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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模式论” 之反思作者：陈伟 [打印本页]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1-2-1 21:27 标题: “中国模式论” 之反思作者：陈伟

“中国模式论” 之反思

作者：陈伟

　

来源：学说连线
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内容提要：“中国模式论”源于西方媒体，近年来在国内也颇为流行，其理论倾向，一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回避、拒斥甚至否定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二是倾向于为现状进行辩护，强调既有秩序的优点，淡化甚至否定其缺点。国内中国模式论者大多在道义上可疑、在学风上不正、在学理上不明。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知识事件，中国模式论体现了当代中国文人心态的一个重要侧面，中国模式论者本质上并无政治立场，他们堪称当代中国的“浪漫派”。

　　作者简介：陈伟，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副教授。

　　近年来，中国知识界最引人注目的知识事件恐怕非“中国模式论”莫属。大致从2004年起，西方媒体频频有关于“中国模式”的报道。很快，国内学界的一些学者积极响应，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蔚然成风。至2008年纪念、回顾建国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时，中国模式论之受追捧，达到了巅峰状态。其标志性事件，或可算潘维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于2008年12月20日至21日举办的“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之召开。会议发言汇集整理而成的《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1]一书于2010年出版，该书为人们了解那次研讨会的情况提供了一个窗口，更为人们了解中国模式论的相关争论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本。

　　本文探讨中国模式论的相关问题，并不是要加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行列，探讨中国模式的特点、利弊，也无意于论证“中国模式”是否存在，而是以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进路，揭示“中国模式论”作为一个知识事件的语境、意图与实质。笔者试图表明，跨越诸多学科、聚集在“中国模式论”之下的学者之言论，显示了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一个重要动向，其背后特定的立场与心态，若脱离近年来的知识语境，便无法得到恰当地理解。

　　一、中国模式论的流传

　　“中国模式”的提法最初来自海外学者，它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理论一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人对中国的认知，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其理论意义。2004年4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发表文章，提到“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5月11日，英国智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时代》周刊编辑齐舒亚·库珀·拉莫(Jushua Cooper Ramo)的文章《北京共识》，库珀关于北京共识的论述使他被视为中国模式论的重要倡导者。据说库珀目前已被聘为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共识”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直接推动作用，区别于倡导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私有化以求发展的华盛顿共识(亦称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是年7月20日，以倡导政府干预经济而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肯定了中国模式，显然，中国模式符合他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2]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也十分热衷于讨论“中国模式”。相关论文、论著屡有出现。无从考证中国学者采用“中国模式”一语是属于原创，还是直接拿来了海外学者的概念。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模式论在海内外学者中皆有忠实的倡导者。在大众传媒发达的今天，学者耐不住寂寞充当公共知识分子向公众推销理念的事情已不足为奇。“中国模式”一语简单明了而又不失学术色彩，提法上多少尚有新意，果然稍加炒作便在学界广为流传。时下，中国模式几成理论界的流行语。然而，流行者未必一定是好事;为许多人信奉者亦未必真有道理，譬如过去的巫术迷信。在知识界，一种谬误的理论或观念并不因其广受追捧而就成为真理。“中国模式论”的流行，既不能说明中国模式真的存在，也不能说明它所表达的理论见解是否站得住脚。有此认识，我们便可对中国模式论进行一番“价值中立”的学理分析。

　　不过，中国模式论实际上是一个颇为笼统的提法，中国模式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往往具有十分不同的意涵。起初，中国模式仅限于描述一种特定的发展模式，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中国模式论的理论家行列，中国模式的概念便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现象，堪称人言人殊。例如，沈云锁等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也称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3]中国模式一语大致与我们通常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同。张宇等人认为，中国模式包括改革模式、发展模式、开放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四个方面，其本质特点在于“它把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几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了同一个时代。”[4]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即北京共识，其实质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5]

