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外滩画报＞
专访姜文

17年，姜文拍摄了4部电影。从文艺片到商业片，姜文下山了，低俗了吗？“我是摩羯座，是一个自己都会对自己产生误解的人。”姜文如是说。

文/李俊,录音整理/蒋莎 图/覃斯波,灯光提供/中纺影棚

十二月16日零点，《让子弹飞》上映。

放映前，姜文的老朋友、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看了样片。样片最后，有段葛优扮演的老汤被炸死在钱堆的戏。

看着姜文，葛优说：“屁股疼。”

“你的屁股在那儿呢。”姜文指着对面的一棵大树，上面正挂着半截躯体。

看完样片，韩三平建议剪掉这部分关于屁股的对话，他担心这个调侃会削弱老汤死亡的煽情气氛。

随后，姜文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个镜头如果保留，会有什么影响？”

工作人员回答：“可能会损失几百万票房。”

“既然是几百万，那我就舍了。”姜文答道。

过后，姜文对记者说，其实当时是玩笑话，哪怕是损失千万票房，他也不会剪这组镜头。“这是我最得意的几个悲喜混搭的经典场景之一，这种场景曾经在库布里克的电影里出现过。”

耗资1.1亿，花4个月时间拍摄，豪华明星阵容，《让子弹飞》（以下简称《子弹》）是姜文第一部按照既定商业游戏规则完成的电影作品。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尽管姜文目标明确，也照样会撞上“剪或不剪”的老问题。

在北京、上海、成都，姜文一场不拉地参加了自己电影的首映礼。为了参加首映礼，姜文穿上西装、衬衫，打着领带，蹬着锃亮的皮鞋出来见观众和媒体。站在台上，姜文对自己着装似乎并不自在，他无意识地不停地拽着自己的领带。姜文穿着一向随便，牛仔裤、T恤。前些日子，妻子周韵还被狗仔拍到，花了5元钱帮姜文修补一条牛仔裤。首映礼上，姜文不变的还是牛仔裤。一回到休息室，姜文脱了黑皮鞋，赤着脚满地跑开了。

戏里戏外，西装姜文背后还藏着一个T恤姜文。17年，4部电影；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子弹》，姜文每走一步似乎都要有点“与众不同”，跨度长，声调高。

这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自称非职业导演的人说到为何做导演时，他答道：“我那么多孩子，好多事情。上有老，下有小。大多数时间都在过日子。你有孩子吗？将来你就会知道，孩子是最好的。饱暖思淫欲，这才拍电影。老婆、孩子照顾好了，才能照顾一下观众。家庭都照顾不好，就来拍电影，不饱不暖。”

看完《子弹》后，王朔对冯小刚说：“姜文就是立标准的，你就是趟路子的。”

走出“怕卖弄情结”

拨弄观众情绪，跟大家调情，姜文说：“这不是件难事。”

2年前，他拍了《太阳照常升起》，影片投资6000多万，票房收了1800万，多数观众说看不懂。

尽管看不懂，影院倒也常常听到观众的爆笑声。譬如，陈冲一身护士装打扮，风骚出格的神态，以及姜文工作室里财务阿蕾扮演的一个怨妇，歇斯底里地说着：“我恨我恨我恨……”

韩三平曾跟姜文说：“你把8部电影拍成了1部电影，如果一个个拆开，个个都能卖钱！” 董事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把陈冲和黄秋生的故事单拍成一部电影，就是一个高档贺岁片，还能卖大钱。

当时，姜文嘴里说：“那多不好意思。”姜文拧巴的地方在于：“我总觉得，弄点兴奋点，是不是在卖弄啊，我就不要那么做。” 韩三平劝他：“你就拍一个吧，你肯定能做得很轻松、很好的。”

不过很快，姜文发现，“大家都觉得这个好看，而且，这似乎也不叫卖弄。” 心结打开，对于戏剧出身的姜文来说：“就好办多了。”

此前，他执导的三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都参加了欧洲知名的三大电影节，前2个还都获了大奖。《子弹》是姜文人生第一次目标清晰地要拍一部卖座的电影。

