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Co-China论坛主办的第11场活动“突发事件报道工作坊”第三部份的文字稿，此文版权归Co-China论坛所有，个人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和 Co-China论坛活动文字稿，媒体转载请发电邮至：co.china.online.email@gmail.com

突发事件报道工作坊（2010年6月19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讨论嘉宾：

长平：专栏作家，为《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撰稿。

程绮瑾：香港大学社工系在读博士，研究传媒报导与自杀的关系。

邓志新：《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编辑。

胡力汉：香港有线新闻中国组首席记者。

胡泳：研究互联网问题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黄煜：浸会大学新闻系主任。

令狐补充：专栏作家，为《南方周末》、《时代周报》等媒体撰稿。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新闻总监。

毛向辉：网络专家，关注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麦燕庭：香港记者协会主席。

潘毅：研究劳工问题学者，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

王冠绪：西语作家，为西班牙媒体撰写中国问题专栏。

汪永晨：环保学者。

主持：

杜婷：Co-China论坛负责人

第三节：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上）

杜婷：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先请潘毅来做综述。

● 对新闻媒体知道得越多就越没有信心

潘毅：我最近刚好是因为富士康的事情，有机会跑了一下两岸三地，我并不认为现在对富士康事件媒体的评论和看法已经达到平衡。刚才也提到自杀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可是在国内大量媒体是针对心理因素这一部分，社会因素是一直都没办法拿出来讨论的。香港报章算比较中立，但也只是比较重视管理压力的问题。我去了台湾5天,我们都知道富士康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非常重要，大陆也有很多台商，所以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希望找一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学生去做田野调查，和学生对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学生问的问题是跟台湾主流媒体的报道直接相关的，他们经常问到底这次事件是否是中共的阴谋，要把郭台铭赶出去，还有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对新闻媒体知道得越多就越没有信心。西方媒体的话他们想把富士康之后的罢工事件变成一个独立工会的追求，所以他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就硬把这种观点塞到你的口袋里，所以我真是对媒体很失望，当然我希望自己能很快改观，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太投入了，所以对媒体有点气。

● 无论自杀还是罢工都是必然会发生的

杜婷在邀请我过来的时候希望我谈谈自杀背后的社会因素，我们一直在富士康厂区做研究，工厂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人巡逻，有人要自杀他就上去把你拉回来。我看富士康的问题，我会把这些工人理解成一个寄生在城市的农民工群体，把农民工放在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这个背景上看，这些工人背后是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的。那我们就会看到今天工人的这种行为，不管自杀还是罢工，我认为其实是必然会发生的，从社会学的角度，这次的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今天我们要过度渲染罢工，跟我们渲染自杀其实是一样的。在我的研究里这十多年在工业区一直都是有自杀的，但因为工厂太小，一两千个人，自杀一两个人，根本就引不起关注。从03年到现在其实工业区也经常有罢工，甚至不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少，但也不会有太多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罢工就是几天的事情. 我讲的重点是这些东西其实过去十多年一直都是存在的问题，我自己就处理过好几个个案。重庆、西安、天津什么地方都在罢工,这些现象本来就说明了非常明确的东西，只是我们不太关注，这次是通过富士康的事情一下子揭露出来。

● 维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背后是农民工的付出

中国在工业化道路里面，它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会有农民工？其他第三世界不是没有，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外劳，可是我们的农民工还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在整个三十年的工业化里面，城市化、工业化基本是脱钩的两个过程。我们让农民工走进城市、走进工厂、走进工地，甚至也能走进饭馆、酒店工作，可是你就这样让他在城市,如果不能保障他们生存权利的话，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同时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一直模糊不清，需要他的时候他是工人，不需要的时候他就是农民，我们在用劳动力的时候把他理解成临时性的、过度性的。我们所有农民工拿的工资都不是最基本能保障生活的工资，所以现在富士康说加了300块钱，加了之后依然是一个农民工的工资，而不是正常工业化后转化过来的工资。这样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讨论，我们在维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背后是农民工在这样付出。

● “自杀即他杀”