　　关于中国模式的特点，论者也多有各自的概括。例如，2006年11月2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文章认为，中国模式具有六个方面的特点：一、以人为本;二、不断地试验;三、渐进改革;四、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政府;五、有选择的学习;六、正确的优先顺序。作者将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相比，认为中国模式在消除贫困、帮助弱者方面比美国模式更有效。[6]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中国模式代表集中、高效，与代表分散与拖沓的印度模式相比，中国模式表明一个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对于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这一模式的特点是，一、中央集权的国家;二、文官制;三、民本思想。并且，福山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他过去所说的“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的观点有待进一步推敲与完善。中国模式的成功意味着中国世纪的到来。[7]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一、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辅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二、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8]王辉耀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有六：一、政府强势和集中高效;二、对外开放和学习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质;三、不断修正的形式;四、较强的务实性和较快的适应能力;五、渐变发展过程，稳定国内局势;六、人口红利和“出口导向型”经济。[9]潘维认为，中国模式是关于中国近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它包括社稷体制、民本政治和国民经济。[10]中国模式区别于西方模式，体现了1949年以来所走过的独特的道路。河清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是政治稳定，是集权为民。[11]另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中国的模式，其特点在于“党是领导一切的”。例如，强世功认为，中国模式的根本是共产党是中国的主权者。[12]邵善波认为，中国模式的特征是中国是一党专政，不搞政党轮替。[13]

　　在中国模式论流行过程中，原先仅仅指一种发展模式的中国模式，逐渐泛化为一个将中国近六十年所有制度安排、政策选择均包括在内的大概念。而且，任何人似乎只要愿意，都可以按自己的喜好界定、阐释一下何为中国模式。当有人将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中国模式也就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筐。然而，中国模式概念的泛化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在人言人殊的中国模式论背后，我们仍可辨别出一些要点。中国模式论者，特别是中国的那些鼓吹中国模式论的学者，他们在诠释、界定中国模式时绝非“价值中立”，他们基于特定的立场，构建出了属于他们的“中国模式”。

　　二、中国模式论的理论倾向

　　新中国建国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固然有其特点，正如世界诸国近代化过程中皆各有其特点一样。理论家致力于诠释中国经验的特点，亦是分内之事，但中国模式论者，并不只是为了对中国社会政治进行研究，他们在贩运、炒作中国模式论时，加入了他们的许多价值诉求，植入了他们的许多个人想象。中国模式的特点，尽管在论者内部亦从未达成共识，但若考察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其理论立场便不难看清。那就是，在拒斥自由民主等 “现代”“西方”价值、制度等方面，他们似乎是有共识的。不过，他们的拒斥究竟是口头上的，还是实践上的，他们能否将其道一以贯之，则要打大的问号。事实上，不仅“中国模式”一语他们取自西方，基于经验抽象出某个“模式”，本身也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做法。他们在表达中国模式时，所运用的语言，无一不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潘维在运用本土语言方面确实下了功夫，从古书上找了不少词汇，如社稷、民本、国民等，他甚至将中国模式命之为“鲲鹏模式”。但如果不以西方社会科学的语言对这些生造的概念加说明，除了潘维自己，大概无人能明白他要表达何意。关于语言的问题，后文将专门论述。这里我们且指出中国模式论者的共同理论要旨。笔者认为，近年来在国内倡导中国模式论者，在理论上大致有如下两种明显的倾向：

　　第一，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回避、拒斥甚至否定人类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否定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在经济上，他们不大讲市场化改革对于近三十年中国发展的贡献，而是大谈政府在管制经济方面的优势，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靠的是政府而非市场，一些学者甚至公然否定市场经济，有意抹杀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质的差别。在强调所谓历史“延续性”的幌子下，王绍光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年增长6.1%，是十分美好的快速发展的时期。有学者干脆指出，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从未存在过。中国模式论者在享受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富裕的同时，却竭力回避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毕竟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成就，它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内核。如果说在经济上，中国模式与西方诸国的差别尚不明显，那么在社会政治体制上，中国模式论者便可以对中国的特殊性大加赞赏了。依据某些中国模式论的观点，中国的方方面面均与他国(主要是美国)不同，中国人似乎不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中国人可以不要基本的权利，可以不要活着的尊严，可以不考虑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可以任意被宰割、被消灭、被牺牲。“民本”、“为民”等词汇被用来对抗西方的“民主”理念。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西方术语，在极端的中国模式论者眼里完全是西方文化殖民的暗器。有学者甚至称，随便引入一个概念是危险的，比如民族一语引到中国，带来了许多危害。今天人们讲民主、自由等同样在此行列。不过，他们并不是要真正拒斥西方文明的一切成果。比如，潘维批评民主迷信，却鼓吹法治。[14]须知，法治也是舶来品，中国有法，有法家，但要说有潘维讲的“法治”，不要说古代，就是当代中国亦很难说有。这种自我矛盾与分裂，在不少中国模式论者那里都可以发现。再如，王绍光不喜欢讲自由，但却十分喜欢平等，他大概忘记了“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现代意义的公民间的平等，也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本土只有君臣父子。均贫富、等贵贱，或众生平等，皆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学者讲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党的绝对权力。须知政党本身也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而党国体制或党管一切的全能体制，在现代世界中也绝非中国一家。更何况，政治秩序犹如家庭一样，“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成功、文明的社会政治秩序有其共性，并不难理解。

