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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主张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形式。刘少奇认为山西省委提出的“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的看法，批评了刘少奇的看法。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支持高岗在东北搞农业集体经济的作法。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决议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讥讽怕农业社发展快了是“小脚女人”。他严厉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收缩农业社，他强调，“在发展问题上，目前不是冒进的问题。”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正式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对非农业人口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工商业用粮实行按户定量供应，牲畜饲料用粮食实行分类定量供应。

　　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2月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104条按语，对合作化和其他许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尖锐的批评。序言中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5年12月5日下午，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路线。客观事物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粮食总产量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指出，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它，第一步是接近它。国务院各部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到1967年）指标。1956年1月4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登出由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的重点是批评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反冒进”的标志性文件。

　　“八大”政治报告认为：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就工业而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公私合营三者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99．1%，再加上农业集体化，私有经济基本被消灭。计划经济体制从此全面确立，国家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城乡居民的一切生活资料都由政府按国家确定的定量供应。

　　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发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县在33个镇中有29个乡镇先后农民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退社，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116个，部分垮台的有55个。

　　1957年在城市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

　　195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理了广西饿死人事件，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等12人受到撤职等处分，《人民日报》18 日发表社论《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改组后的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为陈漫远、郝中士鸣不平，认为饿死人是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中央在农村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进派》的高调讲话。他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会”，并且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他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 “八大决议上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想法。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7年反右派斗争，6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而堵塞了一切言路。再加上舆论垄断，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不能发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封锁群众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封锁了自己的信息，从此，他们听不到真实情况，听不到对错误政策的批评。

　　1958年3月9日到3月26日，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周恩来再一次就反冒进作检查，还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这个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1958年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年到10年缩短为5年到7年。

　　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各地力争在 5年左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

　　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总路线的旗帜插遍全国》，其中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提到消灭家庭和建立公共食堂。他说：“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要“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他还谈到消灭家庭的问题。

　　1958年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月22 日，毛泽东对此件批示说：“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钢的产量就达到英国了。”

　　1958年6月19日晚，毛泽东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毛问冶金部长王鹤寿：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年钢产指标为 1100万吨（对外公布是1070万吨）。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1958年六、七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发生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造成了960人非正常死亡。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国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红旗》第四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把工、农、商、学、兵（民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徐水。8月6日，陈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这里来搞“共产主义试点”。《人民日报》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32万人到徐水参观。中共中央领导人几乎都到徐水参观过。从此全国刮起了共产主义风。11月6日，毛泽东在《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共产风更加强劲。

　　1958年8月29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174651 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100%。到10月底，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总的99．1%。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在安徽视察时，他听说该省舒茶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说，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认为应该提倡。

　　1958年9月27日，刘少奇在南京向党员干部的讲话中说：“江苏省有300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江苏省只有50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300万。哪个大呢？是300万大。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刘少奇在江苏省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少奇说：“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

　　1958年6月16日，当人们对高产卫星产生怀疑的时候，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全国各地城乡纷纷成立公共食堂。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他在批语中说：“张鲁行五斗米道，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大受群众欢迎。”12月7日，另有一则批示中说：“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1958年11月25日晚，云南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4个区、20个乡，发生“土匪暴乱”。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公安部队组织力量即时围歼。

　　1958年11月21－27日，武昌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我们还要利用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1958年11月28－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1959年1月山东“馆陶事件”暴露。自1959年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迅速发展。社员四处觅食，到处逃荒。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罗卜度日。生产停顿。饿死多人，惨不忍睹。

　　1959年1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送上《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1959年2月，《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的粮食工作。” 这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2月22日、28日，毛泽东先后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全国掀起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

　　1959年2月27－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

　　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值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1959年3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1958年冬到1959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 2517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4月17日作了批示：一、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内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实际上，从1958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

　　1959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农业方面，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上不去。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第四条中提出要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并重，对私人养猪要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同一天，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

　　第一阶段是“神仙会”，主要是反左气氛。7月14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 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向彭德怀发起反击。 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展开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1959年8月中至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有上千万的干部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报告，报告谎称粮食紧张的问题已得到了彻底解决，保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市场好转等，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

　　1959年10月，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1960年 1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 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个生产队中，有 11159户被抄家搜查， 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人之多。后称“寿阳事件”。