制片人马珂先提议用葛优、周润发甚至张曼玉这样的华语顶级阵容。姜文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好啊，办呗！”至于怎么请，他的方法是让副导演危笑专门写一版给演员看的剧本，还附上亲手毛笔书写的邀请信。

接下来，开始找融资、找商业赞助。一次，姜文都忍不住拉着一个制片人问：“你怎么不看我的剧本就决定投钱？”该制片人反问：“葛优来不来？”“来啊。”“周润发来不来？”“来啊。”“他们都来，我还看什么本子！”

2008年1月，副导演危笑对《子弹》的剧本进行了策划，这是根据川籍作家马识途的《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改编而成。作为姜文《太阳》的副导演，这个27岁的年轻人说：“姜导看到这个小说时，故事已经在脑子里有了，他有一种不常见的热情，他不喜欢故作冷峻，或者拖沓。”

危笑看到，姜文按照很严格的方法来做剧本。办公室的墙上贴了120张纸，每张纸就是1分钟戏的内容，每一排是10分钟，每10分钟的点是什么，写得清清楚楚。有12个10分钟的戏就是一部完整电影。同时，每张纸上就是一首诗，姜文要求每个编剧不断给出好点子，把好东西全都先端上来。

“希望观众吃好、喝好、看好、乐好，回家还有个想头。”这是姜文这次拍片的宗旨。

热度过高的人

“现在，我不像年轻那会儿，血气方刚，急着见人就要表达思想，”姜文带着惯有的自信告诉记者：“但我的思想还在那里，藏都藏不住。”

任何人见到姜文本人，都很容易被他的热情感染。

他喜欢用黑色的iphone手机到处拍照。葛优正在换衣服，脱了上衣，赤膊上阵，姜文举着手机，蹲在地上，边拍边叹：“这就是叶问啊！”后来，姜文参照杜琪峰电影《大块头有大智慧》里的大块头肌肉造型，用软件把葛优PS成肌肉男。

在接受本报拍摄时，姜文跑过来，挥着手机非要给葛优和记者拍合影。一边拍，一边指挥葛优念电影里的台词，提供情境：“那年，我十七，她也十七……”下一次见到记者，他故意若无其事地说：“我有你和葛优的合影，但我不能给你，因为拍得太暧昧了！”

姜文决定了在年度贺岁档逗观众开心，这些耍宝的热情功夫、以及高密度的戏剧化张力，很容易移植进影片里。

一次， 在片场，张牧之（姜文饰）带着老汤（葛优饰）进鹅城上任，黄四郎（周润发饰）派人迎接，陈坤和另外一个兄弟抬着只有一顶帽子的空轿子来，要给张牧之一个下马威。姜文给陈坤的出场临时加了一个动作，要求他放轿子的时候，先撩开长衫，摸一把裆。据说当时，听完姜文这个要求，演员们就彻底傻掉了，不明白这个有些猥琐的动作意味着什么。

《子弹》里，这种类似“小三俗”的桥段很多，譬如姜文会一本正经地摸着刘嘉玲的胸，一边表示自己是正人君子……这些也都是观众的爆笑点。危笑的理解是，姜文在用这种手法，在包装一个有高级可能的东西。比如抓裆，就是“要让演员立刻意识到自己身上不知廉耻的劲儿，这个动作是瞬间释放演员自己，也释放邪恶……”

策划人尚可认为，“姜文拍通俗商业片，也在努力反抗常规的俗电影格局，他想用一种更好的戏剧模式，不故意折磨你，和观众的节奏同在。”一般来说，俗电影的格局就是：有一个矛盾在，但我拖着你，中间制造各种障碍，不告诉你结尾，俗称水戏。经典案例就是，我解释，但是你不听。

“拍一个大家都能看懂的电影，不是那么费劲，就是搭工夫。”姜文说。因为他自认为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不愿有遗憾，不愿意以各种借口掩盖懒惰，不愿意有别的剧本常见的毛病。

姜文身边的兄弟，并不认为这代表姜文就要和商业苟且成同盟。他们打了一个比方：姜文是一个厨师，他在意食客们能不能享受他的菜。现在，他在用一个简单、利索的新方式，让大多数人都来尝他的“子弹”。