现在的问题在于现在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不同。我95年的时候在工厂里面生活了8个月，后来在我的书中有写到那时候是一天工作14个小时，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宿舍、食堂的条件也比今天差很多。可是经常我会被问到“为什么第一代农民工会接受？第二代不愿意接受？”这是跟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扣连在一起的。第一代的时候，虽然在外面打工很苦，可是他整个生活的意义感或者价值观是对照在农村的生活，所以他在城市里面多苦都好，赚点钱之后他想回农村盖一个房子，然后让他们的孩子出生，抚养他们长大，最希望就是他能考上大学，进入城市。就是不能考上大学，也希望他们长大了能离开农村去城市。所以离开农村进城市这一股强大的力量其实一直贯穿在这两代人身上。第一代人比较愿意回去，年龄越大越知道他在城市生活的不可能，而到了如今这一代，他整个生活价值观已经改变了，他渴望留在城市里生活。富士康那些年轻人进入到那种工厂之后，他其实更容易会看到那种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在城市留下来生活，但他们又不愿意再回去。这就是我们说的从抽象的社会学意义来讲“自杀即他杀”，他现在自杀的只是他的身体而已。年轻人喜欢新鲜的东西，潮流的东西，在富士康门口就有一家商店在卖手机，每个手机都是两千块钱以上，工人的工资不会支持他在城市有这样的消费。

中国这种很特殊的半无产阶级化制造了今天这种困局，困局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绝望，绝望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自杀；另一种情绪就是愤怒，就是罢工。你希望他愤怒还是希望他绝望？我们是希望能改变他背后的根本东西,改变背后的社会结构。

● 很难找到比富士康条件更好的工厂

还有一种问题是说那些工人为什么要自杀？他们为什么不离开呢？据我所知工人最初是选择离开的，我采访过的那些工人，基本上都才做两三个月，要很辛苦才能找到一个人是工作超过一两年的，所以在遇到问题时他首先是选择离开，只有小部分人会选择自杀或罢工。我想说的是就算离开了，以后他去哪里？他离开以后同样不会想找到一个比富士康更好的条件和空间是很难的。

● 宿舍劳动体制让如今中国的工厂模式可以维持下去

像这种工厂的模式为什么在中国可以维持下去？可以这么稳定？在城市里我们没有给这些工人家庭生活，但在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里，他提供了宿舍、公共食堂等等，这种制度上的安排其实就把他的工作空间跟他的生活空间高度重合在一起，这种重合从生产方面来讲是非常有好处的。工厂一接到订单可以马上开工，可以非常有效率。同时工厂的宿舍也提供了工人最基本的需要。之前有人说要拆掉富士康的宿舍，如果把宿舍拆掉的话工人就一定要到外面找地方住，就他们的工资水平怎么可能生活？你进A工厂，有个宿舍给你，你离开了进B工厂，也有个宿舍给你，你要真是离开这些工厂，那就只能离开城市。这种宿舍劳动体制让农民工从农民转变为工人的合理转化工程变得不可能。先讲这些吧，我不知道会不会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杜婷：谢谢潘毅，潘毅今天讲到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两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还有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在我们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黄煜老师，您先让潘毅对我们媒体行业恢复点信心吧。

● 媒体不过是整个制度中的一环

黄煜：首先媒体对潘毅的大量采访和报道让潘毅的很多观点被我们了解，这就是媒体的作用。媒体其实是一个市场，当然有不好的，但有些还是很值得尊敬的。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市场化的媒体制度，很难要求所有媒体都是用一种道德来自我要求，当然这里面还有人性的问题。刚才说富士康，但我们想想当iphone出来的时候，一天就定了60万部，这些苹果的使用者有多少人去关注他背后的血汗工厂，这些自杀的工人？苹果给富士康的利润这么低，所以有时候我对郭台铭也有一点同情，他整个军事化的管理恰恰就使得苹果可以有很大利润，也可以比较价廉物美出售给我们，所以最后你转了一圈，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到底是怎样的？越研究深刻就越糊涂。对媒体来说责难容易，但是媒体本身也是整个体制下的一环。

● 国家权利和资本权利的结合使公民权利受到侵害

长平：富士康事件出来之后，我在南都发的一篇评论就是介绍潘毅的《中国女工》，我也给很多记者推荐，我当时文章的标题是《除了自杀还有尖叫和梦魇》。《中国女工》有一章重点分析了一个女工的梦魇，从一个梦魇延展开去，分析底层社会反抗的途径。我对这个很感兴趣，这个社会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这种孤独一方面使他们更隔离，一方面又使他们更紧密地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反抗阶层，除了自杀还有日常的精神痛苦、灵魂挣扎等等构成了这种普遍的反抗。