　　1959年，国家出口粮食415．75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这些“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这一年进口粮食折合原粮只有 0．2万吨。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1960年1月到8月，广东省罗定县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称为“罗定事件”。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浮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这个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1960年3月4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自留地。此时，贵州省的农民正在大批饥死。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

　　1960年3月24－25日，毛泽东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讨论了十七个问题，如：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今年全国 80%的人在食堂里吃饭；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钢铁要依靠“小洋群”，还要搞“小土铁路”、“小洋铁路”；农业发展纲要提前完成的问题等。天津会议还是坚持“三面红旗”，但反对刮共产风。

　　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继续跃进　一定能继续跃进》。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年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 “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暴动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6月10日－1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14日的讲话中提出降低计划指标，提出钢铁要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会议期间他写下了《十年总结》，开始反省前几年经济建设中高指标的错误。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在讨论中苏关系问题的同时，研究了国内经济问题，会议通过《关于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并通知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960 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人。这些合同与农业无关。

　　1960年7月30日，《齐燕铭同志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11月9日发文指出： “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现把它摘要转发，希望各地参照执行。”

　　1960年8月，主管计划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八字方针。但由于认识不一，八字方针此时还无法贯彻。

　　1960年10月23－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的汇报。主要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会上讨论了问题暴露得较早的河南和山东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了信阳事件。信阳事件的材料，10月26日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认为信阳事件的原因是农村基层政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这个文件主要是纠左，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十二条”还坚持办公共食堂。

　　1960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号召全国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接着，各地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看了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写信给周恩来，信中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农村形势作出了严峻的判断。他说，有三分之一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年12月24日晚，宣威暴乱。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 417人。暴乱分子提出的口号：“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

　　1960年，中国出口粮食272．04万吨。这些“贸易粮”折合原粮326万吨，相当于一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当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这一年进口粮食只有6．63万吨。1960年大量饿死人后，1961年进口粮食580．97万吨。出口粮食减少到 135．5万吨。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但由于认识上不一致，真正的调整是在1961后下半年开始的。

　　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提出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20日，毛派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三个组分别去浙江、广东、湖南去做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1961年3月28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召开省委常委会，确定在全省搞“责任田”。为了减少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 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搞起了责任田。这是当年拯救农民最有效的办法。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61]323号，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这是第一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

　　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会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文件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从此，公共食堂在中国消失。

　　1961年8月23－9月16日，第二次庐山会议。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认为：经济形势1961年到了谷底，从此天天向上。

　　1961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有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会上邓小平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的数无非60亿，搞得好70亿。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呜呼哀哉。总想减，不努力完成任务，说不过去。这是这两年的一个思想状态，整风要首先整这一条。庐山会议确定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讲价钱。

　　1961年12月9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拟了一份报告：《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12月 17日中共中央同意这份报告，并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1962年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对经济形势作了比较严峻的估计。“西楼会议”和2月26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以及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3月 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广东每天都有大批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 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1962年7月，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向毛泽东谈了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坚持集体经济。事后，毛在游泳池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8月6日，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他又在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自“大跃进”以来，中国的“理想派”和务“实实派”的斗争经过多次反复，两派分歧逐渐加剧，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张推向了极端，也推向了毁灭。文化大革命失败，从反面导致1978年底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杨继绳，《墓碑》的作者，花了近20年的时间，进行了细致艰苦的调查，才编纂出此书。在上下两卷中，他对在中国1958年至1961年死于饥荒的3500万至4000万中国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这种以编年体呈现的描写无可辩驳。这本书给出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都想要掩盖的那场悲剧中的细节。

杨的史诗般的巨作证实的是所有在中国之外学习世界事务的学生都已知道的事实——毛泽东乌托邦式的计划本来是想加速建设他称之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结果却造成了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人为制造的饥荒。而杨继绳，作为新华社的一名记者——在官方的新闻机构中供职的一员，他是如何对此进行研究并写成此书的呢？这几乎和这本书一样非同凡响。

