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与“新社会”相对，与旧中国涵义类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常用政治词语。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中共在当地建政）为界，是时间标记上“他们/我们”、“敌/我”截然两分的政治学裁断。此前是反动、压迫、黑暗、剥削、丑陋、愚昧、灾难、恐怖、不义，此后是进步、解放、光明、福利、美好、文明、幸福、和平、正义……一是天堂，一是地狱。狭义地说，旧社会指1949年（或新中国建国以前）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广义地说，还指1949年以前的整个社会历史，包括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远的古代，等等，或称旧时代。该词起源于中共建政的同时，一直到2000年都在使用。但在文革时期，把它的意识形态内涵发挥到了极致。

从表面看，它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时间划分、标记，实际上包含着丰富的话语内容。时间标记的技术外衣，掩盖了它把政治合法性放到括号里悬置起来的内在过程，作为自明的概念前提来使用；抹去了证明的必要。虽然，所有政权的合法性，都既与它的得来（过去）相关，也与它的运转（现状）相关。但这一标记轻而易举地用现实存在否定了合理性追问，阻断、拒绝了所有对当下政治的质疑、批评，在“他们/我们”、“敌/我”的裁断高度面前，所有质疑、批评都被政治化了，都有与前政权同流合污、与人民为敌的嫌疑。因为在新旧社会背面，横亘着的是群众性仇恨和紧张。

因此在它前面冠以“万恶的”粘合“万恶的旧社会”已经成为固定词组。另一个固定词组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它们高频率的反复使用，自然内化了人们对官方意识形态附加涵义的认同，使之成为一种无意识，不知不觉驱动人们的认知模式。况且还有一整套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忆苦饭）教育制度运作，强化、巩固其观念体系。

虽然戒毒、禁赌、关闭妓院、打击会道门等雷厉风行的社会改造取得了惊人成功，但由“旧社会”一词造成的观念断裂（一次比一次激进的近代革命到此达于登峰造极）、屏蔽却诱发了一系列误区：既然它指称的社会呈现出整体反动性，那么在这个社会得势的统治阶级成员，就应该被进行专政打入另册，不能讲人道、行仁政（镇反、肃反和屡次运动对历史反革命清算），缺乏积极的社会氛围、建设性的全民和解；对服务于它的政府人员（哪怕做技术的都称伪人员）、律师、报人、教师等知识分子，都视为旧人员而犯有原罪，思想感情、立场观点甚至学术技能都是有问题的，伴随不断运动的世界观改造成为他们的毕生功课；大多数起源于西方的人文科学如法学、经济学（包括金融学和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从中央到地方宗教事务部门全被撤消）、美学、性学都被一竿子打死，宣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系科被撤消（北京政法学院等法律教育机构一律被撤消），教授被转行，学说被批判，图书被封存；超越阶级界限、粘合力极强且拥有自治权的民间中层组织（武训兴办的义学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被当成封建性的族权——宗族（又称为氏族）加以取缔……

因扫荡旧社会的道德优越感激发起来的乐观主义、发展焦虑，助长了经济制度改造和建设方面对一大二公、计划的信赖，臣服于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推动下，牺牲农业（重、轻、农），借助强劲行政力量的命令式社会动员（就业率超常）获得极大效率，但反经济规律的穷过渡、大跃进、大炼钢铁、过度密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高积累……却是灾难性的。由于生活在“美丽新世界”，“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个旧社会复辟的可怕预言对人们的恐吓，一方面使他们盲目信赖现实政治及其宣传，一方面使他们对被判为敌对势力的人充满盲目仇恨（哪怕并不了解他的罪行），成为一种合法伤害权。

后文革时期以至2000年代的口语里虽然仍保留了该词，但使用频率已经大大下降，作为时间标记的功能还有，原有意识形态涵义还沉睡着，只是随着阶级斗争气氛淡化（没有完全失效），它的控诉色彩、政治正确的成分都日渐稀薄。以调侃语气使用“旧社会”的也出现了：面对婚姻市场成本上升的人怀恋“旧社会”的早婚、多妻、女性柔顺；重庆九龙坡凤中路餐馆拿它为名以广招徕；诅咒村干部恶霸、腐败的对比说旧社会地主的节俭；低收入阶层埋怨消费物价飞涨就像旧社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