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著问世前后：奥威尔最后的斗争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这平凡的开篇，引出不平凡的伟大作品。1949年6月8日，乔治·奥威尔冷酷的光辉著作《一九八四》出版，成为最具20世纪特

色的文学经典之一，影响极其深远。60年后的今天，即便世易时移，它仍然常读常新，不断唤起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从不失其重大意义。

英国多家大报连日来刊文纪念。《独立报》采访了包括安德鲁·莫申、菲利普·普尔曼、露丝·兰德尔和特里·普拉切特在内的多位作家，畅谈《一九八四》及奥威尔对其个人的影响；杰里米·帕克斯曼则在《每日电讯报》撰文，大赞奥威尔的散文水平。一些值得转述的记录与档案也在近日公开。

1941-1943年，奥威尔在BBC工作两年，内容出众，播音水平却遭人诟病。

书写中的奥威尔

奥威尔擦拭长枪

BBC档案：播音刺耳，不愿在广播中浪费时间

英国广播公司（BBC）日前在其网站上公布了19份奥威尔档案——二战期间，他曾在该台东方部全职工作两年。《泰晤士报》从中挑出一份备忘录，系BBC当年主管海外业务的JB.克拉克写于1943年1月19日，文中对奥威尔（本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的播音感到大为难过，指其语音单调而毫无生气，并建议将他调离一线，不准再碰麦克风。

奥威尔的播音没有录音存世，但同代人无疑对他干巴巴的语音颇有印象。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曾被子弹击中咽喉，弹孔犹存。他又是老烟枪，且患肺结核多年，讲话之无力可想而知。其传记作者大卫·泰勒也披露，奥威尔总想掩饰自己的伊顿口音，遂故意用听起来不那么精英的“河口音”讲话。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回忆，屋里要是人多些，奥威尔的讲话就听不清了；如果置身嘈杂的晚会，他索性啥也不说。

档案显示，1942年10月，奥威尔致信大诗人TS.艾略特，请老前辈来台里做节目:“带上您能弄到的一切食物，再带条毛巾——您还需要厚靴子和雨衣。”

BBC此番公布的档案中，还有奥威尔与台方入职谈判期间的信函。布莱尔先生在信中要求得到作为“乔治·奥威尔”能够拥有的言论自由，而不受限于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BBC战时的宣传宗旨，以免文名受损，被战友弃作“叛徒”。

奥威尔是有名的左翼人士，一贯秉持反帝立场，显然与英国当时的东方政策、特别是其印度政策不合拍。

BBC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他仍然在1943年9月递交了辞呈，理由既非噪音难听，亦非受到台方审查，而是由于认识到“我正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公众的金钱于无结果之工作。我相信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英国对印度的宣传广播乃几无希望的使命”。

人生苦短，他更大的愿望是早点远离体制，回家写小说，写他的《最后一个欧洲人》，即后来的《一九八四》。

1949年6月8日出版的首版《一九八四》。

与死神赛跑:“他战胜了自己”

无需在此重述《一九八四》构建的可怕图像、书中广为流传的新创语汇，以及此书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但我们必须要向偏执而自虐的奥威尔，向他朱拉岛上的最后斗争脱帽致敬。

离开BBC之后的几年里，奥威尔家中变故丛生:收养幼儿理查德，却在手术台上因麻醉事故失去爱妻，但《一九八四》的写作已经断续开始。1946年5月，奥威尔坐上火车，逃离伦敦，一路北行，抵达内赫布里底群岛中的朱拉岛，《观察家报》主编大卫·阿斯特借给他一处岛上农房，供他专心写书。

他不到43岁，却已丧偶一年，鳏夫带小儿。孤独及恐惧，驱使他连续向漂亮女青年求婚，甚至以对方能尽早做寡妇，享受版税遗产为诱饵，却均告失利。他已因肺病而咳血，又不想人知。

罗伯特·麦克鲁姆（Robert McCrum）刊文于6月10日的《观察家报》，重引《一九八四》的开篇: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麦克鲁姆感叹，这水晶般的句子背后，实有常人难以想见的艰辛。若找来奥威尔的手稿，一看即知。纸上不同颜色的墨水，难以计数的修改与重写，无不指证作者心底的狂潮，时刻在拍击着他，强迫他笔耕不息。

1946-1947年迎来了几乎20世纪最冷的冬天。彼时之英国，正挣扎于战后之大凋败。肺流血心也流血的作家，独处荒凉的外岛，还要自托使命，以纸笔预言未来的梦魇。西班牙内战，二战的浩劫，哪一样不是极权的血光之灾，此时一股脑涌上心间。但他决定卖掉这条命，为了小说。再不写这故事，他将永无可能。

麦克鲁姆说，奥威尔简直自寻绝路。朱拉岛上的老屋建于崎岖乱石的空隙，四间逼仄小屋，生活几近原始，没电，也没电话，烧饭用卡乐气，取暖用泥煤和石蜡。一台电池收音机是他仅有的与外界单向联络的工具。

他来到岛上，只带一张行军床，一桌二椅，少许锅盘。斯巴达人的简单生活，只令他专注于工作。当地老乡记得这位布莱尔先生:瘦高个儿，面无血色，脸带忧伤。他仍旧吸烟——不是香烟，是用粗黑烟丝手卷的大炮，一干起活儿来，室内空气便污浊不堪。他在其中隐现，恍如雾中的饿鬼。

但工作进展顺利。1947年7月底，他致信其出版人，已完成初稿，后又称再需六个月打磨。不料他与幼儿及亲友泛舟海上，意外翻船，幸无人溺亡，奥威尔的病肺却被冰冷海水所伤，随后两月，他陷入重病，却狂热地投入誊改工作。打字机在荒岛老屋里乒乒乓乓响着，终日不停。11月，他终于瘫倒在床上，“病得要死。”他在信中说。阿斯特从美国弄到了链霉素，寄往奥威尔在海尔麦斯的医院。1948年3月，肺结核的症状一度消失。就在准备出院前，他收到出版商的催稿信，要求他务必在12月前交稿。事后证明，麦克鲁姆写道，这封信等于“又往他的棺材上钉了颗钉子”——奥威尔死定了。

他回到朱拉，继续改稿。这是不顾一切的、有去无回的战斗。等待与死神履约的时候，天堂的荣光洒在他身上:1949年6月8日，《一九八四》在英国出版，五天后在美国上市，并立刻被视为杰作。年轻的新妻也到手了。1949年10月，在伦敦大学学院医院，奥威尔迎娶了31岁的索妮娅·布朗奈尔。

奥威尔：沉落到底层的绅士

在奥威尔看来，政治生活本身提供不了道德指南，正如他评论司汤达时说的:“干革命的十有八九不过是个口袋里揣着颗炸弹拼命往上爬的人”，所以他竭力使自己沉落到底层，成为被压迫者中的一员，以此作为自我拯救的惟一办法。奥威尔没有我们所惯见的那种知识分子精英的优越感，对奥威尔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概念，他对知识界的批评与他的自我批评是并行的，但也不妨看作是道德内省的结果。他总是为自己脱离底层而感到内疚。

——林贤治

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很少有人不为他的洞察力和想像力所震撼。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的立场，他对人类的自由和尊严的维护，那闪电般穿透黑暗事物的讽刺的话语，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深刻的。

二十世纪毕竟不同于十九世纪。在这个世纪，人类先后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各种杀戮，其中的组织化及其残酷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体制的兴起，也是这个世纪的事，那种控制手段的毒辣，足以使此前所有的寡头统治黯然失色。政治极大密度地融入到空气之中，影响每个人的呼息。所以，任何试图回避它，依仗一点可怜的才华便声称可以创造伟大的艺术者，实乃自觉或不自觉的欺世之言。

他的怀疑精神从缅甸开始觉醒

在我们的言说中，英国是一个绅士国度，虽然它是近世革命的产床，可是除了二战，一百多年来好像并未经历太大的震荡。令人称奇的是，就在这样一个温和保守的国度里，一个叫奥威尔的人，怎么可能通过寓言的形式，把一个充满恐怖和隐匿的痛苦的社会表现得如此逼真？他一生从未涉足极权主义国家，从哪里获得一种超验的想像，竟如此熟悉这头现代怪兽啮人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不是像杰弗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这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关作家个人的实证材料，对我们来说，“奥威尔现象”始终是一个谜思。

有关奥威尔一生的叙述，《奥威尔传》各章用力过于平均，论证多于描述，但是整体把握是准确的，传主的思想发展的脉络是清晰的。从传记看，奥威尔在进入文学写作之前，有两个阶段的生活对他影响甚大，构成他毕生痛恨权力与控制的思想基础。头一个阶段，是从圣塞浦里安学校到伊顿公学的读书生活。寄宿学校带有许多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鞭子教育，等级制，持强凌弱，规范化，敌视智力等等，奥威尔晚年写的《如此欢乐童年》，对此有着深刻而痛苦的忆述。后一个阶段是到缅甸当警察。在缅甸，奥威尔作为当地警察中90名英籍警官的一员，他享有特权，不但可以近距离观察审判、笞刑、监禁和绞死囚犯，只要愿意，还可以亲自执罚。正是在这里，他的良心遭到挑战，长期以来接受的关于西方文明是优越的，殖民主义是正当的一类观念遭到挑战。这时，他身上潜伏的怀疑精神和反体制精神开始觉醒。他觉得自己是被玷污的，有罪的，于是，拒绝为罪恶的祖国服务，成了必然的选择。

控制产生反控制。回国以后，奥威尔随即辞去警官职务，甘愿牺牲140镑薪水和迁升的机会，开始长达4年的流浪生涯。从巴黎到伦敦郊区，从酒店洗碗工、教师，到书店兼职店员，这个习惯穿着肘部有防磨损皮补丁的粗花呢外套，灰色衬衫和松松垮垮的旧法兰绒裤子的英国男子，为自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酒店，他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由于处在酒店等级中的最低层，不得不被迫剃掉他多年来爱护备至的短髭，因为对于管理者，那是刺眼的不服从的标志。作为自觉的社会弃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压力，普遍的苦难和不公；他的底层立场，因此变得更加坚定，同时，由于生活的教训而益增了对特权的憎恶。

他的幻想破灭源自西班牙内战

如果说奥威尔的这段生活相当于散板的过门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西班牙内战的日子便是急管繁弦；此时，他的反极权主义思想迅速向前推进，而进入了一个成熟的主题乐段。西班牙内战发生于1936年7月，佛朗哥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推翻民主选出的共和党政府，于是引发共产党员领导的共和军和佛朗哥率领的法西斯军队之间的战争。苏联介入了这场战争，使之成为全欧洲意识形态的战场，其实也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奥威尔作为几千名国际志愿者的一员，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西班牙帮助共和军作战。他当掉家传的银器来装备自己，可见此行的热忱。可是，从一开始，他便遭到英国共产党书记的拒绝，认为他在政治上不可靠。后来，马统工党的巴塞罗那民兵组织接受了他。他不同意马统工党的基本路线，曾经提出过批评意见；但当该党被苏共称为“托派”，并被控有亲法西斯行为时，却出面为之辩护，结果遭到追杀。斯大林下令消灭马统工党，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军中建立恐怖统治。奥威尔夫妇被目为“狂热的托派分子”，当然受到严密的监控。他的妻子爱琳的房间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搜查，他保存的一批资料也被抄走。这场战争总共死了一百多万人，从事后看来，他们死得毫无意义。更为可怕的是，在共和军内部，那些受伤的马统工党党员仍然遭到逮捕，甚至连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过。而所有这些，都是奥威尔在现场所目睹的。权力支配一切，控制无处不在，不容存在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尤其是肉体消灭政敌，那种残酷性是他从来未曾经验过的。传记描述说，有人见到奥威尔从西班牙回来后，变化非常明显——“他喜欢过去，讨厌现在，恐惧未来”。

幻想破灭是有根据的。然而，这个一向吊儿郎当的自由分子并没有因此陷入文人式的颓废，相反增进了他对政治和人性的理解，加深了他对极权主义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敌意，坚定了他的政治性写作的方向。

斯大林在共和军中建立恐怖统治

他一生活着就是为了写《1984》

同样地，《1984》的产生并非偶然，甚至可以认为，奥威尔一生活着就是为了写这部书。在远未动笔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正进入一个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自由将首先是一种死罪，然后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行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将被消灭干净。”真正的作家比政治学者更敏感，这个结论就做在阿伦特等人的前面；而且，在暴露极权主义方面，《1984》的内涵的深邃，超过了相关的理论性著作。事实上，迄今为止，在理论上做这类解析工作的学者便极少见。《奥威尔传》附录部分收入奥威尔的《我为何写作》一文，其中说:“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写它们，只不过是个简单的选择何种立场和用什么方式写的问题。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可能达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牺牲他在美学和思想上的诚实。”他仿佛执意要同那些高嚷政治败坏艺术的以艺术守门人自居的作家作对似的，这样总结道:“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是一无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丽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的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任何一个有自由感的作家，都不可能背弃政治；对于奥威尔个人来说，政治意义显得尤其重要。在他那里，政治不是一种理论，一种理念，一种附加物，而是生命本身，是自由的呼吸；一旦脱离政治，便意味着结束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

《奥威尔传》的全部内容，可以说都是围绕奥威尔的这一艺术观念的形成而展开的。作者以观察的态度，简洁的文笔，平实的风格，揭示发生在奥威尔身上的政治与艺术之间的亲和而又不无紧张的关系；其中特别注意到奥威尔之所以成为奥威尔的地方，从而给出相当的篇幅强调个人的特点。传记表明:奥威尔渴望从内部，而不是从纯粹的理论性立场体验各种状况，渴望消除社会等级感和为被压迫者——今天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弱势群体”——而斗争。他为他们的苦难深感忧患，同时也为自己能够“向下层突围”感到亢奋。书中写到他在巴黎如何醉心于流浪，在为写作《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一书收集资料的途中，如何寻找条件最恶劣的地方，跟旁人一起生活；在变得富有的晚年如何安于清贫，以致身患重病时竟自寻绝路地到孤岛上居住。作者把他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同他热恋终生的政治联系到一起，并成为他的带决定性的价值取向。在奥威尔看来，政治生活本身提供不了道德指南，正如他评论司汤达时说的:“干革命的十有八九不过是个口袋里揣着颗炸弹拼命往上爬的人”，所以他竭力使自己沉落到底层，成为被压迫者中的一员，以此作为自我拯救的惟一办法。知识分子的批判有三种:一是专制主义式的，二是民粹主义式的，还有一种是来自知识分子内部的理性批判。奥威尔没有我们所惯见的那种知识分子精英的优越感，对奥威尔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概念，他对知识界的批评与他的自我批评是并行的，但也不妨看作是道德内省的结果。他总是为自己脱离底层而感到内疚。

正如英国何以能够产生奥威尔一样，在极权主义国家里，为何不能产生奥威尔一样的作家？这样的问题，在《奥威尔传》中写得清清楚楚。作为一个天才作家，奥威尔确实可能被复制，但是作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仍然有着许多启示的意义。《奥威尔传》有两个入口:一个是反极权主义，一个是反精英主义，无论从哪一个入口进去，都会通向另一端；自由、民主和正义，无论在社会还是在个人那里，都变得同样难以分割。

西班牙内战经历是促成奥威尔写《一九八四》的主因

战争经历使奥威尔清醒成熟，也让写作《动物农场》、《一九八四》成为可能西班牙内战中的经历以及在这段时间形成的观点为奥威尔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10年后他总结道:“过去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有感于党派偏见和不公……我想写它，是因为有某种谎言我想揭穿，有些事实我想唤起人们的注意，我最初关心的，就是让人们听到我的意见。”读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我们就不会奇怪他后来能写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这样的力作。

去西班牙参战

1946年，奥威尔写下了著名的宣言性文章《我为何写作》，其中有这样的话:“西班牙内战和1936年至1937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这句话是我们理解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钥匙，而要想更深入地了解西班牙内战和1936年至1937年间发生的事件究竟如何对奥威尔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成为他人生及写作中的里程碑事件，便不可不读一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西班牙内战于1936年7月爆发，起因是西班牙的右翼叛乱，反抗民主选出的共和政府。西班牙内战成为全欧洲意识形态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叛军一方得到了已是法西斯国家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全力支持，而英、法为自身利益而带头组织“不干涉委员会”，实行对西班牙政府武器禁运。在军事上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只有苏联和墨西哥，但来自墨西哥的援助非常少，苏联以援助换得了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最大控制，西班牙共产党也因此成为左翼政府内举足轻重的力量。另外还有几万名国际志愿者奔赴西班牙为保卫共和政府而战，奥威尔就是其中一员。

