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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崛起的中国的危险 [打印本页]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1-1-14 17:38 标题: 崛起的中国的危险

　

中美势必是竞争对手，但不必定敌我对立

原文： 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
初译：ECOCN的 jerrywhitt ；

译言网的“ 卧薪越甲 ” 校对：@xiaomi2020

2003年底2004年初，中国的大部分高层领导人一连几个下午将管理13亿人的工作放在了一边，学习大国崛起。你能想象，当他们重温15世纪以来历史上的大国都是如何争取世界霸权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战争与破坏是多么的残酷。你也能想象，他们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是否可以和平崛起。中国使用了多重手段，旨在扫除其他国家这样的质疑。中国一再声称她将和平崛起，同时慷慨地对外援助和投资，积极地解决邻国争端，多次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及各种国际组织。上个月朝鲜炮击韩国时延坪岛后，中国起码还是提出了一个试图约束朝鲜的框架。

但是，表现理性的中国有时也显示出好斗的一面。今年三月，朝鲜击沉了一艘韩国军舰，造成46名韩国军人死亡；中国没有为此谴责朝鲜。就在几个月后，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中日有争议的海域拘留一些中国渔民，起因是中国渔船撞击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中国对此的反应是逮捕日本商人，停止出口对日本工业至关重要的稀土。此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高调重申了对南沙和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这些岛屿涉及的面积几乎是整个南中国海。正如中国领导人从历史课学习中了解到的，世界会和平还是开战取决于少数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国领导人对此了然于心。中美关系有时如同英美关系那么好，有时又如历史上的英德关系那么糟。迄今为止，中美之间发展良好；中国致力于发展经济，而美国将致力于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但中美两国互不信任——中国认为日趋衰落的美国势必会阻挠中国的崛起，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日俱增，美国还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伯罗奔尼撒式的悲观主义悲观主义者认为中美两国必将成为敌人。两国对于理想社会的观点相去甚远。随着中国的崛起，它决心自行其道并在世界上有所作为的决心也与日俱增；而美国必然不愿让出世界霸主的位置。悲观主义者对中国野心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中国不一定就是敌人。中国与前苏联不同，它没有输出意识形态；中国与19世纪的欧洲大国也不同，它也不热衷于殖民扩张。中美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比如均在全球化和市场开放中受益；在全球的开放市场中，两国都可以购买各种原材料并出口商品。中美两国都需要稳定的全球，核武器不会扩散，朝鲜和伊朗这类无赖国家不要制造麻烦。如果世界发生战争，中美两国都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将中国变成敌人的最佳方法就是将中国当成敌人看待。现在的危险是中美摩擦的升级，这和英国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两国关系的恶化是相同道理。事实上，在防务方面已经是这样。中国认为受到了美国海军的威胁，于是忙着将导弹、潜艇、雷达、网络战设备和反卫星武器进行现代化改进。现在美国已经感觉到了中国斗志昂扬。最近，五角大楼的评估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可以威胁到台湾和中国附近海域的航母；美国海军有理由为此在太平洋地区部署更多军力。这让中国再次感觉受到了压力，并做出回应。即使中美仅仅是出于自卫而并未打算进攻对方，也足以让他们各自视对方为日益严重的威胁。

一些人会说，只要美国不要理睬这种军事对抗就能解决问题了。但一个虚弱美国会让东亚地区出现动荡，并将威胁与美国利益直接相关的和平的商贸行为。因此，美

国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海域和台湾不受中国的攻击。如何瓦解不信任的“长城” 历史证明，超级大国可以和平共处；只要新兴强权在崛起时不感觉受到了遏制，同时现任强权没有感到被威胁。因此，中美两国在增加军事力量的同时也需要增加互信。在亚洲，构建信任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确保争执和误会不致失控。中国应当在其军事领域更加透明，特别是在核武器、航空母舰和导弹项目上。同样地，中美两国应当在北韩、台湾、外太空和网络战方面达成化解争执的规则；整个亚洲也需要达成共识，以防止亚洲海域成为强权的角斗场。中美两国应当设法开展多边合作。亚洲需要唯一的区域安全论坛，比如东亚峰会，而不是今天混乱的竞争模式。亚洲国家可能也应当在健康、环保、反盗版和反恐方面增加互信、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而这些问题本质上也是超越国界的。如果美国要求中国遵守其倡导的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美国自己首先就必须这么做。每当美国违反这一准则，例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都会增加中国的怀疑和损害其倡导的自由准则。中美在大国关系方面存在一个以前的强权不具备的优势，即中美都亲眼见证了20世纪的错误道路。这也保证了21世纪将不会重演过去的故事。

特别报道：中国的世界地位 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卧薪尝胆
中国强调其军事和外交努力不会是威胁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此却不太肯定

原文： Brushwood and Gall
初译：ECOCN的 mzviolet1987 ；

译言网的“ 沈达明 ”；独立译者 NilBlue 校对：@xiaomi2020

公元前492年，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末期，越国（现浙江）国王勾践在连串战役中惨败，被北方邻国国王夫差俘虏了。吴王夫差让勾践当他的马夫。他忍辱负重，逐渐赢得夫差的尊重，在几年之后夫差将其送回已成属国的故土。

勾践从来没有忘记这段耻辱。他在自己房间里卧薪尝胆，每天警醒自己勿忘复仇。勾践虽然出身高贵，但他却向吴王夫差示弱，给吴王献上很多精美的手工艺品和大

量木材以怂恿夫差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楼阁，这样的放纵让夫差债台高筑。此外，勾践还以越国的绝色美女勾引夫差，贿赂吴国的宰相，并买空了吴国的粮食储备。随着夫差的吴国每况愈下，越国却在富国强兵、蒸蒸日上。勾践忍了八年之久，最终在公元前482年，他满怀信心地带领近五万精兵北上攻吴。几番战斗后，他们就打败了夫差，攻破了吴国。

中国人眼中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类似于英国人所熟悉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和他的蛋糕的故事1，再或者是美国人的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2。在20世纪初期，“勾践成了中国反抗口岸条约、外国租借和殖民耻辱的象征。越王勾践的故事很好的概括了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继而成为超级大国的警惕。自从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就一直把和平放在嘴边。那时，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实力虚弱、不能挑战美国，但中国一心一意追求致富。今天，中国已经强大起来，并重建了其军事力量，而西方各国和日本则债台高筑，并不断的向中国出售各种技术。中国一直很有耐心，不过它在国际上再展雄风的日子也指日可待。但是，越王勾践的故事还有另外一种解读。哈佛学者保罗·科恩（Paul Cohen）也写过越王勾践，他认为今天中国人只是将勾践作为坚持不懈和专注投入的榜样。学生们被告知，假如想成功就必须向勾践学习——卧薪尝胆，伟大的成就要经过牺牲和具备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取得。勾践代表的是自我改进和全神贯注，而不是伺机报复。 21世纪的中国将会是哪个勾践呢？是广泛的融入西方世界，一个使人们拥有获得成功的机会，并享受通过努力工作带来的回报的地方？还是，随着其财富与实力逐渐超过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中国变成对世界产生威胁的愤怒之国，报复以前曾经做错事的国家，以武力让它们臣服？美国副国务卿吉姆·斯坦伯格（Jim Steinberg）认为，中国的选择是“当今最大的疑问”。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有赖于中国选择走哪一条道路。

有人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融入很深，以至于不可能通过战争和高压政治将世界经济置于危险之中。贸易带来了繁荣。中国从世界各地进口原材料和零件，再将货品销往国外市场。目前中国坐拥2.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怎么会搞垮自己从中受益

良多的国际体系呢？然而，这种说法太乐观了。过去，融合有时也先于冲突发生。即使德国曾经是英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而英国是德国的第一大出口商，在1914年，欧洲也依然燃起了战火。同样，日本在残暴地侵略亚洲之前仅仅刚开始富裕，并刚能够与欧洲强权并驾齐驱。另外有人则走向了另一极端，认为中美将势必对抗。他们说，自从斯巴达带领伯罗奔尼撒抗击雅典人以来，衰落的强权对崛起的强权让出位置的速度就不够快，令后者不满。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对权利的欲望以及野心也随之增强。最终，中国便会冲破忍耐极限，因为美国也不会自觉自愿地交出领导权。