但厨师没有变，他只是在做菜过程中，换了一个做菜的方向，而不是人生的方向。

B=《外滩画报》

J=姜文

人生，要做点挑战极限的事情

B：看《子弹》，起初我很惊讶，姜文怎么敢用这么低俗、奔放的外表，来包装这样一个故事？

J：其实我不觉得这是低俗，它真不低俗。观众笑，观众乐，不一定是低俗，观众不代表俗，这代表观众还是喜欢好东西，你能刺激到他的神经。他们的笑声有三种，一种是立刻就爆笑；一种是三两句之后，突然想起前面那词，他笑了；还有一种是回家以后，越想越笑，哈哈哈！

B：很多圈内人早就看出你能拍商业片，为什么你到现在才把自己解放出来？

J：这不是要有高追求嘛（笑）。我都在不断向困难挑战，追求极限嘛，这没什么不对。刘翔也知道，不跨栏，脚筋就不折；但他也知道，就算脚筋折了，荣誉也在，也牛啊，他就是比全世界人跑得快，对吧！对刘翔来说，就算是平常走道，他也比别人走得 快，就是帅！我觉得各行各业，都应该做一点向极限挑战的事。

B：《太阳照常升起》是你在挑战极限吗？

J：那不到极限，那只是向那个方向进发。极限就是，从头到尾一句话不说，一个人没有。（笑）

B：《子弹》的包装挺好莱坞，暴力、情色、血腥、悬疑元素也有，但是为什么影片表现的价值观一点也不“好莱坞”？

J：好莱坞也不是一个绝对标准。如果说这个片子像好莱坞的片子，我也不会反对，我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件骂我的事儿。但《鬼子来了》的时候，人家就说，“这不是拍好莱坞电影嘛！我也不懂什么叫好莱坞电影，就会说好看。在戛纳得奖了，人家又说：那你这是艺术电影；回了国内，这片被毙了，就说这是个危险的电影……我也不知道。

B：原来《盗官记》小说中，结尾张牧之死了，很悲情。现在你的结尾是大团圆，是不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情绪，有妥协的成分在？

J：也没有。我读小说就读一遍，然后，就被我误读成现在的剧本儿了，原来小说怎么写其实我都忘了。但是，我读出了张牧之的活。其实每次改编小说，都是带着我的误读，把它变成了剧本。

我也想成为老汤，爱女人、到处骗

B：你不觉得张牧之太完美了吗？

J：有吗？（有！）女人都没跟他走，还完美？哥们都跑了，钱也发出去了，这还完美吗？你希望他没有女人吗？

B：他是性格上太完美，没有缺陷。比如女观众看完影片后，会喜欢葛优、发哥，但是唯独对你演的张牧之敬而远之，这是你想要的效果吗？

J：相对于周润发、葛优的角色，他可能没那么俗气，那两个人更现实一些，张牧之在现实中可能更难存在一些。他们说，《子弹》像好莱坞电影，这点是有点像，好莱坞电影中的英雄，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张牧之难找，并不代表人们不去追求他那样，或者梦想他那样。罗宾汉、佐罗现实中也没有，但是大家还是想追着佐罗看。

B：张牧之是你想成为的那种英雄吗？

J：我成不了，我哪有那么厉害啊！我能演张牧之，我也不打算成他那样，成他那样，就没女人了，不行！我愿意像葛优那样，多点女人，家里藏一老婆，外面还弄一个，见着美女，还占人家便宜。哈哈！我喜欢葛优那样，又不用负责任，到处行骗，还能勾搭很多女人，还挺可爱。

B：结尾时，兄弟们要走，跟张牧之说：“因为跟你在一起不轻松。”其实你的工作人员看到这里都很感慨，原来你也在换位思考。

J：要奋斗，就要有牺牲嘛，看你要什么。

B：你要什么呢？又不要钱，也不要女人？

J：不不不，我要！（大笑）

B：你要名，还是要利？

J：不是说，你非得去要，就能有。可能大伙觉得你是一个可交的朋友，你也就有钱有地位了。不要先去要钱，先去爱钱，这不好。

B：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发现，这个荒诞的片子里，张牧之某种意义上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你自己，你怎么看？