奥威尔从来不是好战者，然而在战争来临时——尽管是外国的——他却无法置身于外。一俟完成手头《通往威冈码头之路》的写作，他就决定赴西班牙参战。他交往过的一位编辑记得他曾斩钉截铁地说:“这种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去扑灭。”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他也这样写道:“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我的回答是:”反抗法西斯主义‘；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而战，我的回答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尊严。’”但是因为英国共产党拒绝给奥威尔出具证明文件赴西班牙参战，他只能转而求助英国的独立工党，独立工党介绍他去巴塞罗那联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马统工党，该党主要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影响较大）。奥威尔本来可以留在巴塞罗那写报道，从事宣传性工作，但是他决意上前线，只是未能加入在马德里地区与政府军并肩作战的国际纵队，而是进了马统工党旗下的民兵组织。1936年12月26日他到达巴塞罗那，略事训练后便开赴阿拉贡前线。

应该说，奥威尔在前线的战争经历是较为平淡的，几个月时间里，几乎没碰到真正的战斗，只是很英勇地参加了一次小型突袭行动。奥威尔也不掩其失望之情:“老实说，我在西班牙的这段日子里，自始至终，几乎没碰到什么真正的战斗……我对阿拉贡前线的沉默寂静感到烦闷不已，我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反法西斯的战斗任务。”不过他因为在巴塞罗那和独立工党旗下民兵部队里的经历，对巴塞罗那出现的社会主义氛围及马统工党民兵部队里民主、平等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好感。

见识政治风暴

但是当时的奥威尔在政治上比较天真，在他刚到西班牙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对政治形势既无兴趣也不甚了解，对左翼力量内部存在党派斗争感到不可理解。但就在奥威尔去了前线后不久，左翼内部的一场风暴即将来临，风暴眼就在马统工党的根据地巴塞罗那。按照奥威尔后来的观察，其实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两败俱伤的斗争，而不是在与佛朗哥作战。这场内部冲突的一方为全国劳工联盟和与其为盟的马统工党，一方为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里的共产党人（据《西班牙的民主和内战》，马丁·布林克霍恩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事件的导火索为政府命令上缴所有的武器，并决定以此建立一支“非政治的”武装警察部队，但不允许工会会员加入。1937年5月3日，政府决定接管由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电话局，随即爆发巷战，直到巴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派来的安全部队恢复了巴塞罗那的秩序，而奥威尔因为休假，于4月26日从前线回到巴塞罗那，从而亲历了这场他所称的“内战中的内战”。尽管他不是马统工党党员，却也参加了马统工党总部的保卫工作，在一幢楼顶放了几天哨。

后来的事实让奥威尔看出，这场冲突为巴伦西亚当局直接控制加泰罗尼亚提供了借口，为瓦解民兵提供了借口，为镇压马统工党提供了借口。巴塞罗那的冲突结束后，奥威尔回到前线，5月20日在前沿阵地上被敌方狙击手一枪击中咽喉，侥幸捡了一条命。但是等伤未痊愈的他于6月20日回到巴塞罗那时，发现马统工党已被宣布为非法，其领导人被逮捕，警察也正在大肆搜捕该党党员。这一切证实了奥威尔的预感，即巴塞罗那的冲突一结束，一切责任就将全部落在马统工党的头上了，它是力量最弱小的政党，因而也是最适合不过的替罪羊。奥威尔有一两位前线战友被投入监狱，他也极有可能落入警察之手，几十年后在西班牙发现的文件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曾晚上在被毁的楼房处睡了3个晚上，后来与妻子6月23日逃离西班牙，到了法国。

另外一场战争让奥威尔真正义愤填膺的是，在西班牙的共产党以及亲共产党的媒体中，对巴塞罗那事件的全部责任都推给马统工党并将其“妖魔化”。在巴塞罗那，他看到过这样的海报:一幅代表马统工党的漫画人物，被撕开画有锤子和镰刀的假面具，露出了一副带有纳粹标志的疯狂而又丑恶的嘴脸。马统工党被称为是由与法西斯结成联盟的托派分子组成，是“佛朗哥第五纵队”的成员。

奥威尔所目击的与法西斯军战斗的战士被诬为胆小鬼和叛徒。巴塞罗那事件被描述为马统工党一手策划的暴乱，然而在事件经历者奥威尔看来:“从一开始就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指控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而只是权威腔调的断言。”

然而那些报刊的说法不仅在西班牙广为流传，而且就连国际上的左派报刊也如此传播。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这种对政敌，尤其是落败了的政敌一方面残酷镇压，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肆意抹黑的做法可谓司空见惯，奥威尔对这种不择手段的丑陋行径表现得出离愤怒。他认为自己了解真相，有责任澄清事实，这并非出于奥威尔的党派私见。前面说过，奥威尔虽然加入了马统工党的民兵组织，却并未加入该党。该党及其盟友无政府主义者执行的是较为激进的路线，包括强调自由和平等、工人掌权等，奥威尔对马统工党的路线有保留（“马统工党那种只顾眼前的短视政策和他们的宣传之类，全都糟糕透顶”），经常在民兵中慷慨激昂地对之严厉批判，而相对赞成共产党人的观点，即团结所有与叛军进行战斗的中间阶层，毕竟最重要的事情是赢得战争。奥威尔承认任何政革派类型的政府都有理由把像马统工党那样的政党视为麻烦，但是他坚持认为那与直接的背叛变节完全是两码事。

于是奥威尔在死里逃生离开西班牙后，又投入了另外一场战争，即为揭示真相和政治斗争牺牲品马统工党辩诬的工作，不仅写了多篇文章，写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初衷也是如此:“我刚好知道清白的人们受到了不实的指控，而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人有条件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不曾为之愤怒，就可能永远也不会写出那本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方面是战争回忆录，一方面又把许多篇幅用在澄清与马统工党有关的真相上。他更是不惜有损于全书结构，用了很长的一章为马统工党辩诬，其中引用了许多攻击马统工党的报刊片断，揭示其相互矛盾之处，从宣传的迷雾中透视真相。

“可能是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最佳著作”

当然，不要因此以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不过是历史或政论性书本而已。事实上，书中不少地方表现了作家奥威尔过人的描写及观察天赋。在描绘在前线的生活及一次突袭时，刻画细微，令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他用的是一种精简而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也不时显示出幽默感（例如对前线低劣武器装备的调侃），一些细节上也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精神（如一次左翼内部敌对人员主动与其的握手的描述）。从这本书里，我们还可以读到，除了战斗中的勇敢，奥威尔身上也有几分侠义精神，比如逃出西班牙前，他曾冒险营救被逮捕的战友乔治·柯普，这种舍己为人的同袍之情令人感动。

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尚未结束时的1938年4月就出版了这本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急就章”。由于是从个人的经历以及视角来写这场战争，他谨慎地承认:“事实上很难准确地描述这场西班牙战争，因为我们缺少非宣传性的文章。每一个人都要警惕我的记述中的偏见和错误。尽管如此，我已尽最大努力做到诚实。”这本书出版后先是遭到冷遇，但是在奥威尔的这场追寻真相的战争中，他的确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本书一直在版，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显示出了长久的生命力。书评家称它为奥威尔的最佳作品之一，“可能是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最佳著作”。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已有了两个译本（首个译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年版），看来奥威尔对西班牙内战的记录是有价值的，他为阐明真相所做的努力也并未白费。

无处不在的权力：解读《一九八四》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被公认为是对一种集权统治的乌托邦社会的描绘。最广义的权力（power）也许包括那种对别人的最温和的影响力，包括知识说服人的力量、思想吸引人的力量、人格感染人的力量、艺术打动人的力量等等，福科提出过“知识＝权力”的命题，谈到过知识者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决不可与对知识及知识者的权力，对思想及思想者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与政治的权力，暴力的权力，强迫的权力，压制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因为要反对前一种权力（或以反对一切权力、一切影响力的名义）而就放过乃至纵容后一种权力。

两者显然相当不同，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要谈的《一九八四》中的权力也就是这后一种权力，这是一种极端膨胀的权力，这种权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思想观念。在这个社会中，人是没有私生活的，无论在工作场所、宿舍，还是公共场所，他都处在电幕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他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是在独处，他所有的闲暇都被填满，甚至可以说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闲暇，他处在各式各样的组织的控制之下，必须参加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从社会运动到中心站的邻里活动。他在政治生活中就像一个自身不知何故被安装在此处，甚至不知道自己工作意义的部件，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被配给的，在文化生活中除了有组织的活动（歌咏、体育等）之外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甚至最隐秘的性生活也同样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被看作是对当局的一项义务，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受到怀疑，任何反映了个人癖好的物件都可能给物主带来危险，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从而他也就只能够为他人生活。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

而要使这种全面的控制充分生效，就必须使这种控制深入到人心之中，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在这部反面乌托邦小说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也许就是这种控制了。自由的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另一个条件是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于是这一社会的控制者就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塑造成他们所希望是的样子，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在此，历史实际上被冻结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思想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对于当下的经验和思考，控制者鼓励一种“双重的思想”，所谓双重的思想，就是在思想中同时包含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例如这样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自己的思想中容忍矛盾，使思想者非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相信党所告诉他的谎言是真实的，使之成为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

控制思想的另一个办法是消灭旧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对旧的词汇的成批、成批的消灭，实际上也就是在消灭过去。另外，这种消灭使词汇由词意的趋于复杂和微殊逆转为趋于简单，所谓《新话词典》的编纂者一语道破了其工作的目的: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使大家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他们将没有词汇来进行思考和向别人表达，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从此就不会再有异端的思想，而正统的含义就是没有意识。实施这种思想控制的根据是，现实世界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世界都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除了通过人的意识，什么都不存在，所以这个社会的一个核心党员坦率地承认，对物的权力并不重要，所谓权力乃是对人的权力，而尤其是对人的思想的权力，控制了思想和意识，就能控制客观世界。控制了人的记忆，就控制了过去；控制了人现在的思考、感觉和情感，就控制了人的现在；控制了人的欲望、希望和憧憬，也就控制了人的未来。而控制人的记忆、思考和希望这三者自然是相互联系的。还有其他控制思想的手段，比方说通过塑造一个老大哥的个人形像来对思想者产生一种类似于韦伯所言克理斯马权威的人格魅力；通过在国内制造一个假想敌和与外国保持某种战争状态来宣泄某种可能产生的反抗情绪和敌对本能，并维持某种对控制很有必要的恐惧心理等等。但控制思想的最重要、最强有力支持仍然是毫不含糊的、赤裸裸的暴力，包括严刑拷打、苦役、处死等等。也就是说对思想的控制归根结底有赖于对身体的强制和迫害，而每个人的身体都可以说是脆弱的，会感觉到疼痛的，每个人都有其生理上最厌恶的东西，或者用萨特剧中人的话说: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副可怜的、软弱的、即使令人讨厌也很难摆脱的皮囊。

奥维尔描述这一反面乌托邦的意义在于警告，而警告几乎总是有益无害的。这和正面乌托邦不一样，古典的也是正面的乌托邦是一种诱惑，这种诱惑对人类可能是有益的，但也可能是危险的。顺便说说，我并不认为这种反面乌托邦会完全成为现实，并不认为这种全面和深入的控制有可能实现，其理由和我认为那种充满美好幸福的正面乌托邦社会也不可能实现的理由是一样的，即它们都对人性做了错误的估计。反面乌托邦也还是一种乌托邦，我们不宜忘记:被压制者是人，压制者也是人；被监视者是人，监视者也是人。如何挑选并始终保证这些监视和控制者的纯洁和坚定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此外，全面的集体控制使每一次私人行为都成为一次政治反抗行为，这也是这一反面乌托邦难于实现的一个原因，因为，动辄得罪就会使罪不成为罪，动辄就构成反抗就会使反抗队伍无比的浩大和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控制又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但我现在并不想探讨这个问题，令我感兴趣的和惊异的是奥维尔在描绘思想控制方面所表现的天才直觉，他所提及的许多控制手段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对思想的权力是一种最彻底最极端的权力，是对个人最后一道防线的侵犯。如何保持这一防线不致受到任意的摧残？是否能为思想创造一个延伸的公共空间？哪些人将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思想钳制的痛苦？保留一种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有何意义？这些都需要一些人去好好想想。思想者除了自己的思想常常一无所有，他唯一能抗拒对思想的权力的，仍然还只是思想。

王晓渔：大洋国和小红帽

1986年，已经在位20多年的齐奥塞斯库依然满面红光地统治着他的国家，并且看上去万寿无疆。一位年过半百的作家，眼看无法熬过这位比自己还要年长18岁的伟大领袖，只带了一个行李箱离开罗马尼亚。按照他的说法，当时“唯一的希望是一种生理性的希望”，没有人相信制度会改变，只能寄希望于生理规律。可是，在保健医生无微不至的呵护下，伟大领袖虽然难以像标语里那样万岁万万岁，但长命百岁并非一个奢望。

对于一个写作者或思想者来说，流亡是个两难选择。这位叫做诺曼·马内阿的作家这样形容，他们给了我护照，也剪掉了我的舌头。过去，你的写作被“消声”，现在，你可以免予恐惧的言说，又面临“失语”的处境。在这种境遇下，最容易选择的立场是“控诉”，控诉那个万恶的自称“新时代”的旧社会。可是，马内阿拒绝了控诉，他在《论小丑》里写道:“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极权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荒谬、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拒绝控诉，不等于赞美。马内阿和阿伦特一样，都把目光集中于“平庸的恶”，他们毫不犹豫地反对极权主义，又拒绝将极权主义妖魔化。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非常具有预言性，可是他把大洋国的荒谬、邪恶和异常描写得过于容易辨识，读者的目光与温斯顿甚至奥威尔一样锐利，大洋国很快现出原形。事实上，温斯顿只是极少数，把极权主义看作青面獠牙的大灰狼，无法解释为何大多数公众见到这头大灰狼非但没有逃跑，反而亲热无比，甚至整天唱着“狼啊，咱们俩是一条心”。把极权主义视为温柔的外婆，又犯了小红帽的错误，最终将被吞噬。所以，阿伦特在提到艾希曼时，指出他不仅是大屠杀的策划者，还是一个合格的公务员、体贴的丈夫。很多人认为阿伦特在为纳粹军官辩护，这纯属虚构，阿伦特只是提醒我们，极权之恶不是远离我们的“他者”，我们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并不等于与极权就毫无干系，一个合格的公务员、体贴的丈夫，很有可能参与着一场秘密的屠杀。

马内阿以文学的形式呈现了阿伦特的发现。真理部工作人员温斯顿，发现了大洋国的秘密之后，身份立即从狱卒转换为囚徒。在马内阿看来，狱卒和囚徒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同构的，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合作的——“全民监狱”里的每个人都是狱卒，同时又是囚徒。他提到被压迫民众时罕见地使用了一个前缀“并不那么无辜的”，这不是为自己免责，他接着强调了“作家和他自身弱点之间的关系”。他还指出“那些倾向于人性原则的人和那些自愿为邪恶服务的人之间的鸿沟已经越来越大”，这没有什么，我们都很熟悉，但他接下来指出:“但他们之间却又是一种合作关系，我无法想象比这更奇怪、更令人费解的合作了。”

大洋国和公众，不是“皇帝的新装”和小孩子的关系，而是狼外婆和小红帽的关系。在小红帽的眼睛里，大洋国具有外婆般的微笑，散发着理想和激情的慈祥光芒。小红帽年幼无知，可以原谅。可是，大洋国的公众大都成年，心理年龄却与小红帽一样，更为致命的是，没有谁承认自己就是小红帽。如果说奥威尔笔下的温斯顿更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子，只是特例，马内阿则写出了大洋国的日常生活，他告诉读者，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小红帽，生活在大洋国里，但对此一无所知。

《一九八四》里的经典词语

电幕：象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可以放低声音，却无法完全关上。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人们只要在金属板视野之内活动，思想警察都能通过电幕监控到人们的声音和行动。

真理部：大洋国四大部门之一，主要负责根据现实和宣传需要，改写历史文献，报纸，和文学著作。不过，冠以真理也有深层含义，那就是人为地制造真理。

新语：一种人工语言，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被称为“世界唯一会逐年减少词汇的语言”。其建基于英语，但大量词汇及文法被简化、取代或取消。

老大哥：大洋国领袖，英社（即英国社会主义）的最高领导人，象征着极权主义下对公民无处不在的监控。

双重思想：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的能力。打个比方，一个人平时遵守纪律，上学都能按时到校，我们当然可以为他“歌功颂德”；但有一天他突然迟到了，我们会下意识地反应到“他有比上学更‘崇高’的‘革命事业’要做”，于是仍然赞美他的行为，这就是“双重思想”。

犯罪思想：大洋国政府的一个罪名，若有犯罪思想则会犯下思想罪，而不必在言论或行动上定罪。“犯罪思想不会导致死亡，犯罪思想本身就是死亡。”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在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时，一般都归结为“斯大林体制”或称苏联模式，这一模式的僵化、衰败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和多民族联盟国家的解体。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向我们展示，斯大林体制或苏联模式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问题的更深层次。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设想不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缺乏民主传统的俄国却首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由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这就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具体说，第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其具体地、灵活地运用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来；第二，如何消除传统文化对新制度的影响，使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与沙俄专制制度划清界限，抛弃专制主义的遗产，成为真正民主的人民政权。正是在这两方面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联后来的发展和演变，成为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这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