乐观的理由这样的观点又太过悲观了。中国坚持自己的领土主张——台湾、南中国海、众多岛屿以及坚持与印度存在领土争议。然而，与1945年前的列强们相比，中国并未寻求新的殖民地。也不像苏联，中国也不输出意识形态。事实上，比起象征性的共产主义、正准备登场的儒家思想或者其它，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更为盛行。而且，在两国均拥有核武的情况下，战争也许根本就不值一打。

在现实世界中，崛起国家与衰退国家之间的交易并非直截了当。英国曾两次担心欧

洲大陆会被扩张的德国统治，欧洲也两次滑入了战争。当美国取代了英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之后，英美一直保持着盟友关系。二战后，日德分别从废墟上成长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却没有在政治上合谋挑战美国。国际关系专家们已经花了很多精力研究帝国的衰落。“权力转移理论”的要点是，需求得到了满足的强权在崛起的时候不会挑战原有的世界秩序，比如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而需求没有被满足的国家会认为正是由原有霸主一手打造并维持的世界权力体系在限制它们的发展，比如战前的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从无政府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认为除非它们诉诸武力，否则它们的正当诉求就不会受到重视和认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大卫·兰伯顿（David Lampton）认为，在过去十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两个超级大国正慢慢地形成他称之为的“双赌”（double wager）局面。中国愿意广泛地融入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赌的是世界其他国家渴望得到中国的帮助和中国的市场，这些国家愿意看到中国变得富强。美国不会寻求阻止中国的崛起，赌的是繁荣将最终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秩序的支持者——按曾在小布什总统政府中担任副国务卿、现任世界银行总裁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话来说就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过去十年的多数时间里，除了一些小打小闹，这种“双赌”还是奏效了。2001年前，美中在台湾问题上闹僵、美国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以及美国EP3间谍飞机和一架中国战斗机发生致命的空中相撞。当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很危险，但两国领导人并没有让险象成真。从那以后，美国一直忙于反恐战争，并致力于以更平稳的方式对待中国。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享受着不错的份额。中国还大量借贷给美国政府。这不正适合中国先前一直坚持的通过发展经济“发展综合国力”这一最佳途径？根据对中国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一系列白皮书和公开演讲的分析，中国需要一种“新安全观”。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这就反过来要求中国不能让它的邻国感觉受到了威胁。

为了打消诸国的疑虑，中国开始加入以前拒绝加入的国际组织。这样一方面让它赢得了一个“世界好公民”的信誉，一方面也是一种安全的对抗美国影响力的方法。中国领导了旨在抑制朝鲜核计划的六方会谈；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3，总的说来它致力于阻止核武器的扩散（虽然一些“无赖”的中国公司仍在扩散核武）。它派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数比其他任何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或北约国家都要多。

争议和分歧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但外交官们、政策制定者以及学者们都相信，在

有核时代，中国可能会和平崛起为一个新的超级大国。然而这种信心最近有所削弱。不久前几个月，中日因在钓鱼岛（日方称之为尖阁诸岛）海域中方渔船与一艘（或两艘）日本巡逻艇相撞事件而反目。早些时候，当韩国海军的反潜舰被击沉，造成46名船员丧生时，中国没有支持韩国——尽管一个国际调查组的结论是“天安号”确实是被朝鲜潜艇击沉。当美国和韩国针对沉船事件计划在黄海进行联合军演时，中国表示反对，迫使部分军演东移到了日本海。当北韩上个月炮击韩国的一个岛屿时，中国一如既往地不愿表示谴责。中国也开始把囊括大部分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包括在它的六个“首要问题”当中——这是一种让外交官们警惕的新的表达方式。当东盟（ASEAN）成员国今年夏天在河内会议上对此发出抱怨时，根据报道，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立刻变脸，怒气冲冲地说：“你们都要记住，你们的经济繁荣在多大程度要依赖我们。” 去年，中国的《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恶毒地攻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因为他访问了西藏附近的争议领土。；奥巴马访问北京，以后后来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也遭到了无礼对待，当时一名中方的低层官员对这位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摆手摇指；中国军舰也不止一次的骚扰美日海军舰艇，包括美国导弹驱逐舰“麦凯恩号”和海军测量船“无瑕号”。这些事本身可能都算小事，但因为那个“双赌”就显得重要了。美国总在寻求迹象表明中国正在逃避责任，变得富有侵略性——而中国正在寻求迹象表明美国和它的盟友将联合起来阻止其崛起。在战略性的互不信任中，一切都被渲染放大了。从这幅有色眼镜下来看，许多中国观察家们察觉到了某种转变。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副国务卿的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如是说。“中国微笑外交已经结束”。另一位日本安全专家冈本行夫说：“中国对超级大国的渴望已非常明显。”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也提到了他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感受到的潜在猜疑和忧虑。尽管美中两国政府各部门的日常交流平稳进行，但“中美之间的战略不信任在持续加深，”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伯尼·格莱塞（Bonnie Glaser）这么说。中美关系的恶化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和平仍然是合理的选择。中国面临着很多巨大的国内问题。它从美国市场和良好的邻国关系上都受益匪浅，一如2001年的时候。中共和白宫的主人，无论其政治背景如何，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比其它方面更多的利益。中国领导层明白这个。2003年11月和2004年2月，中共政治局专门讨论自15世纪以来的大国兴衰。美国的决策者同样意识到，尽管强大的中国会很难应付，但一个不满而又强大的中国则让人无法应付。

然而，从国内政治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有很多问题汇集起来促使两国关系恶化。风险不在于爆发战争——战争目前仍然不可想象，因为它会极大地损害所有人的利益——危险在于中美的领导人可能在今后十年逐渐为未来的敌对关系打下基础。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对此作出过最好的描述。

悲观的理由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任职总统期间，基辛格先生为亚洲四十年的和平创造了条件，因为他看到相比起竞争，美国和中国在合作中能获得更多。今天基辛格则忧心忡忡。2007年9月，在国际战略研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他认为要把中国纳入到国际秩序中比起一个世纪前把德国纳入国际秩序中要难得多。他说：“问题在于这不是要融合一个欧洲式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羽翼丰满的大陆大国。中美两国的DNA可能会导致它们的关系变得日益敌对，就像当年英德从友好走向对峙一样„„华盛顿和北京都没有太多与一个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大国合作的经验。但中美两国领导层眼下最重要的人物要铭记这样的事实：两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主宰对方，而且它们之间的冲突将耗尽自己的社会力量，并破坏世界和平。” 现存的世界最尖锐的对抗就在美国军队和迅速现代化的中国对手之间。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的军力依然具有强大的优势。但在中国沿海水域，美军不大会轻易取胜。

特别报道：中国的世界地位 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第四个现代化
中国正在成为西太平洋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美国该如何应对？

原文： The Fourth Modernisation
初译：ECOCN的 dqzxf ；

译言网的 ringse ；独立译者 NilBlue 校对：@xiaomi2020

三十五年前邓小平批评共军（PLA）存在“肿、散、骄、奢、惰”等弊病。即便如此，当他三年后开始规划中国的现代化蓝图时，还是将国防现代化排在最后一位，位居农业、工业和科技现代化之后。当1982年，当时的海军司令抛出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海军强国之一的计划时，邓小平认为这一目标在2040年之前都无法实现。之后，中国的军队现代化占据了越来越优先的地位，这都要归功于美国人的两次武力展示。其一是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沙漠风暴”行动中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这件事使中国人确信，自己不能再依靠人海战术了。其次是1996年，当共军还在用导弹演习震慑台湾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派出了两艘航空母舰，其中一个具有挑衅性的名字——独立级战舰。中国人不得不后退。苏联的解体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造价高昂，并会危及政党统治。正面挑战美国是不明智的行为。于是，中国开始努力发展负担得起的“非对称”武器。这种非传统战略使评估共军的进步更加困难。西方舆论对此分歧严重。军事分析家们担心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霸权正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而中国的国防问题专家们对所有这些危言耸听的言论常常嗤之以鼻。那么到底孰是孰非？

共军在三个方面的现代化非常突出。首先，中国已经具有了五角大楼称之为“世界上最活跃的地面弹道弹道和巡航导弹”。二炮在台湾海峡的大陆一侧部署了约1,100枚短程弹道导弹，而且一直在加大这些导弹的射程，增加其有效载荷，提高命中精度。二炮还改进了中程弹道导弹，使其具备既能携带常规弹头，也能携