在书中提到国家资本和父权制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具有普遍性，是一个很准确的描述，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国家的权利和资本的权利的勾结，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概念。富士康就是典型的父权制管理，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管理的不得已，但是这种管理本身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另外由于这种国家权利和资本权利的勾结，甚至沆瀣一气，他使得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一个工人可以有几种身份，对老板而言他是一个工人，在社会上他是一个公民，有政治权利。刚才潘毅讲到宿舍的管理方式，在过去中国最早的国企也是这样管理的，这实际上剥夺了工人的政治权利或者说是混淆了政治权利。最近有个消息，富士康说我要把工人交给深圳市管理，这个消息本身可能有它的价值，但这个说法很奇怪，这样说就意味着资本家和政府是可以互换的，今天我可以交给他管理，明天可以拿过来自己管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大的话，其实整个社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权利的不清晰，然后一旦到了某个时刻，一个管道堵死了整个就没有呼吸了，富士康就比较典型。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很多经济学家过去提到的，就是说现在给工人涨工资可以，但是我的利润薄了那我可能就撤走了。对农民工而言你是要打工的机会还是要一个公民的权利？

● 媒体对罢工的集中报道使人们意识到工人才是产业升级的主体

刚才潘毅提到媒体对罢工事件的过分关注有可能有负效果，但有一点是好的，过去我们关于产业升级换代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都是处于“被”的状态，他们不是主体，主体是国家的发展、产业的方向。我们的讨论仅限于产业要是不升级国家经济怎么发展，工人作为主体是被忽略的。现在他们站出来了，我们才发现其实你是不能忽视工人的要求。

● “我不想回老家，因为老家没有QQ可以用”

邓志新：金融风暴之后对以出口为主的广东的制造业影响很大，当时媒体有很多报道，有一些在同一家厂工作了十多年的工人，就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整个生活目标就是把子女亲戚都带到城市，在这里安定下来，结果经济不好厂里根本没有生意，要回去，他们觉得生活完全中断了，不知何去何从。我记得一些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有一些很感性的话，比如说有一位说“我不想回老家，因为老家没有QQ可以用”，还有一些农民工他们可以用一个月的薪水去买一个手机，因为他们需要用手机和外界联系，成为感情的一种寄托。这些让人看了很感慨，我的一个朋友北风当时有一个想法，他想要做一个调查，调查这些返乡的农民工回去之后怎么样，是不是能在家里待下来，工友之间会不会有联系，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他们之间如何互助等等，当然后来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调查没能做下去，但这种想法很有价值。

● 媒体担心过多的报道会妖魔化某种力量从而导致民粹主义

还有富士康的问题，我和一个朋友曾经有个争论，当时我们作一个评论，我会考虑各个阶层对这个事件有什么反映，比如说有一个大学生关注无良企业的组织，他们要求通过对苹果、惠普这些企业施压让富士康改善工人的用工条件。我的这个朋友是同行，他就很抗拒这种做法。他本人高中毕业后在东莞打工，打了好几年工才出来，他觉得富士康的问题就在于那里都是年轻人，他根据他自身的经验认为在年轻人聚集的工厂环境中大家的抗压能力会比较单一，压力会迅速转嫁和传染。他不同意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富士康，他觉得如果只是把问题纠结在这一环就很容易妖魔化富士康，对很多工人来讲是更不利的。因为相对而言富士康的用工条件算好的，薪水可以按时发，你找不出他太多违反国家用工条例的地方。他所讲的也让我开始犹豫那个评论是不是还按之前所想的做，因为我们在国内做媒体很多时候担心妖魔化某一部分力量，担心民粹的东西泛滥而起。在这个极权社会中我们确实要对公权力非常警惕，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社会关系，但对于其他的一些力量，我们是不是就要宽容一点，不要随便妖魔化。

● 媒体四面楚歌

胡泳：我第一次见潘毅，她说的话让我很震动。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做媒体的，而且做了很多年。倒不是完全说潘毅一个人让我震动，因为很多人像她这样想，这件事就会让人震动。在两会的鸿忠抢笔事件中，曾经新闻界有一个联署，但是新闻界想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新闻界本身有什么好说的，这件事就是抢人民日报记者的一个录音笔而已。包括艾未未在他的twitter上，他把媒体直接就叫做倒霉的霉。还有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比如说王力雄，还有很多，他们很多时候是很怀疑媒体的公信力，怀疑媒体的判断，至少他们在为很多事情努力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不把媒体当作他们的同盟军，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情。换句话说今天的媒体人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当然我指的不是全部媒体，我指的是比如说在座的诸位，大家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有些共同的认识和判断，这样的一些媒体人。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当局觉得你老说政府不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民粹会骂你，说媒体特别犬儒，特别娱乐；自由派会说你没有立场；我们自己来讲可能精神很分裂，所以媒体就变成四面楚歌的境况。而且很多时候人们会把对社会的很多不满投射到媒体上，就以前两天著名的六九圣战为例，有的人就说是媒体在这里搞鬼，媒体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走。我看到展江有篇文章说“社会有病，媒体吃药”，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之所以那么乱七八糟全是你们媒体搞的，谁对媒体都不满意。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网民对媒体的反对，包括像潘毅老师这样的学者，还有在座很多为了今天的社会做各种努力的人对媒体也是这样的看法，媒体怎么办？媒体自己该怎么做来促进这种东西的改变？这可能是大家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 社会结构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政治结构

