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手电文化”

　黄 麟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散文，宏大的叙述风格，超越时空的想象画面，大开大合的布局谋篇，句子的优雅华美，让许多读者爱不释手，浸淫在他的散文篇什中如痴如醉，留连忘返，达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狂欢。余秋雨挥斥方遒、悬河泻水的本领，在他的系列文章里，确实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钦羡。余秋雨大散文风行二十年，达到了让人眼热妒忌的地步。让一些批评家暴跳如雷，爱恨交织。一边是批评家咬牙切齿毫不留情的文化批评，一面是余秋雨散文的热销。构成了二十多年来中国文化走廓上两道亮丽的风景。
　
　平心而论，余氏文化大散文，的确达到了许多散文作家无法达到的境界。有些批评家，本身就缺乏丰厚的文化底蕴，没有达到余秋雨的高度，所以批评起余秋雨来，大都显得绠短汲深，力不从心。只能投机取巧，大都从外围入手，摆出一副愤世疾俗的样子，恨钢不成铁，狂轰乱炸，指望乱棒之下，能把余氏的大散文一下子打翻；还有一种批评,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小打小闹，想方设法损余氏散文一把。这些隔靴搔痒的办法，无疑会使这位散文家掩面窃笑，一笑了之。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余秋雨的大散文，写到了这个份上，还有那么多批评家站在旁边揎拳捋袖，吹胡子瞪眼，剑拔弩张，老是不肯买余氏大散文的账，老是不服气呢?郭德纲弄了几段相声，从非著名相声演员转正为著名相声演员不久，就有人双手奉送，把“伟大”的帽子给他戴上。余秋雨在文化领地纵横驰骋了二十多年，著作不菲，为什么文化界和坊间读者,还是一毛不拔，仍旧称他为“余老师”，而不是“余大师”呢？
　
　答案也许只有两个字：不配。
　
余氏散文,给人最深的感觉,恐怕就是一个“大”字。视角大，布局大，内容大，口气大，顾盼自雄，占尽文笔风流。余秋雨的笔端,所到之处，基本上把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有份量”的相关史料,一网打尽。把政治、军事和经济之类的东西，眉毛胡子一把抓，死的活的，统统放进了文化的盘子里，等于是在馒头皮里包上了肉馅，当然读者会觉得他的那个文化散文，确实口若悬河,吞云吐月。
　
　在我看来，余秋雨端肃板正、道貌岸然的大散文，没有被更多有学养的智者称道,软肋所在,就是大伪。余秋雨用他的矫情和才气,打造出一篇篇俨然“高大全”式的散文。有时不免矫枉过正，喧宾夺主，形式的风头盖过了内涵。把许多青年读者诱进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化误区：以为善于卖弄词藻、精于句子组装、敢于观点创新就是有文化。
　
　余秋雨的散文，就象矿工的手电筒，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隧道里出没，照到那里那里亮。凡是被余式手电有幸照到的，都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文化瑰宝；凡是没有照到的，对不起，你烂石头也不是。用手电文化来聚焦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文化，常常是厚此薄彼，顾此失彼，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外衣严实包裹之下的一种真正的形而上。他笔下的文化，以冠冕堂皇的正统文化面目现身，为了追求散文格调上的大气，往往避坑落井，和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严重失实。他的笔端所指处，通常被无限放大，极尽铺张宣染之能事,视丹如绿，看朱成碧。

　写《都江堰》时说它“最激动人心”；写《三峡》时又信誓旦旦说它是中国“最值得去的地方”；写《白发苏州》时说苏州园林“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写《脆弱的都城》，一个消失了近两千年之久的都城烂城墙，被余秋雨描写得车水马龙，比现代都市还热闹；在《寂寞天柱山》中，“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的山丘，被余秋雨写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山”……
