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周就是双十二，即西安事变纪念日。1936年12月12日，由张学良和杨虎城控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中國国民政
府当时的军政领袖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以一致抗日为名停止对共產黨的军事行动的要求。这个事变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转折点。要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很难想象
当时被国军围困在陕北一隅的中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西安事变一直在中共官方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说成是当时民心所向的标志。但是中共官方宣传一直故意忽略一个重要史实：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
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后来又在“新中國”安享荣华富贵。他们的人生轨迹就这样清楚地描画出了日本侵华和中共成
功之间的关系。

　　这些汉奸中最出名的是孙铭九。孙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执行了张的捉蒋命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国民政府软禁在南京，东北军的主要
将领主张和平解决，但企图以营救张学良为名义趁机从高级将领手中夺权的孙铭九却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为此他滥杀无辜，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蒋
斌，宋学礼等都死于他手。这场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遭兵火之焚。为了个人野心闯下了这场弥天大祸后，就连共產黨当
时也不好意思再收留他，于是孙铭九干脆投靠了汪精卫政权，担任驻河南的特派员，后来又跑到山东当了伪保安副司令。

　　孙铭九这个汉奸的级别还不算高。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担任了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抗战后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那里有个抗日同志会，实际上是中共的秘密组织，其书记应德田专门给张学良提供所谓的抗日思想和理论，还编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小册子，可以说嘴上比谁都更爱国，也因此深受中共赞赏。但西安事变后他投靠汪伪政权，当了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在西安事变中最忠实执行张学良的捉蒋命令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后来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

　　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曾经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说不要替国民黨打内战。但西安事变后来却顺利出境到了日本，当了汉奸。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参与了西安事变，之后长期在海外，但到了1943年居然加入汪伪政权得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

　　这些汉奸，凡是没有死的，后来又爱上了“新中國”，1949年之后不是受到重用，如张学铭在天津市当高级干部，便是安享晚年，如孙铭九苗剑秋等
人老死在政协。但在中共官方公开的资料中，他们当过汉奸的那段历史常常被刻意隐瞒或淡化。不但如此，他们还舞文弄墨，美化自己，丑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尤
其是把那些被孙铭九杀害的东北军将领说成是蒋介石的特务，从而把自己的杀人罪一笔抹掉。他们关于西安事变的文字是1949年以后伪造和篡改的整个中國近代
史的一部分。

　　改变了中國命运的“西安事变”在海峡两岸，国共两黨的历史中一向有着截然不同的叙述和评价。共產黨说它是爱国的，国民黨说它是祸国的。究竟谁说
的有理，外人和后人只要看一看这起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后来的言行就知道了。一个政治事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汉奸，它所策动的那个事件难道可能是爱国的吗？

　　孙铭九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实际是政治流氓和军事赌徒，“爱国主义”在他们那里成了无法无天和随意杀人的遮羞布。所谓“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
庇护所”用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所策动的西安事变，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因为事件的后果是中國名义上抗日了，但日本人从来不用担心一个政治统
一上下齐心的中國，有人在那里合法地拆国民政府的台，起到了日伪军起不到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日本人和汪伪都慷慨地收留了这些“爱国者”，按功领赏
嘛。

　　西安事变根本没有什么民意，就是一起兵变。它打着爱国的旗号，实际是误国和祸国，最后主要参与者都顺理成章地叛国做了汉奸。这个过程，也可以拿来对认识今天那些成天喊打喊杀的“爱国愤青”们做一个参考。

　　在“伟光正”那里，“爱国”当然就是以自己的黨派利益为标准。西安事变时，“爱国”的标志就是反蒋。爱国和反蒋是同义词。只要能削弱和损害中央
政府的权威和地位，只要能帮助“伟光正”地方割据，这样的事都是爱国的。哪怕那些“爱国者”后来都当了汉奸，他们干的那些事还是爱国壮举。哪怕那些以“背
后有黑手”的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者”在强敌压境之际在全国掀起动乱，这个运动也是“爱国民主运动”。今天则完全倒了过来，“爱黨”就是“爱国”，黨和国是
同义词，哪怕你已经拿了外国护照，只要你“爱”这个黨，为这个黨天下“维稳”，你就是中國的“爱国者”。