刚才潘老师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讲了自杀的社会因素，但其实社会结构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政治结构。我很欣赏袁剑说的一句话，他说“中国的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讲我们背后的社会结构完全是因为这种政治结构决定的，而这种政治结构如果不改的话，即使中央开经济会议，说我们要调整结构、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包括金融危机都在导向说我们应该赶紧从价值链的低端走到高端。但实际上这整个过程如果没有触及到政治结构的话我觉得都是瞎扯，而这个瞎扯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东西，刚才长平讲在中国资本和政府是可以互换的，资本和政府互换的背后，你会在中国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全球化绝对是政府的同盟军，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全球化在很多时候是中国现在这种政治结构的同谋。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么多年，国家的能力越来越强，国家获得了极大的崛起的能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能力，而如果没有全球化，我觉得中国绝对不会有这么强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前些年西方反全球化的东西，我们觉得离我们那么遥远，比如说G8开会，一些NGO去抗议,还有反耐克的血汗工厂，抗议那些不讲社会责任的公司，我们以前觉得这些离我们特别遥远，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同一个问题。而可怕的就是我们的政府还基本上是建立在跟全球化的跨国公司这种同盟之上来维持现在的这个局面。所以要对全球化作一个重新的思考。

● 媒体不是没有立场，而是有些混乱

潘毅：我用两分钟补充一下。媒体的运作或有它背后的逻辑，刚才黄煜老师讲得非常准确，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我是觉得媒体不是没有立场，而是它有些混乱，有时候偏左有时候偏右，有时批评政府有时批评资本，当然它偏批判政府多一些，这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有时候在看到一个问题不是纯粹政治问题时，媒体就开始摇摆。

● 资本的力量可以主导政府的一些行为

对胡泳老师提出的社会结构背后是政治结构的问题，我补充一些政治经济学的背景。政治经济学里面就蕴含着民族、国家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国家或者体制背后的思想的性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资本主导得非常厉害。在深圳我们看到资本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基本上可以主导地方政府的一些基本的行为。我这么多年一直研究劳工问题，我觉得西方所认为的中国处于那种极权主义专制状态，这和我自己的认识有些偏差，政府在推行一些政策的时候我没办法怀疑说他这个政策是假的，不是真的。举例来说我相信政府是真的想要避免矿难，他想要通过劳动合同法也好，通过一些工伤保险也好来处理劳资矛盾，可是基本上这些是没有办法下到下面去的。以建筑行业为例，4000万的建筑工人到今天大部分工人还是没有签劳动合同，为什么没有办法落实下去呢？到底是这个政府太强还是说因为他跟资本结合，资本利用了他？或者资本已经过强？到底是谁强的问题，可能还要再搞清楚，我想可能在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体现，有些领域政府很强势，但有些就未必。比如说在农村，我走进农村以后发现它有一点没有人管的状态，就是政府力量不进去，市场力量没有兴趣，等到有兴趣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它要城市化了，这块地开始有价值了，而当这块地开始有价值的时候其实就是资本介入的时候，然后开始勾结政府，这样的两股力量，但这在平常是看不到的。今天我们来分析制度的问题、国家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再打开多一点？就像胡泳老师讲的，其实全球化已经帮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全球化背后是什么？全球化背后就是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背后就是资本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媒体是不是可以多一些深层次的探讨？其实大陆媒体在某些方面比香港、台湾的媒体都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更深入。