　
　文字的飞扬跋扈，唯我独尊，气势是出来了，观点却往往站不住脚。形式上的大，掩饰不了思想上的“伪”和“小”，大而无当，没有做到金相玉质，秀外慧中。这就是余氏大散文最要命的硬伤。
　
　淫荡女人勾引涉世未深的男子，主要有几板斧：先是撒娇，然后撒野，接着撒谎，继而撒手。多管齐下，步步诱敌深入，请君入瓮。这也是余秋雨散文创作的“四步曲”。文化撒娇使他的作品显得“可爱”，文化撒野使他的散文显得“大气”，文化撒谎使他的观点显得“太玄”，文化撒手使他的底牌昭然若揭。
　
　
　　　　　 <一> 文化撒娇：定位之伪
　
　余秋雨作品的定位之伪，首先表现是内容之伪。余秋雨曾旗帜鲜明地宣称：“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一副文化救世主的嘴脸。
 
　其实不是这回事。余秋雨的笔端，事实上早已远远伸出了文化界限之外。写政治，写军事，写经济的东西，余秋雨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入为主强加于人，一律堂而皇之插上文化的标签。他的所谓文化散文，给人的印象是视野开阔，遨游八极，上天入地无所不至，气象万千。这是余氏散文的一个主要“大”因。他的许多作品，明显不是以文化为主体的题材,却心安理得，打着文化的旗号，一路走下去，大小通吃。明明卖的是包子，里面包着数量不菲的羊肉馅，余秋雨吆喝读者的时候，却把自己卖的东西称为馒头。同样的价钱，买的是馒头，吃到的却是包子，也难怪读者会眉开眼笑心满意足。
　
《文汇报》记者徐牲民曾问余秋雨说：“我觉得你的这种文化感受有多重主题，但又觉得其中有一二个主题是频繁浮动的，你能约略归纳一下吗？”
　
　余秋雨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吞吞吐吐地说：“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
　
　没有办法。文化的帽子实在太小了，装不下余秋雨写的东西。只能借用“文明”一词了。可是，文明那玩意，大无边深无底，邪乎得可以，搬这块大得可怕的招牌出来，定位就颇让人为难。象耍惯了木棒的江湖艺人，一下子叫他去耍青龙堰玉刀，不免有点勉为其难。而且，似乎没有哪一个大师，会被称做“文明大师”的。所以，更多的时候，余秋雨除了继续打文化的牌子外，别无选择。
　
　另一方面，是文体之伪。余秋雨把写小说的笔法应用到了散文当中，使他的东西，比正儿八经的散文更活灵活现，活色生香。
　
　在《〈文明的碎片〉题叙》里，徐牲民曾问过余秋雨：“这些年海内外对你的散文评论很多，你如何平价自己在当代中国散文界的地位？”
　
　余秋雨回答：“为了免除作前后左右比较的苦恼，能不能允许我不把这些东西称作散文？现在被收入散文选的古代人书信和外国人讲稿，当初一定不是作为散文来写的吧？”
　
　单用散文的常规标准来衡量余秋雨的作品，很容易得出鹤立鸡群、高人一头的结论。散文能不能用小说手法去进行创作？用小说手法创作的散文，又怎样和小说这个文体进行区分界定？这样大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要是你逐词逐句对余秋雨的话进行分析推敲，你就上当了。余秋雨明知道自己的东西，揉进了小说创作的一些手法，但不好明说，只好进行彬彬有礼式的诘问。散文的概念几乎大得包罗万象，余秋雨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即使你怎样折腾,笑到最后的肯定是余秋雨。因为没有人有本事能把他的东西当作小说或者别的文体来读，来进行文学批评。余秋雨的谦虚，其实是一个接受了人家聘礼的待嫁姑娘的谦虚。这时候她会双手勾着男朋友的脖子,死缠烂打地说：我性格很臭的，又懒又贪吃，你能忍受我一辈子吗？
　
　按道理，不管人家写的东西是馒头也好，包子也好，只要你觉得有味道，大快朵颐就是，管它叫馒头还是包子呢？余秋雨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我们知道，单靠简单的文章体裁之争，来批评某个作家的创作成就，是没有意义的。你越争得面红耳赤，余秋雨先生谨慎谦恭的形象就呼之欲出。定位之伪变成了定位之妙，一下子就把读者聚拢到了自己身边。当一些人正在为余秋雨的文体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说不定我们的余先生，没事偷着乐，正眯着眼睛在家里数钱呢。
　