带核弹头的能力。共军已经部署了数百枚从空中与地面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而且它还正在研发世界上第一种反舰弹道导弹，为提高这种导弹的威胁力，它将具有机动的再入（大气层）载体。其次，中国改造并扩编了潜艇舰队，现在还可以停泊在新建成的海南岛基地，这处基地地紧邻中国的南海。在2002年之前的八年时间内，中国共购买了12艘俄罗斯的公里级潜艇，这是对其原来噪音很大的“明级”和“罗密欧级”舰艇的极大改善。自那以后，共军海军开始装备自行设计航程更远、隐身能力更强的潜艇，其中包括“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与“商级”攻击型核潜艇。中国目前大约有66艘潜艇，正在逼近美国的71艘，不过美国潜艇的性能占优。澳大利亚的一家智库科科达基金会（Kokoda Foundation）估计, 到2030年，中国可能会拥有85至100艘潜艇。第三个方面，中国着重推行了“军队信息化”，这个术语有点绕口，是江泽民主席在2002年提出的。这一术语描述的是共军应该具有电子侦查、通信、电子与网络战能力。借助卫星、超地平线雷达、中等距离地波雷达、无人驾驶侦察机和水下探测部队，中国现在对太平洋中发生的事情可以了如指掌。中国也一直在研究反卫星武器。美国的卫星曾遭遇过地面发射的激光破坏而“头昏眼花”。2007年，一枚从四川省西昌航天中心发射的弹道导弹击毁了一颗气象卫星，尽管其他国家对此次试验产生了35,000片新的太空垃圾而感到愤怒，但这可谓是“一次壮举”。中国的黑客也一直忙个不停。去年三月，加拿大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拥有1,300多台计算机的间谍网侵入了政府的网络系统，该网络中的许多计算机位于中国境内。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Northrop Grumman）是美国的一家防务承包商，据该公司统计，在2009年之前的十年内，台湾和西方国家的目标至少遭到了中国黑客35次大规模网络攻击。五角大楼承认，不能确定是否是共军策划了这些攻击，但同时也指出，共军的“权威”分析人士非常看重网络武器的重要性。新的军火库这意味着什么？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军事专家都认为中国的新武库比其高调宣称的未来十年左右的航母计划更具威胁。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艾伦·杜邦（Alan Dupont）说，“对于传统意义上军事武器落后的国家来说，导弹和定向网络攻击是最好的选择。”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SBA）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军力威胁到了美国在亚洲的基地，但到目前为止，除了核武外，中国还不具有摧毁这些基地的能力。二炮的导弹能突破这些基地的防御系统，摧毁机场跑道及大量的战机和战舰。

日本已经处在中国导弹的射程之内，但目前为数众多的导弹对准的是台湾。关岛很快也将处在这些导弹的打击范围以内（见图1）。

图 1 中国导弹的实力在距中国海岸1000-1600海里的距离内，中国的潜艇、导弹和反舰巡航导弹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构成威胁。罗斯·巴贝奇（Ross Babbage）是澳大利亚的一名防务分析家与科科达基金会的创始人，据他的说法，如果中国发射反舰弹道导弹，出其不意地快速袭击，则预警时间极为有限，将更难以防御。而中国的太空和网络武器可以成为中国策划者标榜的“杀手锏”，出其不意的袭击美国复杂却脆弱的电子网络。这将使美军处于一种半盲和“聋哑”状态，这样其基地与航母就更易受到攻击。

总之，中国的军事打击能力迅速增强，已经远远超出了阻止美国干涉台海对抗的能力。现在，中国从其海岸线向外投送武力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12英里（19公里）4的界限，美国人过去可以自由逼近这条界限。日本防务专家冈本（Okamoto）先生认为，中国的战略意图是“完全控制”所谓“第一岛链”内的海域。最终，中国似乎想让美国舰队无法确保其在西太平洋的利益。

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去年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国防部

长警告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网络战、反卫星武器系统、防空与反舰武器系统和弹道导弹等方面的投入，都会威胁到美国部署军力和帮助太平洋同盟国，尤其是对美国前沿部署的空军基地和航母战斗群构成威胁。” 巴贝奇先生更加直言不讳：“目前的防务计划是徒劳的”。他与“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分析家们都认为，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其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美国应加强基地建设，可以通过诱饵和在此区域部署飞机和舰艇来摧毁中国的攻击。美军必须拥有更强的后勤保障能力，能够在信息网络被损坏的情况下继续战斗。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能够摧毁中国的电子检测，监视和战斗损伤评估系统，这些系统中有一部分深藏于地道之中，美国的武器想要摧毁它们绝非易事。太平洋上不太平批评人士说，冷战分子们都患上了一种恶性的“敌人缺失综合症”。他们从一开始就误导人们产生一种中国国防开支飙升的印象。共军的预算在过去十年中与中国的GDP增长大致保持同步，以过去二十年来看，其占GDP的比重还下降了（见图2）。中国的国防预算只是部分公开，专家们对中国防御预算的实际规模存在争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山姆•培罗•弗里曼（Sam Perlo-Freeman）认为，以2008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中国2009年的全部国防开支为990亿美元，虽然部分数据可能有些估计过高，但官方公布的国防开支总额只有700亿美元。美国计划的国防支出总额为6,630亿美元。以占GDP的百分比计算，中国的国防支出不到美国的一半，比199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少。培罗·弗里曼先生说：“没有多少证据证明正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的说法。”

图 2观点碰撞：关于国防开支

一些人还对中国国防装备的质量抱有疑问。一位退休的美海军上将说，中国从俄罗斯购买的大部分武器装备都是些“垃圾”。尽管中国在进步，但在引导与控制系统、涡轮发动机、机床、医疗诊断与司法鉴定设备、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等方面还很落后。杜邦教授说：“中国是在快速地前进，但军事现代化是越往后越难。” 一些人对中国军队的人员素质也表示怀疑。现在的共军与过去那支农民军相比，其专业化程度是要高多了，但是缺乏经验。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奈杰尔•英克斯特（Nigel Inkster）回忆中国海军的一个创始人曾对他说过：“问题不是我的航海知识不多，而是之前我甚至没有见过大海。” 要掌握潜艇武器这样复杂的课题需要数年的时间。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克里斯汀·李梅尔（Christian Le Mière）说：“只有经历了战场上的检验才能发现自己的薄弱环节在哪里。”这位退休海军上将认为，中国军队苦于信任缺失，在战斗中他们很可能拖慢行动。“我们鼓励官兵独立承担责任、发挥能动性，”他说。“而他们对此深恶痛绝。” 哈佛大学的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教授认为悲观论者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威胁，低估了美国的实力。美国追踪对方潜艇的能力要高出一筹；其网络战的实力也占优；由于美国的太空装置全部采用了冗余设计方案，因此其太空抗打击能力也领先于中国。中国很可能难以穿透保护美国舰艇的防护网及电子伪装。澳大利亚国防学院（Australian Defense Force Academy）的卡莱尔·萨耶（Carlyle Thayer）认为，美国已经将其53艘快速攻击潜艇中的31艘及俄亥俄级核潜艇部署到了太平洋地区。虽然这场争论中尚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有三件事是不容置疑的。首先，中国已经迫使美国军舰在接近中国海岸时要考虑方式与时间是否适宜。美国军舰距中国海岸越近，对其构成威胁的导弹和潜艇就越多，他们对攻击作出反应的时间也越短。任何一个驾驶着一艘价值150-200亿美元，舰上载有6,000名船员的航空母舰的人要再三考虑是否需要冒这个风险。为拒绝美国继续占有它已统治了几十年的那片海域，中国并不需要控制自己的附近海域，它只要能对那里的美军舰艇构成威胁就行了。澳大利亚的前安全与防务官员休·怀特（Hugh White）预测西太平洋将成为“海军的闲人免入区”。第二，中国的军事投射能力正在增强。中国的潜艇、战机、导弹及网络和电子战能力曾经弱不禁风，但现在成为了一种威胁。中国的武器系统将继续得到改善，其军队也会继续积累经验。只要经济不衰落，中国国防开支的绝对数额（可能还有占GDP的比例）将随之增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在其后院的军力投送能力比美国跨越太平洋在这个区域进行军力投送要容易的多。盖茨先生称“过去六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内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享有的庇护”受到了威胁。