● 我们在谈建立公民社会的时候往往只是针对政府，而忘记了其后的资本

在中国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任度太高了，虽然我们看到垄断是一个问题，全球化是一个问题，可是我们对如何能走出全球化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者如何能转变资本垄断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没有想象力的。没有想象力的时候可能就会退回来。我们今天看到富士康的利润是很低，因为它就是一个代工厂，但这是资本内部恶性竞争的一个结果，当然链头的苹果拿得最多，最尾的、最底端的肯定是工人。但我们在这条生产链里面我们不应该只是同情小部分，只是同情最尾端的农民、工人，我们应该调整整个生产链，把整个生产方式拿出来批判。我现在做建筑工人的研究，越来越认为资本控制社会资源然后操控政治力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必然。他这个必然反而是因为我们都接受了，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建越多越多的房子，却越来越多人住不上房子，这讲到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我们不要总纠结在左派、右派的争论上，这样就只是辩论，你是左的，我是右的，然后根本就没有办法讨论，立场先决定了一切，我们可不可以跳脱出来，能反思多一点。我们今天可不可以不要世界工厂这种生产模式，我们能不能走出去？讲白了我们可以养活的不只是两亿中国农民才对，以中国老百姓创造的这些财富可以养活整个第三世界才对，真正的这些财富去了哪里？当然一方面因为体制的问题贪污严重，但更多的是资本在背后，资本和政府勾结在一起。我们的媒体，尤其是南方集团的媒体我们都很强调公民权这一点，那我们要看清楚公民权的打开跟它背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我们在说建立公民社会的时候往往针对的只是政府本身，但是没有针对到背后的资本。就像香港，虽然今天的香港也面临很多政治改革的问题，但较之大陆依然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可是我们的公民权一点都不起作用，这背后是什么呢？就是资本的力量太强大了，基本上他在控制整个体制的运作。那么我们能不能再多走一步来防止这些问题？

● 工会究竟是谁的工会

毛向辉：我稍微补充点资料。第一个是在富士康事件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基本上是无声的，第二个深圳工会写了一篇致富士康工人的公开信，说青年工人们你们应该如何如何，所以大家质问的就是工会究竟是谁的工会。另外就是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罢工事件，我都是从网络上得到的，可我知道在工人日报上是没有的。

● 在禁令之外媒体依然有很大空间

闾丘露薇：刚才大家讲了很多都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内容，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想谈谈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我很同意长平的看法，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限定在一个要跟体制对抗的境地，然后就没有空去做别的事情，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中宣部没有禁令的，是完全可以做的，只不过我们觉得自己很忙，我们要把大部分精力用来对抗体制。比方说资本的问题、血汗工厂的问题这在香港已经讲了太多年了，但是从香港媒体来说，因为对观众、读者的吸引力不大所以就少有报道。有的时候我们想去关注这些话题，就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收视率会很低。因为整个社会对这样一个话题没有兴趣度和关注点，但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媒体就不做呢？这是一个媒体需要去取舍的。前两年时代周刊做过一个封面报道，关于耐克的血汗工厂，按道理说同样的话题在大陆应该没有太多政策上的限制，但很可惜的是我们的媒体并没有太多关注。在富士康事件之后，我自己觉得这段时间看得比较有意思的报道是卫报，它有一篇报道是IPHONE 4上市，旁边是富士康跳楼自杀的新闻。这里其实触及到一个本质性的问题，这整个资本链是怎样的？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昨天FT有一篇文章也很有趣，就是香港最高价的天价楼成交失败，其实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对于这种奢侈生活的追求不是这个社会认可的，其实这也是触及到我们这个社会整个资本流向的问题。但是很可惜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反而很少去触及。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是我们自己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大部分的媒体人成长的背景，受教育的背景没有教我们去认识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去做这些新闻的时候，因为它来自于媒体人的判断，我们根本脑子不会去想到这些点，因为它跟你是很陌生的。一些西方媒体，除去独立工会的套用，更多的是对于公民权利、人权等有一种深入肌肤的敏感，所以他会看到这点，所以还是那句话，可以做得更精致一点。在这样的问题上大陆媒体的空间还是有的，那我们是不是变得更敏感一点？至少有一批媒体从业人员可以要求更高一点，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一些问题。

● “自媒体”可以先精致起来

杜婷：顺着闾丘刚才讲的，我再补充一句，就是媒体能做什么。今天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在网络上有较大影响力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媒体，也许我们不能够决定我们所在的媒体，比如凤凰卫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他们可以做什么，但从我们自己来说作为个人化的媒体，我们没有发行量，没有收视率的要求，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像长平刚才讲的可以做得更精致一点，我们不那么亲资本，尽量独立、客观，让我们自己先精细起来。

● 我们太习惯于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单理解为政治体制的问题

潘毅：我认为我们太把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都简单理解成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其实在这一点我是希望能打开多一点空间出来。我并不是否定这是体制的问题，可是我们太执着于强调政治体制问题的时候，会把我们很多注意力移开，然后看不到下面的真实的民生等等情况。