　总的感觉，余氏散文，字里行间，无时不刻让人感觉到作者的才气，作品的大气。另外一种，就是文章中隐约弥漫着一股森然阴气，让你忍不住要缩缩脖子，倒抽几口冷气。余秋雨的散文，就象一个打扮得雍容华贵的贵妇人。乍看起来，你会被她举手投足表现出来的高贵气质所震慑，一时手足无措，两腿打鼓。稍接近一点了，你会闻到一股狐臭味；再深入一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有严重妇科病的女同志。
　
　因此，余秋雨散文的定位之伪的问题，并不是可有可无，无关宏旨。也许有人会说，一对饱满富于弹性的乳房，只要能给大家带来视觉上的享受，能养眼，管它长在哪个女人身上呢？问题正在这里。等于是把十八岁妙龄少女的乳房，安装在十二岁或五十岁女人的胸脯上，再挥动如椽巨笔，创作出一部部“乳房史诗”。这就是余氏散文文化撒娇之形式之伪所在。点破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其辩证之伪。
　
　
　　　　　<二> 文化撒野：辩证之伪
　
　如果说形式之伪，乃小菜一碟，仅仅是余氏手电文化“走光”，还不足以对余氏散文伤筋动骨，构成大硬伤的话，辩证之伪，则直指余氏散文的死穴脉门。余秋雨系列散文，乍看起来，既有西装革履，摩丝领带，又有宽袍大袖，峨冠博带，集古今仕子骚客之风于一身，一招一式，都是按照正统的文化套路出牌，切入点似乎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应无懈可击。可是，当我们耐心地走进余氏散文的深处，真正融入自己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大失所望，深以为憾。
　
　文化，是余氏散文的旗号和命根子，所以他总是有意或无意间，动不动就祭起文化的坐标，去衡量他所接触到的一切历史现象和文化景点，所以得出的许多结论,片面而武断，和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背道而驰，大相径庭。
　
　观点性错误，在余秋雨的文章中，累见不鲜。下面举几个具体例子，同大家谈一谈余氏散文存在的辩证之伪。
　
　首先从长城谈起。针对长城日渐衰弱的国防功能，康熙曾说：“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
　
　余秋雨看到康熙这段话时，如获至宝。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投了康熙一票：
　
　“说得实在是很有道理。我对埋在我们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一直不敢恭维，读了康熙这段话，简直是找到了一个远年知音。由于康熙这样说，清代成了中国古代基本上不修长城的一个朝代，对此我也觉得不无痛快。当然，我们今天从保护文物的意义上修理长城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不把长城永远作为中华文明的最高象征就好。”

　余秋雨对埋在我们中华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一直不敢恭维”。这是余秋雨认识上的局限所至，大散文里隐藏着“小文化”意识。一般人会被他恢宏的气势镇住而忽略不计。如果你稍稍站得更高一点点，你就会发现余秋雨的散文确实是破绽百出，“八卦”之极。单从军事角度而言，康熙大帝无疑是正确的。可笑的是，作为文化散文作家，余秋雨在考察长城的时候，居然走的纯军事的老路来认识长城,活生生把有形的长城和无形的长城剥离了。在余秋雨的眼里，长城仅仅是“这些砖块”和“一种僵硬的雕塑”了！
　
　在国人心中，万里长城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长城的修建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匈奴南侵，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长城更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概念。它是一条联结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紧紧地把华夏子孙拧在一起。孙中山先生曾评价：“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上大禹治水等”。