69岁的杨继绳在其职业生涯的多数时间里都是一名忠诚的新华社记者：他撰写报道，通过中宣部的审查，然后公开发表。与此同时，他还要完成一名角色转换后的高级新华社记者的第二职责——他要为党提供机密内参。杨在这种实地新闻调查中不遗余力，这种调查对中央监督首都以外的地方官员来说至关重要。他的许多内参报道，包括军队滥用职权、经济衰退和官员腐败，都被呈送到了中央高级领导的桌上，这让那些他调查过的地区的党领导们大惊失色。但是到了1989年，杨继绳因为中央对天安门广场示威采取了暴力的军事镇压而感到愤怒，希望破灭了，他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杨继绳不再为中央而打探地方消息，他开始了一项对抗其主子们的任务。他利用一名高级新华社记者所具有的特权，深入到全国各省的档案资料库中，由此揭开了最为完整的关于那场大饥荒的全貌，这是其他中外研究者们从未完成的重任。他写的这本书是完美的内幕之作，通过与其他党员的长期的秘密合作而成型，他们都下定决心要揭露中国几十年来对这场饥荒撒的弥天大谎。

杨继绳得到了近20名体制内的合作者的帮助——他们当中有些在政府机关工作，为了获得准确的死亡情况而默默地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艰苦的人口统计；也有一些保留了他们所在的区域中出现的食尸情况记录；有些省级档案的管理员心照不宣地点一点头、眨一眨眼，然后高兴地为假装研究中国粮食产量历史的同志打开大门；还有其他一些新华社的记者为了让这一惨剧的真实情况能发表出来而动用人脉关系联络。

杨继绳在他的研究中发现的最令人恐怖的记录之一来自于信阳，这是河南省的一座小城，也是饥荒最为严重的地方。当杨继绳造访时，他没能如预期的那样查阅官方档案，而是被引见给了余德鸿，余是当地水利部的一名退休干部，信阳的官员们可能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助了杨一臂之力。

余可以算作是当地的“历史怪人”——除了他不断念叨的故事与省里的地标或到城里来的第一辆蒸汽火车无关这一点之外，余在1950年代后期是信阳市长的政治秘书，他亲眼目睹了他的家乡、周边的村庄甚至他自己家里出现的小规模屠杀。

在50年代后期，毛下令让中国的农田都变成“公社”，让许多过去生产粮食的农民都去“土法炼钢”。这是“大跃进”的一部分，毛的幕僚们预测粮食产量会翻一番，甚至在几年内会增长三倍，而钢产量将很快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新的农村合作社开始用夸大其辞的假丰收来迎合毛对粮食产量创纪录的要求。国家再按照这些夸大的数据征收粮食，普通人很快就没什么可吃的了。

按照最保守的计算，在1958年至1961年，信阳的800万人口中有100万死亡。在多年之后，余还收到警告让他不要提及此事。但是他以自己的名字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交给了当地的党书记。他说，“有些人问我，‘你承认了的所做的错事还不够多吗？如果官方的历史中没有包括这些材料，那么我的个人历史中要包括。我有资料证实我的话。’”那时，信阳通常都会丰收，不像河南，常常被称为“乞丐省”，历史上就是贫瘠和饥荒之地。但是这个城市的所有优势都因统治官员而丧失殆尽。那个时候，河南和信阳都被要效忠于毛的极左思想所笼罩，而毛只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粮食产量问题。余还能生动地记得1959年，信阳的18个县在汇报当年的粮食产量时所召开的一系列“超现实”的会议。在每个县都大大的虚夸了产量之后，激烈的争辩结束，他们得出的数字是真实产量的3到4倍。这样的扭曲要造成接踵而至的灾难已经绰绰有余。不久之后大面积的饥荒就席卷这一城市和周边地区。

1960年冬去春来之际，浓重的死亡气息已经笼罩在这片土地。余清晰地记得季节的转换。在田边走过的他看见成千上万的尸体倒在路边和地里。冬天的时候，尸体被冻硬了，以死去时的姿势弯曲着，密密麻麻。看起来就好像是从冰箱里抛出来，被随机地扔在地里。一些尸体本来穿着衣服，但是衣服被其他人扒走了，他们的臀部和腿上的肉都不见了。春天到来的头几天里，尸体开始解冻，散发出浓重的气味，渗透到每天要过的日子里。而当地居民已经被吓呆了。

活下来的人后来抗争地说他们缺乏人手，精疲力尽，不能为死者准备体面的葬礼。他们说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尸体要怪饿狗所为，据当地的谣言传说，这些狗在吃了死人肉之后眼睛都会发红。余说：“这不是实情。那时候所有的狗都已经被人吃掉了，哪儿还能留着狗？”那些尸体不是饿疯了的动物吃的，他们是被当地居民吃了。那个冬天，以及那之后的另外两个冬天，许多信阳人是靠吃他们家人的尸体，或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无主尸体活下来的。

