吁他们放权，劝说他们放权，劝说他们还政于民。再积极一点，就是抗争，向专制者争权、要权。

问题出来了：专制者不听呼吁怎么办？不听劝怎么？专制者不改良怎么办？专制者不放权怎么办？傻等？常跪不起而祈求专制者开恩？它不开恩又怎么办？你祈求它都抓你、杀你，怎么办？(八年后，果然发生了「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被重判入狱——笔者注)。到此，诅咒革命而将改良绝对化的书生们，进入了死胡同。」

笔者请问余、邵、杨等「现代改良派」：人民群众是否应该被剥夺革命的权利？
美国独立宣言说：「兹确保如此权力，立政府于人民之间，经受统治者之同意取得应有之权力；特此，无论何种政体于何时坏此标准，则人民有权改组或弃绝之，并另立新政府，本此原则，以成此型式之政权，因其影响人民之安全幸福至巨。深思熟虑后，当得此论……当连串之滥权者与篡夺者执迷不悟，迫人民屈伏于绝对专制下时，推翻此政府，是其权利，是其义务，并为未来之安稳提供新保障。」

林肯总统1861年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说：「我们这个国家，联同它的所有机构，都属于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的人民。任何时候，他们对现政体感到厌倦，即可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予以修改，或者运用革命的权利加以割裂或推翻。……我毫不含糊地承认人民对这一问题的正常权利，他们可以按照宪法本身规定的任何一种模式行使这种权利，……如果它领导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人民有权起来革命，推倒这个政府。」

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论及人民革命的权力。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育谓之贼，贼义者为之残。残贼者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也就是说，汤武革命人民造反株杀暴虐的纣王，不算“弒君”，乃是除去一个独夫民贼而已。因此，推翻政府、更换政府，是公民的天赋人权；革命，从专制者手中夺取政权，是公民的天赋人权。

王炳章先生文中说：「我这个革命派，正确的称呼应当叫两手策略派。我呼吁改良，但不拘泥于改良。我希望专制者改良，但不奢望专制者改良。如果专制者不改，就行使革命的权利。此外，别无它择。

「应当这么说，老百姓实际能“主动操作”的，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改良是有权者能主动做的，革命是无权者能主动做的。革命，我们能主动操作的很多，鼓动革命舆论，发展革命组织，渗透党政军各界，发动群众示威，策动军队倒戈，等等，都是。……但是，有一条要讲清楚：准备革命，不一定实行革命，可以引而不发，以此逼迫执政者改良，专制者改良了，也可放弃革命的进行，但，永远不放弃革命的权利。革命，应当是一把永远悬在专制者头上的利剑，它改，就不砍下去；不改，则毫不犹豫，必砍无疑，是专制者迫使我们不得不行使革命的权利。

「放弃革命的权利，等于放弃了一切。

「不错，我们应当争取的公民权利、公民自由有很多很多——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游行示威的权利、练功的权利、私有财产保障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可列出一百条，两百条。

对诅咒革命、将改良绝对化的书生们来说，又一个死结的问题产生了：你争取这些权利，很对。但是，独裁者不给，怎么办？

这时，祗有一个权利可以行使，那就是争取权利的权利。争取权利的权利，就是革命的权利。放弃了这个权利，等于放弃了一切权利，因为，你放弃了争取权利的权利，就等于给自己脸上贴上了一个标语：当那些普通的公民权利——如言论自由的权利——争取不到的时候，祗有坐以待毙。独裁者看到这个标语，还愿意放权吗？」

王炳章先生说得对！不知余、邵、杨等诸位以为如何？同时，也请广大读者发表意见，共同探索中国民主化的道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写于2011年1月20-25日，香港)

作者: wusb168 时间: 2011-2-5 15:58

如果不以“三民主义”为思想和目标，重建中华民国，什么“改良、革命”都是假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作者: nie2003 时间: 2011-2-5 19:59

确实是一遍难得的好文章.极权统治者是决不会放下屠刀的,民权,自由历来是人民争取方才能取得.而争取又怎么可以放弃革命,放弃斗争呢?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可惜许多书生才子却不明白,或許这正是当今中国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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