　　第二，中国模式论者倾向于为现状进行有意无意的辩护，他们强调既有秩序的优点，而淡化甚至否定其缺点，在对待中国面临的问题方面，缺乏探讨的足够兴趣。中国模式相对于西方模式而提出，它包含了对某种模式的肯定甚至有将其树立为典范、向其他国家推广的意味。不少中国模式论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十分完美的体制，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制度。建国六十年来的发展，正是得益于这种模式。它包括党对社会的全面领导、集权的政府等等。对于中国发展至今付出的代价、存在的问题，以及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他们往往一笔带过。一些中国模式论者公开表达了对既有秩序的赞美，仿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大功告成，大国崛起已然成为事实。有学者将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表明了中国模式论在中国与官方意识形态何等一致。讲中国模式，就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安全又体面，真是一个“无害”的理论游戏。而另有一些中国模式论者，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寻找既有秩序的根基，全然不顾现今中国已经经历了上世纪的大革命，论证“集权为民”等不民主理念与实践实为中国传统，论证中国人只配“民本”，无缘“民主”。河清说：“一党主政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常识。”[15] 这种对前现代社会的想象，事实上仍然在为既有制度安排进行辩护。形形色色的中国模式论，在政治上的立场于此暴露无遗，其御用、为现状辩乎的一面，是十分明显的。在社会科学理论上，中国模式论除了提供了一点噱头之外，并无实质性贡献。

　　三、中国模式论者存在的问题

　　中国模式论一经提出，便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与批评。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尚需商榷;有学者提出，仅仅基于三十年或六十年便试图概括一个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时间太短，何况该模式未来走向尚不可预期，预言中国世纪的到来为时尚早;还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应包括台湾模式，否则政治不正确。笔者在此无意于再现相关争论，只是就中国模式论者在阐发其理论时存在的问题稍加说明。

　　首先，一些中国模式论者缺乏对现代社会个人价值与尊严的同情，在道义上颇为可疑。现代社会相较于传统社会，其重要特点在于个体的解放、个人从各种束缚中摆脱出来，个人有权利、有尊严，本身是目的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中国模式论者口头上大讲公平、正义、平等，似乎很为穷人与弱者考虑，但一旦提到公民一人一票的权利，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的权利，作为纳税人而对政府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他们便将之视为西方价值、西方模式而加以拒斥。当一些学者充分肯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策时，他们可曾想到那些在饥荒、在政治运动中无辜丧生的同胞?他们为中国模式唱赞歌时，又何曾想到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被城管活活打死的百姓?汪晖在其发言中竟然以纳粹式历史决定论的逻辑来为政府责任开脱，认为过去的所有事件都是“历史的必然”，“不是个人意志，是整个的历史过程在这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6]“历史过程”使政治中人卸除了一切责任。谁叫你生活在那个年代，谁叫你生活在中国?此种对个人的蔑视，令人瞠目。

　　其二，中国模式论者缺乏学者的批判精神，与政权热情拥抱，助长了学界的不正之风。吴志攀说：“中央政府是最理性的，它能够消除利益集团的影响。”[17]似乎中央政府在决策中从未犯过错误，从未发生过腐败现象，似乎中央政府是一个由圣人组成的政府。孙木生说，中国“很民主”。甘阳更有惊人之语：“三十年来最成功的概念就是‘和谐社会’。”[18]其献媚阿谀之程度，令学人蒙羞。难怪听众有质疑：“现有体制这么好，还改什么?”[19]强世功从法理学的角度旨在说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变。[20]王绍光对中央政治局的学习十分赞赏，他说：“我们很难想象，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相当于中国政治局常委一级的官员，定期进行学习，定期下去调查。这个不仅仅是这几年的事，而是六十年一以贯之的，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政治局常委经常下去调查。” [21]其口吻似一个古人遇到了一位微服私访的清官或皇帝，全然不考虑“浮夸风”时期的错误决策，亦不考虑为何会有此种学习，学习的内容、目的何在。路风在谈到腐败问题时，提出重要的问题是思考“中国为什么不更腐败”，令人惊讶。河清从文化与传统的角度为官方意识形态提供论证，他指出，中国文化不容多党政制，集权为民是政道，他认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完全延续了中国两千年来为民的政治智慧”。[22]