J：你不会说这是我自传吧！有人跟我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我的自传”。我说，“不是，那是王朔的小说。”到了《鬼子来了》，“这个才是我的自传。”“这怎么可能呢，马大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太阳》的心路感觉更像我，这写的就是我的个人故事，人家会说：“这不是你！”唉，其实，我从来没打算拍自传，我没那么自恋。

张牧之是小说改编的，是六个编剧写的，你总不可能说他们都给我写一传吧！我真的是一个不愿暴露自己的人，大家看到的都是经过我伪装的东西，我是摩羯座，是一个自己都会对自己产生误解的人。

我承认自己是少年得志的人

B：现在大家看《子弹》，会觉得姜文玩起来挺轻松的。对你来说，做这个戏的过程难吗？

J：挺简单，最早我们俩（和制片人马珂）先找准了目标、方向，就不拐弯地去，就快了。你老乱七八糟的闪来闪去，就慢了。而且我们俩没有杂念。

B：片子的定位发生转变，你的内心就从来没有纠结过一点？

J：其实你应该明白，一个能拍《太阳》的导演，拍《子弹》是容易的，是不必纠结的。就像韩三平说的，你随便掰个螃蟹腿就是一部好片子。陈可辛也说过：“你看姜文这跟一帮孩子在林子里，啥事儿没有，就能把枪耍成这样。”换句话说，能把这样一个片子的镜头剪接成这样，形成这样的节奏，如果拍一个通俗故事，那一定是很好的商业片。

B：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是个会经常反思自己的人吗？

J：这事儿不用反思，这是一简单问题，要反思也得反思点别的。当然，一个没有反思的人，是不可能写好一个剧本的。但这不是一个患得患失的问题，是一个简单问题。

B：《子弹》未必是你最心仪的那种电影类型，观众能感受到它的乐趣，你拍摄的时候，自己有乐趣在其中吗？

J：当然有乐趣，这两件事不矛盾。作为我姜文这样的导演，我不会说我只会拍一种东西。我只拍了四部电影，但这四部电影很不一样，这是我自豪的地方。还有哪些导演能拍出这四部不同的电影来？大部分导演都在拍续集，从一个片子往后就不断重复而已，这当然很保险，但我觉得我没到要保险的岁数，可能我50岁以后，就天天做保险的，不费劲。

B：马珂说你现在拍片是状态最好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呢？

J：我还真没这么想过，但说得有道理。我也年轻过，30岁就开始导第一部电影，写剧本时28岁，我想还没有几个人比我年轻，还干自编、自导、自演的活儿。年轻时容易太急于表达，把表达当成第一位的。这不是不好，艺术片在欧美的大城市里会有很多人追捧，但是，电影有很多种，不是说非得表达你的思想。

我的思想一直存在，想藏都藏不住。但我可以轻松点表达，可以喝口茶，抽会烟，喝口酒，跟姑娘聊聊天，也能把思想表达了。

B：王朔说，你是行业立标准的人，冯小刚是趟路子的。你认为自己对电影是不是要求过高了？

J：作为艺术家，面对你的作品、观众，我觉得还是纯粹点好。我可以演戏，我可以拍广告，都能养活自己。我是这种少年得志的人，属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我也用不着拍电影挣钱。别人这么做没有坏处，我总觉得我做的东西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耐看，我们都会死，我们都会过去了。我不愿意，到时候人家说我拍的什么烂电影，我不愿意，因为我有条件，有能力，要使未来的年轻人说：“老姜，不错。”

《让子弹飞》：一些靠谱人士的参考意见

@史航：今晚看了《让子弹飞》，放心了。是个可以推荐给任何朋友的电影，人家看后一定领情。鲁智深说：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温瑞安说：杀人写好诗。这部电影都做到了。够彻底，够明白。虎啸龙吟，慑人亦醉人！这是国产电影这两年能等到的最好的一手同花大顺。祝贺子弹神奇飞过，原来弹道美如彩虹。（著名编剧，靠谱。）

@吴虹飞：忍不住爬上来说一句：姜文太让人感动了。姜文是国内目前我知道的唯一一个有诚意的导演。其他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真的都浮云了。《让子弹飞》是很好看的电影，每一个细节都让人觉得好。记者生涯里没采访过他，是一个遗憾。他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人，非常之自我。周韵能和他一起，可能是因为她够简单。（性情女子，靠谱。）

