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在我栏下《毛泽东和她的女人们——抄史》一篇后留言说：“稍有点常识的人，不会信以为真！李志绥永远只个苍蝇！”
    我不明白你所说的常识应该算是什么东西，我只是简单地相信，李志绥眼里看到的毛泽东比你和我眼里看到的毛泽东能更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李志绥作为一名出生北京并流过洋的医生，从一九五○年秋季起进入中南海门诊部，一九五四年起专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并在毛健康恶化病危之际任医疗组组长，其间长达二十多年，几乎涵盖了整个毛泽东时代。这样的人说话，我们一句都不信？  
    李志绥在毛死后曾一度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七九年回北京复职三○五医院院长，年底退休，八八年与妻子同赴美国芝加哥与儿媳团聚。如果因为他和毛泽东、“四人帮”接近的原因曾经被下放劳动，这帐也应该记在华国锋、邓小平的头上，怎么也记不到毛泽东的头上，那么，他去到美国后这样编排毛泽东，目的是什么呢？
    从李志绥的书里能够看出，他和汪东兴关系还是不错的，也和汪东兴一样见证了整个毛泽东的后半生。李志绥笔下的“史案”汪氏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才对呢。果然，第一个以“知情人”身分公开站出来驳斥李志绥的正是汪东兴。一九九五年八月五日，在李志绥去世近半年之后，美国华文报纸《侨报》转载汪东兴等人的公开信《辱华反共的丑恶表演——我们对李志绥及其“回忆录”的看法》。 
    这是一场紫金城之颠的对角。细细研究了二者过招的赵无眠君说：“由知情人驳斥知情人，本来是极有好戏可看的，何况中心议题又是如此伟大、如此深远地影响过我们这些“看客”命运的一个人物，谁不感兴趣？但看完汪东兴等人的“看法”，不禁失望。 
    一是《看法》没有具体地指出李志绥写的哪一条关于毛泽东的回忆与事实不符，通篇只说李志绥本人不是东西。二是公开信的签名多达一百三十五人，其中毛泽东身边的旧工作人员只有三十几人，其余不是只数面见过毛，便是干脆跟毛没有一点关系，八竿子都打不着。这就大大削弱了其自身的战斗力，削弱了其作为“知情人”的公信力。仿佛要告诉读者，他们不是在“驳伪”，而只是在显示捍卫毛的阵容怎样人多势众。 
    接着批李的文字，是由林克、徐涛和吴旭君合写的《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一书。全书分三部分，一是林克写的《李志绥其人其事》；二是徐涛、吴旭君写的《还毛泽东真貌》；三是《附录》，收林、徐、吴三人先前所写、与李志绥无关的四篇回忆毛的文章。当然，第一部分也还了一点“毛泽东的真貌”，三章中有一章专门谈关于毛泽东政治回忆中的《谎言与真实》；而第二部分也写了不少“李志绥的其人其事”，严格地说，比例比第一部分还大。我们看看第二部分的内容：一、李志绥有什么特殊身份？二、李志绥和毛泽东究竟是什么关系？三、李志绥是一个怎样的保健医生？四、从李志绥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看李志绥的人格；五、毛泽东临终前李志绥在哪里？六、我们眼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七、回忆录中对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一事的情节编造。想来中共眼里的“毛泽东的真貌”本就大量的见诸于国内已经出版的各种书刊报章，为人们所熟悉，故此书将重点完全放在“李志绥其人其事”上了。
    我可不可以这样认为，不管犯罪分子他的人格多么卑微，他在公正环境里做的呈堂证供，不出意外，我们是不是要适当采信呢？李志绥是什么人品，这不是主要问题，只要他交待的内容是真实的。汪东兴们在《看法》里把毛泽东的真面貌照例塑造成中共公开塑造过的那种“标准像”，全然没有任何新意，反而把火力集中到李志绥个人的人格上面，通过否定它的作者从而达到否定一本回忆录的目的，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一种“坏人的话怎么能够相信”的境界，这就是汪东兴们“高明”手法么？
    《看法》指李志绥“是一个说谎从不脸红的人”，外号叫“狐狸”。例如他在书中将自己的出生年份都搞错，“由属猴变成属羊”，又让自己“提早两年”当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还谎称做过“中南海的门诊部主任”，谎称当选为“特等模范”，谎称“教毛泽东的英文”，谎称自己是毛泽东病危时的“抢救组长”；还竟敢说是他“将尼克松领进门”，等等。 