理想主义:革命的激情和理论指导上的偏差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实际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同时，布尔什维克是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自然成为事业顺逆、成败的关键因素。

纵观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苏共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思想僵化、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现象，其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上的理想主义。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列宁时期曾经出现过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军事共产主义”；斯大林时期围绕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系列偏差，最终形成了斯大林体制，即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苏联模式；赫鲁晓夫时期又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口号；随后又有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等等。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是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更为浪漫的理想主义，只不过内容是与前任不同的右的性质罢了。

无产阶级需要有崇高的理想，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蓬勃的革命激情和广大革命者的献身精神，需要有坚强的革命政党和英明的领袖，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切合实际的政策和策略也是必不可少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实践都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往往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与否。 苏联的实践表明，各个时期出现的激进情绪，特别是苏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路线和政策，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危害极大，影响也极为深远。这种“左”最集中地体现了理想主义。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想主义，有的来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方面的因素，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未来的科学预测给后人留下的各种想象空间，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存在的一系列要由社会主义实践家们充实、发展、甚至修改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来源于苏联领导人对共产主义未来以及实现这一崇高理想所要具备的条件的过于简单的认识。

苏共及其领导人一直存在一种倾向，即过高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从而往往低估社会主义事业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群众中间便普遍存在着一种理想、乐观情绪，希望迅速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在1920年说过:“现在已经五十多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号召、动员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革命的激情、革命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但过分的理想主义往往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导致战略选择和决策的失误，导致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盛行，违背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而过激的政策和策略又反过来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不必要的对立情绪和政治冷漠心态。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共，特别是苏共领导人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不足，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于盲目，认为通过上层建筑的变革、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的民主，并能够顺利地解决资本主义未能解决的各种问题。

这种理想主义认识的不断发展、演变，到斯大林时期导致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丰富理论遗产的简单化、僵化和教条化理解。反映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便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对资本主义缺乏客观的认识，强调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和斗争，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经济上的、特别是政治上的成果一味否定和排斥。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排斥，谈不上学习和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造成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社会主义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中汲取营养，以丰富和充实自己。第二，对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任务，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困难估计不足，往往在强调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同时，忽视了基本政治制度优越与现实实际状况落后之间的差距，不能始终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而制约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完善。

所有这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在理论指导上出现偏差，为长期坚持一种“左”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为用强制手段实现最终目标提供了可能。既然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最民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既然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光辉未来，那么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哪怕是强制和不民主的手段来实现这种制度，以达到这个终极目标。正是这种逻辑导致了苏联后来发生的一切。

戈尔巴乔夫时期推行民主化、公开性，骤然间打破了多年封闭的国门，使人们看到了外部世界，看到了苏联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科技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在新形势下又是激情和理想主义左右了苏联社会，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普遍出现对迅速改变国家现状，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充满幻想，希望通过一次激进的改革使苏联迅速成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种右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绪造成了新的“幼稚病”。不少苏共理论家寄希望于国际范围内的阶级调和与合作，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希望化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陷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甚至完全是幻想、空想。在当今世界，即便不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出发，仅从国家利益出发也不可能得出这种幼稚的结论。

专制主义:历史传统和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

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和对立者，社会主义既要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同时在俄国这样一个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 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困难更是多方面的。问题不仅有来自国内、国际资产阶级的反抗和颠覆，更重要的是旧制度的残余、植根于历史传统文化的一系列旧习俗、旧的思维范式对新制度、新体制的侵蚀，其中最关键的是始终贯穿于苏联领导决策、国家管理以及社会控制过程中的专制主义残余。

苏联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既来源于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传统，也来源于对人类光辉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专制主义在新生的苏维埃制度下的重现，既有客观的原因，更主要的也有主观的因素。革命前，沙皇专制政权以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野蛮的奴役和压迫，以暴力手段、血腥镇压来回答人民的正当要求，迫使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通过暴力手段来推翻反动政权。革命胜利后，反动派和外国干涉者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力反抗和武装进攻，迫使布尔什维克不得不用革命的恐怖来对付反革命的恐怖，暴力又成为新生政权维持生存的唯一选择。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显然，这种“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是临时性的，是有一定限度和范围的，实施专政的主体和客体是有严格限制的，即无产阶级（而不是某个个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然而，在斯大林时期情况出现了变化，这种原本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一定针对性的专政，从适用的期限、范围到对象都不断地延长、延伸、扩大。从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初期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不得已的“暴政”，变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始终实行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因为“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就愈加激烈”。专政的范围和对像，从原来的以暴力对抗苏维埃政权的国内一小撮反动势力以及对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和渗透的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扩大到对各种具体政策不满的阶层和个人以及对最高领导人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外人士。随着权力的逐渐集中，实施专政的主体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逐渐转化为党内高层一小部分人、甚至是一个人代表党、代表无产阶级来实行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造就出不受任何制约的个人、“君主”。

专制主义需要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渗透着专制主义。个人集权制、领导职位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本质上都带有专制主义的色彩。在这种体制下，对领袖搞个人迷信，变成了无所不能、主宰一切、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救世主”，他的威望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信任，但却逐渐远离人民；党的干部和各级官员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主人，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官僚主义盛行，滋生出各种贪污腐败现象；人民群众则由社会的主人变成任由英明领袖和官僚阶层驱使的奴仆和实现崇高目标的工具、螺丝钉。苏联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虽不直接涉及政权的性质，却使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制度蒙受损害。

苏联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并不是某个领导人热衷于搞专制的结果，当然领导人个人的品质和素质十分重要，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认识，在各种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向终极目标冲刺。列宁早就说过:“我们不赞成用棍子把人赶上天堂”。然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为了使落后的国家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用不民主的、强制的、专制的方式推行各项政策，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个别社会阶层、个别个人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长远利益牺牲公民的眼前利益等等，在苏共领导人看来都是必要的、完全合理的。这样，便为专制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当把终极目标神圣化之后，为达到这个终极目标而设立的各种阶段性目标便也随之神圣化了，任何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政策和非常手段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了。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滥用专政、滥施暴力的现象。难怪苏维埃政权初期被迫实行的以“战时共产主义”著称的极端国家控制政策受到布尔什维克几乎所有领导人的支持。当时，托洛茨基大力鼓吹劳动军事化，布哈林也认为强制是必要的，提出过渡时期超经济强制理论，认为“无产阶级的一切强制形式，从各种机构到强迫劳动，正在形成一套把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素质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性的方法”。

斯大林时期，强制成为尽快实现强国梦的最主要手段。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不少强迫和强制方式的偏差，而肃反扩大化、党内斗争导致的大清洗进一步使强制手段合法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少数人叛国与纳粹德国合作，而对某些少数民族实行惩罚、整个民族被迁徙，更是典型的强制。尽管是在非常的战争时期，这种做法也是极为错误的，极大地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强制、专制不仅仅只是对人们的肉体造成伤害，造成大批无辜者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死亡，而且对人们的精神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精神文化领域的强制、专制表现为把正常的学术讨论政治化，人为地把某种学术观点、流派，甚至整个学科判定为资产阶级的，进行讨伐。这种专制严重地窒息了学术研究，妨碍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研究和探索，从而影响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

基本政治制度本身并不一定能防止体制上可能出现的“复辟”，而任由体制上的弊病发展，必然会造成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丧失威信。强制、专制可以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但却是以不重视、甚至剥夺个人的利益和生命为代价的。专制主义在苏维埃制度下以新的面貌出现，造成一种奇特的现象:苏联在创造了辉煌奇迹——迅速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曾经保持了相当高的发展速度、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后取得了与美国相抗衡的军事实力，等等——的同时，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使苏联社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显然，不能因为在这种渗透专制主义残余的体制下、模式下曾经创造过无数人间奇迹、巨大成就，就肯定这种体制、模式，也不能因为苏联的种种弊病以及它最终的衰亡，就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当然这是带有种种问题、矛盾和弊端的理论与实践。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问题成为后来历任苏联领导人最难处理，又不能不处理的问题。赫鲁晓夫因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曾一度引起苏联社会的震动，同时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因而受到苏共党内上层的不满，最终被赶下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斯大林问题，而使改革进程变得难以控制，最后转向右倾。可以说这本身也是专制主义的代价。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起来的，因此苏联经济模式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制约性很强，从这一意义上说，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失败，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其经济理论的理解。苏联经济模式长期未能根本改革的深层原因在于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的盛行，一方面是认识原因，一方面是社会原因，即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专制主义妨碍正常的理论和学术探讨。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教条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是苏联确定经济体制、制定对内政策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苏联几届领导人都存在着对社会发展阶段超前认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种社会发展阶段超前论是苏联经济体制僵化、改革不能深入的深层原因。

1936年苏联初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刚刚完成农业集体化，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时隔3年（1939年）又宣布苏联已进入“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看成短暂的过渡时期，忘记了十月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的胜利，社会主义面临充分发展生产力的长期任务，不仅在生产总量而且在生产效率上、不仅在综合国力而且在人民生活水平上都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才可能谈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向共产主义过渡则还要创造更高的条件。这种认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违背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混淆了“进入”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的区别。这种超越发展阶段思想是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和“自动适应生产力”，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和否定市场调节，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逻辑起点。

赫鲁晓夫虽然具有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勇气，但对其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仅没有批判，反而比之走得更远。1959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报告中又提出，要“在20年内（到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的这种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使其经济改革政策前后矛盾:在农业体制上，取消了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却又限制个人副业，合并集体农庄；在分配体制上，既加强物质刺激，又缩小工资差距，扩大社会消费基金；在对待商品货币关系上，一方面支持“利别尔曼建议”，强调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另一方面又说“随着向单一的全民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分配制度过渡，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上将过时和消亡。”

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将社会主义划分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和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认为60年代末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开始进入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勃的“两个阶段”说比前任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更现实一些，并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推迟了，但是仍然认为自己执政的时期苏联已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这样，勃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仍然没有突破左倾教条的束缚。发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与进行某种“后退”意味的改革不相容的，至少是不能退得太远，这便使勃列日涅夫时期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方面不可能有重大突破。相反，后来还批判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使改革陷入困境。

从经济方面看，社会发展阶段本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立统一，因此分析社会发展阶段应该既看生产关系的状况，又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由于生产关系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因此分析社会发展阶段应该更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违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只根据生产关系的状况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甚至为了达到某一社会发展阶段而不惜超越生产力水平搞生产关系的强行升级和过渡。这种脱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革命论，是经济体制左倾教条的思想根源，在本质上是反改革的。

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教条主义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有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自然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斯大林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确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只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前者是高级形式，后者是低级形式；公民个人所拥有的仅是家庭副业和个人财产。于是形成了传统所有制理论的基本框架，认为只有公有制形式才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非公有制形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不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其发展趋势是将被消灭。 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在所有制理论方面却没有多少松动，不仅继续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只有两种形式，而且在50年代末宣布苏联进入“全民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反而搞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限制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使个体经济残余逐渐被消灭。

勃列日涅夫时期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消灭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使两种公有制形式相接近（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是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苏联学者阿·科瓦廖夫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他说:“成熟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完全地普遍地消除经济中的非社会主义成分的残余”。“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经济特点中，应该指出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接近不断加快，全民所有制的作用不断加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这样，斯大林之后到80年代初苏联的所有制理论，不仅没有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矛盾而改变，反而进一步发展了单一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理论教条。

可见，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使苏联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长期追求所有制的公有化纯度和国有化高度，这种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必然要求国家成为经济管理的主体，而所有制理论发展的反改革趋向，必然从根基上制约着整个经济改革的深度，使其难以发生模式性变化。

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里马克思所指的经济痕迹也应包括所有制方面的痕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不应追求纯公有和高国有，而应允许非公有经济存在。现代条件下的所有制形式都有两重性，其一些属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些属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应根据它们在不同领域的不同利弊决定它们的取舍和比例，而不应不加分析地对某种所有制形式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苏联长期追求纯公有和高国有，所有制形式基本没有改革，其深刻原因是违背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只是“扬弃”的辩证观点，不管所有制形式对生产力的实际作用如何，死守前人信条的教条主义登峰造极。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教条主义

苏联经济体制中的教条主义突出地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和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态度。苏联经济模式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否定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否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基础性作用。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在于思想和认识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商品生产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经济不再是商品经济，而是以直接产品交换为特征的有计划的社会产品经济。列宁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马恩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马上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而是必须利用这种关系。但是他仍然把商品货币关系视为资本主义的范畴，认为它只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并且只有个体农民和私人工商业者的产品是商品，而国营企业的产品不是商品。列宁曾明确指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成其为商品。” 因此，列宁既没有肯定商品货币关系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也没有肯定它是社会主义一切产品的属性。

斯大林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曾试图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实践失败使他改变了观点，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他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批判了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尝试，第一次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商品货币关系“将长期存在”的理论观点，指出:“货币还要保留很久，直到完成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为止。” 应该肯定，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是前进了。但是，他仍然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社会主义产品的普遍商品性质。这种局限性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仍然十分明显。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是特种商品生产；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两种公有制之间，不适用于国营企业之间；商品的概念只适用于消费品，不适用于生产资料；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调节生产的是有计划发展规律。这表明，斯大林直到晚年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他的“特种商品生产论”、“商品外壳论”和“扩大产品交换范围论”，仍然体现着产品经济的思想。

斯大林之后，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时期，苏联理论界对商品货币关系及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探讨又有新的进展。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摒弃把商品生产看作“资本主义残余”的观点，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是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观点，生产资料在实质上不是商品的观点，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仅是一种形式或计算工具的观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实质上是商品生产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商品生产社会；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 这些观点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提高到了崭新的阶段。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认为，社会主义虽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它实质上是直接的社会主义计划生产，是计划经济，而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后来受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影响，讨论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发展。这样，教条主义导致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更不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教条主义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苏联经济模式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特征，在苏联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曾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促进了重工业的神速发展，另一方面又造成消费品生产的严重落后。两者的脱离最终导致整个生产速度下降和衰退。这是苏联领导人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和实施的结果。

传统理论认为，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是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更快地增长。这一理论只强调技术进步对生产资料使用数量相对增加的影响，而没有指出技术进步对生产资料使用效率提高的影响，因此它只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一总的趋势，而没有指出这种优先增长的“程度”的变化趋势。换言之，技术进步对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影响越小，对生产资料使用效率提高的影响越大，则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程度就应越小。

根据这一分析，应该说在工业化时期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有客观依据的，因为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是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而工业化时期的典型特点正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但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特别是战后依然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则是教条主义的。首先，工业化之后技术进步的特点，已从主要是以机械劳动取代手工劳动，转为主要是大机器生产和机器体系本身的进一步发展，从而由主要是机器数量的增加转为主要是机器效率的提高。其次，加工工艺的改进，特别是广泛采用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的新工艺，以及用人工合成材料替代，使产品的材料消耗率不断降低。第三，固定基金再生产从外延型转为内涵型，企业新建比重下降，技术改造比重上升，土建费用比重下降，设备费用比重上升，使形成单位生产能力的投资耗量减少。第四，产业结构发生有利变化，工业化时期主要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采掘、冶金、机械、铁路等），形成“原始”工业群，工业化后发展的重心转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生产又朝着技术含量高和附加价值大的方向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提供了固定基金占用率和材料消耗率下降的可能，从而出现了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增长速度相接近的趋势。

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没有及时认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新趋势，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技术进步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马林科夫当政时，面对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曾提出采取加速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政策。结果遭到赫鲁晓夫的严厉批判，1955年1月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说:认为轻工业可以优先发展，“这是极其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是右倾的再现，是李可夫、布哈林之流当年所鼓吹的反列宁主义观点的再现。”

直到70年代提出全面集约化方针之后，苏联理论界才提出关于集约化条件下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新趋势。国民经济计划也规定乙类工业的增长速度要超过甲类工业。但是，由于政策措施不得力，体制阻碍科技进步，经济军事化格局制约，以及产业政策重心没有从传统产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结果甲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高比重一直没有改变。消费品生产依旧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特别是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消费品和消费水平的差距在人民心目中折射为制度的反差，产生了无可挽回的历史结局。

曾经辉煌的以色列集体农庄如今难以为继

近来，以色列媒体在爆炒一则“首个集体农庄告别‘共产主义’”的消息。这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基布兹”曾经一直推行着公有经济。为什么要改革？带着好奇和疑问，记者驱车踏上了德加尼亚之旅。

德加尼亚基布兹咖啡厅的服务员姐妹俩。现在她们可以穿最漂亮的衣服，而不用再担心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了

这家钢锯厂是基布兹的重要收入来源，所用钢材大多来自中国

创业:平均分配有限财产

位于加利利湖西南的德加尼亚是一个比较小的基布兹（集体农庄），在大约5平方公里的农场里，生活着320名成员。记者一行驱车开进农庄，首先看到的是古老的“创始人庭院”。这座按照德式风格修建的农家院落，是德加尼亚先驱们建立的最早的永久定居场所。院子里陈列的马车架子可以让人感觉到当年的状貌……