第三，虽然美国能够应对中国，但首先必须先克服一些障碍。美国在亚洲的军队开支并不乐观，受到缩减政府开支和其他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其他军事重点问题的影响。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指出，用更多的潜艇来取代航母等这一类想法不可避免地将遭到海军的反对，当影响到一些选民的时候，相关的政客也会反对。他说：“对于许多官员而言，提到海军他们永远只会与航母及航母执行的军力投送使命连在一起，这一观念由来已久。减少航母的数量将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军事规划的大变革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因此，美国现在就需要考虑2025年时中国的实力。所有这些都指向一项重要的原则。军事规划不同于外交。外交官们感兴趣的是美国想做什么，而军事规划者必须考虑美国能做什么。意向会改变，国家可能被误导。但如果你负有保卫国家的职责，你制定的计划就必须能够应对甚至不会出现的威胁。这种逻辑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美国近些年来毫不迟疑地发动战争。不久前，一位退役的共军海军上将将美国海军比作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他“就在我们的家门口徘徊”。1990年代美国展示的力量使中国感到安全受到了威胁，从而推动了共军的变革，使其能够成为大陆的对台政策的后盾，并保卫关乎其经济命脉的海岸线。中国是增强了自身的安全，然而却剥夺了邻国和美国的安全感。也许中国从未打算过以其拥有的武器进行侵略。但美国的国防规划者们不能只相信这个，他们必须找到应对之策。如此一来，这两个从未打算损害对方利益的国家就会将对方视为日益增加的威胁。。如果你自己不武装起来，那么就要等着挨打。如果你武装了自己，你就会威胁到其他国家。英国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将这种现象称为“绝对困境与无法摆脱的安全两难”。这就是为什么中美关系将可能日益紧张的原因之一。

特别报道：中国的世界地位 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不再韬光养晦
中国正逐渐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越来越专断其它国家将如何反应？

原文： Less Biding and hiding
初译：独立译者 NilBlue 校对：@xiaomi2020

“谁是你们的敌人？”今年北京初夏的一天，北京大学内的一个讲座上，来访的美国学术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向国际关系学院的王缉思院长提出了这个问题。片刻的沉默之后，王先生犹豫着抬起头，回答说：“大多数中国人会说美国是我们的敌人。”

然而，正如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在他的《中国防务政策》（Chinese Security Policy）一书所说：自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在1972年访问北京以来，美国和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一开始这是基于对抗苏联的同仇敌忾——中苏曾于1969年在两国边境发生冲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经常欺负邻国，但现在这种外交政策已被搁置，因为与美国的合作更为重要。在最终接替毛泽东掌权的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甚至不情愿地接受了美国持续地向台湾售武。

当苏联的威胁烟消云散之后，中国继续把外交政策放在第二位——这一次是为了发展经济。这又需要与美国的合作，为了得到最好的市场、技术和投资。邓小平曾把这种政策归结为著名的二十字原则：“冷

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当世界开始担心中国急速增长的实力时，一位高级官员试图打消这种恐惧，誓言中国会“和平崛起”。甚至连这一说法后来也被放弃了，因为“崛”有成为“群山之巅”的暗示。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胡锦涛用的是故作温和的“和谐世界”。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努力避免与美中关系发生不可避免的危机。总的来说，他们做到了。最近，中国的行为——主要的是针对日本、韩国和南中国海——开始让中国观察家们感到警惕。然而，为什么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会突然冒着风险，破坏给中国带了如此繁荣的政策呢？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中国的战略已经开始改变。一些中国人认为，现在他们的国家强大了，不再需要讨好美国。另一个则是中国社会本身也开始改变。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理查德·里格比（Richard Rigby）将这种情况称为“内部分派的威权一党制国家”，领导人需要更仔细地倾听人民的想法。能做，就会做先从中国的战略改变说起。中国已经敏锐感觉到自身实力的增长和美国的衰落，金融危机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因为它暴露了美国和欧洲的缺陷，而危机中的中国比许多人预计的更为强健。一位在北京的外交官说：“在中国有这样一种看法：西方需要中国的程度超过了中国需要西方的程度”。美国举步维艰的战争也加深了这一印象。据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访问学者拉菲罗·庞图奇（Raffaello Pantucci）说，中国分析家们“高兴地”得出结论说：在阿富汗战争中北约将迎来失败。 “我们过去隐藏自己的实力、否认自己的实力”，一位中国学者对位于华盛顿的高等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大卫·兰伯顿（David Lampton）说：“但是这么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实力在增长。”曾有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导致中国用加倍的努力来安抚美国和地区邻国。但是今天，正如北京的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袁鹏所说：“许多中国学者建议政府放弃与美国合作的幻想，直接正视深刻且不可避免的中美战略竞争。” 中国想要表现得更加自信，这是自然而然的欲求。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就像一位在盛宴上就座的食客：一旦开始就餐，才知道他的胃口有多大。“实力改变了国家”，美国外交政策评论家罗伯特·科冈（Robert Kagan）写道：“实力刺激了需求和欲望，实力增加了权利感，它们更需要服从与尊重。这也让它们更加野心勃勃。实力还减少了他们对阻扰的容忍，他们无法接受‘不’作为答案。”

中国一贯擅长遏制这种渴望，但它也有逐渐增加的理由来展示实力。中国公司正在全球搜寻所需要的原料。中国已经是沙特最大的客户。它消耗的石油大约有一半需要进口，这一比例到2015年将上升到三分之二，到2030年将上升到五分之四。中

国对原料提供国发生的事倍感关切。对美国助理国务卿柯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来说，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获得自然资源的战略到目前为止仍然依赖的是他所谓的由美国提供的“运转体系”——美国保证了海上交通的稳定和物资的自由流动。这是中国现在正在建造远洋海军的原因之一：保护其原材料和货物免遭禁运威胁。这反映出中国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信心不足，部分原因是一种潜在的恐惧：西方从根本上是敌视中国的繁荣的——正如那句口号所说“西化、分化、弱化”。总部在伦敦的安全专家乔纳森·巴里斯（Jonathan Paris）说，中国的青年看到西方谴责中国，进而对西方感到失望。一些有影响力的团体认为外国呼吁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实际上只是为了打压中国；只有当西方愿意在台湾和西藏等问题上让步的时候，才应该与西方合作。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是否认同是时候鼓吹中国实力了。中国政治的顶层对于世界来说如此封闭，分析家们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2009年，胡锦涛说中国将“积极地”参与国际问题，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在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年度避暑地北戴河，据报道领导人们在讨论是否应逐渐放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说法。一些能够反映出领导人的思想的、有影响力的党内记者已经总结出了结论：“还不到时候”。然而，即使这一立场也让一些外交家感到了变化。1990年代的争论是中国是否能和美国一起长期合作。现在的争论则是什么时候中国应该施加压力。无论领导人怎么想，他们管理的这个社会正在迅速变化。近年来他们都受到新的外交政策利益相关方的影响，包括资源公司、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媒体以及网络运动家们。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和迪安·诺克斯（Dean Knox）研究了这些利益集团，说他们当中许多人坚信中国对于外界应该“更少地屈从”。这些人自信的部分原因是爱国主义得到政府的鼓励，借以在1989年残酷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者之后支撑其合法性。首先，每个学校每周都有升旗仪式以及一场令人振奋的演说。其次，博物馆和革命遗迹被指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1年，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写道：爱国主义教育“让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增强了他们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而不是盲目崇拜西方。”

民族主义的兴起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现在大约三十多岁，他们身上的民族主义痕迹确凿，影响广泛。“在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不仅是中国的部长们在拍桌子”，曾经参与把香港从英国治下交还给中国的谈判的彭定康说：“中国的异议人士也拍桌子。”前澳大利亚安全和国防官员怀特先生说：“这是一个肩负着过去的辉煌、近代的屈辱、现在的成就以及未来的荣光的民族，这样的混合力道强劲。” 一些更为商业化的中国媒体则发现民族主义有助销量。根据一位美国学者、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的研究，中国读者们喜欢反映日本、台湾以及美国负面形象的新闻，而审查机构通常也乐见其成。SIPRI发现在外交政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报道出现在《环球时报》上，而为这家报纸撰稿的都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这个国家容易激动的“网民们”往往会传播一种观念：中国被误解了；他们在每个角落寻找证据。2008年，当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生争吵时，有人建议要再给越南上一堂课——还发表了一篇入侵计划展示应如何教训他们。这助长了中国是受害者的感受。据一位博客兼记者方可昌（音）的统计，1948年以来中国人民被正式地“羞辱”了不下140次——而且改革开放时期比毛泽东统治时期受到的羞辱还要多。