    李志绥外号叫“狐狸”，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他不是“狐狸”，怎么能在毛泽东身边待那么长时间？李志绥自己就举了一个说谎而且“不脸红”的例子。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得了肺炎，周恩来派了三个医生诊治。诊断结果令毛大为光火，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按林彪的指挥治病，连发了两天脾气。汪东兴只好叫被毛泽东派到农村去锻炼的李志绥，从黑龙江赶回北京给毛治病。李志绥拿起片子一看，是肺炎的影像。但他告诉毛，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毛泽东一脸的焦虑立刻放松了，用双拳猛扣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你再拿片子去看这三位大夫，看他们怎么说。这三位太可笑，一个只管检查，不说话。一个只是说话，不检查。另一个带个大口罩，既不检查，又不说话。如果是肺炎，我就停止打针，看死得了死不了。” 
    对付这样一个病人，你能说什么好？只好说谎又不脸红了。于是“狐狸”对“老虎”说：您是对的，我给您打一针肺炎的药，治您这“急性发作的慢性支气管炎”！ ——“一个说谎从来不脸红的人”，与“一个从来就说谎而且不脸红的人”是不同的。前者可能只是偶尔说谎，在某种特定情景下说谎；后者却老是说谎，习惯于说谎，事事都要骗人。李志绥被指认为前者，也就是说，他并非事事都讲假话，只不过一旦讲起来扪心无愧或足够老练，以至于像“狐狸”一样从来不脸红罢了。试问谁没讲过这样的假话，没说过这样的谎呢﹖汪东兴本人不也说过谎吗﹖他指挥中央警卫团去逮捕被警卫的中央首长“四人帮”，不会“说谎不脸红”，哪成？
    李志绥说过谎，而且“从来不脸红”，不能说明他的话就一定不可信，他的回忆录就一定是谎言录。即使他“把自己的出生年月搞错”（搞没搞错有待细察），当保健医生的时间“早了两年”（提没提早尚可讨论），谎称自己做过“中南海门诊部主任”、“特等模范”（做没做过还得追查），……又有什么要紧呢？一个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愈二十年的人，干嘛还嫌年份不够，硬要再虚报两年？干嘛还计较自己评过什么劳什子模范，做过门诊部主任？干嘛嫌属猴不好，硬要去属羊？
    《历史的真实》也钻了同一个死胡同，试图在这些小事情上一一打倒李志绥，从而推翻他所有的关于毛泽东的回忆。我们只好也提起兴致，看看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在“提早两年”做毛的保健医生问题上，有李志绥亲笔写在毛泽东病历上的一段工作记录（原件照相制版）作为铁证——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今日由黄树则局长交代，今后主席保健工作由我负责。卞志强大夫已将工作及病历交代。李志绥任何人都不会反对，自李志绥亲笔写下这段工作记录的那天，即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起，他正式接管毛泽东的保健工作。但这并不能说明，在这之前，他就一定不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更不能说明没给毛看过病。给毛泽东看过病的医生很多。 
    李志绥的回忆录也多次提到，他自己任保健医生期间，经常请别的医生为毛治病。保健医生的主要职责是保健，“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遇到疑难重症当然不免另请高明。自称从一九五三年秋至一九五七年五月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徐涛，一九五○年二十五岁才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其临床经验及医术水平可想而知。而李志绥拥有双学历，一九四五年获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州立大学的文凭（协和是“解放前”中国最好的两所医学院之一，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誉），还是医学博士（见李氏回忆录封面折页“作者简介”）。相较之下，年长六岁，学历较高，从医经验远比徐涛丰富的李志绥被请来给毛看病，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毛泽东身边用人，如果觉得他顺手称职，多会长期使用。如汪东兴、田家英、李银桥、李志绥、张玉凤等等都是例证。按徐涛所说，他当保健医生还不满四年，然后又回到原工作单位北京医院，可想毛泽东对他并不十分满意和感觉合适。再看，即使按徐涛的说法，在徐卸职（五月）到李志绥正式接手（六月三日），短短的（不到？）一个月之间，还有一位卞志强大夫。按李志绥及其它一些回忆录中的说法，做过或试做过毛保健医生的，在建政前有傅连暲和陈兵辉，建政后至少还有王鹤滨和周泽昭。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去苏联访问，还带上一位曾在青岛给毛治过病的刘惠民。试过这么多医生，这样频繁地换来换去，显示毛泽东保健医生的选择和正式任命，经过了反复挑选、试用和考量，才最后作出决定，由保健局局长黄树则当面交代，“今后由我负责”。