德加尼亚创建于1910年，当时有10男2女用犹太民族基金购买了一块位于乌姆尤尼的土地以安家落户。

记者找到了德加尼亚现任负责人查利·库佩尔斯坦。他说，基布兹的根本理念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

当初的创业之路十分艰难。“无法想象那时他们是如何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生活的。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能留下来。”查利说。

纳玛·库佩尔斯坦在“创始人庭院”经营一家咖啡店。她告诉记者，旧的基布兹其实是穷人的体制。过去人们一无所有，基布兹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加以利用，然后平均分配，这种方式对集体的发展和成员生活的改善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矛盾:教授和厨子挣一样多

查利告诉记者，旧体制开始时运行得很好，每个人工作都很积极。但一二十年之后，人们发现，一些人在悄悄发生改变。比如:起初大家都穿工作服上班，脏了就送洗衣房洗，下次上班再随便抓一件穿。但后来，有人开始在衣服上做记号，开始在意某件东西属于自己。

随着生产的发展，德加尼亚基本条件有了很大改观。一座盈利颇丰的工厂建了起来，成了当地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分配方式没变:个人所得上交集体，再均等分配。

纳玛打了个比方说，一个大学教授每月收入6万谢克尔（约合1.4万美元），而一个在厨房当厨或打扫卫生的女孩每月收入4000谢克尔（约合900美元），他们都把收入上交给基布兹。最后，女孩从基布兹得到的收入却跟教授一样多。教授觉得窝火也就不奇怪了。

“不费力就可以得到，人们为什么还去拼命干呢？”旧的基布兹使偷懒、磨洋工的人渐渐多起来。当地有句玩笑说“去上班”是“去工作的地方”，意思是到了那儿也不好好干活。

体制的瓶颈制约着德加尼亚的发展。同时，原先战时政府给基布兹的支持取消了，外部竞争又加大了基布兹的压力。一些基布兹破产了；渴望自由创业的年轻人成批外出，也给许多基布兹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和人口年龄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一场改革迫在眉睫。

改革:投票决定试行一年

“这是一个生存或者死亡的问题。”查利说。“我们从其他基布兹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不这么做，就会陷入困境。”

据了解，德加尼亚有关改革的讨论10年前就开始进行了，但直到3年前，在选举了3名新领导人之后才确定了发展方向。而决定性的变革是在1年前，全体成员经过投票，决定试行改革一年。

改革后的德加尼亚开始有了多种经济形式。有全部归集体所有的，比如工厂，完全按市场规律运行，产品大部分销往国外，也聘请外面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担任经理。也有集体投资、个人承包经营的，比如纳玛的咖啡店。纳玛每月将营业所得上交基布兹，基布兹给她发薪水，收入的多少与其经营状况挂钩。这两种形式的企业经营者如果干得不好，基布兹有权换人。此外，还有部分个体经营或外出打工的人。但无论做什么，各种形式都在基布兹的统一管理之下。每月各人都要汇报收入情况，纳税并上缴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障金，以确保基布兹内部没有劳动能力者的基本生活，防止贫富差距过于悬殊。此外，基布兹将从所得中拨专款用于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公共事业部门的运转。

阵痛:很多人变得自私起来

公共食堂曾是基布兹按需分配的象征之一。然而在德加尼亚的食堂入口，我们却见到一位女孩儿面带微笑地坐在收银机前。在这里用餐的女教师巴巴拉·霍夫曼说，过去在这里吃饭是不用付钱的；而现在，“（改革的）影响遍及了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食堂洗碗工阿普罗·格劳告诉我们:“变革让很多人觉得不舒服，也让很多人变得自私。”“以前帮人修什么东西，那人日后也会帮你作为报答。但现在，你必须付钱，有的人甚至要价过高。这是我们难以习惯的。”

纳玛说，改革前，德加尼亚每个人都一样。但是后来，一部分人富了起来。这时，“嫉妒、愤怒、悲伤……”各种情绪都出来了，“闲言碎语到处都可以听到”。

按查利的分析，真正不满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坚定的基布兹理想的追随者，他们坚持认为，人人付出最大努力和按需分配的基本原则不能改变。另一种则是那些过惯了懒散生活，不努力工作的人。以前他们想得到什么，就向基布兹要求；现在他们必须早起干活儿才能有收入。这些人开始当然会不适应，“他们说我们从他们手里偷走了基布兹”。至于一些老弱病残者和有特殊困难的人，德加尼亚则专门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

变迁:年收入增长60%

尽管面临种种的不适应，德加尼亚人还是感受到了变革带来的积极变化。

纳玛感到了自由工作的畅快。她说，过去如果她没上班，而是穿着漂亮衣裳在街上逛，肯定会有人问“上哪儿去”、“为什么不上班”。因为大家干同样的活儿，挣的又差不多，谁都不希望别人占便宜。这种感觉让人很不舒服。但现在，“挣多少钱自己做主。不想干就少挣，没人指手画脚。”她还说，因为工资与工作情况挂钩，人们现在都更加努力了。

基布兹管理人员艾琳·吉尔诺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我要学10年前不可能去学的东西，比如财务、保险等。之前是基布兹关照这一切，但突然有一天，你必须自己照顾自己，我认为这很好。”

艾琳和巴巴拉还兴奋地谈到了改革后德加尼亚浪费减少的现象。过去，食堂浪费严重，人们觉得不是自己花钱，所以不好吃就扔掉。“用电也是如此。过去人们浪费电的情形简直无法想象。外出时，还开着空调，这样几小时后回来，家里还一样凉爽。这种事不再发生了。我觉得，任何不花代价的东西，你都会不珍惜。”

查利告诉我们两组数据。一是改革一年来，基布兹集体收入同比增长60%。二是今年1月德加尼亚对是否继续改革进行全民投票的结果。他说，试行改革一年后，支持改革的人从过去的50%增加到85%。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当地的老年人。尽管他们对新体制一时难以接受，但还是投了赞成票。这些人说:“我们的日子不多了，但你们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未来:生存?死亡?

针对基布兹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以色列的一些媒体评价说，“基布兹正在死亡”。但是查利并不这样看。他认为这些外面的人是用显微镜来看待这一切，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变化，而没有看到这个变化是德加尼亚等基布兹几十年来一步步过来的。

查利说:“对我们而言，变革是我们（生活）的需要，也是基布兹生存的需要。（它所采取的政策）跟目前丹麦、挪威等国家所采取的社会政策类似，它更关心基布兹每个成员的需求。目前还没有改变的基布兹迟早会变。（因为它们）必须做出调整，来适应外部社会的变化。”

再过几年就是德加尼亚基布兹建立100周年。谈到这里，查利有些感动。他说，在他开始着手改革之前，也没有想过“要为这个100周年做点什么特别的”。但是在他个人看来，在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进行这样的变革还是特别具有历史意义的。“这是一个生存或者死亡的问题。”“如果说在不久前的表决中，继续改革没有被通过，我们还会在两个月后再安排表决，一直到通过这一决定为止。因为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

背景：以色列有250个基布兹

“基布兹”（Kibbutz），在希伯来语中是“群体”的意思，也可称为集体农庄。这种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原则、具备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集体农业生产组织形态曾经为以色列的建国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不但在土地贫瘠、水资源缺乏、国土多半为沙漠的自然条件下生产出了当地所需农产品的绝大部分，创造了农业奇迹，而且还培养了诸如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军事天才摩西·达扬等著名军政领导人。然而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以色列各地“基布兹”不同程度遇到了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于是它们中的一部分陆续走上了艰难的变革之路。

以色列全国目前共有250个左右的基布兹，多数都在进行着改革。德加尼亚的改革从时间先后顺序上应该排在第150多位。有6家走得比较远的基布兹已经彻底解散。另外有71家维持原状，其余有部分还在观望当中。

百年孤独40诞辰：马尔克斯同志的乌托邦

马尔克斯同志的乌托邦

......

中国作家的仿写运动

尽管马尔克斯汉译本面临浓重的版权阴影，但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自由译介之后，马尔克斯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高中语文课和部分大学中文系，均已将《百年孤独》列为教材。三联书城最近发布的“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100本书”名单中，《百年孤独》赫然在列。此外；《博览群书》杂志选编的《读书的艺术》，向读者推荐“近20年来对中国社会有重要影响的20本书”，也列入了《百年孤独》。这些迹象都向我们验证了马尔克斯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意义。

但仅有这些表面的热烈场面是远远不够的。马尔克斯的灵魂，已经渗透到中国作家的语法里，并与卡夫卡、博尔赫斯和米兰·昆德拉一起，对当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作家是喝着盗版马尔克斯的精液长大的。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作家清单，他们包括莫言、贾平凹、马原、余华、苏童、格非、阿来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

《百年孤独》成为中国文学从伤痕叙事转型转型的教科书。一种“马尔克斯语法”在作家之间流行，犹如一场疯狂的西班牙型感冒。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上校仍会想起他的祖父带他去见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个《百年孤独》的开卷句式，出现在许多作家的笔下，从马原的《虚构》、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雷祸》、洪峰的《和平年代》、刘恒的《虚证》、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到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难逃劫数》和格非的《褐色鸟群》，等等。

这是时空的双重移置，即从当下作家的书写场景移置到奥雷良诺上校的场景（空间），以及从行刑场景移置到“遥远的下午”（时间），由此造成了一种鲜明的他者化效应。他者为主语的书写，制造了作者和叙事对象的疏隔，由此跟此前的以“我”为主语的伤痕文学和朦胧诗划清界限。这是中国文学整体性转型的时刻。马尔克斯的“他者叙事”，帮助中国人跟幼稚抒情的状态决裂，蹒跚学步地走向后现代的前沿。与此同时，他的“拉丁美洲魔幻”，他的传说、神话、童话、巫术、魔法、谜语、幻觉和梦魇的拼贴，都令那些被“现实主义”禁锢的中国作家感到战栗。

浙江文艺版的《百年孤独》

然而，中国的前线小说家始终面临“抄袭”的指责。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出现过大量批评声音，称先锋小说对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有过度模仿之嫌。而在2007年初，网友黄守愚与老英子，又在天涯等论坛联合发布题为《余华〈兄弟〉涉嫌剽窃》的帖子，将矛头直指余华的新版小说《兄弟》，认为他的《难逃劫数》与《许三观卖血记》，就是模仿和剽窃了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子》和《百年孤独》。甚至《兄弟》的开头，也仍然笼罩着“马尔克斯语法”的浓重阴影——

“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坐在他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闭上眼睛开始想象自己在太空轨道上的漂泊生涯，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李光头俯瞰壮丽的地球如何徐徐地展开，不由心酸落泪，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

我不想在此谈论中国作家模仿运动的得失。但“马尔克斯语法”对中国文学的渗透，却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长期以来，马尔克斯扮演了中国作家的话语导师，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超过了包括博尔赫斯在内的所有外国作家。其中莫言的“高密魔幻小说”，强烈彰显着马尔克斯的风格印记。但只有少数人才愿意承认“马尔克斯语法”与自身书写的亲密关系。对于许多中国作家而言，马尔克斯不仅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而且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老人的乌托邦

马尔克斯与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长期以来都将对方视为仇敌。1976年的某天，在墨西哥的一家破旧影院里，两个南美汉子曾大打出手。但这坚冰最近似乎有望消融。70岁的略萨已经同意为纪念版的《百年孤独》提供序言，而即将80岁的马尔克斯也欣然接受了这一戏剧性安排。

但这种表面的和解，不能遮蔽两人间的政治分歧。巴尔加斯·略萨是著名的右派，曾经作为右翼派别候选人参选过秘鲁总统，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则是坚定的左派分子，并且是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的支持者和密友。这种长期的政治友谊，对一个自称“百年孤独”的作家构成了尖锐的讽刺。显然，这只是一种有限的孤独，它在古巴境内得到了超越。

只要探查一下马尔克斯的简历我们就会发现，他担任过古巴拉丁通讯社的记者。又在去苏联旅行后写下不少激情洋溢的游记；他还公开发表过大量政治宣言，声援卡斯特罗的“雪茄社会主义”运动。

《百年孤独》出版后，立即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赢得多种国际性文学大奖，成为几十种语言的畅销书。瑞典文学院也破天荒地放弃右翼立场，盛赞马尔克斯在政治上坚定地站在穷人和弱者一边，反抗压迫与经济剥削。在诺贝尔受奖词里，马尔克斯坚信,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要实现。他宣称，那是“一个新的、真正的理想王国，在那里没有人能决定他人的生活或死亡的方式，爱情将变为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在那里，那些注定要忍受百年孤独的民族，将最终也是永远得到再次在世界上生存的机会”。

马尔克斯同志和卡斯特罗同志关系很亲密

但当时就有人断言，这个奖项无异于给本已声名过高的马尔克斯的创作生命下达了“死亡判决书”。1985年，马尔克斯发表了他获奖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此后的10年间又出版了《迷宫中的将军》、《爱情和其他魔鬼》和《绑架轶事》等，但都反响平淡。在身患淋巴癌之后，他便基本丧失了书写的能力。直至2004年，马尔克斯才推出一部只有114页的小说《回忆我忧伤的妓女》，描述一位九旬老人的心灵愿望，暗示老年人的衰老其实就是心灵的衰老。这似乎就是他最后的自白。在精神大幅度衰退之后，他在试图寻找跟世人道别的方式。

在一个被左翼势力环抱的空间，作者的书写生命，似乎受到了强烈的诅咒。马尔克斯的有限创造力，跟中国作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无疑是杰出的作家，但他的文学生命力却只有10多年之久。这是马尔克斯的“阿喀琉斯脚踵”。他呼吸在脆弱的乌托邦里，最后就连自己都无法维系这种梦想。《回忆我忧伤的妓女》向我们揭示一个重大秘密，那就是他的心灵迅速衰老，正是缘于内在信念的瓦解。马尔克斯一直在向世界说谎。他的灵魂背叛了他的言辞，而他则靠可恶的美国“资产阶级”医学，维系着日益衰竭的肉身。但早在1990年代，这位空心的老人就已悄然死去。

新儒家的乡村复辟 梁漱溟的县政革新试验

1938年1月24日，蒋介石以“丧师失地”等罪名将韩复榘处死，为时7年多的蒋韩矛盾画上句号，同时落幕的，还有梁漱溟苦心经营7年的乡村建设。此时的梁漱溟可能更能体会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从事种种社会改良实验的艰难与艰辛。

1937年11月29日，济南城外千佛山，梁漱溟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进行着一场艰难的谈话。此时，日军已迫近黄河北岸，远程炮弹越过济南城区直打到千佛山脚下。济南城弥漫着战争的阴云和百姓恐慌的情绪。

焦急万分的梁漱溟耐心地向韩复榘阐述着他的抗战方案——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所负责的乡村建设范畴，他希望说服韩坚守山东，组织军民团结抗战。此时的韩复榘去意已定。

抗战爆发以来，已算不清有多少次这样的劝谏了。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此掏心掏肺的劝谏，到底是为了保护他苦苦坚持7年的山东乡村建设，还是仅仅出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民族大义？

无论如何，随着韩复榘的撤离，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夭折了。这也是包括乡村建设在内的种种民国实验的悖论:在种种主义、理想之下，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指向复兴国家、避免沦亡。它们需要时间，但沦亡的威胁又是这么紧迫。最终，它们只能在隆隆的炮火声中，仓促收场。

选中邹平

事实上，1931年1月，当梁漱溟去济南会见韩复榘时，他对未来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已经疑虑重重。这种依靠地方军阀的实验，他已经失败了两次。

1928年，老朋友李济深在广东主政，邀请梁漱溟去广东进行村治实验。但是，还没来得及实施，广东的政局就发生了变化，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梁漱溟的实验遂成空中楼阁。

1929年梁漱溟北上考察各地乡村建设，经过河南，恰逢梁仲华等人正在搞村治学院，梁漱溟应邀参加他们的活动。这一次的支持者是冯玉祥，也包括冯的老部下韩复榘。但是，不到一年时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退出河南，梁漱溟的实验再次破产。

尽管河南的实验失败，梁漱溟还是很有收获，那就是正式结交了韩复榘。许多年后，梁漱溟评价韩复榘“去山东主政八年，曾试图做出一些政绩。”“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韩复榘自幼熟读经书，深信孔孟之道，同时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和其他的军阀不同，韩复榘在山东刚一上任就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等四项施政计划，一时间山东上下吏治整饬，政风清廉，气象一新。

最重要的是，韩复榘对梁漱溟的品格、学识仰慕已久。1922年，当韩复榘还是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团级将领时，就在北京南苑听过梁漱溟的演讲。从那时起，韩复榘对这位现代大儒就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但那时候，梁漱溟并不认得台下这位军官。直到1930年，在华北考察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应邀参与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而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大力支持其办学活动，由此开始了二人的正式交往。

1930年11月，当原河南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与韩复榘面谈后表示，愿意接受韩复榘的邀请，并请梁漱溟一起来山东搞乡村建设，韩复榘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从外人看来他似乎还有另一重考虑:梁漱溟主张的乡村建设，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他的统治。

