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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上推特，看到很多条批评、质疑和讥讽国家总理温家宝近年来政治作为的推文。其中，有位推友转过来一个推，推上说8964的时候，赵携温到广场看望学生，“我当时距离他不过五米，我注意这个人当时紧闭嘴唇，眼泪在眼圈里转。我不认为他当时是演戏，因为我感受到那种真诚。”我转推了这条文字。后来，我看见不少推友在纷纷质疑这件事。

晚上11点多，我熟悉的一位维权律师上来了，他接连发出好几条推，依然是那种一语中的的语气，不容置疑的口吻。一看就是这老兄！因为他深受“流放”之苦，所以来自他身上的感触尤甚。“当我们还在期望着政改的时候，其实改革已经结束了。30年的改革已经改出了一个官僚利益集团宰制中国的社会格局，10%的政治经济精英盘剥90%的屁民，这是一个超稳定的政权模式。”“温鼓吹政改是作秀，是欺骗，在反对派，热捧温则是十足的糊涂，自作多情。”这家伙仍是这般犀利！他对中国政治的洞悉，无疑有着深刻的一面，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大批关注中国发展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认知。我不能说我不同意。不过，作为一个体制内人，看这个问题的角度似与大家略有不同。我想，作为一种探讨和另一种思路，说出来无疑是有意义的。遂以一个身栖体制，但源自草根的思考者的立场，与所有关注中国政治改革走向的专家、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探讨。


说起来很有些“可耻”，我是一个在体制内生存了近三十年的人。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很多体制内人一拨又一拨的纷纷下海谋职离开体制，我好像从未动过此念，因为除此之外，我又能在哪里求得生存呢？还有，政府部门那种超稳定与超惰性结构，无形中使人安心赖在体制，难有非分之念。近十年来，借助互联网超强信息传播功能，给任何一个活在中国，并且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思考者一个开放的平台，一个可以言说、参与的巨大空间，使我们很轻松地获知这个世界所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或不重大的事件与评述。每天每天，无数猝不及防的人物与事件，大到民族危机自然灾害，小到人生悲剧生民苦难，无一不冲击着我们的心灵和神经。特别是发生在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的故事，尤为触动这块土地上被唤醒却无路可寻的人们的痛感。

近年来，通过阅读、思考和反省，尤其是每天每天触及眼眸的那些公民个人与社会群体遭受体制之殇的令人哀痛的事件，让我对体制外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发自社会底层的呐喊，以及为捍卫公民宪法权利而奔走抗争的每一个个体深怀钦敬的同时，开始对体制这个“怪物”顿生探密之心。我开始反思体制到底为何物？中国体制遵循的是一种什么“文化”？人在体制内生存会被异化为何种动物？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论及人在体制，无不感受其间弥漫着的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x”，它具有一种神秘效应，销声除音麻木遁形。人在其间，便受其钳制。那种无形的“文化”，杀气腾腾地指向每一个欲在体制内求生存者。蜷缩在体制的每一天，你都会按下一个自我提醒的止压阀：这是体制内，你是体制中人。每每有飞将而起的翅膀，也会自动跌落于体制为你准备的销声除音的沙漠中。多年来，生在体制，但我一直避免与体制有任何亲密接触，在那个庞大的机构里，一个还披着体制外衣的人，内心早已成为那个体制的叛徒。有时我也无不如此安慰道，我留在此地的目的，也许是上帝的特意。让我身上烙上体制之伤，然后体味其中的秘密。

正因为深谙体制加害于人的深重之无形，同时受惠于这些年网络思想文化和政治学法学思想启蒙，渐渐学会以一个民间立场的体制内人对体制之恶保持防范和警惕。深知作为公民和纳税人，在一个现代政治框架中所具有的不可让渡的宪法权利，具有批评、质疑、问责政府及其官员行政行为的权利，以及捍卫个人基本人权，并对政府公共事务足够的知情权等。作为政府，天生就该接受上述来自公民和公民组织的批评、质疑与问责，如美国总统小布什面对公众时的调侃：“我现在正站在笼子里跟各位见面讲话。”乃是出于“政府是一个需要被关进笼子里的怪兽”的西方宪政理念。

这些天，陆续在读长平先生的博客文章，又闻之余杰先生的著作《中国影帝温家宝》在香港出版，昨天在推特上，比较集中地看到一些知识分子对当下中国时政的评论，特别是上面那位维权律师的言论。这些批评和评论，论及各种复杂社会现象，关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以及对诸现象的精彩解构，无一不直指一个根本的母题。也许点到穴位，也许直捅要害。尤其那位律师，非但把死穴点将出来，还告知那死穴根本绝难复生云云。以上种种，在我这个“体制内生存，体制外思考”（吴仁华先生语）者看来，内心很是复杂，并且有种隐隐的不安。我总感到很多批评，均来自完全的体制外人和完全的民间立场，且相互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源自于大体相同的思想资源和价值建构，并且差异不大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心理。看得多了，基本上固定为一个模式与版本。只因每个人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理路、角度、分寸和个人局限有异，方显面貌千秋。于是我想，我们还能不能提供另外一种解构中国问题的价值维度，还能不能找到另外一种思考中国问题的精神向度？

公开的质疑和批评，在过去三十年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一直是缺省久违的东西。而今的互联网时代，只要打开网页，不费力气就可寻到网民公开谏言、批评、投诉、举报以及问责的帖子。这在网络广泛兴起于中国之前，是无法想象的。互联网的诞生，无疑为中国社会言论自由的拓展，立下了非比寻常之功。但我想，一个正在培育的现代公民社会，无论是对政府的质疑批评，还是对政要的公开问责，无疑需要这个社会的公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保持清醒的人格，去建构一个批评的规则，并且摸索一种有效的方式和理性的尺度。谩骂无济于事，讥讽也只能解一时之气。而知己知彼，善待对手，乃方显批评的风度和公民的气质。批评的艺术乃尽在其中。