而李志绥一旦接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都没再换过人，更说明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是非常慎重的。李志绥完全可能有一段相当长的试用期和实习期，——不是“实习”当医生，而是“实习”当保健医生，包括与保健对象互相接触、谈话、熟悉了解和适应。 李志绥原就是中南海门诊部医生，为毛泽东看病，可以说是“借用”，也可以说是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后来发现他干得好，——我想至少比徐涛干得要好，不然不会让徐涛这样的“政治上靠得住的人”哪儿来哪儿去，而让一个参加过“三青团”的人干二十年呢？对李志绥本人而言，即使是出于虚荣心，把为毛工作的这一段“实习时间”，一并列入他漫长的保健医生工作期计算年限，又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呢？在对毛泽东，特别是晚年毛泽东的了解上，难道做过不到四年初期保健医生的徐涛，反而比李志绥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吗？
    李志绥做没做过门诊部主任，当没当选过机关模范，这已经是太不重要的事了。用批评者的话说，李志绥“在这些事情上都要造谣”。可见“这些事情”对于回忆毛泽东无关痛痒，因此他也就犯不着要去撒谎。一个做过毛泽东二十年保健医生的人，做过共军三○五医院院长（军级）的人，还会在乎“门诊部主任”和“机关模范”的头衔吗？除非这人事事要强，太好出风头表现自己，一点小机会都不放过。但李志绥不大可能，他长期伴君，如果要强好表现，早就被“炒了鱿鱼”。毛泽东是深恨手下的人尤其身边的人不知天高地厚的，这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他问刚调来的卫士李银桥，为什么是“银桥”不是“金桥”？李银桥回答：“金子太贵了，我叫不起。”“噢，你很有自知之明么！”毛泽东于是很高兴，喜欢了他。一留再留，让他一干十五年。（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初次会面”一场戏，也是《历史的真实》拿出来嘲笑李志绥说谎的一条。李志绥记载，他与毛初次会面，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在中南海内游泳池进行的。徐涛和吴旭君说：“在我们的记忆中，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南海室内游泳池尚未建好。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问了专门负责修建中南海游泳池等建筑的工程师王爱琛，他告诉我们：‘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是一九五四年开始修建，一九五五年秋天大约九月或十月完工的。游泳池南端的太阳室是一九五九年扩建、一九六○年春天才完工。’” 
    按说，李志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是不应该出现重大的回忆失误的。因为第一面给人的印象最深，何况像这样重要、改变李一生命运的会面，对于他来说实在刻骨铭心，终身难忘。逻辑上说，不论李志绥为毛服务始于哪一年，总有与毛第一次会面的那一场戏，他无须在重要的细节上进行编造，而让读者和对手看出其中的虚假及破绽。李志绥回忆录记叙的这次谈话和会面，给读者的感觉是基本真实的，只是时间和地点与徐、吴二人所忆有所出入。但是徐、吴问过的工程师王爱琛，也只能说出室内游泳池修建完工的“大约”日期，可见他手上也没有一份当时的工程进度表，以作为反驳李说的铁证。完工是秋天，并非这之前就不能使用，不能先进去玩玩。 
    中南海室外游泳池是一九三三年修建的，没有温水设备，中央机关进驻后，只有夏天才对外（中南海工作人员）开放。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忽然游泳瘾大发。这年冬天，一连三个月，几乎每天晚上要杨尚昆陪着，微服去当时北京唯一的温水游泳池——清华大学游泳池游泳，直到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建成。这样一种急切的心态，完全可能在室内游泳池大致建成就迫不及待先进去“过瘾”，而无须等待最后完工。由此看来，徐吴的这个空子，也钻得并不理直气壮。 
    “教毛泽东的英文”一案则较为复杂。第一，教英文可以提供与毛彻夜长谈的机会，这就涉及毛的一些私下的谈话是否真实和有根据，而不仅仅是个虚荣心的问题；第二，毛泽东有自己的英文秘书林克，林克也的确兼教过毛泽东的英文。所以大有讨论的余地。《历史的真实》前页提供的第二张照片，就是“一九六○年春，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同林克读英文”，二人端坐在庭院的藤椅上，一副读英文的模样。我们并不怀疑那张照片一定是在读英文，也相信林克说的“毛交给我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教他学英文”。 