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有格言“不到长城非好汉。” 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只要登上长城，一种远古的回忆似乎都在刹那间被唤醒。黄种人的归宿感就会不请自来。长城情结已经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一切爱国情感的碰撞融合，最后交汇成不一句最简单不过的话：我是龙的传人。从砖墙意义上的长城，到血肉长城、钢铁长城，甚至核长城，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与时俱进,不屈不挠地给长城注入新的内涵。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这就是中华民族祈望富饶，盼望强盛，渴望图腾，永不言老的长城情结。
　
　毫无疑问,长城,就是中华文明的伟大象征。我们考察长城，就应当把它放在中华文明的坐标里进行。行文一向大气的余秋雨，到了长城面前，终于露出了其小家子气的面目。余秋雨说：“当然，我们今天从保护文物的意义上修理长城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不把长城永远作为中华文明的最高象征就好。”此种观点，本身就是形而上，自相矛盾的。如果剥离了长城的历史文化上的象征意义，“从保护文物的意义上修理长城”，那么，单是修修补补一面烂墙断壁，又有何用？余秋雨先生所指的“文物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在《一个王朝的背影》“标新”之后，接着余秋雨抖搂精神，把都江堰抬出来，开始“立异”。
　
　在《都江堰》一文中，余秋雨一开口就说：“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拿都江堰“压”长城，余秋雨标新立异的精神和勇气是可嘉的。但由于认识上的局限，他在中华民族泱泱文明面前，无所适从，找不着北。他的手电文化，照到哪里哪里亮，究竟哪个更亮，余秋雨凭的就是个人感觉，没有把亮度进一步量化和细化。
　
　都江堰最“激动人心”的主题是贴近苍生。长城最激动人心的主题是保护苍生。都是造福苍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单就功能而言，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正如不能用一个民生工程去轻易否定一个国防工程，用三峡大坝否定原子弹,否定“神六”一样。如果真要比较的话，应当从经济总量和文化总量上去全面衡量。余秋雨却看不到这一点，老拿都江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说事，抑“都”贬“长”。
　
　我们知道，都江堰主要有两大亮点：一是科技含量，二是灌溉作用。1938年出版的《都江堰水利述要》说，“都江堰流泽所及，计有川西14县之广，受益田亩约520余万亩”。到了1996年，公布的灌溉面积，超过了66.67万hm2。
　
　须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2650个县市，现有耕地18.31亿亩。显而易见，一个灌溉了14个县520余万亩农田的水利工程，是不能和一条长无际、高巍巍、大无畏的万里长城相比的。长城间接创造出来的GDP，远比都江堰大得多。
　
　为了突出都江堰，余秋雨却说：“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余秋雨变本加厉，把都江堰提到了“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的高度，这就是典型的余秋雨散文的辩证之伪。如果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我看不如说李冰母亲的乳汁“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来得更直接实在。
　
为了使文章“大气”，不分场合信口开河、无原则地举重若轻，成了余氏散文的一个通病。余秋雨为了美化都江堰的人文意义，居然说：“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把一个水利工程，看成是四川人才辈出、抗日战争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的原因。稍有逻辑常识的人，想来都会哑然失笑。这种穿凿附会，七弯八拐也拐不到的因果关系，只有我们才气横溢的余秋雨先生，才想得出来。下面我列出两个判断句，看看余秋雨的推断荒唐到什么程度：