有一次，我乘坐出租车，与司机随意聊天中，那位司机也跟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心存一个共同的情结，希望中国能够出现前苏联戈氏那样的领导人。但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这样的领导人？可能答案很多，但我愿意从中国这个僵硬的体制来解读。

一个认同西方普世价值的领导人，一个公开宣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国家政要，为什么没有去实现他的政治追求与政治理念呢？我以为这一切，很大程度皆源于体制。中国社会内部超稳定的政治体制，除了扼杀存活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芸芸寡民，同样扼杀一位意欲有所作为的政府政要。在那个附着了3000年中国文化最深重的痼疾之毒、既垂垂老迈又恶血纵横的体制，一个单薄的个体，很难撑开那扇铁窗数道铁门而穿越理想之谷。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生态的严酷与无情，其实是可以想象的。否则8964赵紫阳先生的出局，就不好理解了。

人生是复杂而多元的，人性更是复杂多元。一般来说，人性里最容易识别的，是简单的、直截了当的美和简单的、直截了当的恶。这是数十年中国教育和3000年中国文化结下的恶果。缺乏中间思维，缺省对复杂人性的深悟，除了二元思维，还有什么？二元思维，是1949年以来导致中国多场灾难主导性思维体系，也是烙在中国人精神主体中的主导性选择。在绝对的是与非之间，其实还存在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哪个人敢扪心自问，说你的内心没有这个灰色地带？这是上帝安放在每个人心中的一块人性的缓冲带。为什么人们在批评时，忘了对方也是一个常常在灰色地带作游离状的凡人？人的有限性，人性之恶，每天都在无情地侵袭着我们的肌体，哪一个人又能够宣称他没有这样那样的恶？何况，一个体制中人？

长平先生的《平庸的恶也是恶》一文，为我们观照体制内生存者的平庸、麻木、悲哀与可怜，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标本。今年六月，江西防总办副主任平其俊在接受央视采访介绍洪灾时，没有直接回答主持人有关“下游群众的安危”的提问，而是连篇累牍地提及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采访播出后，网民们认为他是“官腔浓厚”的“马屁精”，对他进行挖苦嘲讽并人肉搜索。事后，央视记者李小萌在其博客中写道：“平主任被人肉了，有人举牌要其走人、接匿名电话、精神恍惚、不敢回家、妻子哭泣、孩子不能上学。网络的邪恶与正义拷问每一个人，我只问自己，我是平主任的话，不那样回答的可能性有多大。”李小萌的诘问令人警惕！在一个价值普遍失衡，官民冲突异常对立的转型时代，一个地方官员会脱离长期养习的官僚气味，用媒体和民众皆受用话语来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恐怕是他无力做到的。当一个体制99％的人都采取自保式的生存哲学来维系体制内生存的情况下，我们怎能期待那个1％就是平主任？所以，在我看来，李小萌的诘问，其实道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体制真相。并非是为平主任开脱。

同理，当体制内99％的官员都不做人事儿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做了一件人事儿，为什么大家要求他必须做十件人事儿才行？当体制内高层从不谈普世价值这一西方思想资源，有一个人说了，为什么大家要求他立即兑现这一价值追求？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恶劣到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时候，好不容易看见一个同样有着凡人身上固有的缺点甚至错误的领导人，愿意顶着各种压力来做一点别人不屑为之的亲力亲为的事，为什么就一定要收获那么多人的讥讽嘲笑与民间审判？

再说体制，在一个政治生态良好的民主社会中，一个政要的政治作为会得到宪法保护和国会支持，其付出的成本小而获得的支持率大。相反，在一个政治生态恶劣的后极权国家，一个政要的政治作为会存在诸多风险，顶着诸多压力付出巨大成本，但获得民众的支持率也许很小。民众一般只看结果，看一国之政要有否担当起对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产生深刻历史变革之伟任。很少有人去细细关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政治生态乃至不同禀赋的领导者加诸于一国之政治命运。所以，不难想象，一个后极权社会，无为的官员可能会因为缺乏可操作程序和途径受到政治弹劾和罢免，民众便对之不抱希望，渐渐将其冷冻。这样的官员，反倒由此躲过千夫所指的责难。而一个意欲有所作为的官员，可能会遭受一波又一波的责骂不止。因为凭你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按不平这个世界此起彼伏的恶，搞不定这个世界积重难返的罪。那么，你就等着挨砖吧。公民的质疑，大众的愤怒，异议者的抗议，知识分子的讥讽……

身在体制，心栖两界，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我的意思不外乎是，在转型中国这样一个来不及清理思想、理顺价值的时代，作为一个意欲成为现代公民的中国人，既需要体制外的反抗，也尤应具备一种体制内的包容。特别是体制内那么一点点改良的、善意的，健康的声音，无论它出于什么一种主客观考量，只要它是对中国当下社会有益的善举，都应接纳包容之。我想，刘晓波博士的“我没有敌人”，大概深意即在此罢。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是专制之恶、体制之恶、人性之恶。没有哪一个人不是它的受害者。在这种罪恶的捆绑下，谁又是真正的赢家呢？

以此就教我尊敬的师友，我深爱的同胞！

               2010.9.4 12：50初稿于重庆
               2010.9.5  17：17修正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