这些公众舆论还不是领导人受到的唯一压力。中国的精英“党员代表”中的一部分并非被动的橡皮图章，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也促使政策转向民族主义。外交事务曾经是主张缓和的外交部处理的事。而它被嘲笑为“卖国部”，另外据说曾经

有人给他们送钙片，希望他们的脊梁硬起来。现在问题更为复杂了，政府其它部门和中层官员也开始介入外交事务——他们往往比高级外交官员有更强的民族主义倾向。SIPRI的研究发现，国家安全部尤其在外交政策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在哥本哈根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发言权掌握在发改委的手上，而它的职责是促进经济发展。在哥本哈根，中国因为态度强硬而饱受国外的批评，而这种态度与外交部的建议相悖。共军的影响更是难以解读。一方面自1992年党代会以来，没有军官被选入掌握大权的政治局常委。在“文革“结束时，超过一半的政治局委员来自共军；现在的24名委员中只有2位是军人。另一方面，来自共军研究机构的学者们比以前更为敢言，更为引人注目，他们通过报纸评论和电视节目表明共军的观点。与西方的职业军人不同，共军在外交政策上有发言权。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在著作《党》指出共军内有大约有9万个党支部——每25个士兵就有1个。虽然今天的晋升取决于素质，也取决于意识形态，但共军的政治角色让它在国防政策上有权发言。不像毛泽东和邓小平，今天的领导人没有军方背景，因此他们可能需要拉拢共军。没有理由相信领导人的权威已经失色。如果他们认为一项政策对于国家或对于党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就会推行下去。如果当局下决心的话，他们仍然可以扑灭几乎任何示威。但政治很少是黑白分明的，甚至在中国也是如此。政府通常是灰色的阴影。当领导人从媒体、从网民、从他们自己的顾问那里听到同样的信息时，他们可能觉得需要听从。当公众舆论关于某件事发生分岐时，他们就可以无视。主要研究中国对日政策的悉尼大学的詹姆斯·雷利（James Reilly）说：当高层的意见发生分歧时，公众压力就最有说服力。无论如何，因为抗议可能演变成反对的变种，中国政府会注意公众的意见。1960年代的韩国反日示威活动推动了民主运动——正如对非洲学生的抗议成为了1989年天安门示威的前奏。在中国，外交政策经常会破坏政府的稳定，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Rana Mitter）如是说，而且中国人总是把外交的失败归结为国内的问题——他们喜欢说“攘外必先安内”。民族主义或许在领导人准备解决某个问题之前就已经给问题定了性。比方说，发生了争议后，当尖阁/钓鱼岛问题摆到了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中宣部、媒体评论以及军方声明可能早就把这个问题渲染了一番，如果中国领导人想要后退一步，就会显得软弱。

这种情况并不鲜见。2001年，当一架中国战斗机和一架美国侦察机相撞时，共军（错误地）把责任归咎于美方，这让情况大大地复杂化了。不过现在，在

即将到来的2012年国家领导人换届过程中，看起来简单的表一下态就有可能断送仕途前程。谢淑丽女士写道：风险在于“妥协可能被视为是投降”。这样所有倾向缓和的中国人都有风险。关于台湾问题，一位中国学者这么对兰伯顿先生说：“我们假设有两个选项，他们选了强硬的„„而领导人最终未能解决问题，他会被谅解。但是如果他说了太多甜言蜜语最终还是失败了，以后的世世代代都会认为他有罪。” 从长远看，中国领导人的作为将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个繁荣的中国将会显示出国家的实力已足够强大，可以在世界上按部就班地实现目标。一个经济衰落、执政党在国内备受压力的虚弱中国则可能在国外滋生事端。不自信的中国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假设领导人希望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训导，有三个因素对其有利。首先，在领土争端上大众的民族主义举足轻重，比如台湾和一些海岸线外的岛屿。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杨健认为，民族主义在比较技术化的领域，比如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就不那么重要了。而这些领域对于领导人而言，重要性不亚于领土争端。第二，对于美国在二战后所支持的自由秩序，中国没有提出过一个明显的宏大的替代方案。它在国外不必陷入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但是第三，也最重要的，美国和中国有许多共识。它们都需要健康的世界经济、稳定的亚洲、中东地区的和平、开放的海域、限制核扩散、开放的贸易体系等等。它们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足够好的关系来共同实现这些。提升自信最可能的结果是一个更自信的中国会在海外得到更多，而不必从根本上扰乱世界秩序。在敏感的领土问题上，由于关涉党的声誉，中国也许变得强硬而且日益不可理喻。在其它方面，它的领导人可能会寻求达成交易——虽然他们将坚持得到更好的条件，这样才符合一个全球大国的地位。世界将会怎么适应这个更为自信的中国呢？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一直竭尽全力安抚其邻国，让它们不必害怕它的崛起。所以它的新的自信将会加倍地让人不舒服，尤其如果牵涉到棘手的领土争端。换句话说，亚洲的安全将不仅仅取决于中国如何使用其新获得的强大力量，也取决于其它国家对它的反应。这是中国的调和性的新安全观背后的实质。其它国家如果确信中国不造成威胁，就会放心下来。不幸的是，魅力攻势还没能完全奏效。

特别报道：中国的世界地位 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平衡术
他们的财富取决于中国，他们的安全取决于美国亚洲国家该如何抉择？

原文： In the Balance
初译：独立译者 NilBlue 校对：@xiaomi2020

本刊前任编辑比尔·埃蒙特（Bill Emmott）在他的著作《对手》中，援引了一位资深印度外交官对印中的看法。“你得明白”，我们两国都认为未来属于我们。我们不可能都是对的。”

当经济学家和商人看到中国的崛起，他们看到的仿佛是神迹，每个人都能在别人的繁荣中获益。这个国家已经成为该地区绝大部分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即使西方仍然是最终需求的重要来源。随着中国变得更富裕，它将成为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而该地区也将成为中国的更大的市场。

哎呀，安全问题就不能这样皆大欢喜了。当两个国家不能真正地互相信任时，一方加强军备就是在削弱另一方的安全，一位印度安全官员如是说。在亚洲这样一个麻烦重重的大陆，亚洲国家因此希望美国来保护它们免受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威胁——用“远水”来救“近火”。

当然，亚洲国家希望鱼与熊掌兼得：对抗中国的实力，而又继续和它做生意；得益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但又不用牺牲与中国的商贸。这是个很难玩好的把戏，如果在

未来的十年里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难处理——看起来很可以会如此——该地区将就得在两极之间勉为其难。排在二线的强国甚至还可能加剧两大巨头之间的紧张气氛。那会让中国感觉受挫，近年来它努力地安抚其邻国，让他们正确行事，还用“和平崛起”之类的话软化它们。比如，它竭尽全力去解决边界争端——而且条件非常优惠。麻省理工学院的泰勒·弗拉维尔（Taylor Fravel）的研究结论是：23项领土争端中的17项得到了解决，中国一般都同意接受不到一半的有争议的土地。在经济外交上它也通常也很慷慨，签订了一系列遍布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的马克·郎特格（Marc Lanteigne）说：“在十年之中，中国已经从一个对自由贸易和特惠贸易的怀疑者变成了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中国已经加入许多跨国组织（甚至还参与建立了一个：上海合作组织）。现在它是超过50个政府间机构、超过1,000个国际非政府机构的成员。你可以发现中国代表们出现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东盟防长会议以及APEC上——这还仅仅是字母A打头5 的机构。亚洲国家希望，中国会像格利佛一样被这些区域的绳索限制住6。不过，这些做法都体现了中国对跨国论坛信心十足。批评外交官们像要以谈判求和平似乎过于苛刻，但亚洲有太多的区域性组织了。据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统计，只在2007年一年里，有关安全的多边政府间会议就达277场之多。澳大利亚的拉筹伯大学的尼克·比斯利（Nick Bisle）主要研究亚洲的区域安全组织，他认为这表面上的热闹只是掩盖互不信任的面具，因为每个亚洲国家都想推销自己中意的论坛。会议可能流于表面，领袖们也不愿做真正的、有约束力的决定。在媒体上曝光起不了什么作用。亚洲的各种论坛和条约“看起来更像鸡同鸭讲，而不像一个连贯的、可预测的、面向未来的框架”，在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加利·施密特（Gary Schmitt）这样写道。一部分问题是这些论坛应该清理掉一些旧恶。尽管和以前几个世纪相比，中国与其14个邻国要处得更好，它仍然不能完全信赖它们——反之亦然。与日本的关系从来没有跨过“帝国侵略”这道坎。自1949年以来，中国与俄国有过冲突，和联合国在朝鲜打过一仗，交过手的还有印度和越南。海战

