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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焦点访谈”的悲哀冉云飞 [打印本页]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0-11-14 21:42 标题: “焦点访谈”的悲哀冉云飞

@ 2010-11-13 22:36 分类: 贡献常识
冉按：刚返家，在路途发的文章，居然未能显示出来，怪哉。这是十一年前的一篇旧文，彼时的“焦点访谈”虽然不见出彩，然还能说些真话，今日此栏目更是等而下之也。2010年11月13日晚22：41分于成都

至少我不只一次看到媒体报道，中央电视台门前排着两拨同样的长队，一拨是挪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拿着公款去找“焦点访谈”走后门，不让其曝光的；另一拨则是孤苦无告的受冤屈的上访者，要去找“焦青天”申冤。这就好比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这两点都说明，法治社会离我们还有很长的距离：前者是知法犯法，说明我们社会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人治大于法治；后者是社会上存在的较为普遍的司法不公，因而引起的民众对司法部门的不信任所致，这也是对我们天天在喊依法治国的一种嘲讽。

与此同时，“焦点访谈”不管是到地方采访或是签名售书，都会遇到长跪不起的申冤者，而记者和节目主持人们都提醒申冤者，我们不是“焦青天”。这种提醒固然是不错的，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主持人和记者，对这种现象发表过深入的看法，应该怎样解决，因为你叫申冤者去找司法部门，肯定有不少申冤者是在碰到了司法不公的情况下，才来找你“焦点访谈”申冤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不管主持人和记者是何等意义上的公众人物，首先他是一个公民，这是对一个现代人的判断基点，而记者和主持人只是个职业角色而已。而公民应该对自己所面对的社会诸问题发表认真的意见，提出看法，不管这看法正确与否。何况从你的职业角色来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你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不应该虚与委蛇。因为我们必须看到，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的利益今天受到侵害，明天受到侵害的可能就是你。对此，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一个著名的论断：“今天泼向你的污水，明天将泼向我”，因此作为一个公民绝对不能坐视不理。

稍有点阅读经验的人都知道，八十年代初，一篇稍微揭露社会问题的小说，或者反映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乃至发泄一点“不满”的诗歌，赢得了怎样多的读者。与现今文学寥落，读者星稀的时代相比，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令人顿生“白头宫女在，独坐说玄宗”的慨叹。有人甚至用八十年代文学的“繁荣”，来说现在“冷清”的文学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我敢说，八十年代文学的繁荣基本上都是越位的“繁荣”，而现在的“冷清”则是归于文学常态的“冷清”。对越位的“繁荣”，我们没有大唱赞歌的必要，对常态的“冷清”我们也不必悲观以至心灰意冷。这样比照过来，对于“焦点访谈”曝光节目的“繁荣”，我们也大可不必过于欢欣鼓舞，因为这种“繁荣”是中央电视台在计划体制下赢得的天然媒体权威的延续。何况确如有的民众所说“焦点访谈”是高射炮打蚊子，曝到一定级别便只有刹车，因为“焦点访谈”也还没有独立的，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想怎么曝光就怎么曝光的权利，因而它不可能对社会的诸种弊端尤其腐败形成更有效的制衡和监督。

按理说，我还是比较赞赏“焦点访谈”、《南方周末》、《方法》、《南风窗》等媒体对诸多弊端的大胆揭露，但这少数媒体的“繁荣”，客观上是建立在大多数媒体没有多少声音的前提条件下而取得的。因而我对它们的赞赏也就有了一定的保留。去年“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到成都为其《声音》签名售书，成都的媒体为她举办了一次座谈会，有人在会上希望敬女士在继“声音”后出“声音续集”或者“声音一集”、“声音二集”等，为民众鼓与呼。坦白的说，近几年来媒体名人所出的书，我只看了敬女士编著的这一本，我觉得她《声音》里面所收集的社会诸问题的资料，不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民众的声音，也为各门学科的学者和思想家们提供了研究中国社会的蓝本——我甚至想说一句题外话，希望中央台将反映社会诸问题的观众来信，交到研究社会问题的学术机构，以便对这笔“资源”再续利用，节约研究成本，造福个人及社会，甚至为政府制订有效的政策提供建议。或者中央台干脆成立一家类似于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的学术机构，为中央台办好已有的节目，开拓新的节目，发布一系列的数据，更好地服务社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以兼得，甚至可能由此诞生不少的边缘学科——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也希望敬女士尽快出“声音续集”之类。但从社会多元，众声喧哗的角度看，我更希望大狗小狗一起叫，即让民众有更多的更自由的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敬女士固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民众的声音亦应有机会发出。否则民众的声音只能通过敬女士拥挤的“声音”管道，那么许多民众将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没有民众真正表达“声音”的渠道、场所、机会，那么敬女士的“声音”就是再好听，也只是“独唱”而已。

换言之，因为别的媒体不能(因为有很多制约，故尔不能。有的是不敢)揭露，你“焦点访谈”在一定的范围内敢于揭露；就是别的媒体揭露了，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也逊色于你“焦点访谈”——因为中央电视台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所得到的不可置疑的媒体权威，而非全是依靠市场竞争，依靠观众收视率高低的结果。媒体的公平竞争还有许多事要做，比如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被权力部门硬性规定要地方电视台转播；电视谁能上星，谁不能上星，这就不是你有收视率或者技术就一定能做到的，等等——所以你就只好扮演“焦青天”了。如果制度更合理，社会运转更正常，各媒体都是“某青天”，司法工作者大家都是“包公”，那么谁是包公还重要吗?就没有提“青天”的必要了。因为制度运转非常合理，就没有必要一会儿去学习这个人，一会儿又去学习那个人。每个人在宪法及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自己的工作，官方没有号召人们去学习哪个人的权利，公民也没有一定要接受号召的义务，因为怎样活着，完全是别人自己的事，他人无权干涉。我看那些制度运行甚好的国家，依大家所遵守的游戏规则办事的社会，从来没有人号召去学习谁，但他们的工作效率及所创造的价值包括社会公正、公平、公开程度都很高。因此，与其号召民众去学习谁，不如让合理的制度来管理，既合理又人性且能降低管理成本，此乃一举数得之事。我们已生活在现代社会，总该有点见贤思齐之心吧。

1999年6月23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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