前两次失败的阴影犹在，梁漱溟不得不思量再三。仅凭此前的接触，梁漱溟对韩复榘已经颇有好感。但他仍然不敢肯定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机会。

两个月后，犹豫的梁漱溟来到济南，韩复榘专门设宴款待。席间，韩复榘对梁漱溟等人来山东搞乡村建设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十分爽快地拨给梁漱溟10万元活动经费，至于实验地点则任其挑选。宾主相谈甚欢，梁漱溟心中释然。

尽管得到了韩复榘的鼎力支持，梁漱溟等人却不希望乡村建设实验受到省政府太多的“关照”。他们提出了这样几条实验地点选择标准:地理位置离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便利；社会结构要有代表性，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干扰。

而当时的邹平，“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较好，是我们搞实验理想的地方。它交通方便，在胶济铁路沿线，县城离周村火车站只有30多里地。县不大，人口不多，当时有17万多人”，“另外，邹平没有大地主，阶级悬殊不大，有利于实现梁漱溟的乡建理念”，梁漱溟后来回忆说。众人一致决定到邹平去。

县政革新

经过最初两年的艰苦摸索，邹平乡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一开始，对乡村建设运动一无所知的邹平百姓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梁漱溟不得不花大量的功夫发动群众、培养人才，为此他举办了两届乡村教师假期讲习班、两次农产品展览会，还试办了91所乡农学校，深入宣传乡村建设思想。

据研究院训练部第一届学员刘溥斋回忆，当初他们在训练部学的内容很多，从乡村建设理论、农村经济、军事训练、精神陶炼到农业知识、医药卫生全有。梁漱溟亲自主讲，“语调较慢，很清楚”。学员们“对梁先生的见解、主张，都很诚服”。

经过培训的学员又被派往乡农学校，负责对农民群众的教育工作。如是再三，邹平百姓总算多少了解了乡村建设所为何来。

但梁漱溟最大的困难并不是群众的思想问题。尽管得到了韩复榘的鼎力支持，研究院起初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在其建立不久，听命于蒋介石的国民党邹平县党部便公开反对其乡村建设实验。他们在党部门口搭起台子，张贴标语，发表演说，要求“取消研究院”，让“梁漱溟滚开”。梁漱溟不得不上书韩复榘，请求省政府帮助解决。

不仅如此，由于政策限制，邹平县政府沿用旧制，与研究院互不统属，矛盾不断。幸运的是，全国乡村运动的蓬勃发展迫使国民党政府调整了政策。

1932年12月，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全国内政会议，全国各地乡村运动的代表人物均被邀请参加会议，梁漱溟也在其中。这次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案、地方自治改革案，准许各省设立一至四个县的社会政治改进实验区，可以不受中央和省政府法规的约束，并且可以截留50%的地方收入作为实验经费。

1933年7月，山东省政府正式划定邹平和荷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山东乡村建设迎来了自主改革的大好时机。振奋不已的梁漱溟立即在邹平开始了全面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亲自担任邹平研究院院长，并一度兼任实验县县长。为了扫除实验障碍，首先进行的是县政改革。

梁漱溟将国民党的县区政府机构全部撤消，实验县政府“裁局设科”，把原来的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个局裁撤之后改为五个科，并进行合署办公（所有科室集中在一个办公室）。

政府机关实行8小时工作制，建立考勤制度、例会制度等，县长、科长和科员们一样衣着简朴，没有特殊享受，和大家在食堂一起就餐，毫无官僚作风，政府工作面貌焕然一新，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文化重建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失调。西方的革命手段，非但不能创造新中国，反而破坏原本和谐的中国社会。因此，救治中国，首要任务便是恢复儒家传统，重建中国传统文化。

在梁漱溟看来，重建儒家文化必须恢复传统的乡约制度和乡村礼俗。他认为现行的行政机构以强制力来管理民众，既不能唤醒民众内在的道德意识，也无法调动其参与团体事务的积极性，老百姓最终还是“一盘散沙”。与此相反，宋代大儒吕和叔《吕氏乡约》所设计的古代乡约制度不仅包含了地方自治，而且是一种伦理情谊化的组织。梁漱溟盛赞其精神“完全是开明的、通达的、现实的。从这里很可以看得出中国原来的精神、原来有的道路。”

梁漱溟在《吕氏乡约》基础上扩充改造，企望在农村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新的农村礼俗。

邹平被划为实验县后，梁漱溟将原有的区、镇、乡各公所及区长、乡长全取消，把原来的7个区划为14个乡，在乡设乡学，在村设村学。

梁漱溟对乡学村学的领导方式有非常具体、细致的要求，这便是除去一切强制手段，官僚作风，一切行政倡议，不能急切，必须从平淡入手，通过村学乡学中的日常功课如识字、唱歌、讲话等发挥作用，真正做到社会学校化。这样，乡村管理，由过去的行政强制，改为知识道德感化。以此消除农民与管理者之间的对立，达到自治的目的。

梁漱溟主张恢复儒家传统，但又不是对古代农村社会简单的重复。视野宏阔的他对西方文化也有诸多借鉴。经过比较研究，梁漱溟认为，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

“团体组织”就是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组织合作社。在梁漱溟的指导下，邹平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其中1932年9月成立的“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从美国引进高产优质的“脱立斯长绒棉”，统一进行技术指导、收购、扎花、打包，直接供给青岛、烟台等地的大型纺纱厂并向外国出口。不仅提高了棉花的产量和质量，而且避免了商人的中间盘剥，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理论批判

邹平实验的效果引发外界的参观热潮。冯玉祥、陈立夫等政要来了，黄炎培、江问渔等学者来了，军事学家蒋百里来了，经济学家马寅初来了，教育家晏阳初、陶行知来了，甚至丹麦的教育家和日本的乡村教育家也来了。

陶行知与梁漱溟互相欣赏。梁漱溟还向陶行知“借”人才，陶行知经过慎重考虑推荐的几个人，后来多数成为山东乡村建设的骨干。蒋百里看过邹平后，十分激动，他对梁漱溟说“中日要开战，日本决不满足于一个满洲国”，“中国人的弱点是统一不起来。为了准备抗日，要组织训练农民，把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而邹平实验，恰恰是改善中国人一盘散沙状况的良剂。

正是因为邹平的效果，乡村建设院的实验区也在迅速扩大:1933年7月增加了菏泽13个县；1935年又增划济宁14个县为实验区。四年不到乡村建设实验，就由邹平一个县扩展到了整个鲁西南地区。

但梁漱溟显然并不局限于山东，他要将自己的乡村建设思想推广到全国。他创办《乡村建设》杂志和乡村书店，出版了大量文章资料，宣传报道邹平的乡建事业。不仅如此，梁漱溟还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1933年7月14日，来自河北、江苏、浙江、北平、上海等全国十几个省的35个乡村运动的团体派代表齐聚邹平参加会议。邹平被公认为全国农村运动三大中心之首。

就在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推进过程中，反对声接踵而来。在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胡适看来，乡村建设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位一生崇尚西方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知识分子，相信“西化即现代化”、“现代化即工业化”，而梁漱溟由农业发展工业，由乡村救济城市的思路则完全违背了世界发展的大潮，难以走通。

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不认可梁漱溟，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同样也不认可他。千家驹和薛暮桥，这两个当时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指责梁忽视了乡村内部的阶级斗争，忽略帝国主义侵略，那种试图在农村内部构建一种“整体改善和进步”的想法显然是空中楼阁。

如果说理论批判仅仅是对梁漱溟的思想有所冲击，让他有所反思的话，那些对乡村建设最致命的威胁，则是现实的政治冲击。

政治冲击

曾被蒋介石誉为“国之宝贝”的韩复榘，本来深受蒋的信赖。但他任职山东后，一系列扩充军队，组建民团，同时改组政府，推行改革的行动，则引起了蒋的警戒。

韩蒋之间的矛盾又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推向了一个尴尬境地。

在山东，韩复榘是梁漱溟完全的“靠山”，韩复榘对梁漱溟非常尊敬，称之为“梁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在有关乡建工作方面可谓言听计从。他甚至在一次省政府纪念周上的讲话中公开承认:“我就是迷信梁先生。”

韩复榘不仅聘梁漱溟为“政治高级顾问”，而且对其乡村实验有求必应。当邹平国民党党部反对梁漱溟时，他立即下令将其关闭；当梁漱溟主持杏花沟疏浚工程遇阻，他立即派一个旅士兵协助完成，甚至用皮鞋抽打拒不协助的长山县长袁明谦。

恰如前两次乡村建设失败一样，这一次梁漱溟又面临了同样的问题——一旦失去了“靠山”，他将全盘失败。这种对韩复榘过于依赖的关系，甚至十多年后影响依然存在。当时，政权已经更迭，一位新领导人一句“你是韩复榘的政客！”，让梁漱溟脸色铁青，半天说不出话来。

日军进攻山东，只是让这种危机提前爆发。1937年10月16日，梁漱溟收拾行装，带着他的同仁黯然离开山东邹平。在济南，梁漱溟最后一次对韩复榘的劝说无果，而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将壮丁、枪支和钱款一应带走时，不仅彻底毁灭了梁漱溟的希望，更引起民众的不满，使“乡建派”声名狼藉。

此时，梁漱溟可能更能体会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从事种种社会改良实验的艰难与艰辛。1938年1月24日，蒋介石以“丧师失地”等罪名将韩复榘处死，为时7年多的蒋韩矛盾画上句号，同时落幕的，还有梁漱溟苦心经营7年的乡村建设。

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

周作人太以自己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

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义”，他预感到了社会要大变，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唤起人心的善来变革。

周作人死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没离开“新村主义”。从早期的宗教般狂热，到中期被诟病的空想，再到晚年他自己也反复批判。其中的纠结，可想而之。

钱理群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已经去了五代，现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时候是第一代。

发现新村:“人的生活”

周作人赴日留学主要受了鲁迅的影响。同在日本的那几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译小说。周作人对那段日子的记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间狭促的房间里，气闷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鲁迅忽然激愤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

独自在日的两年，周作人翻译数量明显下降，却找到了让自己着迷的事情。

1910年，日本白桦派文学团体登场。白桦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说“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似乎说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桦派的思想阵地《白桦》杂志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之后，他们又创办了《新村》。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认为，“新村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各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幻想以这样的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周作人同样很早就参与了运动。

同年十二月号《新村》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订阅《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了周作人一篇标志性文章——《人的文学》。

许多研究周作人的学者都把这篇文章定义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头，文章中的观点受白桦派影响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谈文学，之前都是在谈正当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正当的生活，就是通过“新村”来展示。

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是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解释，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始于托尔斯泰，如今又传递到了周作人。

文化学者止庵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理解是:社会不是集体决定一切，而是集体里的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认对方的独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更不是因为大家参加了集体而丧失了个人的存在。

这与之后的“集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有很大不同。

体现在“新村”则是，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是集体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

周作人很早就有对民变的忧虑。他生在1885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15岁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些来自民间的破坏力量让他身有感触。

他深刻预感到社会即将大变，除了依靠武力斗争，他希望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依靠一种不流血非暴力，焕发每个人内心的善来解决社会的积弊。

而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执着于“新村主义”的人们的同样信念。

周作人一直想亲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而在他去日本之前，就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

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这个心愿。

后来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

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

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新村的许多现实局限性很早就出现了，但当时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将新村推广至全世界的巨大热情中。

实践中的疑虑

无论如何，周作人有了自己的“乌托邦”。他回国后，马上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仅一年间，他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一阵“新村热”。

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一时间，因新村而到来的人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代的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

1920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员工的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求教“新村主义”。彼时，毛泽东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

时年25岁的毛泽东是这样设计他的理想社会的——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以和谐为特征，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皆有实现其梦想的权利。遗憾的是，它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在当时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夭折了。

毛泽东曾发表文章说“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 最后终于找到了新村。

1920年“新村”热之际，还出现了“北京共读互助团”。是想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组织更广泛地得到了一拨北大老师的支持，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也为其募款。

可惜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

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

当年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存在于1920到1926年，其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

王拱璧的做法虽然受到了“五四运动”中波涛汹涌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来自不满北洋政府统治、拒绝官治的一种被动的建设农村的应对。

而胡适对周作人“新村主义”的热情并不以为然。胡适于1920年1月，先后在天津和唐山发表题《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对周作人的理论进行批判。

胡适指出，“新村主义”的实质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胡适主张的改造社会也非革命式的，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赞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且，他时常以政府的“诤友”自居。

相较之下，胡适多了一些脚踏实地，周作人则多了一些空想的成分。

鲁迅对于周作人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见，1919年8月13日，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

鲁迅关于新村的评论仅能找到这一句，足见到他态度的消极。

新村余波

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新村主义”的理想依然美好，但苦于无法实践下去。毛泽东的设想只是计划，王拱璧苦心经营的“青年村”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

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新村的讨论》，这是他最后宣传新村的文字。文中已经开始透露着失望的情绪，周作人在文中承认“新村不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它将来的实现”。

对于新村的言论有了变化，杂志上出现了对于“新村主义”的专题讨论。一些人认为“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奉劝“力谋新村实现的诸君应做的一件大事——毁灭旧社会，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 与实际的改造无干”。

而周作人在经历了这一年高密度的关于“新村主义”的宣传后，他的思想体系似乎是完善了，随即，他变得更加关注从新村中引申出的关于精神统一的问题。

1922年3月开始，京沪两地先后出现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同盟》。背后是共产党，意在取缔宗教，一时响应者甚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皆在其列。

毛泽东在五四接受了各种思潮的影响。除了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他坚决反对的，他的头脑里斥充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

很快，毛泽东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新村主义”的影响一直都未离去。建国以后，他认真思考了新的社会构想。毛泽东曾构想过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结合的人民公社，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传了出去，成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新事物”，写进了宪法。

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到“五七指示”，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毛泽东关于新村思想在实践上的反映。

而晚期的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更多是批判。晚年更讲:“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一度，他连《人的文学》也认为是幼稚的。

晚年的周作人要请人们“且到寒斋吃苦茶”，将世事冷漠关在门外，开始闭户读书，俨然真的成了“隐士”。但他一直在后院种地，并要求家里人要劳动。他其实一直都在实践新村的精神。

理想的社会是可能的吗——波普尔、哈耶克对理想社会的批判

人在世界上作为一种类而存在。从古至今，人类却经历了无数的痛苦，灾害、饥荒、贫穷、战争、奴役、压迫与剥削，其中大多数痛苦却是由人类自身所造成的。面对着人类的痛苦，人类也进行了反思。不少人以真挚的热情，从高尚的道德义愤感出发，力图建构起一种非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蓝图，并试图付诸人类历史的实践，去建立起一种人间天堂。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促使一些思想家进行反思:这种人间天堂存在吗？为什么我们在追求人间天堂的过程中却往往跌下了地狱呢？就像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波普尔和哈耶克都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两人早年却都是理想主义者。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社会的深刻变迁使他们不再乐观，他们开始对理想社会进行了冷静的反省与批判。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着一个理想的尽善尽美的社会 ，一种试图在人间实现天堂的企图都只会把人类带到地狱。波普尔指出，“企图缔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造成人间地狱，它导致不宽容。”1）哈耶克也在《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将F.荷尔德林的一句话作为引文:“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2）。

一种理想社会的蓝图之所以具有吸引力，能够动员大众以其为模本而从事建立人间天堂的努力，它的善良的出发点是我们不怀疑的，这甚至是吸引大众的魅力之所在。这种理想具有宗教式的救赎与拯救的情怀，以及殉道者的勇气与决心。从柏拉图的“人类第一梦”到黑格尔到马克思，都有一种救人类于水火之中的热情。而且这样的理决不只是少数思想家才具的形而上学式的冲动，这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理性冲动。

尽管波普尔和哈耶克对理想社会的特征认识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归纳一下，他们认为建构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主要有以下特征:

*建构性的。理想社会的形成不会是自发的，天堂不会自动降临人间，自生自发的社会往往具有保守性与滞后性。因此，人必须设计一个在各方面都较完善的理想社会。

*理想主义的。通过建构而形成的社会不再具有原先社会的种种弊端，理想的意义就在于其完善性，这是天堂在人间的实现。

*理性主义的。人之所以能建构起这种理想社会，正是由于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理性思维能力，能洞察社会的结构和预见社会发展的规律，故能够设计人类的未来。理想主义是基于理性主义的。

*线性主义的。人类的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一个完满的理想社会必然存在，它必定会在历史的血与火中开辟自己的道路来到人间。历史发展趋向着这种理想社会。

*目的论的。这种理想社会不同于乌托邦，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它对人类社会有范导性的意义。人类社会从此有了奋斗的目标、努力的方向。

*自由的。理想社会之前的各种自由是有限的、虚幻的，理想社会的到来也就是人类自由的真正来临。

*道德主义的。人设计这种理想社会的出发点就是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因此目的就在于建立道德的人类社会，理想社会在理论上应同时是一个道德社会。