　　其三，有些中国模式论者缺乏学术上的诚实，歪曲事实、歪曲历史，甚至有意制造概念混乱，为了构造出“中国模式”，不惜犯逻辑上自相矛盾的错误。王绍光盛赞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平等与经济增长，并且告诉我们6.1%的GDP年增长率，不过，在后来的发言中则坦言自己属于那种“玩数据”的人[23]，言下之意他说的数据并不必当真。黄平提到对于中国模式“关键是想不想说，敢不敢说，能不能说得好。”大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架势。汪晖提出了“不完全主权”的概念，而主权若不完全，还能叫主权吗?这种自相矛盾的概念在汪晖的头脑中可以十分和谐地存在着。赵南元在论及中国模式时的逻辑更加惊人。他说：“中国之所以不能当强盗，是因为中国太大，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抢来也不够分的。”[24]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如果“抢来够分”我们就可以去抢他国的东西。翟玉忠说得很诚实，他说：“比如民主，民主这个概念，因为它不是由国家意志去执行的，受到损害的一般是知识分子自己。所以，不能随意把一个西方的概念引进中国，它很容易翻译，但是引进来以后一旦产生巨大的排异反应，那种代价是极高昂的。”[25]至于随意界定民主，从而论证中国式民主、中国很民主等概念问题，更是屡见不鲜。其实，中国模式论者中，有学者致力于“破除”民主迷信，视民主为西方模式的特点，只讲民主、为民，另一些人则在论证中国模式体现了中国式民主。笔者在此无意于对中国模式论者进行吹毛求疵的批评。但学者缺乏必要的诚实，视学术如同儿戏，以想象代替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与研究，实与科学精神相悖。

　　四、中国模式论的实质

　　在这场鼓吹中国模式论的文人狂欢中，国内一批原本观点与立场各异的文人学者走到了一起，尽管他们表现得似乎像是反自由主义、反民主的勇士，但其实，他们的政治立场是无法辨别的，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们出于安全的考虑，时常表示赞同，但其内里，则未必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因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本身正是西方近代文明的独特产物，马克思主义对世界革命与发展历来持一种国际主义、普遍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讲民主、讲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概念与原则正是中国模式论者要加以摈弃的东西。可见，中国模式论者与官方权力的拥抱是何等虚伪!

　　如何理解近年来中国模式论的流行?以笔者之见，中国模式论的兴起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复杂的学人心态，某种意义上也折射了转型时期中国人民族心理的一个侧面。这种心态，即是一个在近代历史上受过西方列强欺凌、受过极权主义浸染的民族，在近几十年的改革中稍有发展而生发出的畸形心理，它体现了曾经受过的创伤、阴影，又混合了中国传统中的奴才意识以及极端时期的民粹主义残余，它是自卑与自大的奇异混合，是精英意识与民粹意识的奇异混合。

　　现代工商业文明、市场社会、自由民主政体因其发祥、繁盛于西方而被中国模式论者视为西方人的作品、美国人的模式。落后贫穷的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要有自己的模式，还要向世界输出我们的经验。这种想法是民族国家时代特有的想法，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中国模式论者发现了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他们不仅要在经济、社会、政治模式上构想出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模式”，更试图找到一种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语言，来谈论中国模式，以求彻底地摆脱西方文化的殖民。但这样的事情何等困难!以古汉语描述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即使可以，又有谁能听懂?潘维做了这方面的努力，但其叙述之粗线条、让人不明不白，显然不能诠释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模式。吴志攀曾说“要讲中国特色的话”，实在令人不知其所云。河清说：“为了克服中国人一百年来的文化自卑，重新恢复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我们需要 ‘三个对等’：以仁对等人权，以义对等自由，以为民对等民主。”[26]这些观点将中国模式论背后的文化心态表露无遗。这种心态不是坦然的君子风度，不是真正的儒者胸怀，而是一种扭曲的酸葡萄心理。[27]别人有的，我们得不到，于是就说别人的东西不好，我们的东西好。中国模式论者最初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谈问题，后来便上升到文化层面、语言层面，这种上升，正是伯林所说的向内在的逃遁。通过构造中国模式，学人在自己的周围筑起一道屏障，将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信息拒之于外，以做自己的主人，做自己文化的主人，不受其他文明的奴役。这种通过放弃上路来实现的积极自由，与现实世界毫无干系，更惶论经世济民。这种自由，被伯林称之为浪漫主义的自由，它是一种病态的、危险的、虚假的自由。[28]

