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奸商、左愤、刁民是任何社会都必然存在的“四大公害”。能将贪官与奸商治理好的社会，即可称为法制社会；能将左愤压缩到最小规模的社会，可称为文明社会；只有那些能够对刁民实施有效管理的社会，才可称为现代社会，这样的国家，也才能称得上是好国家。

翟田田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已经公开的所作所为看，完全可计算为一个地道的左愤式刁民。当然，左愤与刁民并无必然联系，绝大部分左愤今生都不可能成为刁民，当刁民是需要资本的，翟田田恰好有这个资本：他父亲是一个管理几千人的大股东。这样的人，在中国，岂止抖狠，完全可以称王称霸为害一方，而不必担心受到任何有效制裁。

翟田田之所以丢人现眼，正是误将美国当中国的缘故：将刁横霸道作为了生存之道，须知美国社会早已不吃这一套。美国人对哪怕是言语攻击这类中国人看上去的小事，也会一律付之于警察，而且也一定会有法律来伺候你。法治社会下的自由，正是建立在这种对个人无所不在的管制之上：当你不侵害他人或社会的时候，你是高度的自由，反之，你会高度的不自由。

翟田田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咱们中国，别说抓捕或驱逐，连出警都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只有当事情捅得足够大，才能麻烦警察同志，也才可能受到法律制裁。因之乎，良民吃亏，刁民受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感受，并因此助长了社会的暴力倾向。治理犯罪是需要算帐的，经济成本账、社会效益账。所不同的是，美国人侧重于将警力放在防范犯罪上，中国人则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把警力放在打击犯罪上。前者其实是花小钱办大事，后者同样花了钱，却于事无补，因为不该发生的早已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