*整体性的。为了保证这种理想社会的实现，有必要动用一切社会资源，使用必要的强制来使之尽快加速到来。

*一劳永逸的。理想社会在实现之后，人类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大多已解决，有的只会是局部的修正与完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这种社会，如何毕其功于一役。

哈耶克与波普尔从各个方面对建构主义的理想社会进行了批判，但大体是集中于对理想社会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自由主义、道德主义。本文主要从这四方面对他们的思想进行阐述，力图从这一维度较全面把握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一、理性主义抑或非理性

从表面上看，我们之所以能设计一个理想社会，是因为我们相信人类具有理性。理性主义的建构论者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完善性，正是由于人类没有运用好自己的理性去发现支配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规律造成的。他们认为，人类应能运用理性去发现社会的规律，进而运用这些规律来设计未来，改造社会。因此，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这些社会工程师无一不是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

但这种理性主义真是一种理性而不是人类的一种自大与自负吗？波普尔和哈耶克都明确地做出了回答:不，这并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是实质上的非理性主义，是一种足以“致命的自负”。对人类理性的盲目自信与崇拜，这是对理性的非理性态度。建构理想社会的前提是人具有强大的理性，要求人是全知全能的，能洞悉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人被抬到神的高度。哈耶克则把人类这种乐观的理性主义称之为“建构论唯理主义（construcivist rationalism）”,这是一种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信条。

本着这种理性的自负，滥用这种理性来设计社会的作法，波普尔称为“社会整体工程”。但社会整体工程却是一项纷繁浩大的工程，因为人类社会是由各种力量相关联而成，“在任何条件下，理性规划的结果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结构，因为力量的平衡必然发生变化，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梦想。”3）大多数人类结构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通过试错而逐步形成的，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如果我们忽视社会工程的复杂性而试图去进行长期和大规模的社会预报，给人类只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哈耶克也认为人类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类得以繁荣稳定就在于我们对于一种抽象规则的遵从，这种规则“恰恰是因人们的理性不足而人们又要把握错综复杂之现实的详尽细节而渐渐学会使用的一项工具。”4）人类文明成果，大多是一种自发的扩展秩序而取得的，这种扩展秩序因为充分利用了各个个人身上“分立的知识”。以人类有限理性去干涉需要无限理性才能处理的复杂事实与联系，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人们无法接受的。

由于其理性的自负，建构论者大多对经验不屑一顾，对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传统弃之一旁。他们认为经验的东西的变化无定的，不足以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在长期的经验中形成的传统往往具有保守性与不合理的因素，建构论者把对传统的信奉称为“迷信”。而波普尔和哈耶克两人的理论上都是建立在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传统之上的。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自组织系统，人对这种社会的认识总不免片面与主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不是因循理性推理，而是对传统的遵守。从根本上说，人之所以具有理性，是因为他置身于由经验和传统所构成的规则体系中。当他企图远离经验与传统的背景时，就像要拨起自己的头发而离开地面一样是可笑的。

因此，人类社会那些看起来比较合理的社会制度与形式，大多并不是人们刻意设计的结果。人类的制度往往是理性建构所不可及的，是自生自发的结果，是一个缓慢进化过程的产物。而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经验与知识不断被纳入其中，其程度远远高于任何一个人所能完全知道的。这并不是说社会的规则是不变的，但规则是自调的。

同时理想社会的建构者大多具有一种行动的热情，这种热情从正面讲是可称之为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从反面讲就是偏执与竭斯底里。建构论者自以为发现并拥有真理，他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社会，并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借助一切手段来实现这种人间天堂。

波普尔认为这样的设计同时具有唯美主义、完美主义与乌托邦的性质，在实现的过程上又往往与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危险的热情，“从纯粹并真心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有一步之遥”。5）这种狂热发展到极端，往往革命自身而不是革命的目标成为了一种价值。比如卢梭式的革命浪漫主义不过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形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所产生的后果地可怕的。这种浪漫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结合，诱导我们放弃理性，使我们具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希望，其结果往往是“从人神同敬的理想试验国，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嗜血国。”6）

建构论者也认识不到理性的一个功能就在于认识理性自身的的限度。波普尔、哈耶克两人都反对唯理主义，但他们认为自己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反理性主义者。相反，他们是一种更高明的理性主义者，因为正确运用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于发现理性自身的限度。

而盲目乐观的理性主义在哈耶克看来只是一种未加批判的理性主义，我们应以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代替这种非审慎的理性主义。人应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人不能傲慢地把自己摆到神的地位。波普尔和哈耶克都极力推崇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叫人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目的在于自知其无知，认识到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柏拉图则是对苏格拉底的一种背叛，认识不到人的理性限度的理性主义并不是真的理性主义。

二、历史主义抑或圣人主义？

建构论者由于其理性的自负，决不会承认其理想社会是一种海市蜃楼。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发现的是一种历史必然性，是科学的观念。尽管历史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出现各种反复与曲折，但这只不过是理性的狡诈，理想社会必将在历史的血与火中开辟自己的道路。理想社会不是乌托邦，相反却是一把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子，现实社会应根据这把尺子进行改造。波普尔把这种历史观称作“历史决定论”，也可以说理想社会是先验的，它潜在地对现实社会起着范导的作用。

历史真是这样有规律地向既定目标呈线性地发展吗？波普尔说:“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7）波普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就是芸芸众生欢乐与痛苦的历史，历史并没有那些神圣的目的。哈耶克也认为社会是进化的，但这种进化并非是向特定目的的进化。实际上历史发展的进化不是指沿着哪种特定的方向前进，相反，真正的进化只是针对过程而不是针对特定的结果的，历史是动态发展但并不是线性发展。

建构论者反对把历史说成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理性的自负使他们具有一种使命感，他们自命为时代的代言人，自翊为真理的发现者与占有者，波普尔称之为“神谕的哲学”。他们发现的就是历史的必然性，是我们一切预设的前提。他们是先知先觉的圣人，当线性主义的历史观破产之后，历史主义的实质就是圣人史观。正是这些他们这些圣人们创制立法，设计了历史的方向，理想社会的蓝图。他们的理论建立之后，往往就把自己的东西变成一种独断和强权的体系。比如，柏拉图的哲学王就是骄傲的真理的占有者，黑格尔之所谓“存在即合理”，不过是强权即公理，他的辩证法貌是客观严谨，其实质不过是“伟大人物的任意”。他们的理想是历史发展的终点，容不得理论的反驳与经验的检验。对其理论上的攻击是保守主义的，实践上出现的问题是历史的曲折或代价。

他们还认为建构主义者的圣人史观的另外一面就是对人民的优越感。理想社会的发现与建构需要高度的智慧与充分的知识，这是大众所不具备的。他们给大众带来了福音，大众就应对他们俯首贴耳，听从他们的教导，大众需要他们理论的灌输与实践的领导。在柏拉图那里，天生的统治者就该统治；在黑格尔那里，人民不过是乌合之众。天不生圣人，万古如长夜。没有他们及他们的理论，人类很难走出痛苦，达到理想社会。

三、自由抑或奴役？

由于坚信这种理想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建构论者认为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服从，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觉投身到理想社会的实现过程中，作为一个助产士去加速理想社会的到来，这才是真正自由精神的体现。但是这样的自由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吗？

波普尔与哈耶克认为我们可以先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来分析。这两者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两者都是并存的，问题在于孰轻孰重，谁在逻辑上优先。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一般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市民社会应高于国家，国家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强制来克服市民社会崩溃的趋势，是必要的恶。

建构论者则认为，理想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最高目标，是个人及社会的价值之源。因此，必须以国家的名义调动一切社会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高于社会。构建理想社会的出发点是良好的，但是要实现它就要求统治者有独裁者的权威，国家必须被置于比个人和社会更高的地位。黑格尔明确提出，国家的强大与扩张，必然压倒市民私生活的所有其它考虑。权力就是为国家服务的，国家就是法律与道德。

这样一切的问题最后都要由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来裁决，市民社会得以存在的私域被抹杀了。自由在这里并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计划者对社会成员为所欲为的自由。一种整体主义的目的论必将导致集权和专制，必将导致自由的消亡。

建构论者认为历史是呈线性发展的，但这不意味着人是无所作为的，理想社会必须通过人的有意识的努力才能达到。历史主义者大都是“能动主义”，积极当一个助产士，这就是他们理解的自由。

但这里实际存在一种悖论: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服从，那么自由同时又是不自由的了？人类的自由就在于自觉遵守他们发现的规律，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劳，只会是跳梁小丑。虽然它既没有让我们无所作为，但历史决定论却教导人们，要改变行将到来的变化是徒劳的，这可以说是宿命论的特殊形式。

自由是一种免于强制的状态，因此从本质上讲，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中，政府并不向个人做出肯定式的命令或指示。它所能够做的就是为个人提供一个受保护的私域，以使个体免受他人的侵扰，因此在私域中个人的行为政府是不干涉的。在哈耶克看来，政府所能够向个人提供的主要帮助必定是纯粹否定性的。但是大多数建构论者都反对这一点。为了实现他们既定的理想，建构论者必然会认为自由是肯定式的，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要”字句:要这样，要那样；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这都是肯定式的。

这样就给作为否定式而存在的个人私域带来威胁，因为肯定的方向都是为了整体的目的，个人主义成了利己主义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在自由主义者那里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代名词，真正的个人主义相信，“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那么他们取得的成就往往会超出个人理性所能设计或预见到的结果。”8）

四、道德主义抑或非道德？

建构理想社会的出发点大都是本着良好的目的的，也就是说是本着道德主义的立场的，道德的出发点是否就意味着在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手段、过程和结果中会将这种道德主义一以贯之呢？

建论者通常认为现存的社会是不道德的，希望以一个道德的社会代替它，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他们要不惜一切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认为由于其目的的道德性，在手段上不会存在不道德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难免会有牺牲，会有悲剧，这就是代价。但小的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这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在自由主义看来，一个人的痛苦并不能被另一个人的快乐来抵消，任何人都不得被用来做试验品与牺牲品。

此外，建构论者还认为统治者要懂得驭民术，人民所能懂得和理解的毕竟有限，让他们知道得多反而会误事，对他们过分迁就会造成放纵。

一部分建构论者希望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一种平等的社会，他们往往认为现有社会之所以不道德就在于其严重的不平等性，他们设计的平等社会是一种更为道德的平等社会。但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平等真的能够到来吗?

实际上人并非生而平等，这些建构论者也并不认为人是平等的，他们正是从不平等的现实出发去追求平等。但是在追求平等的名义下总会产生新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产生却是以“独裁”的方式确定第一个人在社会的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自由主义的平等是起点的平等和程序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但在建构主义者这里，既不是起点和程序的平等，实际上也没有结果的平等。一旦新的不平等产生以后，社会功能亦发生了转向，往往从“关注最不幸者到保护既得利益者”，9）道德也就无从谈起了。

道德与责任密不可分，只有责任感才能使个人意识到他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承担全面的责任，正是责任意识使人类去充分利用其有限的理性，成为道德的人。

表面看来建构论者似乎担负着无限的责任 ，但实际上他们正缺少责任意识的。因为他们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的发展有着严格的因果性的，他们是在历史的启示或领袖的引导下行事，故自己也就免除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个人似乎承担着无限的使命，但这种使命是抽象的，出现了问题，反而没有任何人出来为其造成的灾难承担责任，往往以历史代价论和曲折论来推卸责任。“历史主义怯于承认，甚至对于我们自己选择的标准而言，我们也承担着最终的责任。”10）

哈耶克认为，行动和责任总是具体的，抽象的行动是无意义的，比如泛利他主义就是无意义的。同样，责任也是具体的，“不存在由一群人共同承担的历史责任，这样的结果是往往任何个人都不承担责任，这恰恰是不道德的。”11）

结语

波普尔和哈耶克作为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由于人类只具有有限理性，这样人类不会存在一个终极完美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理想社会到来是可怕的。但不是说人类不要理想，而是不能有不切实际的过于自负的理想。人类的历史就是从不完善走向相对完善的过程，但永远不会有完美。他们认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要小心脚下的路，人类力求建立一个好的社会，应尽量避免走向人间地狱，也不要因追求建立人间天堂的理想社会而跌下人为的地狱。这样他们认为人类合适的位置也许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应该说波普尔和哈耶克对理想社会的批判过于激进和片面，人们可以发问的是:难道说自生自发的社会就是一种完善的社会吗？自由是人类一种永恒的价值，那么平等就不是人类价值的目标吗？如何处理好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从而实现社会的公正呢？罗尔斯正是看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问题而提出了著名的正义的两个原则，而社群主义者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比罗尔斯还走得更远。对此，我们只能说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注释:

1、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M]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2、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3、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M]，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4、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上），第76页

5、《通往奴役之路》[M]，第57页

6、朱学勤:《道德理想王国的履灭》[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7、《历史主义的贫困》[M]，第37页

8、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9、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第二、三卷，第240页

10、《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M]，第二卷，第418页

11、《自由秩序原理》[M]，（上），第99页

从理想国到思想国

熊培云

“柏拉图要理想国，熊培云要思想国”。这是我写在自己博客网站理想国（http://xiongpeiyun.over-blog.com）上的一句话。从“理想国”到“思想国”，首先要解释这两个国的源起。“理想国”取自柏拉图的名著《Res publica》（原义为《共和国》）中译本书名。至于“思想国”，则语出维克多·雨果的著名小说《Quatre-vingt-treize》（《九三年》）。

《九三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以保王党朗特纳克伯爵为首领的叛军在布列塔尼地区发动反革命叛乱。为了医治法国革命这块“第三等级的疥疮”，他们平均每天要枪杀三十个革命党人，口号是“烧光杀光，绝不留情”。与之相对应的是，革命党人认定“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因此实施革命恐怖。正是这种“形势不由人”，革命初期曾经极力主张废除死刑的罗伯斯庇尔祭起了断头台，一时间尘土飞扬，人头滚滚。

在革命者队伍里，蓝军司令戈万相对温和理性。他认为路易十六是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逃跑是其本能，而革命的恐怖会损害革命的名誉。“真正的革命观点是不指控任何人。谁都不是无辜者，谁也都没有罪。”人们不应该为了行善而作恶，推翻王位不是为了永久竖起断头台，打翻王冠，但要放过脑袋（Abattons les couronnes, épargnons les têtes.）。

小说的高潮是最后发生在关押戈万的监牢里的思想交锋，它以对话的形式似乎揭穿了法国大革命所有血腥的谜底。在受刑的前夜，戈万对前来看望他的革命强硬派、恩师西穆尔丹说：

Voici la différence entre nos deux utopies. Vous voulez la caserne obligatoire, moi je veux l'école. Vous rêvez l’homme soldat, je rêve l’homme citoyen. Vous le voulez terrible, je le veux pensif. Vous fondez une République de glaives, je fonde… Je fonderais une République d'esprits ?.

