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渔

　
　2006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介绍15世纪以来欧美列强的崛起经验。1989年之后我们经常被告知列强崛起是因为不择手段，这次
则被告知他们的崛起是因为制度建设。《大国崛起》试图重接80年代的思路，表达了两重含义：一，中国应该向欧美各国学习，尤其是学习制度；二、中国虽然地
大物博、人口众多，但依然属于第三世界，有待“大国崛起”。

　　就在《大国崛起》之后，世界形势突然发生变化。2007年次贷危机
从美国蔓延到欧洲，2008年中国主办奥运会，两厢形成鲜明对照。于是，《大国崛起》的思路宣告作废：盛世对于中国而言不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欧
美不再是中国的学习对象，而是反面典型，中国拯救世界的说法开始出现。2009年，《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当中国统治世界》接二连三地出版，
并且频频登上排行榜。“大国崛起”之迅速，有甚于当年三年赶英、五年超美。

　　在中国，几乎每个朝代都自称盛世。但是，此前的盛世
合唱多是自编自导、自拉自唱，这次却有很多台港同胞、海外友人参与合唱，包括演员成龙、经济学家张五常、社会活动家李敖、陈文茜各色人等。尤其是张五常、
李敖、陈文茜，此前以批判性而著称，现在却争先恐后地讴歌盛世。

　　2010年上海世博会，所有临时建筑限高20米，位于东西、南
北轴线的永久保留的中国馆高达63米，“东方之冠”冠盖天下，万国四方来朝。中国仿佛重回天朝时代，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不绝于耳。在山寨文化作
为主流的时代，一种中国原创的盛世美学发育成熟。

世界工厂和土地财政

　　封闭国家的盛世美学具有超凡魅力，
却很容易“见光死”。1966年开始的中国文革，曾经对1968年欧洲的“五月风暴”有过直接影响，那以中国的绝对封闭为前提。对中国有过美好想象的美国
批评家桑塔格，在20世纪70年代有过一次中国的朝圣之旅，尽管中国方面努力向她展示符合想象的一面，当桑塔格发现这里更接近1984，而非1968，立
即放弃了中国想象。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虽然尚未形成开放社会，也不再是当年的封闭国家。盛世美学不再依靠意识形态支撑，而
是以国家经济为后盾。中国的经济模式，已有很多学者予以分析，它的两大支柱是世界工厂和土地财政。

　　世界工厂使得上亿农民的生活
维持在温饱水平，既不至于因为饥饿引发大规模危机，也难以成长为更具公民权利观念的中产阶级。世界工厂大都是血汗工厂，由于人力成本低于机器成本，一些企
业甚至以人力代替机器。血汗工厂的廉价商品占领了世界各地的超市。在工人可以通过工会等渠道有效维权的国家，很多工厂无法降低人力成本，难以与血汗工厂竞
争，要么关闭，要么移居中国，更加证明了中国模式的所向披靡。

　　中产阶级的处境与世界工厂的工人没有本质区别，将近一生的收入被
住宅预支。土地国有制使得地方政府从出售土地使用权中获得大量财政收入，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在房地产中获得高额利润。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各
种政策优势使得国有企业处于绝对优势，民营企业难以与之平等竞争。2009年，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引发舆论的普遍担忧。山西省以安全和优化为由进行煤炭企
业重组，民营煤矿被国有化，仿佛再次上演建国之初的“公私合营”。

庆典美学和灾难美学

　　世界工厂和土地财
政使得中国具有了硬实力，但是国家富强不等于民众幸福，“大国崛起”不等于“和平崛起”。面对种种批评，中国一直有着软实力焦虑。在这种情况下，盛世美学
大显身手。

　　盛世美学的常见形式是庆典美学，即通过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举办重大庆典展现盛世景象。在封闭国家，庆典往往在政治节日
（如建国日）或传统节日里进行。这种庆典美学，只能供国内公众消费，在国际上不会产生影响，由于国家是封闭的，这种自产自销的美学可以进行自我循环。已经
开放的中国不会满足于此，更为注重“走向世界”。今天，去中国的任何一座中等以上的城市，几乎都会发现这座城市悬挂着横幅或招贴，预告将有一个国际活动即
将在这座城市举办。当地媒体会把这项国际活动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渲染得无以复加，尽管离开了这座城市，就无人知晓。

