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人没有信仰、缺失道德、唯利是图，到哪里都留下了丑陋的形象。比如说，游世博会，有些大馆，排队要等几个小
时，为了照顾残疾人，有些国家展览馆开辟了特别通道，照顾残疾人不用排队，于是世博会便出现了一道独特的景观，到处都是推着残疾人的游客。据说有人专门做
出租残疾人生意，使一些国家馆不得不关闭残疾人通道。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卖预约票以捞点钱。总之是为了不排队，什么招都用，什么空子都钻，杨恒均博士称此为
展示中国人丑陋的盛会。还有，据报道南京某区拆迁办出台了X月X日前离婚的按两户对待分房的规定，于是该区民政局门前排起了长队办理婚；还有被人救了还讹
人的案例，使得很多人不敢出手救人等等现状，说明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已下降到了极点。那就是：为了目的，为了金钱，不要廉耻，不要尊严，不择手段。于是就有
人对中国人感到绝望，如叫“第一哲学”的博友，就由呼唤民主、争取民主到对中国人失望，说中国人是最无耻的民族，到最后趋同当政者的思维：中国现在的国情
不适合民主。

中国人的道德良知怎么沦落到如此地步？有人把此问题完全归结到两千年来的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身上。对此说法，我不敢苟同。中国传
统文化有专制、愚民的一面，但它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它产生及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与同时期其它世界文明相比，也算是比较先进的。只是到了近现代，与
西方现代文明相比，它落后了。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并非一无是处，韩国、日本在基本制度实行民主、法治的前提下，在民间文化生活及社会规范方
面，传统文化依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依然有着迷人的魅力，以致有人说：“要看唐朝到日本，要看明朝到韩国。”现在也有不少人怀念回忆晚清及民国时期那些有
涵养的谦谦君子或有个性的名人轶事，说明传统文化并非是中国人缺失道德良知的主因。

在传统文化中，中国人是有信仰，有约束，有修养，有骨气的。

（一）敬天畏神。在传统的文化中，中国人尤其是基层的民众相信世界是充满鬼神的世界。人们不但相信有天堂、有地狱、有神
仙、有鬼怪，而且也认为自己的周围都充满了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有日神、月神、风神、雷神、云神、雨神，还有土地神、灶神、火神、树神（精）、花神
等，这种鬼神观念，使人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有效地约束了对大自然的破坏，也很好地保护了自然环境。

（二）善恶有报。受佛教、道教文化的影响，中国人都相信生死轮回，相信有天堂、地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多做善事
能上天堂，干坏事就会下地狱，就会有小鬼来抓你。如果害死别人，人家会化厉鬼来索命。就是虐待动物，下辈子也会托生为猪马牛羊，任别人驱使宰割。这种思想
尽管有点落后，有点迷信，但能有效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使人多做善事，少做恶事，或做了恶事之后，忐忑不安，求神拜佛，以赎其罪。这与西方人做了坏事，到神
甫那里忏悔差不多，能制约人们为所欲为。

（三）做君子不做小人。儒家思想虽然有愚民、忠君思想，但对做人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尤其是对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要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而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能夺志”等，重道德、重名节、讲骨
气，出仕为朝，除了为臣，也有为帝王师的使命，即按“尧舜”的标准要求皇帝。因为士大夫们坚持的不是当朝皇帝的什么“思想理论”，而是超越当世的儒家道
统。因此他们就是面临杀头、灭族的危险，也敢于批判当朝皇帝的“昏愦”。历朝历代这样的面折廷争、冒死直谏之士代代不绝。另外，在传统社会还有一些隐逸之
路，在“邦无道”时，归隐田园，保持一种精神的独立，“不为五斗米折腰”。

（四）做尧舜不做桀纣。在传统的社会里，最高的独裁者应该是皇帝了。但就是伟大如汉武帝、唐太宗、康熙，也不能垄断一
切，尤其是思想领域的事。他们不能说孔子的思想没有普世价值，或者要把孔子的思想与本朝实际结合起来，改造出“刘彻思想”、“李世民理论”或“XXX学
说”，要本朝的学士们学习贯彻执行。天下读书人学习的是儒家思想，对“圣主明君”有一个标准，皇帝做得不对，天下人共议之。皇帝也不想成为“遗臭万年”的
“昏君”，所以皇帝们也不得不遵守儒家规范。明万历皇帝想废立皇后，大臣们冒死反对，他无奈，气得20多年不上朝，但他对此也无办法。

（五）尊老爱幼，强调秩序。儒家学说强调“三纲五常”有点过，但其要求“仁、爱”，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是不错的。

（六）重视诚信。传统文化强调人要诚信，“人无信不立”。“信”作为五行之一（仁义礼智信），发挥着对个人行为的规范作用，讲诚信，重承诺，是做人的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说，把今天中国人缺失道德完全归因于传统文化，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虽然还有点愚昧，但不至于像今天这么没有良知、缺失道德、不讲诚信、为所欲为。那么造成今天中国人缺失道德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是现今的政治体制造成。