　
　　都江堰——灌溉了四川一带农田——粮食增收——养育了一批杰出的四川人物——写出川行华章；
　
　　狗屎——做肥料使粮食增产——养育了一批杰出的四川人物——写出川行华章。
　
　如果余秋雨先生的逻辑成立，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了狗屎，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结论：狗屎比都江堰更伟大。因为狗屎少拐了一个弯，单是有水，没有狗屎一类农家肥做肥料，粮食不一定能增产。
　
　如果说台湾的李敖玩文化的时候，是直接吹牛，那么，余秋雨则是惯接吹牛。把惯接的东西，当作直接的原因来吹嘘，只有余秋雨的手电文化，才能成功地做到。要是告上法庭，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全是都江堰的功劳，法官要是采信这种“证据”，我敢一拳打掉那个混蛋的门牙。
　
　一直以来，余秋雨在骨子里是对长城不以为然的。耐人寻味的是，余秋雨后来和凤凰卫视旅行组一道，由几大主持人美眉轮番陪同，游历了四大文明发祥地及欧洲，一番周游列国，回来之来，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度转变。写下了《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居然对长城刮目相看，褒奖有加，由衷地感叹：“还是要深深佩服我们祖先的高明。”
　
　对长城认识上的出尔反尔，文化观点上的见异思迁朝秦暮楚，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余秋雨的手电文化的局限所在。
　
　为了达成一种行文气势，余氏散文常常会出现一些漫不经心甚至是漫无边际的表述。史料叙述的旁征博引，捕风捉影，率尔操觚，构成余氏散文毛病的最常见症状。如上面曾列举过的那段句子：“……对着这堵受到历代帝王切切关心的城墙，他（康熙)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吴三桂投降清兵，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史学界一直有争论，余秋雨却管不了这么多，轻轻巧巧就给一个重大历史问题下了结论。他的散文所谓的“大气”，就是这样弄出来的。

　又如，海南岛出生的明朝礼部尚书邱浚出场前,余秋雨是这样描写的:

　“元代易过，海南岛开始出现了接受儒家正规教育而又土生土长的文化名人。苏东坡、李光等流放者当年在教育事业上的播种终于有了收成，契合老子‘贵柔守雌’哲学的土地需要要补充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责任。”

　邱浚是明朝人，苏东坡、李光是宋朝人，中间整整隔了一个元代！余秋雨居然拉苏东坡这些文化人来说事，明显的拉来虎皮作大旗。难怪有人会说余秋雨的文化是“猪头文化”。
　　
　很多时候，余秋雨散文句子,纯粹是想当然,按照“吃猪血拉黑屎”的逻辑思维，解读文化艺术。至于文章要表达的内容，到底与事实相符与否，辩证与否，他是不管的。一般来说，画家对艺术色彩的运用，或多或少，会受到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环境等一些因素的影响。但不能说是艺术色彩创作的决定因素。如世界大画家梵高，一生穷困潦倒，却创作了色流明快的名画《向日葵》。余秋雨却凭主观想象，轻率地把艺术色彩的运用和社会的进步挂勾，对号入座。把莫高窟的壁画艺术色流，写成了一部栩栩如生的“史记”：
　
　“白天看了些什么，还是记不大清。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该是北魏的遗存……
　
　色流开始畅快柔美了，那一定是到了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衣服和图案都变得华丽，有了香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这是自然的，隋炀帝正乐呵呵地坐在御船中南下……
　
　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当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