基地又出神人，膜拜中……

                        2010年12月06日 星期一 于 04:02:08
                        · 韩虎 发表在: 未分类                                               

　　今天看了‘程映虹’所谓‘西安事变’的都是汉奸的言论，我知道她就是看了一些今天的文章，按照一种想象写的。

　　首现，我和‘孙鸣九’很熟，‘西安事变’后的事他没讲过，之前的孙铭九，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军讲武堂概念的，激进与勇敢的军人，没有政治概念，忠
诚张学良，为痛失东北满腔仇恨，在喜峰口一战中，用步枪打下日本飞机，可见其勇敢。整个‘西安事变’的影子，其实是受‘日本军人幕府政治’的影响，以枪论
要求，郭松林事件也是。

　　张学良是我家的亲属，万福麟公认是张学良的人，所以我对于张学良的了解，要远比今天书上讲的真实的多。在东北，其实是万福麟和张学良与郭松林是
东北军张作霖军政府的支柱，也就是讲，是东北军实际的控制人，张作霖起事时，万福麟是后营的营长，军事势力大于张作霖，只是大家同意于光斗的主张，推举有
能力的张作霖为首领，张学良取了他女儿余风致，万国宾取了他孙女于霄云，张作霖坐天下，万福麟扩张军事，建立不公开的东北新军，大约在郭松林起事时，有十
万当时最现代化的军事力量，郭松林围了张作霖七天谈判，万福麟还是支持了张作霖，令郭松林没想到，退兵（我大爷韩春林是郭松林的卫队长），这主要是张学良
的态度决定了万福麟的态度。万福麟在主张上其实与郭松林的主张几乎一致，扩大东北新政的发展，增强军事上的力量，缩减各督军的经济权利，扩大屯兵地域。

　　张作霖逝去后，万福麟的态度决定了张学良东北军保安司令的地位。所以，张学良与万福麟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也就是讲东北军政府的建立是起事这些军人的国家，其他军政要员是雇员概念。）。

　　不过，有一点大家不满意张学良的是，与蒋介石的关系过于密切，没有出关前，东北军财政富裕，自给自足，中央政府给的，只是锦上添花，蒋介石当然
视你为知己同仁，不分你我。然而，出关后，这个关系变了，你要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你不听他的行吗？而且，张学良一去南京与上海，就是半年不归，也是一个
问题，你答应蒋介石的事，让下面当。因为这个原因与现实，万福麟出关后的态度是，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争取可能的利益。这前后背后也有挑拨，要以万代张，
后来还有以王代张，阴谋分裂东北军。

　　‘西安事变’的发生，一方面有张学良自责痛失东北的感受，也有与蒋介石亲密关系的阴影。一些主张与行为，开始抵制蒋介石，不过这个已不现实。这
是张学良‘西安事变’主张的本质，心里想着要打回东北，建立一个抗战的联盟。然而，万福麟及其它东北军要员知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日子不远了，这是最后
不同意与中央军开战的共同意见。

　　东北军这些激进军官，动机当然没错，然而，那不是中國国家利益的眼光。王以哲蒙难的作用，历史意义巨大，从另一方面告诫中央政府，东北军不是一
个任人玩耍的军队，东北军抗战的诉求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东北军几乎没有政治上的概念，今天明确的讲，当时共產黨抗战的主张，符合国家的利益这个不容质疑，
能够达成一个广泛共识的统一抗战结果，这个张学良失去自由也认为不后悔的事，不然，我们今天可能是亡国的结局。

　　我们东北军可以讲，在以后的抗战中，是中國抗战的中流砥柱，没有东北军的浴血抗战，牺牲了几乎二十万军人，就没有中國后来的在中日对持局面。

　　具体几个后来没有出路的，激进军人的事，你不能否定他们当时的行为，那是爱国的行为。

　　纪念‘西安事变’的意义在于，他的动机与目的是抗战，其结果还是好的。张学良也承认，从国家制度讲，这个行为不对，那么怎么办对呀？面临外国侵略，打内战对吗？

　　还是要纪念这个‘西安事变’爱国的伟大意义，我们东北军后代不后悔我们那时失去的东西。张学良的举动，失去的是我们东北军的利益，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才不会亡国。

　　作者：韩虎（TigerHan）20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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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韩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