此外，中国正以一种处理陆地边界问题时少见的激烈态度来主张其海洋主权，也许

因为有可能冒着失去渔业和矿产权益的风险。在过去的36年中，中国在西沙群岛与越南（1974年）；在南沙群岛与越南（1988年）、与菲律宾（1994年）；在苏岩礁与韩国（2006年）；在冲之鸟岛（2004年）、在尖阁/钓鱼岛（最近，2010年）与日本，都发生过冲突。这么多的邻国都各有其打算，北京的外交政策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在北韩击沉了“天安号”之后，中国不得不在安全和与南韩日益密切的联系之间作出选择。选择和北方站到一起，就是向南韩送出了一个破坏性的信号：它不愿或无力控制其盟友。与之相似，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也因其邻国发生的事情变得复杂。印度不仅在巴基斯坦问题上不信任中国，在对待尼泊尔和斯里兰卡这些印度认为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的问题上，印度也不喜欢中国的插手。那么，亚洲国家在面对中国力量和跨国组织的短处时该怎么办呢？随着它们逐渐富裕，它们正在缓慢但持续地购买武器。在去年澳大利亚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它明确表示了对中国的强大的忧虑，建议要更新其潜艇舰队，让潜艇的数量翻番，以及设计更强大的“未来护卫舰”。越南已经从俄罗斯订购了六艘公里级潜艇。早些时候，新加坡购买了两艘瑞典的“箭手”级潜艇，马来西亚和印度一共购买了8艘法国的“鲉鱼”级潜艇。日本也在迂回地武装自己。虽然官方的国防预算仅为GDP的1%，且过去十年中在名义上已降低了3%，实际上降幅似乎仅为1%。日本也将资源向海军倾斜，它的海军仍然胜中国海军一筹。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的研究表明：日本海岸警卫队的资金不在国防预算之内，现在已有成批的船只，而且其交战规则要比自卫队更宽松。亚洲国家一边武装自己，一边向美国靠拢。7月，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这种表现堪称戏剧化。东盟成员国一个接一个地抱怨中国粗暴地对其邻国宣称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这一幕激怒了中国。这出戏的高潮一幕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强调：美国会来调解纠纷，以保证国际水域的航线的安全。双边关系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8月，在河内的一次会议上，越南和美国开始了高级别军事合作。越南的官员登上了停靠在越南海岸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越南同意对停靠在越南的美国海上补给船进行修补，一点也看不出35年前两国曾处于交战状态。

对山姆大叔来说，一般然而正如新加坡的“内阁资政”李光耀所描述的，向亚洲国家最信赖的大国——美国寻求安全保护，也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有时候一些国家得克服来自国内的阻力。在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印度和美国达成了一项新的共同开发核电的协议。然而，即使这种程度的亲密也激怒了印度国内的左翼反对派。与美国达成一项全方面的国防协议来围堵中国似乎是一张打不出来的牌。印度对扮演小角色不感兴趣，而且它对自己的不结盟政策颇感自豪。印度也不希望完全抛弃中国，不错，中国是印度的竞争对手，但是在诸如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问题上中国也是一个盟友。此外，正如总部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拉胡尔·罗伊（Rahul Roy-Chaudhury）指出的：印度的政客与武装力量没有联系。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无法有效运作的情况下，海军只能缓慢地说服政府中国可能是一个威胁。印度军人能够完成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但是在关于印度的军事现代化的一本新书中，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和桑尼尔·达斯哥普达（Sunil Dasgupta）认为：印军的实力受制于兵种之间的对立、糟糕的采购等因素，而且印度对使用武力一直都持怀疑态度（因为自从印度独立，人们一想起军队就免不了想起英国殖民统治）。

再来看看韩国，美国的长期盟友，曾经从重视安全转向重视经济，现在又回到了安全。卢武铉总统时期，韩国远离美国，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亚洲强国。2007年，卢武铉成功地与美国签署协议：自2012年起，如

果爆发战争韩国将会再次指挥自己的军队。他还在美国切断能源援助时向北方提供了供应。然而，他的继任者李明博把政策再次转向寻求美国的保护。他把战争期间指挥权的转交时间推迟到2015年，对朝鲜也采取强硬路线。在日本，不同阵营的倾向比上述国家还要明显。部分执政的日本民主党人士主张日本应该靠拢中国。执政几十年后成为反对党的自由民主党内，部分人士对散布在日本全境的36,000处美军基地感到愤慨。另一些人则深陷和平主义，美国人不清楚如果需要他们的话，日本人是否会出现。还有一些人则怀疑日本是否总能指望美国。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关于尖阁/钓鱼岛的摩擦表现出中国有多么蛮横。海岸警卫队逮捕了渔民之后，中国取消了会议、压缩了与日本的贸易、停止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日本外交官对克林顿夫人表达的支持都很高兴。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的塞缪尔斯先生认为美国需要安抚日本，这是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的盟友。如果日本开始怀疑，美国的所有亚洲盟友都将受到影响。中国的盘算则有所不同。它努力培养与其邻国的关系结出的是甜酸兼有的果子。经济关系带来了一定的善意，但大部分地区只要一看到苗头不对就会转投美国。随着中国想要独断专行的胃口越来越大，这将很容易成为不满的源头，从而加深超级大国的相互猜疑。不管怎么说，美国和中国可能在赢得本地区各国的忠诚上相互竞争。这种情况也会损害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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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再保证
许多因素都会恶化中美关系，本文列出了十条可以改善的途径

原文： Strategic Reassurance 7
初译：ECOCN论坛的 lilywizardry ；独立译者 NilBlue 校对：@xiaomi2020

如果你是一个实力薄弱但希望强大起来的国家，那么韬光养晦将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不过，你终究还是希望利用新的实力创造出的一些机遇。对于中国来说，这一时刻到来了吗？中国军力在全球层面上并非美国的对手，但共军正在开始不承认美国在西太平洋长达65年的主宰地位了。受民族主义观点的推波助澜，一场争论正在中国精英层内展开，争论主题是目前中国是否应该挺身而出了。这将对中国领导人产生影响，尽管有迹象表明，它们更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增长以及