@ 马日拉：去形容《让子弹飞》为什么如此好看我觉得真是多余！我看片的时候起码大笑了50次，笑到流泪，并且一路激动，有几次忍不住要鼓掌！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没有在电影院中因为任何一部电影而如此投入过，真的，完全没有过。每一分钟我都是十二分全神贯注地在看，看到的是姜文的真诚与真正的才华横溢！（品位不凡，靠谱。）

@洪晃：我终于相信商业和文艺可以结合得这么牛鼻，姜文做到了，不用跪着真他妈能把钱给赚了。本月三个贺岁片一定是他完胜。剧情紧凑，台词值得玩味，不失他独特的想象力，最牛的是还说了点人话，剧情也不难懂。没有缺点就是这个电影的缺点，都想得太周全了。（靠谱。）

@蒋方舟：看《让子弹飞》，每个毛孔都叫嚣着牛逼牛逼太牛逼。

@竹聿名：中国电影天幸有姜文。有了他电影充满魔力。《让子弹飞》虚虚实实，层峦叠嶂，那股才气和聪明让人看得胆战心惊。（香港电影八卦专家，靠谱。）

@张小北：让子弹飞真叉着腰！真牛着逼！前十分钟看完，我就嗨了。绝对癫狂！爱谁谁，反正我喜欢！

@藤井树小姐：让俺概括《让子弹飞》，俺的总结是：140分钟里有140个高潮，平均一分钟一个高潮，这么牛逼的事，估计也只有姜文才能做得出来，真是HIGH死人不偿命，哈哈哈！

@ 魏君子：《让子弹飞》乃憋尿之作，从开始到最后三分钟前舍不得眨眼，剧情己不是一环扣一环，而是丝丝入缝，动作爆笑斗智斗狠，永远出人意料，笑中刚带悲，黑色幽默即涌来，然后马上火爆上阵。全片憋着姜文的一口气，但释放得痛快至极，这是华语片前所未有的爽爆类型片，有情怀接地气就是子弹飞得太快……

@陈正道：真是他妈牛。让子弹飞一会儿，看完到现在心还急着跳。（盛夏光年导演。）

@郭靖宇：有幸观看《让子弹飞》的首映，向姜文大哥致敬，没看过这么好的中国电影，只有这样的电影才对得起观众的期待。我的胆子没那么大，但让我预计《让子弹飞》的票房我认为是六个亿起，太值得看了，但愿全中国的院线能够放一整年这部电影。（导演。）

@ 江小鱼：让子弹飞的首映礼兼全球匪代会终于圆满而牛逼地结束了，而它攻城掠地的大进攻到十六号才正式开始，今天是我第三次观看此片，内心依然生猛澎湃，只有看崔健演唱会的感受有此一拼。中国影史上又一部经典之作宣告诞生。全场观众自始至终男士笑得人仰马翻，女士们花枝乱颤。

@荔枝超人：一个土匪碰上一个恶霸的故事，怎么讲得这么……他妈的惊喜！

@韩浩月：姜文在电影的绝大部分篇幅里，没玩任何意识流，情节环环相扣，但推进的时候行云流水。在保证了好看易懂的基础上，电影在人物造型、打斗动作、音乐节奏等方面玩的花活，观赏性十足。

@潘采夫：《让子弹飞》看完了，个人偏见：是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最好的电影，一部超级牛逼的娱乐片，更是一部杰出的政治寓言片，揭出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姜文，还是那个被五花大绑戴上镣铐青筋绷出依然大喊不服的牛人。可看得娱乐，可看透历史，可看穿革命，任你选。

@司马平邦：评价《让子弹飞》：牛逼，再加两个字：之极。

@宁财神：毫无疑问，子弹飞是这些年最过瘾最好看的华语片，值得买票进场，值得收藏带导演音轨的正版D9，值得向最挑剔的朋友推荐。姜文早已证明了他超越时代的才华，下一部，希望他能腾出功夫证明他的伟大。迟早的事儿。