    问题是，林克始终未能证明他的这句话：“帮助毛泽东读英文的到底是谁？是我，而不是他。”道理很简单，林克只能证明“是我”，却不能证明“而不是他”。谁规定毛泽东只能跟他林克一个人学英文呢？徐涛与吴旭君说：“李志绥只是在一九六一年初偶尔和毛泽东读过几次英文，后来就不读了。”（一五三页）同一本书谈“历史的真实”，前面说他没有和毛读过英文，后面又说他只和毛偶尔读过几次英文，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 
    毛泽东终其一生，好学而不倦，虽然英文能力一直好不起来，却一辈子都在孜孜地学习和练习。在长江游泳，见到一个胶卷盒，也要拿过来躺在水面上读盒子上的英文字，借机学习。尼克松访问北京前夕，毛泽东身体已经很虚弱，视力也极差，他也还要加紧补习英文。这些时候，我们到哪里去找林克？以毛泽东的性格，怎么会习惯而且有几次能像照片上那样，穿得笔挺，跟伴读者正襟危坐地读英文？然而林克是工作秘书，只能这么正襟危坐。从大量发表的“毛泽东给林克的信”也可以看出，毛、林之间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即使是一张便条，有事要办一定言“请”。也就是说，总要讲些客套。李志绥就不一样，他是保健医生，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见面也可以衣着随便，坐卧自如。当毛泽东半夜睡不着，想学点英文时，他自然就是一个比林克更好的读伴。 据吴旭君自己说，毛甚至想找她一起读英文，但她怕胜任不了推掉了。当然吴是这样叙述的，她问毛为什么不找李大夫读英文呢？毛说，“我还不太适应，他比较紧张，我觉得不舒服。我看还不如找你来和我一起读好。”吴这样叙述，是想说和毛读英文，李志绥连她都不如。却反而说明，毛泽东老在身边工作人员中拉他的英文读伴，连吴旭君这样“胜任不了”的护士都考虑过，拉上李志绥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毛只是开始“不太适应”，嫌他“比较紧张”而已。随着相处日久，不紧张了，一切自然OK。李志绥的英文水平，不会输于林克，没有“胜任不了”的问题。林克一九四九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到一九五四年为毛工作前，担任过新华社记者、翻译、编辑组长等职。李志绥读的是由加拿大教会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与战时迁到成都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并校），教授大多为美国人，所用教材也是英文课本。这种完全以英文教学的方式，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历史悠久的医科大学的医疗系里仍然保留。李志绥能在澳大利亚的海船上行医，其获得的文凭和英文能力显然都为这个英语国家所承认。毛泽东向他请教英文，也真是找对了人。至于毛泽东是否想过要李志绥当秘书，那就只能说是天知道了。林克所引据的他人（包括汪东兴）的证言，都否定此说。但因为都不是当事人，只能说“从没听说过”，不能断然下结论。我们也只能从逻辑和常理上进行判断，看它有无“可能性”。按道理医生当秘书，专业不对口。但毛泽东的秘书，似乎并不需要特别的学历资历和专业对口。毛泽东选择秘书的方式，也往往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无才亦用。贺子珍有什么才﹖她只会打枪，当保镖还差不多，却当了秘书。江青会演戏，戏演到窑洞的炕上，也当了秘书。张玉凤小学毕业，专业是列车服务员，结果当了机要秘书。当然她们都是女人，有些女人能干的事男人干不了。不过毛泽东选择男秘书也是不计出身的。田家英学历不高，但青年才俊，获用后果然不是一般的人物。李志绥中英文修养皆佳，又有医学专业，见识亦远较一般可选用的中共干部为广，知识结构也不错，读过不少哲学著作及全套《资治通鉴》。毛泽东起意揽他成为秘书，合情合理。李志绥不愿接受这个建议，也有道理，他与毛的地位虽相差天壤，在工作上毕竟是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何苦把它变成纯粹的主人与工具的关系呢。 
    那么，李志绥是不是抢救小组组长呢？作为一名医生，李志绥受过很不错的现代西方医学的教育，也曾有过不小的志向，属意成为神经外科专家。但二十多年保健医生把他给误了。只给一个人看病，这人又是个不好伺候的主，主要是临床经验严重不足，使他成不了一位堪称优秀的医师。这本来也是中外一切专任“御医”的悲剧，无足为怪。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单凭李志绥一个人的力量必然不够，必然得邀请最好的专家会诊。但李志绥绝非不也是一位专家。至少，他在对毛泽东这位特殊病人的生理特点、体质状况、脾性好恶、病源病史的长期追踪和总体了解、把握上，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对医生，尤其对自己不大熟悉的医生，一向存有疑窦与反感，李志绥跟随他那么多年，可说是最能获得他信任的医生，也是病人与专家们之间达成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最佳人选。