● 媒体的兴趣总在批评政府

再具体讲一个和媒体有关的事。我一直都会跟一些工人的个案，过去两年的时候我在跟一个迪士尼的工人，媒体对他一直没有兴趣，后来等他诉讼地方政府劳动局之后媒体就开始报道了，之前对他和资方的矛盾媒体一直没兴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媒体的兴趣是在批评政府，而不是真正想处理工人的劳资矛盾。如果说我们真的在处理他的劳资矛盾，那我们就会把这个人放到一个更加具体的生活、工作空间里，看清楚矛盾究竟是什么，到底是谁制造了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但没有人关心这些，所以说我们的价值观还是太亲资本。

● 可不可以从资本的逻辑中走出来考虑一种新的生活模式？

再说富士康，刚才有人说担心妖魔化富士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因为它也处于生产链条的一环，你会发现每个环节生存都很困难，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质疑整个链条的模式？我们越走进资本运作的逻辑里面就会越发现问题，那我们能不能走出来？能不能尝试一种其他的生活可能性？我们能不能生产少一点的手提电话？能不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一种更直接的关系？能不能建立一种让每个人的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达到平衡又不会破坏环境的生活模式？在这些方面我们很少去思考，所以我们才会一下子就跌进资本的逻辑里。农民工出现的背后是什么？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改革以后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要到外面去打工，开放把外资引进来。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退回到过去的生活中。说到过去的生活，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一个国内的学者写出一本比较好的书让我们知道过去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我们对过去那段历史没有梳理？现在转进来的时候所有的焦点都拿过去三十年那个政府的性质跟近三十年这政府的性质对比，这根本就是两码事。我们是要骂现在这个体制，它绝对是一个没有公民权利的制度，可是我们绝少会质疑富士康这种军事化的管理是不是也是一种独裁的管理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来考虑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新的组织方式出来？新政治也好，新经济也好。这是我们较少讨论的问题。

● 媒体有了批判的立场才会有卖点

长平：我很理解潘毅说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个人觉得你有点过度担心媒体的立场，其实不用担心媒体会像西方的右派那样，媒体本质上其实是左派，它只有有了批判的立场它才有卖点。中国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由于政府是左的，媒体成了介绍市场经济、资本、法制的教材，可能有十年的时间。所以有些媒体目前看上去好像是过度美化资本，但是媒体的本质决定了他最终是要转过来的。体现在中国的话你如果只看到南方集团的报纸，可能感觉好像所有的媒体都在说政治体制的问题，但放在全国的媒体环境中就不是这样了。你刚才也提到在富士康事件中大陆媒体倾向于从心理方面解读，好像年轻人心理比较脆弱这种，这就是媒体的事实，因为其他方面政府不允许媒体讲，所以他们只好放大年轻人心理脆弱这种可以说的因素。当然他们在说的时候不精致，不够真诚，这是另一个问题。

● 在中国批判政府和批判资本是一体的

另外，批判政府和批判资本这两者是很难分开的，在中国我们批判政府其实就是在批判资本，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媒体报道富士康的问题，最生气的人是汪洋，汪洋出来大骂媒体。有些官员会引其他的理论，比如说自杀，有个官员就说你们媒体简直没有人性，因为你们的示范效应导致工人一个个跳楼，他还说得煞有介事。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强调批判政府也好，资本也好，我觉得没必要把它截然分开，二者本来就是一体的。我为什么要介绍你那本书给很多人看？从你那本书中一方面我们的确看到资本在这个社会中的力量，它的权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资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资本它有腐蚀政策的一面，包括在西方也是这样。我有一篇文章提到，我说富士康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它做了些什么，重要的是它不做什么。它应该权力归位，它的权力太大了，它把政府该做的事都做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说到底是政府放给他做还是资本抢过来做呢？我觉得其实是一回事。汪洋那么生气为什么？因为郭台铭之前就说了准备撤出深圳，他们就吓坏了。富士康成了一个资本的独立王国，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很难说是什么在起作用，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政府没有尽到责任是有道理的。如果政府强硬得起到了这个作用，可能资本的力量就会小一点。批判资本当然也有它独立的价值，但是我自己觉得资本的本性就是嗜血的，如果没有另外的权力来制约它就会很可怕。所以在权力链上资本的权力应该处于政治权力之下，现在的问题是资本超越了政治去处理很多问题。

来源： / Co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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