（一）破坏诚信。我党当初为了取得政权，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制造仇恨，挑起斗争，宣扬凡是富人都是坏人，凡是穷人都是好
的，欠钱的都是有理的。直至如今，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欠钱的都成了大爷，都成了有理的主，欠钱不还成了普遍的现象，甚至许多地方政府都是不讲诚信、不讲
信用的带头人。而法院对此也不坚持原则，不主持正义，尤其是与政府有关单位的纠纷，根本就不受理，或受理了也不公正判决。在此影响下，没有诚信、不讲信
用，便成了中国人的普遍特征。

（二）消灭思想。毛泽东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建立为我独尊的思想，把一切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都统统打倒，建国后历
次运动都以整知识分子为目标，有学术研究成果的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连对搞自然科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不放过，让他们自我否定，自我羞辱，从灵魂
上折磨他们，要他们向工农学习。知识分子向工农能学什么？无非是学其无知无识，只知感恩戴德不会思考，做不会质疑政府政策和理论缺陷的愚民。让全社会都没
有思想，没有判断力，变得愚昧。这是中国人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

（三）破坏伦理。为了达到控制人民的目的，不惜破坏社会的基本伦理，尤其是“反右”和“文革”，将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扫荡
殆尽。鼓励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相互告密、相互揭发、相互出卖，相互划清界线，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人们之间亲情温情全无，只剩下现实利益的
计算。如冯其庸到章伯钧家当卧底。张志新即将被执行死刑之时，其女儿曾林林、儿子曾彤彤这样说：“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
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顾准被划为右派后，受尽折磨，临死都没见其母亲子女一面，其子女是坚决不见，其实是不敢见。所以说，基本伦理
都没有了，还会有什么道德？

（四）毁灭良知。我们建立的体制是只要忠诚，不要良知。彭德怀就是为灾民多说了几句话，而被打成反党分子，死于狱中。如
今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同样遭受打击，如最近渭南警方抓捕《大迁徙》的作家谢朝平，就是典型的例子。渭南地方政府胆敢动用移民安置资金，而且黑心到5900
万元资金给村民不足50万元，而有良知敢于秉笔直书为民呼吁的人却被当地警方抓了起来，而作为有权管辖渭南地方政府的陕西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应该追查渭南
地方政府欺骗上级、挪用移民资金的行为，但是他们却不作为，没动静。贪腐的人受到包庇，有良知的人受到迫害。在这种社会中，怎么要求人们有良知、有正义
感？

（五）劣胜优汰。上世纪后半期年以来官员选拔的标准是，只要听话的，不要有思想的。所以选拔的官员多是一些无头脑或一些
口是心非、唯利是图的投机分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就是这些人的真实写照。所以，他们没有良知，为了自身
利益，对朋友、亲人，甚至对自己的父母子女都敢出卖，“反右”及“文革”中许多得志之人就是例子。而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又建立了以金钱为中心的官
僚网络，以送钱谋位，又以位谋钱，所以这样的体制是难以选出优秀人才的，而真正优秀的人才由于不会送或不屑于送，很难会进入这个官僚体制。

（六）愚民教育。从上世纪后半期，为了政权的稳固，我国实行愚民政策，封锁外部消息，进行虚假宣传，好像全世界的人民都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我也曾这么认为。谁知当世界打开，原来就我们最穷。如今仍有一些人在编造谎言，说什么我们是世界上最好最民主的国家，
我们的“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模式，而同时压制各种反对意见，删帖、抓人，不允许反驳辩论，只自己在自说自话，这样能培养出优秀的素质良好的公
民吗？

所以，我不同意中国人缺失道德良知是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说法。我认为是现今的不受约束的政治体制造成的，但是我也不赞同现代“新儒学”的用儒家学说来治国的思想。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曾经也很先进，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一套基本的东西已不堪大任。我心中理想的社会模式，就是像日本、韩国那样，即融入现代文明，又保留传统文化。即：国家的基本制度实行民主、法治，但在民间社会保留一定的传统习俗，尊老爱幼，敬天畏神，互帮互助，和谐自然。

你知道日本是怎么强大起来的吗？

===================

福泽谕吉《时事新报》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
　　
　　林思云译
　　
　　随着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来，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其所到之处，就连青草和空气也被此风所披靡。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地方向东传播，并随着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
　　
　　西洋近代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间的开国为开端，虽然国民渐渐明白应该采用西洋文明，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通往进步的大道上，却横卧着一个守旧衰老的政府（这里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译者注）。应该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话，文明是绝对进不来的，因为近代文明与日本的陈规旧套势不两立。而要摆脱陈规旧套的话，政府也同时不得不废灭。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对此，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天皇――译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这里的支那指中国――译者注），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来看，这两个国家在今日文明东渐的风潮之际，连它们自己的独立都维持不了。当然如果出现下述的情况的话，又另当别论。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不出数年他们将会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打个比方，屋院相邻的村庄内的一群人，在他们出现无法无天的愚行而且残酷无情的时候，即使这个村庄里偶尔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会被他人的丑行所淹没。和这个例子一样，支、韩两国的影响已成为既成的事实，间接地对我外交产生了障碍，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少，可以说这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