再加上中南海禁苑首席医师兼共军三○五医院院长的政治身份，即使医道不及临时请来的每一位各科专家，也足以使他的地位在抢救小组中独居其首，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正像没有任何文士、秀才，可以取代晚年毛泽东身边的张玉凤一样。从这点看来，李志绥担任抢救小组的负责人，应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了。然而汪东兴等人的公开信指李志绥谎称抢救小组组长，却无证据可以说明。《历史的真实》也否认李志绥是抢救组长，并说毛泽东临终前已不可能握住李的手问“还有救吗？”证据是一页抢救毛泽东医疗记录原件的照片。然而这页医疗记录的头签，却是李志绥任院长的“三○五医院医疗研究组”，恰好说明李的组长头衔不是自诩。按中共的组织原则，谁比院长更有资格担任组长？其实徐涛和吴旭君的文中已承认，李志绥是第一次抢救小组组长（一六二页）；但第二次抢救小组没有人记得和听说过任命谁是组长，只知道李志绥负责医务行政方面的事务。毛泽东晚年成立过两次抢救小组，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前，历时一年多；第二次是一九七四年到毛泽东去世，共两年多。就是说，李志绥确实担任过抢救小组组长，不是“谎称”，那么反过来可以证明汪东兴等人说了谎。第二次即使没正式任命组长，也是医疗抢救小组的总负责人。比方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过最高领袖的职务，却是中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后，由李志绥代表医疗抢救小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粉碎四人帮以后，由医疗组提供的“揭发材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达全国，签名次序亦以李志绥为第一。一九五七年离开毛泽东的徐涛，和一九七四年离开毛泽东的吴旭君，对一九七四年以后第二次抢救小组的人事安排，跟我们任何一个普通读者一样，不是直接见证人，不能凭空说“是”，也不能凭空说“不”。毛泽东临终前的状态，可不可能握住李的手问“还有救吗”？据护理记录，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毛在与死神搏斗时表现了超人的毅力。这一天，他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在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也就是下午十六时三十七分之后，插上了鼻咽管，一直到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去世。这一点，李志绥的回忆录也有写明。《历史的真实》据此认为毛不可能临终前握着李的手说话。然而李志绥并没有说他直接听到毛说话，只有张玉凤对毛“语言”的解读。先是一个内室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李志绥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及至床边，又是张玉凤对他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剎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标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九页）——如果李志绥描写属实的话，这应是毛泽东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以毛泽东顽强的生命力，和在逝世当天十一次拿起书本文件前后阅读两个多小时的事实来看，此种表现并无不合情理之处。李志绥身为抢救组负责人，又曾多次向党中央汇报详情，起码也该经得起各方的质疑和推敲。在政治局成员听取汇报时，许世友无端怀疑毛是被人毒死，大吵大闹不休。可见毛弥留之际的每一个细节的描述都不能出错，不能张三如是说，李四又说如是，否则真有可能大祸临头，脱一层皮还得掉脑袋。若有什么异议，也只能由当时在场的张玉凤与内室护士提出来。但她们不像徐涛和吴旭君，她们一直都保持沉默。 
    李志绥的回忆录，不是没有破绽、疏漏和错误之处。毕竟往事如烟，人的记忆力总是有限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于一件事的回忆，细节往往比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背景要记得深刻和清晰。为了核实和准确，在一件事情的历史背景的介绍描写上，不可避免地要参照各种文件、材料及他人的回忆文字。这样，也就可能「抄自别人回忆错了的地方」。即使如此，也不能将这本回忆录贬得一无价值。从心理学上说，两人甚至多人将同一件事情错误地记忆成另一件事情，也是很正常的，有什么证据硬说是一方抄了另一方的记忆错误呢。再退一步，“抄”的错是错，“被抄”的错也是错。就算李志绥“抄”了别人（比方李银桥）“回忆错了的地方”，所以得全盘否定，那别人（比方李银桥）的回忆是不是也得因这些错而全盘否定？ 