“老师，我们两人的乌托邦区别就在这里。您要义务兵役，我要学校；您梦想人成为士兵，我梦想人成为公民；您希望人拥有强力，我希望人拥有思想。您要一个利剑共和国……我要一个思想共和国（une République d'esprits）。”(注一)

本文所说理想国与思想国，各有所指。如何理解上一段话，亦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前者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理想国，人人都是国家的战士，奉行专制主义；后者则属于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是一个人人可以自由思想的共和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千百年来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精神流变，就是一场从理想国到思想国的漫长革命。

专制样本理想国

《理想国》是一部经典的乌托邦政治读本。如波普尔所说，世界受柏拉图著作的影响（无论好坏）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西方思想不是柏拉图哲学的就是反柏拉图哲学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图哲学的。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书对专制主义的源流考，便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专制主义样本国家开始的。

拜神谕式的启蒙运动之所赐，二十世纪，传说或幻想中的美丽新世界彻底撕裂了一个按部就班的人类世界。对于今人来说，了解启蒙者关于知识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显然，在《理想国》中以启蒙者自居的柏拉图是一位典型的“真理病”患者——自己永远正确，其他人等则想当然的错误或愚昧。

苏格拉底说，一土所生，彼此皆兄弟，每个人都有一双认识知识的眼睛。他的学生柏拉图则认为只有受到过高度训练的哲学家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神圣的形式或理念的知识。老天造人时在不同的人身上掺进了不同的金属元素。有的人身上掺了黄金，他们因而最宝贵，是统治者；有的人身上掺了白银，于是成了统治者的辅佐；像农民和工匠则分别掺了铁元素和铜元素。

柏拉图说，在城邦里每个人只能干一项工作，也就是那项最适合他的本性的工作。每个人应当牢记自己的职责；木匠就应该本本分分干木活，鞋匠就该老老实实做鞋。两个工人对调他们天生的位置，带来的伤害并不很大，但是如果不同的阶级之间发生流动，就意味着城市的陷落与倒退。如果城邦三个阶级（赚钱阶级、辅助阶级和护卫阶级）的任何一个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城邦就是公正的。

当说，“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与西方三权分立思想不无渊源。然而，通览柏拉图主义，它更适合作为维持一个封闭社会的阶级统治论而存在。其所谓 “创制一个最美好的国家，在那里每个公民都真正幸福”的理想，不过是让奴隶与奴隶主相安无事的安慰剂。所以，波普尔在总结理想国的五大特征时，首要一个就是“严格的阶级区别”——统治阶级是牧人和看家狗，而其他人都是家畜。

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是人人在思想与行动上都处于半军事化的国家。如波普尔所指出，像其他极权主义军事家和斯巴达的崇拜者一样，柏拉图相信对军事纪律的强烈需要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必须由它们制约全体公民的整个生活，因为不仅全体公民（他们全是战士）和孩子们，而且也包括那些地道的牲畜，必须在持续总动员的国家里度过其一生。一切当中最为重要的原则是：“任何人，无论男女，一刻也不能没有领袖”。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应当强化统治别人及被别人统治的习惯。

在理想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政治就是人民的生活。在柏拉图看来，首要准则是国家利益和实现统治（稳定）。只要是推进国家利益的都是好的、善良的、公正的，与此相反的就是坏的、邪恶的、不公正的。换言之，人的幸福感不是源于人的天性以及人们关于幸福的体验与直觉，而是来自国家的定义；或者说，来自柏拉图本人的定义。说你幸福，你就幸福。如果国家提倡这种道德，一个人为了所谓城邦或国家的利益牺牲，不计较个人的自我实现，不但死得其所，而且幸福无与伦比。

哲人王即思想+强制

野心勃勃的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除非，在他们的城邦里，哲学家们被授予王权，或者我们现在称为国王和寡头的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家；除非政治权力和哲学二者合而为一（而现在许多顺乎自然、得此失彼的人应由暴力加以镇压），除非这样的事发生，我亲爱的格劳孔，否则的话，将永无宁日……”

“哲人王”是《理想国》里的一个核心概念。吊诡的是，据柏拉图理解，真正的哲学家是那些热爱真理，同时又可以利用谎言进行蒙骗的人。“为了城邦的利益”，多么伟大的词，统治者便可以欺遍大众。换句话说，理想国里的哲学家们不是真理追求者，而是真理拥有者。真理只是这些哲学家们脑子里的产品，为了谋取最大的利益，可以随行就市。哲人王，不过是话语权与强制的合谋，是大一统思想的发源地。哲人王所统领的哲学家，就是官方意识形态专家。

作为“人类的医生”，柏拉图认为运用谎言和欺骗是统治者的职责。所以，当柏拉图声称哲学素养在抵制退化的危险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这种素养同样包括了统治者撒谎成性的能力。

教育是为了统治，而不是为了获得幸福自由的真谛。柏拉图说，“我们首先要审查故事的编者，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而拒绝那些编得坏的故事。我们鼓励母亲和保姆给孩子们讲那些已经审定的故事，用这些故事铸造他们的心灵，比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还要仔细……”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媒体审查的叙述之一。

毫无疑问，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是专制主义的。如其所说，“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无知者应当服从”。理论上这句话并无不妥，倘使让无知者统治世界，定然行之不远。然而，柏拉图没有解决以下诸种问题：谁是真正的聪明者？依赖怎样的路径去发现最聪明的人？以什么样的条件让他的聪明才智能够得到尽情发挥？关于人智力高低的“金银铜铁”说完全出自柏拉图的臆想，并无合法性基础，更不可能通过凡胎肉眼直接看出掺了金子的统治阶级里谁有最多的“含金量”，以充当哲人王驾驭权柄

叙述者手持枷锁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理想国》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重枷锁。

柏拉图给世人讲了一个关于洞穴的经典寓言，所有人都身处黑暗的洞穴之中，身戴镣铐枷锁，只有哲学家才有觉悟和能力跑到洞穴外面喝咖啡、晒太阳，哲学家还要把外面的阳光带回洞里。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那根冗长的所谓拴住了全体居民的脚镣，却是从柏拉图脑子里凭空生长出来的。从叙述的语序来说，柏拉图内心有无光明尚未可知，却已先入为主、肆无忌惮地将人类关进了洞穴。所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叙述者的枷锁之中”。

无疑，这种先验式的叙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继承：“有些人天生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则天生是奴隶；对后者来说，奴隶制是最适宜不过的……”

还应该看到的是，除了给被描述者带来枷锁外，作为叙述者本人的柏拉图也给自己安上了枷锁。这个枷锁就是政治唯美主义。

柏拉图的激进主义与政治唯美主义紧密相关，就像希特勒和波尔波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于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美丽新世界。柏拉图试图建立一个最美好的世界，而且消除了它的所有丑恶。如波普尔所指出，这种审美热情，仅当它受到理性、责任感以及帮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的迫切要求约束时，它才会变得有价值。否则，它就是一种危险的热情，有发展成为一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的危险。

可想而知，一些画家或诗人，具有艺术潜质的人成为政治领袖并将唯美主义这毫无约束的热情复制并扩大到政治领域将是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如波普尔指出，我们同情这种唯美主义的冲动，我建议这样的“政治艺术家”寻求以另一种材料来表现，而不是拿人来做试验。因为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然而，如上所述，许多绝望却是叙述者手持枷锁，凭空捏造的。

面对人类与语言的局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同样，在《反对大词》中，波普尔主张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特殊的责任，任何不能简单、清楚地讲话的人都应住口。

思想为什么必须自由？

与柏拉图及其后有意无意的追随者相反的是，波普尔主张“零星社会工程”，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反对乌托邦或整体论。这一点，和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进步”如出一辙。

本质而论，乌托邦即可归咎于人类的自负，同时也是对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的非分之想。如果我们承认启蒙运动的精髓是通过知识寻求解放，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类获得的知识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而来，而不是先验地可以一揽子获得。人若不能一揽子获得所有知识，就不可能成为绝对真理的拥有者。知识的贫困使人们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在此意义上，所谓伟大人物，不过是有机会犯下最大错误的一些人而已。

人的自由天性以及知识的贫困，是我们主张思想必须自由的两个前提。与黑格尔等历史理性主义者、“预言家”和“救世主”们不同的是，波普尔认为个人的尊严只有在自由批评的氛围中才能得到体现，具有真理意味的见解只有在公共批评空间中才有可能自由形成，它与人们怀有何种“动机”参与辩论无关。

“你可能是正确的，我可能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的批评性讨论不能使我们明确决定谁是正确的，我们仍会希望在讨论后对事物看得更清楚。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只要我们不忘记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正确，而是我们更接近真理……我们需要别人，以便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检验，弄清我们的哪些观念是正确的。批评性讨论是个人思想自由的基础。但是这意味着，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此，政治自由成为每个充分运用他的理智的条件。”

如波普尔所言，世界上只有两种政体，一种是被统治者只能通过流血才能摆脱统治者的政体，另一种是不用流血就可以摆脱的政体。前一种是暴政或独裁，后一种是民主政体。两者的根本区别，就是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有与无的问题。前者属于封闭社会，人们的生活习惯是一种神秘的、非理性的态度，反对变化，充满了禁忌；而后者是开放社会，人们把生活习惯当成可以批判思考的对象；前者的成员像一个有机体的器官或细胞，各据其位，各司其职，有发号施令的大脑，有惟命是从的手脚，而后者的成员在整体中的地位是可以互相竞争与流动的。

换言之，在哲人王时代，国家只有一个大脑，当这个大脑失灵，整个国家就会出现“脑瘫”，无论多健康的肢体，都不得不为这个瘫痪的大脑付出僵死的代价。专制社会最难解决的王位继承问题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骤然脑死亡后的改朝换代。然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人都有自己的大脑，都可以自由思想。个体的脑死亡，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甚至崩溃。因为国家之脑源源不断汇集了全体国民的智慧。它是海纳百川的知识，而不是自上摊派的真理。我们提倡多元化的社会，主张不要把一个国家装在一个篮子里，同样意味着不要把一个国家装在某个人的脑子里。所谓思想共和国，就是一个有机会让各种思想互相抵达，同时又分散了思想最坏的风险的知识共同体。

不久前，笔者与一位法国外交官聊天。言及对中国人的最深刻的印象，这位朋友的回答是当下许多中国人还不会独立思想，喜欢盲从，随大流。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近现代中国，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和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在中国“奇货可居”，引领精神。如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言，中国将以两百年之功完成中国政治及文化意义上的大变革与大转型。笔者相信，它同样需要一场漫长的关于知识与思考的革命。藉此通过数代人的努力建立一个思想共和国。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人人可以自由地思想与旅行。这将是一个人道的、人本的，以知识为信仰的新新中国。

重新认识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常常被戴上“反动”的“帽子”。保守主义究竟是否“反动”呢？顾名思义，反动，即主张社会朝相反方向运动的人；反动派，通常是那些不惜流血也要复辟旧制度的人。柏克所推崇的保守主义反对大革命，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柏克及保守主义维护旧制度。其实，柏克所代表的英国的代议政体不知比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恐怖政权先进、文明多少倍！而法国通向英国式的代议政体的道路一直坎坷不平，数百年的反反复复，历四代共和与帝制的嬗递才于1958年走上了正轨。所以，大革命并不先进，柏克所维护的制度并不落后。保守主义者也自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反动”、“悲观”，但并不以此为耻。保守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传统感。生活的根基恰恰就扎根在这样的传统与历史之中。托克维尔也无意在法国复辟革命前的旧制度。他向往的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而通过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是充满血腥和恐怖的新制度。柏克等人捍卫的现行的制度，不是古老的制度，而是捍卫个人自由的新制度。保守主义恰恰不是保守现状的主义，保守派才是回到过去或保守现状的人。

保守主义还常常被指责为“守旧”、“顽固”、“僵化”。保守主义听起来就常让人联想到久远的过去。保守主义古老过时了吗？不。也许保守的心态自古有之，但系统化的保守主义却是近现代的“新生事物”。保守主义不仅不古老，而且还相当现代。在人类早期及古代的社会思想中，并无叫保守主义的东西。相反，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社会政治信条，完全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尤其是对作为近代之象征的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反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古老的外表和现代的内核的奇妙结合。保守主义所推崇的传统、习俗等早已被普通人视为理所当然。它们对于维持秩序、稳定和安全等文明生活所赖以继续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些东西无需作特别的辩护，长期的存在已证明了其价值。保守主义是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健康力量。它唤起人们去区分文明的生活和野蛮的生活，呼唤文雅、谦恭、宽容、忍让和对人的价值、对传统、自由、秩序和正义的尊重。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保守主义如此注重传统，既然人类历史上长期实行奴隶制，那为什么今天不主张实行奴隶制呢？保守主义当然反对奴隶制。保守主义并不反对一切变革，道德习俗也会随着经验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与人们公认的道德生活相冲突的社会安排注定要消亡。柏克当年在国会就一直为废除奴隶贸易而奋斗。奴隶制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在保守主义流行的国家早就消失了。在近代，强迫劳动和广泛剥夺公民自由等类似奴隶制的做法盛行于激进主义政权的统治之下。

还有人可能会说，保守主义既然如此强调维持现状，那有如何避免偏袒权势者的指责？任何政治观点总是只促进一些人的利益，声称为所有人谋福利的政治主张，到头来可能从中受益的人最少。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以推进社会正义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倒是最具有精英性格，因为政治原则越全面、越抽像，可以“正确”理解并加以运用的人就越少，其他人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况且，把保守主义等同于“维持现状”本身就是对保守主义的误解。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为什么柏克当年不要求维持北美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现状”？为什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里根就任总统后发动了一场锐意改革的“里根革命”？

应当承认，保守主义的确有某种斯多噶主义的内在倾向，他们宁愿忍受现有的他们所熟悉的那些罪恶，而不愿意去遭遇新的难以把握的罪恶。保守主义常常这样形容自己:他们宁愿要他们熟知的魔鬼，也拒绝令他们陌生的魔鬼。而以理性主义为指南的政治激进主义却不断地用新的更大的罪恶来代替旧的较小的罪恶。

许多挖苦保守主义的人认为，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金钱。但是许多保守主义者像苏格拉底一样，生活在清贫之中，柏克即是一个典型。所以指责保守主义贪图经济利益或维护富人的利益是不公平的。应当注意到，许多保守主义者同时又是守旧派，而有更多的守旧派根本就不是保守主义者，或是自封的保守主义者。只有同时坚持自由的原则与传统原则的人，并认为自由的原则高于传统的原则的人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给人留下的形象常常是食古不化、刻板、缺少幽默感、知足、缺乏理想、远见和抽象思维能力。尽管许多保守主义者十分恋旧，但保守主义绝不是恋旧主义。

所以，保守主义有充分的理由主张: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只能选择适当的时候告别不适当的传统（如中国的妇女裹脚，印度的寡妇殉葬），只能对传统进行渐进的更新、嫁接，而不能连根拔除、全盘否定。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保守主义主张的是和风细雨，激进主义推崇的是暴风骤雨。保守主义在承认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充分地注意到，任何传统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传统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人们要用新的传统来改变它；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应当是双向开放的，而不能是互相排斥的。这也是保守主义与单纯的守旧态度的一个重要区别。

从《一九八四》到《窃听风暴》

熊培云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在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11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7个重要奖项。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也有对历史的思考。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考的艺术。

或许有导演会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不尽如人意的环境，然而，33岁的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诫世人——无论境遇如何，每个人仍可以选择，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不如其原义“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

片中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粗暴闯入。这种闯入同样表现为卫斯乐对作家家庭生活所实施的24小时监控。在这样一个人权得不到保护的时代，民众的居所不过是国家的替补监舍，它们随时会因为这种闯入而被转正。

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闯入略有不同。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卫斯乐则更像是出于“公心”。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卫斯乐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确切说，是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至于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则是一片空白。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有无数像卫斯乐这样的人甘于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风光无限。

今天，没有谁会怀疑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独立于国家目标之上的生活，公权力更应当在居民的门槛前收紧自己的缰绳。然而，在“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茨威格)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许多像卫斯乐这样的人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业亦为荣。他们一度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任何不信任政府的言行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

影片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60年前，天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那是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统治的国度。和卫斯乐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一九八四》里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为“真理部”卖命。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处于没收的状态。

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1980年代的东德更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把东德人看成世界上最糟糕的国民——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国家公敌”。那些生活于监狱之外的公民，不过是“假释犯”，理应受到国家的监控。

为此，东德设立了“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3人之中必有1人被监控。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80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社会的分崩离析同样体现在家庭之中，即所谓“老婆(公)在看着你”。关于这一点，卫斯乐的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他的妻子简妮·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相关解密文件有254页。

今天，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我们不难理解当年柏林墙东边的政治与生活为什么难以为继。如果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控制而不是增加民众福祉之上，那么纳税人所追求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从更抽象的层面说，野心勃勃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一切目的莫不是为了阻隔或割断社会横向的交往，借此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无条件投降。所谓极权就是要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境地。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莱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莱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对窃听设备的摧枯拉朽更像是为死去的极权统治料理后事。

德莱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一寸土地。

伸进居民卧室的权力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外形丑陋的章鱼。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甚至是未来世界的统治者。

显然，这个“海里吸血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的身体四通八达，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从脑袋上直接长出8条腕足，章鱼的形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跑到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碎了脑袋。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将西兰德的死归咎于一次普通的车祸。西兰德内心的纠结无疑在告诉观众，她真实的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西兰德的死，也因此成为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

西兰德曾经说: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然而，人的眼泪却是向下流的。卫斯乐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这一刻，相信所有人都像卫斯乐一样，在西兰德孱弱的命运中看到自己过去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然而，极权体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都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卫斯乐的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体制不是真实与持久的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卫斯乐的“光荣背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近乎绝望地对德莱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卫斯乐陶醉于德莱曼的琴声之时，观众看到一个吊诡的事实: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的第一手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使窃听者成为一个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性是重要的。极权让人忘记自己的存在，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公民肉体的欲望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与高潮的体验同样并非其他的人与物所能替代。《一九八四》里的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日渐磨灭的人性。在大洋国里，“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正因为此，一个时代从封闭走向开放，总是伴随着被压抑的性欲的破土而出，性欲觉醒成了良心觉醒的报春鸟。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对于卫斯乐来说，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莱曼夫妇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性爱生活时，卫斯乐身上人性的一面才渐渐开始复苏。卫斯乐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卫斯乐有了自己的私生活，他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由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电影《辛德勒名单》让这句铭文广为人知。人们赞美忠诚，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自救却不得不伴随着对旧体制的背叛与出走。为了保护德莱曼，卫斯乐开始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莱曼的相关记录，并想方设法支走了他的监控搭档。窃听者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与信仰，不过，生活并非别无选择——卫斯乐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反讽的是，在《一九八四》里，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卫斯乐则是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卫斯乐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个年轻的编剧兼导演。早在9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著名作家的私生活。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音乐何为？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多纳斯马克在《窃听风暴》里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时代“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与审美的坚定的扶持。一个社会解冻之时，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所以，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都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的“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显然，《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拯救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背叛中自救救人。当然，这部电影也在说服我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远程教育成为可能，卫斯乐灵魂的还乡之旅同样为观众展示了“柏林墙时代”的另一种远程教育——如果窃听者不满足于既有知识，有学习的愿望，那么就有可能让自己变成了被窃听者的“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当窃听变成“偷艺”，它也并非全无希望。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评《浪潮》