@宁财神：姜文才华盖世，他的王朝开始了。

@马识途：威武雄壮，电影很大气。

@阿来：超出想象，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一部电影。

@胡淑芬：看大家夸《让子弹飞》，想起曾听崔健亲口夸姜文的《鬼子来了》：真牛逼，你们拼命想吧，比你们能想到的还要好。

@董路：如果《让子弹飞》最后票房飞出四个亿，请不要奇怪。它将是这个冬天之最，且没有之一。

@成龙：今天终于有空在公司坐下来做些自己想做的事了，不过满脑子回味的还是让子弹飞，多少次被剧情、台词搞到捧腹大笑，为演员的表演而鼓掌，真的是近年来很喜欢的电影之一，姜文就是姜文，北京人的话说：你很牛。（成龙靠谱吗？）

@夏雨：片子看完了，一个字，相当牛！姜还是老的辣！希望子弹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飞出票房好个高！（夏雨有点不靠谱。相，当，牛。分明是三个字嘛。）

@ 黎宛冰：我必须修正我之前的说法，《让子弹飞》不仅是好看、有趣，它就是一个惊喜，是好几年国内电影市场都不能提供的惊喜。它有氛围、有故事、有风格、有好音乐、更重要的是有意味，姜文有能力用轻佻的叙事颠覆假凝重、假纯、假唯美情怀，他拍的不是MV，他送来的是地雷。观众能记住的也不仅是扯蛋之类的扯淡。（真可惜，反对票又少了一个。）

　　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颇合当前的改革现实，然而，所论不仅是表面化，而且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也大大的看轻了。

　　的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对姓“社”姓“资”“不争论”， 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改革之初从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论争表面停息。但是，执政党既没有就此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而且死抱马列毛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对垄断真理的作法更是摆出一幅没有商量余地的架式。而意识形态没有松动，由意识形态全面论证并紧抱成一团的政治体制要作改革，我看是一点门儿也没有。

　　一、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前东欧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全面移植于苏联，这套政经体制由马列主义论说，被吹嘘为无比先进，即将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东风压倒西风”。然而，经过不足百年的实践，不但西风没有被压倒，反而是“东风不与周郎便”，其始作俑者苏联反倒混不下去先自我崩溃。苏联模式的那一套经实践检验，证明其不是真理，不但不先进，反而相当封闭落后。不但经济上效率低下无活力，政治上也专制官僚臃肿腐化，其用强力进行无数次灌输宣传的意识形态，更是“假、大、空”充满偏见，成为愚民工具，现已被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人民唾弃。苏联模式的全面失败表明，“走俄国人的路”，是一条死路，世界范围的历史经验表明，这条路再怎么变换花样也走不下去了，“是没有出路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说穿了就是摆脱封闭落后的苏联模式，另找出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间曾进行过意识形态论战，比谁的列宁主义旗帜举得高，争论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藉此毛泽东得以操弄意识形态，发动以反修防修为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亿万愚公被伟大导师愚弄得团团转，战天斗地瞎折腾。然而，建国来向私有制全面宣战一大二公纯之又纯的高调意识形态实践，却让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同时，兴无灭资极端形式的文革及其破产也让人“大彻大悟”。毛死后荒唐的革命得以结束，因为此路不通，改革亦可谓是悬崖勒马!渡尽劫波的党国上下对改革开放另寻出路，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改革首先从经济上突破并获得巨大成功，由于突破了僵化的苏联计划经济摸式，搞市场经济，到今年我国GTP已跃居世界第二。但这显然也与马列主义相去遥远，似乎就是文革中毛泽东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复辟”。为此，邓小平对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勇敢地摆脱教条束缚，从而“杀开一条血路来”。

　　然苏联模式不光光是计划经济体制，还包括封闭落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苏联垮台后新任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反思苏联模式是：“ 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三项垄断形成一整套的极权体系，其中意识形态部门发挥着极其恶劣的祭司功能，不仅搞书报检查钳制思想，为维护统治还编造谎言指鹿为马。三项垄断都是社会进步的拦路虎，是需要改革抛弃的对象。

　　经济垄断已抛弃，另外两项垄断也应该抛弃。改革如何改，其实已很明确，就是开放，改革一开始就与开放分不开，叫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就是开放的结果，放开私有经济，引进外资和西式管理，中国政府并主动争取加入国际资本主导的WTO，与国际接轨，使被教条束缚的生产力一下子迸发出来。