　
　色流更趋精细，这应是五代。唐代的雄风余威未息，只是由炽热走向温煦，由狂放渐趋沉着……
　
 色流中很难再找到红色了，那该是到了元代……”
　
　文化撒野撒到这个份上，不知有多少人会目瞪口呆。这段写得相当“精彩传神”的文字，就摘自余秋雨同志的《莫高窟》。大家不妨找来全文精读一遍。在这里，余秋雨不只是矫情，而是在煸情，在调情，在卖弄“色情”了。我估计，把它看成是经典，抄到了笔记本上的，肯定大有人在。但是，我要问：去过莫高窟的朋友，请举手。告诉我们，在莫高窟的壁画上，你看到了这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的艺术“色流”吗？——没有？你是近视眼吧？赶快找余秋雨同志借副眼镜用一用，戴上文化老师的有色眼镜，你就能如愿以偿，不虚此行了。
　
　更荒唐的是，余秋雨大概为了强化他的文化深度、广度和厚度，生搬硬套，居然把一堆和莫高窟毫不相干的各时代的大文豪，生拉硬扯到现场呐喊助兴。建议有志于写伟大散文的朋友，写拉大便的时候，也来那么一段：“大约是吃多了炒芝麻的缘故，大便发出了谈谈的清香；这时候，‘南方的陶渊明，在破残的家园里喝着闷酒……洞窟外面，辛弃疾、陆游仍在握剑长歌，美妙的音色已显得孤单，苏东坡则以绝世天才，与陶渊明呼应。’……拉屎拉到这个水平，那才叫有文化呢。
　
　余秋雨的散文，喜欢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他要表达的东西。问题是，他的对比手法走的是投机取巧、旁门左道路线，纵比对自己的观点有利，就使用纵比；横比对自己的观点有利，则用横比。而不是前后左右，纵横对比，做到兼权熟计，智圆行方。余秋雨唯物而不辩证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作品的虚伪失真，经不起推敲。
　
　《天涯故事》用的就是此种手法。海南岛和当时的大陆一样，同样有战争，有暴力。洗夫人的主要历史功迹，就是平定内乱，发展生产，推动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余秋雨为了突出海南岛的所谓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不惜工本把海南岛写成了远离战乱的乐土。历代被发配到海南岛的谪官贬臣，是仅次于死刑的极刑，这些人多半惨死异乡。只有命硬的人才侥幸捡回一条性命回到大陆，其中的血泪史，罄竹难书。可是，余秋雨采用的手法，和当今的一些记者写新闻的手法一样，就是报喜不报忧。苏东坡被贬海南岛的那些日子，事实上是有苦难言，苦中作乐言不由衷。余秋雨却抓住苏翁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大做文章，诗人无可奈何的浪漫主义精神到了余秋雨笔下，却变成了纪实小说，海南岛“落后、混乱和荒凉”通通没有了，通篇是溢美之辞，把海南岛写成了人见人羡的温柔乡，人间仙境。度日如年的日子，被写成了贫嘴张大民式的幸福生活。苏东坡等若是地下有知，肯定会从棺材里翻起身，找这样颠倒黑白的缺德文人算账。
　
　常识性的错误，在余秋雨的文章中，可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有人曾撰文一一细数余秋雨《笛声何处》中的差错。据统计，不足八万字的《笛声何处》，其中的错字、别字、脱文、衍文，再加上文史知识方面的讹误，超出了60处。
　
　余秋雨的手电文化，更多时候，其实是对中国文化的管窥蠡测。呈现给我们的，不过是一幅幅扣盘扪烛、买椟还珠式的文化假象。更可怕的是，这种假象，被严丝合缝的漂亮句子掩饰着。女人最漂亮的肤色，是白里透红。文章的最高境界，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讲究的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余氏散文，由于过分强调句子的修辞，过分注重句子的雕琢，用力过猛，就象一个肤色苍白的女人，不停地往脸上傅粉施珠，把“红里透白”看成了最高境界，逐渐把读者带进了审美疲劳的胡同。
　
　日前，余秋雨的“文化手电”，又照到所谓的“文化误区”上面。《余秋雨“点穴”文化误区》，这篇洋洋洒洒的长篇大文，据说是余秋雨在凤凰台近期所做节目的汇总。文章中，余秋雨所列举的几个误区，同样可以列入文化撒野的范畴。
　