熊培云

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么？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1. 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Rainer Wenger)是该校一位老师。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

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 这是他的开场白。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 "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学校礼堂。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2. 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教学实验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Tim）的出场，恰恰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

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作"软脚虾"。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鬼当兄弟。

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手枪一样。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弄得文格尔莫明其妙。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

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当他像赵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被集体化如何被异化。

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 "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从前我总是惹事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然而，这种平等，正如托克维尔在1848年的一篇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 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显而易见，浪潮寻求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向奴役之路的过程。

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浪潮"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4. 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 "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联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试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魇，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会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450伏。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10个女生围住另一位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

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我曾经说，没有底线地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人生很长，革命很短——评电影《华丽的假期》

1980年5月18日，当全副武装的韩国军人出现在赤手空拳的大规模抗议学生面前时，多数光州的平民依旧在日常的琐碎生活中手忙脚乱。或许有些人在祈祷，有些人在恋爱，有些人在为了一毛两毛的菜钱讨价还价，还有些人在看那个时代的肥皂剧。

当对峙结束，军队开始殴打学生，鲜血洒满光州的街道时，大多数市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正如《华丽的假期》一片的开场，影片主角民宇开着出租车在林荫大道上惬意地行驶，路边黄灿灿的麦穗随风轻摆，天空晴朗煞是好看。随之镜头一转，即是南韩某部队奉命空运去光州的场面，士兵们在机舱中接到长官的命令:“行动开始，我要他们的血。”像是吃了致幻药的军人，眼神凶恶。但在“阴云密布”下的光州的夜晚，民宇像往常一样开着出租车去接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弟弟振宇去教堂，振宇是法学院学生，刚刚下晚课。他们在车内互相打闹着，快乐而满足。

如果没有那场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波，民宇和振宇这样的年轻人的一生会被历史的车轮默默碾过，像一粒粒尘埃那样扬起又落下，惊不起一片云彩。然而，一场莫名其妙的“叛乱镇压”却使得他们被卷进历史的风暴中心，他们的名字，也将在不久以后成为“自由民主斗士”的代表被人们长期凭吊。

这场“叛乱”正如其他一些“叛乱”或“暴乱”一样，其真实面貌是由学生抗议集权统治、抗议独裁政府，要求自由，要求还政于民而兴起的民主运动。“全斗焕下台”，“结束军政独裁统治”，学生的抗议被当局粗暴地定性为叛乱，由此，军队四处进驻城市，随时准备镇压；继而，血肉横飞，死伤无数——这悲剧性一幕，在世界历史上惨遭扑杀的学生运动中几乎都曾上演。

这就是韩国敲响了军人独裁统治的丧钟，推进了政治民主化进程的“5·18运动”，史称“光州惨案”。影片《华丽的假期》试图表现和颂扬的，正是在这场运动中被罪恶的政治阴谋牺牲掉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出租车司机、医生、护士，老师和大中学生。

自“光州惨案”发生以来，韩国的文艺工作者从未放弃过表达真理、还原真相的努力，各种涉及“光州事件”的影片层出不穷，也正是韩国各界人士的不断努力，才使得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

2007年的《华丽的假期》以其正面的展现成为这众多影片的代表。然而，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11月23日晚，第28届韩国电影青龙奖颁奖仪式上，事前曾获得8项提名的话题影片《华丽的假期》却颗粒无收，爆出最大冷门，不过，该片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成功跨入韩国影史票房榜第八位。

血洗光州

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平凡的出租车司机民宇，千方百计地追求与弟弟振宇同去教堂祈祷的护士申爱，单纯善良、积极向上的振宇则一心要做法官。不料他们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事变打乱，从此走上反抗的不归之路。事变的进程中，民宇和申爱相爱，而最终，他们的爱情敌不过无情的枪弹。影片以线性的叙事，将军事镇压的过程描述得一丝不苟，片中对当时韩国政府和军队在镇压中丧失人性和残忍行为的无情揭露，表现出影片制作者相当的勇气。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光州事件”，这段韩国历史上最为沉重的记忆在公开的媒体报道和文艺作品中被禁止提及。《华丽的假期》并不是第一部围绕“光州事件”展开的电影，但其他同类电影所不能比的是，它试图以故事片的手法重现从5月18日到5月28日那10天光州抗争的完整经过，是韩国影史上第一部从头到尾讲述“光州惨案”的影片。

从普通人的视野出发，着力从个人的遭遇中还原历史的真相是影片的用意所在。影片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是在朋友伊金的“指点”下，民宇邀请申爱去看电影，此时街道上已充满紧张气氛，正当民宇看得开心时，突然，烟雾笼罩影院，“救命”声刺耳来到，只见一个人挣扎着爬进影院，却被后面赶来的军人迅速打倒在地。慌乱的观众尖叫着涌出影院，冲到街上，却都被眼前恐怖的画面惊呆了:军警在四处打人，或者不如说在杀人！镜头切转，一个军人好像疯了一样，使劲击打一个学生，鲜血飞溅到电影海报上，惨不忍睹。申爱吃惊地张大嘴巴，转过脸去，民宇的眼里也充满困惑和惊奇。

韩国当红小生李俊基扮演的振宇是血气方刚的学子，当得知自己的同学相弥在第一次冲突中即被军队打死时，毅然悲愤地决定参与“学运”。而影片主角民宇，不愿意弟弟卷入随时会丧命的斗争，虽然他在冲突伊始就为了保护申爱挺身而出袭击了军警，出于良知救助受伤的学生，他的心里却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抵抗。

在振宇兴冲冲地参加完游行回家时，民宇挥手给了他一个耳光。很快事情似乎起了变化，当抗议的学生和市民收到广播站播放的消息——军队即将撤离光州市的军方消息时，他们手舞足蹈地庆祝胜利，一向爱开玩笑的伊金甚至当众戏谑羞辱了军人。善良的民众当然不会知道，军人们此时的隐忍是为了彼时更大的发泄。当韩国国歌奏起，太极旗在道厅楼顶升起时，市民们一同向国旗致敬，高唱国歌，然而紧接着，却是军人整齐划一地举枪，冷漠而残酷地开始射击，仿佛他们扫射的只是一群活动的靶子。

“民宇们”由被动的抵抗到主动的还击，暗合了中国的老话“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他们在退役将军朴兴洙的帮助与领导下，自组民兵队，开始了与武装部队长达10天的对抗。在影片里，导演以大量近乎惨烈的记录镜头，赤裸裸地表现了民宇等人与军队血战的场面，每一处都触目惊心。

影片快结束时，本来已准备投降的民宇，却只是因为不愿意被称作“暴徒”而再次端起枪，于是他永远也无法实现对爱人的诺言，成为纪念碑上一座冰冷的雕像。“暴徒”，这个军队强加在无辜学生和市民身上的污名，令民宇不惜生命去拒绝接受。几乎所有参与保卫光州城的学生和市民都被枪杀了，当然，还有无数参与运动的人被捕入狱。

“华丽的假期”作为片名是一个反讽，但它来自当时军事政权对“5.18运动”采取镇压的作战代号。不能不佩服独裁者的想象力，把一场残忍的屠杀幻化作眩晕的迷梦。然而影片官方网站的名字则是:记住“5·18”。

和《华丽的假期》直面惨淡的历史不同，2007年另一部韩国电影《古老的庭院》以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光州惨案”为故事背景，从侧面痛击了韩国那个不堪回首的独裁年代。

《古老的庭院》改编自韩国著名作家黄石英的同名小说。主角吴贤宇是一个被独裁政府通缉的社运分子，美术老师韩允姬将他藏匿在乡下几个月，其间他们产生深厚的感情并相爱。后因担忧一起参与“光州民主运动”的朋友，吴贤宇与韩允姬分别，却很快在汉城被捕入狱。17年后吴贤宇出狱，韩国已是民主之邦。而他当年的爱人韩允姬，也已死去多年。电影在吴贤宇寻找与韩允姬过往的美好记忆中，将现在和过去的情景以平行蒙太奇的手法互相穿接，物非情逝，唏嘘不已。

影片中有一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当吴贤宇再次遇到当年一起战斗的伙伴时，大家都已到不惑之年。餐桌上朋友们都很沉闷，不多的谈话间也只是随便说说现在的事业和家庭，谁还在为昔日的“革命”发愁呢，明日的“稻粱”就够人筹谋的了。一个事业有成的朋友这样说另外一个失意者:“你呢，就知道喝酒，还有什么人生。”他的朋友这样回道:“那是因为人生时间很长，而革命很短。”这一句，真是道尽人世沧桑。随后他和另一个喝醉了的人扭打在一起，这个曾经坚定的革命者这样骂道，“你这个混蛋的背叛者！”被压在地上的人则含混不清地说道，“混蛋，是啊，你，我，我们都是混蛋！”吴贤宇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他能说什么呢？他又回想起和韩允姬初次相识的日子。

吴贤宇当初下定决心离开深爱的女人韩允姬，是因为对那些毁灭了一切的独裁者刻骨的愤恨，是为了心中那难以抑制的献身真理的崇高感情。那个时候对他来说，“革命”是无可阻挡的，即使是生死相许的爱情，也需要被牺牲。雨夜，当他离开时，韩允姬无奈而伤感地说，“我把你藏起来，还要照顾你，甚至让你跟我做爱，你为什么还要离开？再见了，你这个白痴！”谁能想他出狱后就与韩允姬生死相隔。当“革命”的理想已然实现，自己的人生却并未因“革命”的胜利而变得更加美好，当初的选择究竟是对是错？也许有人会说，人生很长，革命很短，这只是犬儒主义者的心声。然而，当理想的激情不再，喧嚣终究归于平静时，那看似无穷无尽的人生，那剩下的漫长而无趣的人生，究竟要怎样继续呢？影片给出的答案，就是韩允姬留给吴贤宇一个可爱的女儿，这个女儿，值得他好好活下去。

一个人落寞的秋冬影像与残酷的记忆画面交替出现，在吴贤宇现实的形影相吊与过往二人欢愉的强烈对比中，观者可以深刻地感受韩国曾经的独裁政治和镇压“光州民主运动”对韩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心灵伤害。

《华丽的假期》中，“叛军”的领袖朴兴洙将军说过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比枪炮更强大的，是人”。这话是针对前来光州市坐镇屠杀的司令官崔胜基所言，朴将军是想让这个以为武力能战胜一切的军人知道，屠杀不能解决问题——“全斗焕下台后，1988年，光州‘5·18’事件很快就被国会重提。1993年第一个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1997年，金泳三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为死难者家属支付赔偿金。镇压‘5·18’事件的元凶两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以内乱罪被课以重刑。”

商业化方式

《华丽的假期》和《古老的庭院》都拥有商业电影的骨架。如果抛开“光州惨案”所造成的历史心结不谈，对于那些对“光州惨案”一无所知的观众而言，这两部电影，不过都是既有暴力而血腥的街头枪战，又有甜美而感人的爱情，更有标准的韩国美人和俊俏小生，以及精致的人物化妆和画面影像的韩国娱乐片而已。

《华丽的假期》动用了韩国目前较红的男女明星，几乎所有的影片介绍都会特别加上这么一句:100亿韩元打造的“韩国版珍珠港”战争大片。《古老的庭院》更是由近年颇走红的池珍熙、廉晶雅联袂主演，很多观众甚至就是因为主演去看的影片。

为了不让片子过于沉闷和痛苦，《华丽的假期》甚至设计了两个小丑式的搞笑人物调节气氛，一个是拖家带口的出租车司机，一个是自称为社会渣滓的街头混混。这两个总是在最危急最惨痛的时刻出现，以戏剧化的身体语言和可笑的对白表情让大家放松神经的人物的存在，或许是沉重的人们在缅怀历史之时，所惯常的有意识的意义消解。

退役将军朴兴洙同样是一个典型化的商业片人物。他在电影中所领导的全部由光州百姓组成的武装反抗团体，应该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光州民主民众抗争领导部”的化身，然而这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前特种武装部队首长所具有的冷静、克制、机智，以及对军械武器的熟悉，几乎让人们相信，他更应该出现在好莱坞的英雄主义大片里，何况，他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儿，以便为影片另外的主角构建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无论如何，如果对比两部片子中关于惨案经过的画面，便会发现一些类似的镜头，人们对于惨案的记忆是那么的相似，应该相信，商业片的骨架之下，那惨痛的血的记忆才是导演真正希望传达的东西。

巧的是，两部影片的结尾也有些类似:《华丽的假期》一片最后，女主角申爱护士在一辆插着南韩国旗的吉普车上声嘶力竭，一遍遍地重复哭喊:我们要战斗到底，我们不管怎样都要保卫光州！亲爱的光州市民们，请不要忘记我们……随即，是民宇和申爱的婚礼合影，所有已经在斗争中被杀死的人都喜气洋洋，唯独活着的申爱面容悲戚，镜头定格，影片结束。

《古老的庭院》最后，镜头扫过并定格在韩允姬生前画给吴贤宇的一张素描上。画的最上方，是韩允姬的父亲，年轻而满脸书生气，和她与吴贤宇的女儿恩晶，张扬着青春的活力；画的两边，是美丽的韩允姬自己和她年老的母亲；画的最下方，是得癌症后剃了光头的韩允姬和少年时代英俊的吴贤宇。

两部电影，一张照片和一张画，几代人的人生都凝结在上面。

《V字仇杀队》：从恐惧到民权

从某种程度而言，《V字仇杀队》同《黑客帝国》系列仍有着几分相似，那便是对极权控制的黑色思考。

对于娱乐电影，我从来都不排斥，不过个人可能更偏爱那类带点思考性的娱乐电影。有一类娱乐电影虽然包裹着商业的外壳，但骨子里却有着导演独特的思维方式，诸如《黑客帝国》。《黑客帝国》的导演沃卓斯基兄弟此番扶自己的副导演迈克泰格上位，让他来执导了影片《V字仇杀队》，尽管如此，但这部影片的骨子里依旧是沃卓斯基兄弟的思维。从某种程度而言，《V字仇杀队》同《黑客帝国》系列仍有着几分相似，那便是对极权控制的黑色思考。

《V字仇杀队》秉承了《黑客帝国》以来强烈的视觉效果，但却控制在极为有限的部分。因此与《黑客帝国》不同，影片的视觉效果更多是为影片的表达而服务的。抛开影片的商业外壳，我以为影片一直在努力表达它的思想内核，希望观众能够领略电影所表达的意思。在看完这整部影片之后，令我突然想到了狄更斯的《双城记》、乔治·奥威尔的《1984》，还有罗伯斯庇尔。与同为英国作家的狄更斯和奥威尔一样，巧合的是电影的原著作者阿兰莫尔也是位英国人。这几位英国作家的共通之处是在其作品中都表达了对政府恐怖主义和强力极权的否定。

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三巨头之一，在镇压复辟势力时曾推行了革命恐怖主义政策，正所谓杀错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样的政策是非常受争议的，也许在历史进程中似乎有其存在的必要，但它却违背很多东西，同时也容易误入歧途。影片《V字仇杀队》中的极权政府正是用这样的强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统治，使权力达到为所欲为的程度，人权被任意践踏。

独裁者舒特勒的上台正是利用了民众的恐惧心理，刻意制造恐怖活动来实现自身权力的空前集中，一个极权独裁政府从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于是政府日益剥夺了民权，以对付恐怖主义为借口，通过监听监视、药物控制、秘密警察等各类手段来维持独裁。从影片中诸多象征性的细节来看，舒特勒的身份更像是影射纳粹元首希特勒。不过在改编后的影片《V字仇杀队》中似乎更透射出对当前布什政府所推行政策的质疑。《双城记》中狄更斯对以暴制暴革命手段的忧虑和否定，以及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对独裁极权统治下思想禁锢与民众集体失声的描绘都在影片《V字仇杀队》中有所展现，影片实际上认为以任何借口来推行诸如挤压甚至剥夺民权的政策都是非常危险的，它的负面效应通常会大过正面作用。

影片中围绕“恐惧”展开过较多的谈论，而娜塔丽·波曼所饰的女主人公艾维实际就是一个面对恐惧的民众缩影，而V怪客最后帮助艾维完成了一次蜕变，克服了自身的恐惧心理。在这里影片说明了心中有恐惧必然会有弱点，所以也容易被独裁者所利用。在影片中V怪客有计划地点燃了民众的愤怒，利用愤怒来克服恐惧心理，从而也使得民众的思想得以复苏，从而在影片最末处涌现出成千上万的V怪客，使V成为民权复苏的一个符号。在帮助艾维克服恐惧的过程中影片插入了另一个小故事，那就是女同性恋者不被社会认同以及在极权统治下被任意摧残的故事，对同性恋的同情实际上来自导演沃卓斯基兄弟自身的一种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