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82年宪法第35条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开信作者称，“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已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作者引述2003年2月26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常委與民主党派人士举行的民主协商会上的讲话。据说，当时胡曾表态说，“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公开信还以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一系列关于政治改革，言论自由的讲话，被官方传媒过滤，删除为例。

作者说，“这些事情，如果追究责任，绝对查不到具体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他们自知理亏违宪，通常以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必须执行他的电话指示。”

公开信直指，“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就是中宣部。”

他们认为，把宪法第35条言论出版自由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墙上画饼，是经过《出版管理条例》等具体执行细则来完成的。这些执行细则，槪而言之就是深文周纳的审批制。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

因此，公开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应“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

他们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出版管理条例》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

新的《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是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强化审批制。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

公开信还提出了系列的新闻出版改革建议:

一、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真正落实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

二、尊重记者，树立记者“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记者报道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持。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

公开信还要求，追究谢朝平案的幕后操纵者，渭南市委书记梁凤民必须下台，以申党纪，以儆效尤。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保障中国记者在全中国领土上采访报道的权利。

四、互联网是社会信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和侵犯公民隐私的言论之外，网络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

五、党史无禁区，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罪错。

六、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探路试点。报刊民营化是政治改革的方向。

七、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澳门的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

八、转变各级宣传部门职能，由制定多少个“不准”。公开信认为“宣传部门在党内、在社会上名声很臭，要做几件好事恢复名誉”。

他们建议，“在适当的时机，可以考虑宣传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