　　经济开放之后下一步就是政治开放，胡赵改革路线图也是先经济后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开放，说穿了就是逐步开放政权，抛弃苏联模式集权于党的那一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叫“还政于民”。不开放政权的行政改革，对苏式党国体制的修修补补，仍然垄断政治，都不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牵涉到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政改具有一定难度和风险，搞不好有天下大乱之虞，所以要谨慎。明白人都同意有步骤渐进改革的方式，但又不能制造借口老拖延不改。中共“十三大”曾作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准备放权，但阻力重重改不下去，反而是强化党政体制，并出现与金钱的结盟，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使腐败丛生。官僚既得利益者唯恐大权旁落，竭力阻止政改，于是危言耸听打意识形态牌，有开历史倒车的动向。

　　二、索尔仁尼琴说把主义留给中国

　　苏联党政模式用意识形态刻意包装，理论上吹得好听，实践上已经全面失败，其特点是：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由党统管一切，即一党专政。这个极权政体的行政作为，从苏联斯大林到中国毛泽东，再到朝鲜金氏父子，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教训相当惨痛!但是，意识形态说教却颠倒黑白，硬说其具有“先进性”，“规律性”，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建立宗教式的盲目信仰，采取了封闭性强制灌输和铺天盖地宣传的办法，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反复宣讲并要死记硬背考试这一套。

　　垄断性宣传灌输不仅霸道，而且愚蠢，是早已过时的法家愚民之术，在当今信息时代显得相当落伍，是政权脆弱的表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向秘书林克承认搞的是愚民，文革时连“偷听敌台”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封闭得犹如铁桶，被称为“竹幕”。现在也有人认为当今是“训政”时期，要强化意识形态灌输，于是又有了“唱红歌”的做法。由于害怕群众探寻历史真相，不敢公开挡案，连文革真相都设置“禁区”不准研究。

　　我国从中小学的辅导员，大学的学工部，到军队中的指导员、政委、政治部，及各单位普遍存在的政工干部，其数约在千万，相当多的大官甚至将军都是搞政工出身。搞政工是干什么，就是搞意识形态，相当于祭司神职人员，他们不事生产不做业务也不搞真学术，光靠耍嘴皮子，却要纳税人去供养，可谓是吃冤枉的一族。

　　而我国党政合一庞大的干部官僚体系，早已呈现苏联灭亡前勃烈日涅夫时代的那种臃肿衰败症状。据统计，我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即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吃冤枉的人超过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为“维稳”不敢触动官僚特权阶级利益，干部再人浮于事也不下岗。而对不满者异见人士，则采用各种手段封堵，据报道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5140亿元，超过当年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铲除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办法，在中国却行不通，反倒宣称共产党员有“先进性”。越是腐败丛生的危机时刻，越更抓紧意识形态宣传，不惜血本耗费巨资大搞马列毛邓工程，最高层甚至提出抓意识形态要向朝鲜学习。

　　其实，朝鲜就是腐朽没落“三垄断”的苏联模式的活样板。金氏政权死抱斯大林体制，垄断一切权力竟搞三代世袭，意识形态方面也提出了朝鲜特色的“主体思想”，封闭落后造谣生事，其邪行鬼道丑态让世界侧目。这个活样板昭示的就是苏式马列主义的破产，向他们学习，还能有什么出路?

　　那么出路何在呢?就在改革开放!放弃苏联模式，与世界接轨。经济开放之后是政治开放，但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政教合一，增加了改革开放的难度，陈小鲁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还有个意识形态的开放松绑问题，即解放思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干扰被邓小平一锤止音，其成功就在于剥离马克思主义，去意识形态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加严重，在苏联垮台的情势下，中共出现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但当局不是顺应世界潮流放弃空洞的主义，对高举马列大旗仍死死不肯松手。被勃烈日涅夫放逐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回到祖国时曾说：“把马列主义留给中国，领土一寸也不放!”那一声“炮响”送来而又被人遗弃的主义，现在除了一点点“维稳”功能外，已是一文不值!维稳也主要是维护统治者的特权，为既得利益集团耍耍花腔打打圆场而已。