    李志绥回忆录中，有一段与别家的回忆明显不同，那就是关于“庐山会见贺子珍“。一般认为，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李的回忆，则是一九六一年的夏天。他认为，一九五九年那次会面是在上海，他不在场。李志绥详细记载了这次毛、贺庐山会面的场景，再加上李与毛的对话，仿佛他是在场的目击者。其实，他并不在场。不光是他不在场，除了毛、贺这两位当事人，谁也不在场。毛、贺之间的对话，都只是报告文学作者们的推测甚至杜撰。较好的情况是，身边工作人员隔墙有耳的偷听。李志绥没有说明，他记录的这段对话的来历，也是照抄，还是亲自偷听，还是从旁打听来的﹖不得而知。当然这一段他故意写得语焉不详。读者细心一点便可发现，他交代自己出场，是贺子珍与毛谈完，由江西省公安厅牛厅长送走后，李志绥才露面：”我看得出他很为贺难过。他最后开口，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到。他说：“老多了，病还是很重。”然后毛泽东与李志绥一起，讨论了一会儿精神分裂症。（三七○页） 
    像这类故弄玄虚的地方，还有不少。比方最令人难以相信的“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一场。到底李志绥有没有站在门口，朝前来会谈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点头微笑，然后领他走进毛的会客室？由于此说甚为玄乎，即连许多赞扬李书的人都产生了疑问。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坚信，理由是毛泽东刚经历大病，从昏死中救活，恢复不及一个月，随时可能发生紧急情况，由保健医生随侍在侧，参加整个会见的全过程，应属理所当然。何况李志绥还并未守在现场，而是躲在幕后以应急。到底事实如何，只有待更新的材料披露出来，我们才能一窥真相了。
    在病夫治国，尤其这病夫又是至高无上的独裁者的时候，就完全有可能发生一些听起来很玄乎的事情。比如吴旭君撰写的《毛泽东的五步高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一文，就把她自己说成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一位关键性人物。从一九七○年十月一日把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向美国放所谓“试探气球”开始，毛泽东似乎每走了一步“高棋”，都要私下里跟她这个小小的保健护士湖吹海聊，让她明白连林彪、周恩来都不知底细的辉煌构想。到了走“第四步高棋”的当口，她更是代表毛直接向外交部传令，收回他临睡前“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成命，终于挽回战机，导致尼克松的来访。据她说，毛泽东第二天醒来后，咯咯地笑出了声地夸她：“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历史的真实》三一○页） 
    同样是在毛泽东身边，同样是在尼克松来访这件事上，吴旭君的叙述比李志绥的叙述，听起来似乎更带传奇色彩。这也就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汪东兴曾一再向李志绥表白，总有一天要扳倒他的仇人江青。在李志绥面前，汪东兴是他的“老板”，共同侍奉毛泽东，共同受过江青的窝囊气，藉用一句样板戏的唱词是：“黄连苦胆味难分”。李是汪提名派往毛身边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应算是汪的死党。李绝不至于出卖汪，或走露风声。而且工作人员私下的这种泄忿之语从来就有，谁也不会当真，连汪东兴自己恐怕都不会当真。因为即使手握禁军兵符，如出师无名，终不免一败。只有当党中央，——不管是那一派的党中央，下定了决心，发出指令，他才可能行动，“一举粉碎四人帮”。当然，他并没有把粉碎“四人帮”的决定，预先走露给李志绥。以前要扳倒江青，只是他的个人愿望和愤恨，而非党中央的决策。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打包票，说自己的回忆录百分之百的准确。只要是“回忆”，它就不同于原始记录，不可能精确到百分之百。何况原始记录也无法完全地保留真实。一本回忆录的价值，在于它是当事人的见证。但见证不等于历史本身，否则我们常说的“历史的见证”，岂不是同义的堆砌，成了“历史的历史”？作家王若望称赞李志绥为“中国的第一大史家”，是显然不当的。李志绥不是在“修史”，没有去研究某一段历史，更没有提出任何历史学的新发现、新见解和新观念。他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顶多加上一些个人感受，公诸于众而已。