　　　余秋雨所讲的“知识积累”的误区，是炒“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旧饭，没有炒出什么新意；“名校学历”误区，也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唯心的，只有主张赵本山不读大学那一句，才是大实话；“文人风范”的误区，也是余秋雨惯用的手法：把一个虚构的命题一本正经地提出来，然后暗里使劲，一阵阵文化闷棍下去，打得理直气壮，满脸阴笑。干的是掩目捕雀，自欺欺人的活儿。

　余秋雨的主要观点是：“人们还进一步营造了一个更感性的文化误区，也就是勾画了一种典范性的前辈文人生态，作为衡量当代文人的标尺。”
　
　闭着眼睛讲瞎话，这是余氏散文中常见的“文化专利”。社会早已发展到“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时代，连中国第一等圣人鲁迅，同样有二、三流文人，满嘴大粪，从道德的角度向鲁老爷子动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文人风范”——除了忧国忧民、枵腹从公的余秋雨先生。我想，在文化界狗苟蝇营的今天，如果真的有人肯花力气去“勾画一种规范性的文人生态”，不但不是误区，倒是中国文化界功德无量的一大幸事。
　
　　　　 <三> 文化撒谎：宿命之伪
　
　余秋雨曾在他的散文中，有意或无意地突出他的创作使命感。仿佛他是上天派来的拯救文化的白衣秀士，是专门来向芸芸众生传经布道的，佛法无边至高无上。
　
　“……我究竟是凭着什么样的精神标准把这么多陈旧的故事快速召来又依次推出的呢？说到底，这片土地、这个时代，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指令，使我坐立不安？”《<文明的碎片>题叙》
　
　三十九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二十来岁的余秋雨爬上红卫兵大串连的火车，路过湖南的时候下了车。走投无路之际便到岳麓山上闲逛。这段经历，余秋雨写进了他的《千年庭院》一文。余秋雨把他这次和岳麓山不期而遇，写得不同凡响，同样归结于宿命：
　
　“据说世间某些气功大师的人生履历表上，有一些时间是空缺的，人们猜想那一定是他们在某种特殊的遭遇中突然悟道得气的机缘所在。我相信这种机缘。”
　
　类似“悟道得气”，散布宿命论的例子，在余的文章中，并不鲜见。
　
　余秋雨去天一阁的那天,正巧下了一场大雨。当时余秋雨刚出版《文化苦旅》不久，名气还不够大。但既然“吱吱唔唔”提出了要求，人家也答应了，不好改期，只好冒雨前往了。这本是极平常的一件事。到了余秋雨笔下，依然充满了宿命色彩：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再看看下面这段句子，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想尽千方百计，要和历史上“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文化大学者排个队，“合影留念”。这就是余秋雨通过宿命方面表现出来的虚荣和虚伪。这些东西作者写得惊心动魄，风生水起，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至于天一阁藏书楼，到底藏有多少书，最关健的地方，却只字未提。大家知道，《三国演义》写刘备三顾茅庐，在见到诸葛亮前，作了相当长篇幅的精彩铺堑，高潮就是“隆中对”。余秋雨写《风雨天一阁》，事先也作了较长的铺堑，可是直到故事结束，我们仍然没有发现他的“隆中对”，没有发现高潮。典型的文化阳痿。
　
　再接着看下文，文章虎头蛇尾的原因就更明朗了：“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
　
　原来是一场虚惊。天一阁的神秘莫测，都是为宣染大学者们登堂入阁服务的，重要的是跨入了天一阁的门槛，等于现在拿到了博士后文凭，读不读书无关紧要，因为“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了。
　　　 在这里，天一阁发挥的是“假学历”的作用。
　
　麻衣相法的宿命论在坊间颇有市场。人们对尖嘴猴腮、獐头鼠目的人，大都会防一手；对相貌忠厚者，大都会放松警惕。有丰富社会阅历的人，则不信老麻这一套，有时会反其道而行之，对貌似忠厚的“老实人”保持高度警惕。被前者所骗，顶多破点小财；要是被后者所骗，那就惨了，你将永世不得翻身，欲哭无泪。
　
　余秋雨的文字，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相貌忠厚者”。文化撒谎，使余氏散文真气不足——用宋丹丹的话来说，就是相当的不老实。
　
　　　　 <四> 文化撒手：功利之伪