　　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改革，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将明明白白的改革路径搅乱，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中国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去意识形态化，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求当局切实放弃“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政教分开。

　　三、邓小平说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

　　在政教合一的中国，不解放思想，任何方面的改革都改不动。有人会说政教分开就是颜色革命，开放政权就是颠覆政权。其实，当年邓小平南巡时就说过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还政于民”， 就是开放政权，只不过有个五十年的过渡期。

　　邓小平在莫斯科留学时的老同学蒋经国临死前，毅然在台湾放弃列宁式的一党专政，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永远执政，于是开创了台湾的宪政民主。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情况较台湾复杂，邓小平提出五十年的过渡期，先把经济搞上去，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虽然过渡期略嫌过长，但应该说是饱含睿智。过渡期有如清末“预备立宪”，国民党的“训政”，最后要“普选”，终归要立宪。这就不是颠覆不颠覆的问题，而是政权开放时间早与晚的问题。

　　我国改革要突破苏联“三垄断”的极权体制，现在经济上已经开放，不再是极权，被称为“威权政体”，确切说应是“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的“开明”就体现在淡化意识形态上，不搞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和文革时的“全面专政”，取消思想言论罪，反党反社也不为过，在开放政权之前先开放思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

　　开明专制可暂不开放政权，反而加强中央权力，推行市政经济，集中资源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同时，也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向自身官僚弊病开刀，清除吃冤枉耍嘴皮的祭司冗散官员，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以政绩获得民众拥护，换取执政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既不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在放弃对真理垄断的同时，执政党搞区别于马列毛的“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与时俱进搞意识形态创新，使自身社会民主党化，这值得欢迎。但放弃对真理的垄断，解放思想，就不能禁止非党民众还有权探索选择其它出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执政当局要做到足够开明，容纳反对的声音。开明专制不但要求经济开放，也要求思想开放，最后是开放政权，由开明专制走向民主自由。而政权开明不开明，人民的言论自由是最主要标尺。

　　我国宪法明载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从来都只停留在纸上，虽然言论尺度也在逐渐放宽，但仍有因言入罪，距开明专制尚有差距。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开放，当局也明显强化了意识形态管制，这是极不自信的表现。对于政改，官方反复强调不照搬西方，不搞三权分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也是西方的马列主义，苏联模式党在国上、议行合一那一套，又为什么要照搬，且死抱不放呢?臃肿腐败的党国政体，连批评反对都不允许，又如何谈得上开明?

　　从开明专制到开放政权似乎遥远，邓小平说的五十年后可普选竟还要等三十年，清朝“预备立宪”所定预备期不过九年，且邓所说“普选”后的政体又如何?不搞三权分立，还坚持议行合一吗?对此应解放思想，允许民众探讨。既不照搬西方，也要突破苏联模式，到底怎样的政体好，也不是一个政党说了算，更非少数既得利益权贵说了算。1957年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提出搞一个“政治设计院”，选拔一些专家来精心设计，我看是一个忠心体国的好主意。清末立宪时也设立了“宪政编查馆”，并派员出洋考察，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也提出“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政权早晚要开放，为避免乱局，开放前先统筹设计，全民讨论全民公决，是对历史对人民负责。如此，流落民间的陈毅元帅之子、赵紫阳在任时的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就可重操旧业，参加政治设计院搞政体设计工作了。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明专制也要求放弃对意识形态的垄断，除掉守旧权贵官僚势力的华丽包装，澄清改革的思想障碍。

　　对于中共来讲，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如何在大局不乱的情势下尽快开放政权，并考虑如何在普选中仍能当选执政。然而，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企图死抱政权永不开放，面对经济开放后日益活跃的思想界，惊恐万状，封堵打压要向朝鲜看齐。改革三十年后能不能继续前进，在于敢不敢进一步开放，眼下最要紧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全面开放。垄断真理的祸害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教训深刻，要再以操弄意识形态愚弄百姓，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来当法老，只能从开明专制倒退回斯大林式极权统治，最后是全面专政开历史倒车。如此，就必然要再搞反右，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这样的机会对于原教旨顽固派来说，实际上已没有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2010-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