重大的国内问题上。外部世界对中国心存猜疑，并为它将演变为一种怎样的大国而忧心忡忡。亚洲国家希望从中国那儿获得财富，又希望从美国那儿获得安全，它们难以取舍。而若中国盛气凌人地发号施令，这些国家将会激烈反抗。美国也越来越感觉自己并不是坚不可摧。中国军队已确认是太平洋上的威胁，而中国经济外交正变得咄咄逼人、难以预测。这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更趋复杂，该政策变成了令人不安和可能导致混乱的“接触”与“避险”二者兼有的混合体。这形成了一种高度危险的力量混合。在经历了美国忙于反恐和中国忙于经济增长的十年之后，当前中国的外交关系可能将变得更加困难。过去数月间的一系列争端凸显了这种风险，其中包括中日围绕着一些岛屿的争端，围绕“天安号”沉没事件的争端，以及围绕中国的海洋主权诉求的争端。人们绝不能以这些“过去就算过去了”的纷争来框定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然而关于中国将富有侵略性的担忧以及中国国内关于美国意在阻碍其崛起的猜疑，使得每一起事件都承载了无法估量的意义，也都被视为是一场事关今后事态发展的考验。预防，而非治疗解决方法是找到使中美之间互不信任程度降至最低的途径。这虽有难度，但非无望。中国不谋求获取新的殖民地，也不输出意识形态。中美存有许多共同目标：稳定，核不扩散，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欣欣向荣的世界经济。而和平则最有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猜疑孕育猜疑，进犯诱发进犯。地缘政治领域就如在生活中一样，预防才是最好的药物。一旦两国关系陷入了对抗状态，再想退让就困难了。美中两国领导人始终将渴望超级大国间的良好关系挂在嘴边。如果他们说的是真心话，那么这里有十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 中国需明确无疑地拥有二次核打击能力。正如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的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所言，如果中美两国都明白其本土安全无虞的话，它们将会更加自信。中国为了确保自己有能力对所受的一次打击进行还击已在投入资金。美国则应当心甘情愿地放弃这种军事优势，因为这种优势会破坏稳定——而不稳定将会使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一首要政策目标落空。
 美国应试图维持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为了所有的亚洲盟友，美国必须有能力确保海上航路，并在会帮助台湾对抗中国进攻方面表现出可信的威胁。目
前，美国仍有能力做到这两点。不过为了保持优势，美国需强化其前沿基地，在导弹防御和潜艇方面投入资金，并对抗中国在非对称电子战、网络战以及空间战能力。这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中国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它将提升中国邻邦的安全。目前，后者更为重要。
 中国需与美国分享更多的本国核军事准则及常规军事准则。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精细复杂的交流渠道相比，中美之间没有对话。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对台出售军火时，中美的军方联系是最早中断的联系之一，这与2001年的情况如出一辙，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在撞机事件后同样首先切断了两军之间的联系。军方联系并非是对表现良好的奖励，而是构建互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亚洲需制定规则，预防海上纠纷升级。如果事先已阐明规则，那么诸如海上碰撞这样的事件管理起来便会容易得多。如果有条例规定了怎样算是安全通过，那么碰撞都不太可能发生。2002年，东盟曾与中国签署协议，鼓励在南海的良好行为，不过该协议却已被忽略。直到近期的喧嚣之后，中国方才显示出重新焕发了兴趣。
 美中两国目前需要讨论那些看似将在今后导致争端的问题。这意味着讨论朝鲜的意外情况——如有必要就秘密讨论。正如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所言，它也意味就太空战和网络战等展开对话。两国已在其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投入了巨大的努力，但这些对话倾向于谈当前发生的事件。它应该着眼于未来。
 美国应当遵守自己的规则——如果必须破坏规则，它也应该计算这一行为的真实成本。美国希望中国做好准备与现有世界共处。如果美国破坏规则，它增加中国的疑虑，使后者认为自己的崛起将遭到或明或暗的抵制。在安全方面，遵守规则意味着避免采取被阿特先生称为看起来“睚眦必报的、无缘无故”的行为。在经济方面，它意味着避免保护主义，这是因为保护主义是双重的得不偿失，它既削弱了中国对系统的信任，也损害美国的经济，更加难以保护自己。
 中国共产党应停止利用新闻审查员和评论员散布有敌意的民族主义的做法。如果中共领导人不再诉诸于历史上屈辱，外交关系将会更容易管理。这对党而言颇为困难，因为它珍视将西方人和日本人赶走带来的合法性。不过如果党希望中国能更容易地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处的话，它就应当避免利用怨恨情绪。
 中美两国应尝试尽可能多地通过二十国集团（G20）以及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来处理事务。双边渠道难度更小且耗时更少，但这种交易缺乏透明，会让亚洲其他国家不明就里。对于体系而言，成功地使用它就是在增加它的能力。
 亚洲应当对各种各样的区域安全组织来一次大清理。随着美俄两国预定在明年
作为正式成员国加入东盟峰会，该峰会看起来最有希望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安全论坛。虽然对在东盟内部具有特殊地位的国家，如新加坡而言，这还需要下不小的决心。不过，这一次亚洲需要将集体安全放在首位。
 亚洲国家应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内投入更多的努力。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凯瑟琳•莫顿（Katherine Morton）的研究，在诸如气候变化、健康卫生、环境、海盗以及恐怖主义等领域，有很多工作要做，而这些领域的威胁本质上是跨国的。然而同样重要的是，非传统安全领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亚洲的军队学习如何合作，而不是在平时的那种紧张状态——如中国派出军舰，帮助在亚丁湾防止海盗袭击的国际海军力量。某些亚洲国家在非传统安全对其主权所产生影响方面多有顾忌，它们应当努力接受新观念。
抉择时刻在勾践赢得了对北方邻国的辉煌胜利之后，他陶醉于自己的权力，变成了一个暴君。一位忠实的幕僚亡命他乡，另一人则奉勾践之命自杀。在上世纪80年代，某些中国作家将这段历史视为关于毛泽东在获胜后的残酷行为的寓言。越王勾践的故事可做多种解读。它既可象征复仇，也可代表专制，还能体现自我完善以及其他许多含义。同样，中国的崛起既不能保证只事关13亿人的富裕，也不能保证它注定将带来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对抗和冲突。未来正如那则故事一样，如何续写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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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朋友，还是……
与崛起的中国共存是美国外交前所未遇的考验

原文： Friends, or else?
初译：ECOCN论坛的“ 细雨木 ”；独立译者 NilBlue 校对：@xiaomi2020

前澳大利亚安全和国防部官员休·怀特（Hugh White），近期撰写了一篇短文，描述了一段他和美国同行们的一次谈话：“我向他们请教了一系列问题：‘如果中国的实力强大到和美国一样，你们认为美国会会受和中国平起平坐吗？’答案都是‘不’。我又问，‘你们认为中国会一直接受低人一等的地位吗？’答案也都是‘不’。我再问道，‘那么你指望美国和中国该怎么相处呢？’我得到的回答是耸耸肩。”

这种耸肩其实表达了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的困境。美国想让中国成为有利于其产品出口的繁荣的市场，也想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成为更为积极、负责任的大国。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产业、外交和军事力量，美国又感觉受到中国的威胁。当美国不喜欢中国采取某个立场的时候，就大喊中国犯规了。这种既是伙伴又是对手的关系肯定会导致混乱。

解决这些紧张关系的方法之一是将安全问题放在首位。在中国变得更强之前，美国现在还可以把目标设为遏制中国。冷战时期，美国正是通过封锁苏联并迫其展开军备竞赛才赢得了胜利。但是如果现在

再用这种方法则不是什么好主意，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在最近一期的《政治学季刊》上已经解释了这一点。其一，这样做的成本会是天文数字；其二，这样对美国的伤害也许会和对中国的伤害一样大。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又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在战争时期，国家可以出于必须不考虑这些因素。但在和平时期，一旦美国总统想要不顾这些做出决策，他将会招致国内的反对和国外的骂名。遏制的风险除非面对的是一个明确敌视美国的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采取遏制政策都有适得其反的危险。除非美国能够动员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对中国的遏制，否则中国依然能够进入大部分市场。好战的美国将会失去其在亚洲的盟友，而这些盟友正是美国想保护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想要让中国成为敌人的最好方式就是象对待敌人那样对待它。也许有一天美国会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关注安全问题，这也正是中国担心的。与此相反，如果它继续关注经济问题而忘记了安全，这也是毫无道理的。美国在亚洲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它要防止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核扩散；它要保护亚洲盟友，治理地区安全；它还需要畅通的海上航线和开放市场。美国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如果放弃亚洲，美国也将在世界其它地方失去影响力。因此，过去15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采用的是“双轨制”。巴拉克·奥巴马于去年11月份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已经阐述了第一条途径。他对上海的复旦大学的学生们说：“美国一贯坚持不会遏制中国的崛起。相反，我们欢迎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一名强大、富有和成功的成员”。如总统后来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接触”的后盾就是第二条政策，最好的表述是“防患于未然”。美国必须部署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威慑中国。各个总统在清晰地表达这一路径的时候都不甚积极，但是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海军上将罗伯特·威拉德（Robert Willard）于今年年初向国会提交的一份简报中明确指出：“直到„„我们能确信中国的意图确实是善意的，继续让我们所展示的武装力量在时刻准备着是至关重要的；不断地加强和本地区盟友和伙伴的联系；以一贯坚持的国际法为标准，以专业方式应对来自中国的每一个挑战。” 在与苏联相处时，美国曾经面对着一些明确的、可怕的计谋，那时美国只需简单地考虑敌对关系即可。与此相反，与中国的关系过于色彩丰富、情节多样，虽然不会那么惊险，但在多数时候情况会更复杂，几乎无解。

原则上，对华的“双轨”政策能够相互配合。用“接触”奖励好的行为，用“防范”