对于其中可能回忆错的地方，或者夸大虚饰之处，进行仔细甄别、比较和分析，正是史家的任务之一。《马可波罗游记》是一本回忆录，关于它的真伪，连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到没到过中国，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史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无有定论。希特勒《我的奋斗》也是一本回忆录，它所鼓吹的亚利安人种优越论和国家社会主义观点，早已为今人所不齿。但它们仍然具有相当的史学价值，而且影响过人类的历史本身。研究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不能不读前者；研究纳粹德国的兴亡史，不能不读后者。二战时期的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战后作为战犯关在监狱受审时写的回忆录，虽有明显的大量的矫饰虚假之处，也不是没有价值的。至少，它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战争狂人怎样看待他失败的这场战争”这样一个角度。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用来说明观点立论的正谬、真伪的比例与它的可信程度，并不能最后决定一本回忆录的存在价值。即以关于毛泽东的大量回忆录而论，哪怕是针锋相对的回忆文字，包括李志绥，林克、徐涛、吴旭君，李银桥们的回忆，都有它们的价值。即使这些价值并不相同，更不相等。李志绥的回忆录使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毛泽东，一个不同于以往由共产党官方出版物向我们描绘的毛泽东，一个更多侧面因而更丰满、更真实可信的毛泽东。以林克等人的《历史的真实》为例，其中大量回忆未尝不是真实的。我不相信那么多人都在编造关于毛泽东的动人的生活细节和故事，我亦不愿对那些细节和故事预先持一种怀疑态度。但我也知道，人的回忆也是有偏差的，这种偏差主要还不是指回忆的准确性，而是指对于大量往事的“取舍”态度。说一些事，不说一些事；说一件事的某一部分，不说它的另一部分，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据一位接近过林克的学者透露，林克曾私下承认，李志绥所言毛与众多女友淫乱一事“都是真事”。这大概可以作为林克其人其书的参考。但也仅仅是参考，因为林克谈论李志绥所言真伪是“私下”而不是公开发表，不足以为凭证。不过，观《历史的真实》全书，没有一处敢于正面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究竟淫乱与否？其作者在这样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上，采取这样一种公然的回避态度，当然也就很自然地让我们看出了林克等人的胆怯。 
    一本回忆录，刻意回避的事实越多，其真实性打的折扣就越大。哪怕它讲述的故事无一出自编造，无一不精确无误。因为它提供给读者的，是一份事先经过作者刻意取舍和裁剪的材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那么多关于毛泽东的回忆，不管是正面赞颂还是负面攻讦，总是很难指出它们的不实之处，却又总感觉其虚假、不可尽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志绥相对于伟人来看的确算是个小人物。现在的中国也真是到了注意聆听小人物言语的时候。中国啥时候还缺乏英雄豪杰了？中国的历史就是他们的言论笔计，中国的舞台就是他们耀武扬威、纵横驰骋自家花园，而那些被伟人践踏着的无名花草，我们的伟人情节未免太浓重了一些。李志绥一生写过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本是《李志绥回忆录》，出版后，海外的华人文化界首先反响热烈，大量正面赞扬的书评和报导不绝于各报纸杂志，一般认为，李志绥的写作态度是严肃和中肯的，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见证，改写了“毛学”新面目。极端者更把李志绥称为“当代第一史家”（王若望：《北京之春》总廿二期）。试问，中国这样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神的立场写毛泽东的历史著作还有么？哪一个历史学家或者政治家能写的出来？哪一个人站在大陆敢写得出？汪东兴如果也像李志绥那样写一本真实完整的回忆录，“史学”价值肯定要高李氏版本的“文学”价值，汪东兴氏不写，这是他的“党性”和“革命情节”所决定的。“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这样的人，这样的心态，你还指望他能写出来一部什么样的《回忆录》？中国啊，看看你的今天，我为你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