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不像现在的一些人鼓吹知识分子只一味和政府对着干，他考虑着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民众的福祉，凭着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良心，来作政府的诤友，社会的良知。下面是胡适关于“民主宪政”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方面的言论：

在未上政治轨道的国家，旧的势力滥用压力摧残新的势力，反对的意见没有法律的保障，故革新运动往往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公开活动的，往往不能不走上武力解决的路上去。武力斗争的风气既开，而人民的能力不够收拾已纷乱的局势，于是一乱再乱，能发而不能收，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扰乱而不能安宁。

我们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不认清目的、不顾手段的结果、不分别大小轻重的前后顺序）的所谓“革命”。

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到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这个根本态度和方法，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
没有长期的自觉的奋斗，决不会有法律规定的权利；有了法律授予的权利，若没有养成严重监护自己的权利的习惯，那些权利还不过是法律上的空文。法律只能规定我们的权利，决不能保障我们的权利。权利的保障全国靠个人自己养成不肯放弃权利的好习惯。

中国人的肯吃亏、不好讼，未必是宗教与哲学造成的，绝大的造因是因为几千年来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律师阶级。士大夫不学法律，所以法律刑名的专家学识都落在一种受社会轻视的阶级的手里，至高的不过为刑名师爷，是帮助官府断案的；下流的变成了讼棍状师，不能出面辩护，至多不过替人民写状子，在黑影子里“把案”而已。

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

兴一利则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则受惠者无穷。兴利更易邀功，也更易作假排场。要兴利更要除弊。为政者不知道“除一弊胜于兴一利”的政治原则，不明白除弊正式政府的首要责任，只知道羡慕建设的美名，巧立名目，广设机关，结果是每兴一利即是多生一弊，即是加多一重人民负担。

我们这几十年的革新工作，无论是缓和的改良运动，或是基金的革命工作，都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太偏重注意，而忽略了用主意来帮助解决的问题，主义起于问题，而迷信主义的人往往只记得主义而忘了问题。

 
有为的建设必须先有可以建设的客观的条件：第一是经济能力，第二是人才。两件之中，专门人才更重要，因为有价值的建设事业都是需要专门技术的事业。
反省的第一义是自耻事事不如人。反省的第二义是自耻我们即不如人又还不知耻，白白把八九十年的光阴费在白昼做梦里。反省的第三义士要认清我们必须不久的缺陷，人情我们必须赶做的工作，努力做去，拚命做去。

我对于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完全是因为我曾实地观察这种政治的施行，从实地观察上觉悟到这种政治并不是高不可记得理想制度，不过是一种有伸缩余地，可以逐渐改进，逐渐推广政权的常识政治。

民主宪政不过是建立一种规则来做政府与人民的政治活动的范围；政府与人民都必须遵守这个规定的范围，故称为宪政；而在这个规定的范围之内，凡有能力的国民都可以参加政治，他们的意见都有正当发表的机会，并且有正当的方式可以发生政治效力，故称为民主宪政。宪政的意义是共同遵守法律的政治，宪政就是守法的政治。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他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每“逢时逢节”都得到选举场里想想一两分钟的国家大事。平常人的政治兴趣不过尔尔，平常人的政治能力也不过尔尔。然而从历史上看来，这班阿斗用他们“看体育新闻，读便宜小说”的余闲来参加政治，也不见得怎样太糊涂。英美国家知道绝大多数的阿斗是不配干预政治,也不爱干预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许他们去看棒球,看赛马,看Cricket，看电影，只要他们“逢时逢节”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

现代的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然而在二十世纪里，那时不容不容易办到的，因为阿斗曾鼓噪造反的。所以现代的专制魔王想出一个好法子来，叫一小部分的阿斗来挂一个专政的招牌，他们却在那招牌之下来独裁。这样的政治与民主政治大不同之点在于过度利用那班专政阿斗的“权力欲”，在于用种种“骗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阿斗人人自以为是专政的主人：不但“逢时逢节”去做画诺投票的事，并且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奋张的用户独裁，压迫异己，诛夷反动。

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真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所以民主国家的阿`斗易学，而独裁国家的阿斗难为。民主国家有失政时，还有挽救的法子，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就行了。独裁国家的阿斗无权可以说一个“No”字，只能望那个独裁的首领做“神”了。

“在西欧选举权普遍的国家”，宣传的法螺吹过之后，那些“出党费，开报馆，办无线电广播的人”终无法叫那绝大多数的阿斗不画一个No字。而在独裁国家里，就不容制造出一个No字来。同是“骗人的利器”的话，其效果也不同。

凡独裁政制之下，往往有许多残暴不合理的行为，因为“多数人对于政治根本没有兴趣”，你要他们跟你走，你只好充分利用它们的劣根性，给他们糖吃，给他们血喝，才能领他们死心塌地的替你喊万岁，替你拥护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