阻止坏的行为。但在实践中未必如此，防范政策很可能会损害接触政策。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认为存在两条途径可能被当成借口——美国其实没有解决这个重要问题。中国的鹰派和鸽派都支持这一政策，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最终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对华盛顿来说，双轨政策在政治上可谓“好用”，作为政策则很不理想。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倾向于采用“接触”政策，但五角大楼更倾向于“防范”政策。理论上，平衡这一政策的两个方面应该视中国的行为是否有威胁性而定。虽然愿望良好，但是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并非一直配合默契。更多的时候，双轨政策执行起来就成了背道而驰。读懂我的意思问题的关键在于，奥巴马先生对中国所说的慷慨之词不能只做表面理解。然而不管总统的话有多么真诚，承诺还是会打破，总统们来去匆匆。当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重新部署海军，同时其海军上将告诉国会“中国对和平与稳定的发展环境的兴趣很难与其不断成长的军事能力相统一”，这正是美国发出的一个讯号。这些判断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很有道理，但是和另一种说法冲突——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而且并不打算阻止它。防范政策并非要是接触政策的唯一麻烦。在过去15年的大部分时间，商业把美国拉向中国。事实上，“接触”的主旋律是全球化。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十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失业，经济政策有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美国大企业由于最近在中国受到的待遇而变得谨慎，而如果中国失去了大企业游说团体的政治支持，华盛顿的语调将会变得更为激进。因此中国担心商界也开始推动美国最终选择遏制中国。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二种怀疑是美国是否会完全接受“接触”的后果。这项政策依赖于两个观点。第一，中国会成为一个“要求得到满足的强国”——中国觉得没有必要去推翻由美国创建并维持的战后秩序。第二，如果中国大体上遵守全球规则，美国就能接受它的利益。因此，“接触”政策假定，在中国的坚持和美国的容许之间可以找稳定的中间点。中国真的愿意遵守“全球规则”吗？正如比尔·克林顿所说，曾经有一段时间的共识是：“在人权和宗教自由方面，中国仍然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面。”有些西方分析人士喜欢喜欢发出警告，说中国的战略是狡滑而有远见的。为了对抗这个民族的旧习，这回轮到美国、而不是中国，要寻找一种策略实现《孙子兵法》中的上上之策——不战而屈人之兵。

恐怖笼罩着日常生活的毛时代远去之后，中国人的价值观已变得面目全非。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在其书《党》中写道：“这个政党现在使用恐怖手段已较为节

制。胡锦涛管理中国的方法主要是靠引诱、贿赂，而不是镇压。然而，中国政府仍然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恐怖仍是其存活的精华要素。当党需要保护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的使用它。” 同样，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再支持邻国的叛乱份子，也不再经常地为了强硬而强硬。然而，西方发现中国仍然很难相处。就象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评论家加利·施密特（Gary Schmitt）所说，他指责中国的“逛超市策略”：购买必需品，捡点想要的，忽略不喜欢的。希望不是政策多年以来人们的希望是，中国将真正地变得更民主，并在世界事务中承担责任。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认为，“希望不是政策。”澳大利亚首相的特使理查德·沃考特（Richard Woolcott）认为，“考虑到西方民主的问题、中国经济的成功和相对稳定，中国要转变成一个多党制的民主政体并非必然之事。当前的形势是，共产党牢牢地掌握着政权。” 假定中国继续保持着共产主义、威权体制、一党执政，并在这条道路上雄心见长。美国能否容纳得了它呢？一些美国的思想家，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伊肯贝利（John Ikenberry）认为，美国已经创造了一套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它的独到之处就是能不断地吸收新成员。诸如联合国、G20国集团、核不扩散条约（NPT）、世贸组织（WTO）等组织，理论上即使没有美国的领导，这些机构依然能够运行。按照这种构想，只要中国愿意遵守秩序，美国就能接受。但是这种构想是有缺陷的。美国确实愿意以19世纪的欧洲列强从未有过的方式来遵守规则。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已经准备好在这些规则下生活。然而，当美国认为其重要利益危在旦夕时，它仍然会忽略这些规则，正如别的霸权一样。2005年，中国的国有企业中海油准备投标收购美国的优尼科公司时，在激起了舆论喧嚣之后被美国阻止了。当美国想要和印度签订一个核能协定时，它完全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不顾。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在巴尔干、2003年在伊拉克动用武力，都未经联合国的批准。它还可能以同样的态度再与伊朗开战。尽管有些决定在当时看起来就愚不可及，这里并不是在争论每个个案的正当性。更重要的是，这些说明了当超级大国在其需要时就打破规则，而无人能够阻拦。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也会应用此种逻辑。美国必须决定，“容忍中国”是允许中国也这么做，还是拒绝它。

事实上，很难判断中国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人。从中方的视角来看，美国

一直是根据其政策需要来界定可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用在北京的当代国际关系学院的袁鹏的话来说：美国抱怨的“不是中国推卸全球责任或拒绝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而是中国不想对每一个美国的要求都说‘是’。” 当中国做美国希望之事时，容忍是容易的。当中国做美国不愿之事时，美国会谅解吗？笼罩在美国的“接触”政策上的阴影在于：中国的改变可能不足以让美国满意，而美国的让步也可能不足以让中国满意。这听起来是抽象的，但它随时可能成为残忍的现实，要么在朝鲜半岛，要么在台湾海峡。朝鲜难题没人知道北韩政权能撑多久，也没人知道在金正日和金三代之后会发生什么。想象一下，在“敬爱的领袖”去世之后，北韩陷入混乱局面，或者开始四处攻击，就像上个月发生在该地区的炮击事件一样，本次事件造成了数名韩国士兵和平民死亡。化解危机的过程将会严重考验中美相处的能力。每个人都会担心北韩的核武器。美国可能想控制它，但是中国不希望美国士兵出现在边境上。中国也不希望美国和韩国控制作为盟友和缓冲区的北韩。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希望重获覆盖整个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作为居于主导地位的亚洲大陆强国，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有这种影响力。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美国能相信中国会清除北韩的钚和浓缩铀吗？中国能接受韩国军队重建北方秩序吗？中国会允许朝鲜再度统一吗？如果朝鲜统一，美国最终会从朝鲜半岛撤军吗？令人沮丧的是，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人在思考。每个人都知道，中国甚至不愿和美国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尽管中国对北韩缺乏信心，也不愿背叛这个古怪的盟友。然而，如果现在讨论朝鲜问题是尴尬的话，那么危机近在眼前时就会更为无奈。如果朝韩边界是令人恐惧的陆地边界，台湾海峡就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海上通道。中国坚持统一是无条件的。有这样一则故事告诉你内中乾坤。几年之前，一位上海的报纸编辑撰文庆祝一家新半导体工厂在该市建成，并称其为“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工厂。由于他忘记了台湾还有更大的工厂，结果他被勒令做自我检查，并接受降薪处分。但是，中国近期一直对台湾采取胡萝卜政策，而不是挥舞大棒。每月数百架次的航班往返于大陆和台北之间。今年夏季，又同台湾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援助台湾的农民，这些农民原本倾向支持亲台独的民进党。中国近期还暗示有可能让指向台湾的导弹转向。

目前这一政策似乎奏效了。民进党在2008年下台。共产党并不介意新的继承人是中共的老冤家——国民党。在马英九的治理下，台湾更为务实。现在，台湾人民既不想通过寻求独立来激怒中国，也不愿放弃其民主政体转投一党执政的大陆。美国觉得这样很好。它既能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又声称愿意与以和平方式实现的“一个中国”打交道。如果中国大陆不再容忍和等待，要采用武力进行统一，这该怎么办呢？严格来说，1979年签订的《台湾关系法》并不能强迫美国一定要援助台湾。但是，如果中国异乎寻常地对台湾进行挑衅，美国将别无选择只有介入。假使美国作壁上观，它将失去全世界盟友的信任。台湾仍然是导火索。台湾的民主政体可能让其渴望独立，中国的民族主义可能让统一越来越迫切，美国可能不愿意示弱。即使在现在情况不错时，这个岛屿还是考验中美两国克制力的一道难题。美国必须明白，它不能被人操纵；台湾不能假定美国能为其提供保护就轻率地转向独立；中国也需要明白高压政策将会破坏它在世界上的信誉；美国并不期望中国会放弃目标，只希望中国在现有体系下解决问题。政策的制定者常常嘲讽外交官们的折衷主义和真假难辨的辞令。然而外交手段被寄予了厚望，希望能够发现一种解毒剂，来为这两个中毒颇深的地缘政治对手消消毒。自十九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的外交官们从未肩负如此重任——巧妙地处理好两国关系。在奥巴马的政府中，他们给这项任务起了个名字：“战略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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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译者

作者: jacquse 时间: 2011-1-15 14:19

精辟啊，不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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