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学校老师们聊天，谈到“美国航母逼近黄海，威胁中国”，众人群情激奋声讨美帝霸权主义行径。我一言不发，远远地走开，废然长叹。当日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看到这样一段，从书上抄下来，与朋友们分享。】

林嗣中学有一个教员对年轻时代的阿道夫·希特勒起了一种强有力的、后来证明是有决定性的印象。他是历史教员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他的家乡在南部同南斯拉夫人地区接壤的德语边境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他在来林嗣之前，曾在马尔堡教过书。马尔堡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南斯拉夫时改名为马里波尔。

虽然波伊契博士给他的这个学生的历史分数只是“中”，他却是在《我的奋斗》中受到热烈赞扬的唯一教员。希特勒非常愿意承认受到这个人的教益。

我有幸得到了一位懂得很少人懂得的……去芜存精的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林嗣中学我的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的身上，这个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他是个温和但是严格的长者，不仅能够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他的激烈言词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般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我们坐在那里，心里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落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的民族荣誉感。

这位教员使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课目。

事实的确是这样，虽然他并无此意，我却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

大约35年以后，即1938年，希特勒总理在强迫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后到奥地利各地进行胜利的巡视，他特地在克拉根福停下来探视当时已经退休的老教师。他很高兴地发现，这位老先生是在奥地利独立时期被取缔的地下纳粹党冲锋队的队员。他同这位老先生单独谈了1个小时的话，后来告诉党内同志说，“你们想象不出我得益于这位老人有多么大。”

《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5月第2版 13页—14页。

天朝的教育是“野蛮其精神、文明其体魄”的党（匪）化教育、是一条以培养好用、听话的“人材”的为目的的工厂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愚夫愚妇、屁民、五毛、粪青和少量高智商、高技能的罪犯、流氓烂仔。

我党（匪）的正统意识形态早已千疮百孔，于是爱国主义大旗成了这群恶棍最后的避难所，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日趋极端、非理性，进入余世存先生说的“次法西斯”状态。

可是，中国人法西斯化，却没有胆量和本事对外。相反，只是对内“以夷制华”“土法西斯”（芦笛语），欺凌清洗国内更为弱小的少数民族，即为所谓“杀光藏人、维族”。

    我匪党寿终正寝之日，即是民族主义宣传、法西斯化的定时炸弹爆炸之时，如同前南斯拉夫内战。

今天全国的语文老师、历史老师、政治老师，能为以后这场血腥混战培养出多少个小希特勒来呢？

影响我们终生的关键在于儿童时期所受的教育（这里指18岁之前。我国又分为幼儿、儿童、少年等等）。学校教育仅仅是这教育中的重要一环而已。

广泛来说，只要是能带来获知的即为老师，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就是影响人的多种因素的存在。在这不确定的过程中，我认为人生的经历是决定性的因素，教育是获知的基础，将陪伴终生。

有时候，也惊异于一些青年、中年、老年的人沉湎于传销活动中，按说，这老年应该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固若金汤的时段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人是需要信仰来抚慰和指导内心中隐藏的极度渴望和诉求。 是人就会有希望的，哪怕是幻想。当有这种环境存在，声称能满足并实现你的渴望（哪怕仅仅是虚拟或虚幻），并让你自动或者被动的限制在这种环境中，连篇累牍、漫天轰炸般的传输或者是灌输（这也算做教育吧），如此极有可能改变一些人的意识和行为，很多的事例已经证明，无论你有怎样的学识或师从于谁或怎样的经验。一旦深信其中，往往不能自拔，几近不计代价和后果，为了所谓的梦想和渴望。这就是所谓的“瘾”或者是“信仰”吧。

这般的也为“愚民”提供了存在的理由。你只能在我这里获取我想提供给你的（即，我为唯一真理），你可以不相信或不接受，但是你没有其余的获知和获取的渠道，即使你有了不同的认知，也不能明目张胆的公示，更不要说反对的行动，否则，“明枪、暗箭”的伺候。你只能作一奴性的“顺民”来举手“拥护”，除此别无他路。

 儿童时期的教育（其中初高中尤为关键），为能使人始终保有清醒、审慎和独立思考的头脑，为使荒漠中能有些许的绿洲，重任在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