　
　余秋雨出场的时候，西装革履，鱼鱼雅雅，一副忧国忧文的文化绅士派头；言必文化，文化段子讲得比歌唱家的美声唱法还要悦耳动听。
　
　相信许多读者早就注意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其实是绝对的文化甜旅，彻头彻尾的文化蜜月。他那个“苦”，是吃蜜糖吃出来的“苦”。每到一地，当地的文化部门实行的是四包：包吃包住包“考察”，包游山玩水。当地的文化头头和文化美眉，箪壶酒食，恭迎礼送，全程陪同。该去的去了，不该去的也去了。眼看已到花甲之年，年纪渐渐大了，走不动了。怎么办呢？于是余秋雨先生只好使出最后一招：文化撒手。什么劳什子文化，丫的充其量就一个衣着光鲜的婊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就是余秋雨先生在功利方面表现出来的虚伪。
　
当年去天一阁的时候，余秋雨对“五千年历史文化遗产”之一的藏书楼推崇备至，顶礼膜拜，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并写出了“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的句子。

　曾几何时，文化，多么崇高神圣的名字呵。一砖一瓦都是学问，一笔一划都是金子。
　
　可是，今年三月十七日，“面对着中国人投入巨大‘热情’的五千年历史文化遗产”，作客杭州的余秋雨开始毫不客气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说三道四”了。
　
　余秋雨认为，对于古代经典过度重视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好时代。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和开放、也最不重视经典的唐王朝的事实告诉人们：没有必要在历史遗产上投入过多的注意力，这样反而会阻碍时代的发展，并丧失大国之风。
　
　嘴是两块皮，是黑是白，全靠唇吻合辟。需要的时候能把文化捧上天，不需要的时候能把文化棒入地。许多投机文人，能根据剧情需要，把自己拉出的“文化屎”，脸不红心不跳地吃完，还能有滋有味地咂咂嘴。不知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还是中国文人的悲哀。
　
余秋雨指出，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上，中国已逐渐走入了一个误区：“浪漫的法国人以一种善意而真诚的嘲弄来重新理解法国的文化，严肃的德国人也在谦虚中以现代的眼光展现曾经的德国，而毕恭毕敬的我们却正在犯着一种将历史遗产供奉起来的毛病。”
　
　把一个小渡口当成文化宝贝毕恭毕敬供奉起来的是余秋雨，把一堆瓦片毕恭毕敬供奉起来的，也是余秋雨。对这种“毛病”口中念念有词舌吐莲花，横加指责的，也是余秋雨。余秋雨更象一个魔术大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确实魔力无穷，令台下的观众叹为观止。
　
　作为文化学者，余秋雨到那里开坛布道，“文化手电”所照之处，都是有掌声的。关于余秋雨在杭州的这次演讲，记者描述得非常细致贴切，连“掌声”一词也作了修饰限制，用民意把余秋雨的观点牢牢锁定：
　
　“一阵复杂的掌声过后，余秋雨解释说，一成不变地继承着传统的我们不敢舍弃历史也不敢创新，“元杂剧在历史上曾获得了很高的价值，但他只在历史上存在了短短的一段时间……艺术的‘新陈代谢’不可避免，只有正常的死亡与消失才能腾出创新的空间。相对于以轻松的心态正视民族、历史的韩国人来说，我们太沉重了。

　我们过度地着迷于历史文化，可是我们却不可能仅仅以传统文化支撑起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
　
　可以说，余秋雨的文化系列散文，大都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口诵心惟，评功摆好的。如果余秋雨这次讲的是真话，那么，《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这些文化鸿篇巨著，是放在床头好，还是放在卫生间好？
　
　二十年前的余秋雨和今天的余秋雨，每个余秋雨都讲得绘声绘色手舞足蹈，每个余秋雨都讲得眉飞色舞头头是道。只是苦了下面听讲的施主，听得一头雾水：
　
 到底该听哪一个余秋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