　　中国模式论者表现得有时像文化保守主义者，有时像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像民族主义者，有时则像民粹主义者。文化、传统、历史、民族、人民常常被他们提起，但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要回到历史，回到传统中国，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他们不过是一群当代中国的浪漫派。许章润教授颇为正确地评论说，不少中国模式论者表达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文明“乡愁”，而非对世俗政治的现实思考。[29]他说：“如果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化与世俗化的社会里，用自己对先王政治和君子之治的这样一种美好向往，来批判民主政治的腐俗化与不成熟，我觉得这混淆了学问分际。”[30] “乡愁”，那种欲回到故园而不可得的纠结，正是浪漫主义的一种典型心态。中国模式论者乘着浪漫的翅膀回到想象中的传统中国、革命中国、平等社会、民主社会，核心则是逃避世俗政治中的抉择。历史、文化、传统、革命、人民，都成了浪漫派抒发内心情感诉求的机缘。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先驱并非来自中国，而是德国的浪漫派。[31]他们歌颂革命、赞美党和政府，歌颂人民，歌颂中国，至多不过是无害的抒情。而在政治上，他们无足轻重，提不出任何实质性政策建议，结果只有向既有的政治秩序热情拥抱，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政权下演奏他们的抒情乐章，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在他们心目中都是美好的，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实现实现立场的转换，与各种不同政治决断的联手。因为他们根本不做政治上的决断。他们自称他们玩学术，“玩数据”(王绍光语)，“造垃圾”(甘阳语)，他们的各种理论不过是游戏，本不值得严肃对待。他们中很多是文人、艺术家，却涉足了他们十分业余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表现出全才、通才的架势。这种局面，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科学精神的匮乏。

　　中国模式意在挑战美国模式、西方模式，但它本身却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产物。汉唐士人头脑中不会有中国模式的概念，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会接受此种将民族意识放在阶级意识之上的中国模式的概念。中国模式论者挣脱他们所谓的殖民锁链的努力，从该词提出的一刹那便注定要失败，更不必说在全球化时代，旧的民族国家体系早已徒有其名。中国模式论是近年来中国学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知识事件，它是浪漫派文人的杰作，它是为中国改革开放与实践以非主旋律的方式进行的“精神配乐”，除了表达中国模式论者内心的感受外，什么也没有提供。历史上的德国浪漫派曾为纳粹主义的兴起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伯林语)，中国的“浪漫派”下一步可能要带给中国什么，未可知也。

　　[1]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2] 参见沈云锁、陈先奎主编：《中国模式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3] 沈云锁、陈先奎主编：《中国模式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

　　[4] 张宇主编：《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5页。

　　[5] 闫健编：《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94—110页。

　　[6] 江金权：《中国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解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9页。

　　[7] 原载于《参考消息》，2009年8月19日，转引自王辉耀主编：《中国模式》，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9—20页。

　　[8] 闫健编：《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98页。

　　[9] 王辉耀主编：《中国模式》，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

　　[10]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23页。

　　[11]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62页。

　　[12]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29页。

　　[13]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41页。

　　[14] 潘维：《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5]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380页。

　　[16]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36页。

　　[17]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08页。

　　[18]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52页。

　　[19]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59页。

　　[20]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86页。

　　[21]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83页。

　　[22]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349页。

　　[23]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21页。

　　[24]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59页。

　　[25]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313页。

　　[26]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348页。

　　[27] 关于这种心理，参见(英)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28] 参见(英)伯林：《自由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05页。

　　[29]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61页。

　　[30]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72页。

　　[31] 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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