　　奥运会和世博
会超出了城市庆典的层面，成为国家庆典，把盛世美学推向极致。从申办到筹办到举办，一个庆典的美学效果可以持续五到十年，整个过程具有全面的动员效应，也
为强力维稳提供了理由。庆典美学遇到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后庆典时代”。但是，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不断庆典论”取代了封闭时代的“不断革命论”，保证了
庆典美学的可持续性。正在举办世博会的上海，已经通过了迪斯尼计划；即将举办亚运会的广州，准备申办2020年世博会。同时，中国还准备申办世界杯。按照
惯例，世界杯的场地将设立在多座城市，庆典美学的有效范围将会更大。中国还尝试让庆典美学走出去，比如2009年中国成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但是对很多
事件缺乏可控性，效果并不理想。

　　对于盛世来说，灾难是巨大的污点。但是，盛世轻松地消解了灾难，发明了温情脉脉的灾难美学，灾
难的残酷性被救灾的好人好事取代，救灾者成为主角，遇难者成为配角。赈灾晚会是灾难美学的集大成者，将灾难变成晚会。捐款的个人或企业，成为道德偶像，他
们是否兑现捐款承诺，却不再重要。观众满足于瞬间的感动，如同看一部灾难片，与其说是被灾难中的人性感动，不如说是被自己感动，被自己的同情心感动。遇难
者成为一个抽象的数字，有时甚至连抽象的数字也是一个秘密。灾难美学的核心依然是乌托邦叙事，通过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遗忘现实。灾难美学代替了灾难反
思，每次灾难之后都上演一轮美学汇演，然后等待下一次灾难的到来，成为与“不断庆典论”相辅相成的“不断灾难论”。“不断庆典”的运转需要巨大成本，“不
断灾难”却是召之即来，挥之不去。

　　庆典和灾难互相冲突。但是，庆典美学和灾难美学并行不悖，甚或相得益彰，这是盛世的美学奇
观。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以地震遇难者口吻撰写的“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将庆典美学和灾难美学合二为一，受到网民的批评。但是，在更多的
时候，盛世美学有着为数不少的受众。

盛世美学和盛世危言

　　盛世美学以及它背后的经济模式，会不会
作为中国模式向外输出？这个问题引发很大争议。按照惯例，认同中国模式者应看好其对世界的影响，批判中国模式者应看低其对世界的影响，实际情况却相反。
《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对自己取这个书名有一个“辩证”的解释，他说：“这是因为中国永远不可能真正统治整
个世界。美国没有，英国没有，中国也无法统治世界”。

　　
　　我不太喜欢动机论，但是鲁迅对于海外友人有过这么一段涉嫌
“动机论”的评价，值得温习：“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
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灯下漫笔》）事实证明，称赞中国模式者（尤其是台港同胞、海外友人），通常获得不菲的利益回报，不仅出版
著作、发表演讲一路畅通，还经常作为“友好人士”享受贵宾级待遇。

　　一直对当代中国“低人权优势”等状况有所批评的秦晖先生，在
2007年撰文《第三种可能》，指出“有一种可能，就是用中国在权力不受制约的前提下形成的有某种特征的市场经济，改变了全球市场经济经过100多年已经
形成的某些规则”。与封闭时代相比，当下的盛世美学更具光圈效应，不易“见光死”，但它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然是一个疑问。

　　富
士康的连环自杀和丰田的罢工，暗示“血汗工厂”的模式逐渐走到极限。尽管这些厂家在血汗工厂里已经算是条件优越，工人们的满意度却越来越低。与其说工人不
再吃苦耐劳，不如说工人不再愿意成为血汗机器，开始在温饱之外寻求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很多工厂开始从沿海迁到内地，以维持低人力成本，但是日益老龄化的年
龄构成，将使得“低人权优势”面临无人工作的困境，最近两年的民工荒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土地财政同样面临重重问题。首先，房价
已经抵达甚至超越天花板。政府试图让房价保持稳步增长，以保障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但是，在不完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房地产陷入疯涨、控制、报复性疯涨的
循环。其次，即使房价可以无限制地上涨，拆迁引发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平息这种矛盾的维稳费用愈来愈高。关武君先生在《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据清华大学
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
5140亿，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并且，公共安全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维稳
费用的增长，将会加大赋税征收力度，这又可能引发更多的群体性事件，需要更高的维稳费用。如果陷入这种恶性循环，这种经济模式将难以为继。

　
　盛世美学本身也值得反思，公民的日常生活比庆典更重要，庆典不能取代日常生活，更不能取代灾难。盛世美学虽然使一个国家具有光辉的国际形象，但是背后隐
藏着各种危机。一个可持续的盛世，应是国富民强，而非国富民弱，公民权利的重要性丝毫也不亚于国家形象。周有光先生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指出：“（有一
种“中国模式”）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国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国的模式起来了，大国崛起嘛。这种说法鼓吹说，将来世界中国模式代替美国模
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这种“盛世危言”，虽然没有“盛世美学”光彩耀人，却值得细细回味。

　
　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