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在近現代中國的政治語境中向來有兩種面目：人民和民眾。人民是進步的、勇敢的、革命的，而民眾往往是落後的、膽小的、亟待啓蒙的。人民的屬性毫無異議，民眾一詞原本是中性的，然而在狂飆突進的時代，任何中立的事物都是對革命的反動，於是被賦予了貶義的色彩。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羅家倫先生曾說：“養猴子的人，必須自己變成猴子。”這是比喻革命須得深入群眾，按照余英時先生的說法，城市邊緣階層的知識份子因此深入民間，和農村邊緣階層的強盜光棍結合在一起，一時風雲變幻，中原易鼎。自詡進步的精英分子將愚昧未開化卻可以被激發鼓舞的民眾下意識的比作猴子，大約是受了進化論的影響，玩猴的羅先生最後被猴們趕出大陸，這是他沒想到的。

　　然而在猴子被啓蒙前，他們是統治者的鵝。鵝城的寓意如同《毒太陽》里的“載滿鵝的火車”，一座被呆板、愚昧、毫無希望包裹的城池。既得利益者黃四郎與官僚知識階層縣長合謀，一起統治著這群愚昧懦弱的民眾，盤剝壓榨，固若精湯。如此千秋萬代的大好買賣，卻讓強盜給攪合了。

　　理想主義的革命者在中國無法生存，於是蔡松坡將軍的手槍隊長做了強盜，而北大的圖書管理員則聽信了羅家倫和胡適之的話，跑去鄉間著實研究猴子運動問題。革命者和強盜如此的相似，他們都充滿了表現欲：美國的喬治•凱南大使曾说苏联的革命者往往是在沙俄时代“无自我表现的希望或急于自我表现”，而姜文理解的強盜对一切新奇的事物充满好奇，他们懂留声机，知道自行车，假如不是怕驚嚇觀眾，姜导演甚至想过让其中一个強盜将文胸外穿来标榜新奇；革命者和強盜都是现存秩序的破坏者，陈腐现实的掘墓人，他们急于表现出与众不同和高人一等，所以一旦他们手握权柄，那么萬里江山都将成为他们的舞台。当然不管是張牧之還是毛潤之，起初的理想都不曾那麼宏大，麻匪開始不過是打劫火車，而井冈山的大王最初不过是想当个教师。

　　雪耻心和对旧价值观的全盘否定是驱使強盜们革命的源动力，於是张牧之运用權柄的第一步就是要宣揚公正，廢除跪拜，重立冤鼓。革命者的表演最注重儀式，包括稱呼、口號和手勢，於是大家都是同志，見面只須握手，手揮紅寶書或者行軍禮，儀式賦予革命神聖的光彩，革命者沉迷其中；然而就像開堂審理的第一個案子那樣，真正震懾團練武舉人的並非是革命的理念，而是強盜的子彈。

　　所有成功的革命者只有兩條出路，要么放棄革命，和既得利益者一起做買賣；要么幹掉黃四郎，自己獨大，變成新的既得利益者。每一次狂歡之後都會有一個勝利者，勝利者就大救星大聖人，這是普遍真理。對於鵝城的百姓來說，不管哪一種選擇，日子還是照舊過，當好大盜的猴子同樣也能當好聖人的鵝。

　　然而，還存在著另一種更可怕的可能，革命的大盜迷戀上了革命本身。

　　甲午之後，中國的知識階層普遍彌漫著對於本國命運的焦慮，由於社會進化論的流行，更加深了弱勢國家的自我認定。所以當一種貧賤者可以戰勝富貴者、弱勢階層必定推翻強勢階層的理論一出現，就大獲追捧，和之前流行的白蓮教、太平天國的基督教不同，這次的彌賽亞換成了“人民”。就如喬治•凱南大使所言，這個革命理論為革命的大盜們提供了報仇雪恥、推翻舊價值、自我實現和追求權柄的違反科學規律的理論依據，雖然它注重描寫了革命鬥爭部份而對革命成功之後的建設綱領含糊不清、不切實際，但是衝動和愛表現的革命者們虔誠地信奉它。

　　《羅馬帝國衰亡史》里寫道：“篤信到欺騙, 這一步是非常危險而又不知不覺的。聖賢蘇格拉底告訴我們, 聰明的人可能為自己欺騙, 善良的人可能愚弄他人，人的良心正是處於自我幻覺和有意欺騙的混和的中間狀態。”這種革命的欺騙卻是根源於對於普通民眾的蔑視。胡繩在回答為何要限制輿論時說的：“掌權了，就怕亂。……當初亂（國民黨時期），是亂了國民黨。”張牧之利用的騙子馬邦德喪妻亡子死在了一堆白銀里，毛潤之利用的知識份子官僚階層也被清算打擊，大盜蔑視騙子的陰謀詭計，只不過是為了標榜自己的陽謀，當鵝一般的民眾裹足不前，大盜也只能利用處死替身欺騙狡詐的民眾，奪得天下——歸根到底革命的大盜才是大騙子！

　　變天之後的鵝城百姓可以歡天喜地打土豪分田地，把秀才娘子的寧式床搬去土谷祠，然而成了聖人的大盜張牧之卻不肯停歇，他的親密戰友拐跑了他的愛人，奔向富貴繁華的地方，這是對革命的背叛。中國的歷史就是影片開頭結尾的馬拉火車，也許它有鋼鐵的軀殼，冒著濃煙，發出長鳴，但是它依舊是一輛馬拉的鑾駕，走在既定的軌道上。不管是張牧之還是毛潤之想改變它的軌跡，卻不曾發覺自己也是沿著那條軌道在前行——只是苦了鵝城的百姓，原本是偶爾客串下猴子的鵝，如今卻要即當大盜的猴子又當聖人的鵝，要做造反的順民，進步的看客，自然，你是不能真革命真造反的，花果山的群猴不可違抗齊天大聖，不然輕則勞改重則割喉。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有聖人必然會有大盜，有獨裁統治，必然會有暴力革命。在鵝與猴子的角色轉換之間，百姓已經練得如魚得水，收放自如，而統治者也已練就了聖人和大盜的雙重面孔，時而養民自肥，時而革民之命以饗民，大盜的猴子不過一時，聖人的鵝或可日拱一卒，惟獨在即是聖人又是大盜的治下，猴子和鵝的角色相互混淆，永無寧日，不得喘息，這才是毫無希望的存在。

　　正因如此，我更懷念那樣的勇士，他沒有用財富去引誘民眾的貪婪，也沒有用暴力去鼓動民眾的怨氣，他只是大聲地呼籲和解，默默地走進監牢，他誅了聖人的心，絕了大盜的念，他是聖人和大盜眼中共同的敵人，然而他卻說：我沒有敵人。

"新闻界称这是自杀，但是本质上这并不是自杀，它甚至也不是抗议。这些僧人在自焚前留下的信件中说明了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警醒，为了打动压迫者的心，并唤起全世界对被迫害的越南人民的关注。自焚是为了证明他们所说的事情极其重要......这名自焚的越南僧人用他全部的力量和决心表明他愿意承受最大痛苦来保护他的人民......通过自焚来表达意愿不能被视为破坏，相反它是一种建设，即为人民而受苦并身死。这并不是自我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