余所讲的这些让杨继绳震惊。“我没有想到会这么惨酷，”他说，“在古时候的饥荒中有食人现象。曾有‘易子而食’的说法，因为他们扛不住吃自己的孩子的残忍。但是这比那还要糟糕。”

毋庸讳言，《墓碑》不能在中国发表。没有一家出版商敢碰这个题材，即使它在香港销得很快。在中国中部的大城市武汉，社会治安综合管理部门办公室把《墓碑》列为“淫秽、色情、暴力和少儿不宜书籍 ”名单之中，一旦被看到就会被没收。另外，党将《墓碑》默默封杀，不允许在媒体上提及，也避免出现对这本书引人注目的批评。

如果你能理解那股阻挠关注杨继绳的书的强大力量的话，你也能理解他从一开始就在与怎样的力量对抗来报道和书写这本书。中宣部是书写中国历史这一战斗中的骁勇之军。它的卫兵在所有可能引起辩论的关键点上都站岗放哨：在学校，他们看管着教科书；在科研院所和大学，他们监视着学术成果；在统战部，他们为香港和台湾同胞准备了“正确的历史资料”；在各种形式的媒体中，他们审查从记者到电影导演的所有作品。象首都的所有重要的党的机关一样，中宣部没有公开的电话号码，或挂牌的总部。他们发给媒体的指示就是机密。

中宣部从来没有低估过他们的任务之艰巨。这任务堪比国家安全正危在旦夕那么重大。“在中国，中宣部的领导就象美国国防部和前苏联的农业部那么重要，”从1990年以来的担任中宣部副部长长达八年的刘忠德这么说。“中宣部的领导方式会影响到国家是否能保持稳定。”

在1990年代初期，杨继绳成为了新华社的流动经济记者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出差。他还写了党长期以来压制的其他话题并署名发表——关于1989年的镇压；高层领导的政治内斗；最重要的，是关于饥荒的报道。他的表面工作是真实工作的最好伪装。

杨继绳在政治上的领悟也有个人的原因，那是在他采访了湖北的一名长期担任领导职务者之后。这位官员告诉杨继绳那场饥荒在他的家乡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他开始重新思考1959年他父亲的死亡。

杨知道他的父亲已经垂死的那一刻，他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住在公社里的一名高中生。他也是共青团党当地支部的宣传委员，一名狂热的毛的支持者。杨当时正在为宣传“三面红旗”运动写板报，为“大跃进”和公社大唱赞歌，一位同学冲进屋里。“你爸快不行了，”这个男孩子说道。杨后来为没有能早点回家为家里人挖野菜而自责。那时候他没有想过要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或共产党。这是一个个案，属于家里处理的事。30年后，他有了不同的想法。

在后来的十年当中，杨继绳时不时地把自己锁在省档案馆里查阅记录——人口数字、粮食产量、气候摘要，人口迁徙，以及他能够查到的任何其他资料。对这场大饥荒的研究是他曾经做过的最庞大也最有风险的项目。他假装在研究农业问题和粮食产量，从而获得了几十年来都被死锁着的那些文件，如果高级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还不能让他查阅档案的话，他就动用他的同事与省领导之间的关系。他说，“我的同事们知道我在干什么，他们悄悄地支持我。”

在中国西部的甘肃，一名前新华社支部的领导曾因他的左倾观点而广为人知，他支持了杨，并给了他资料。在四川，人口众多的天府之国，另一位上了年纪的记者作了同样的事。当然，他的伪装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在贵州，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杨差一点就要前功尽弃。他的同事把他带到省级的党委所在地，想要获得查阅档案的许可。神经高度紧张的部门领导询问了档案室的领导，后者又把这一要求汇报给了省级的党支书。此人再向上汇报，他的领导决定问一问中央的意思。询问中央可以很快地揭示出这一研究是个骗局。杨继绳说，“我们差点儿就完了，”听说已经向北京发出了问讯，杨冷静地告辞，说他会下次再来。结果，《墓碑》中没有对贵州的详细报道。

杨继绳始终都在担心他会被抓住，他的同事会被惩罚。“我觉得就像一个人进入深山寻宝，孤身一人，周围的野兽在虎视眈眈。”他说，“这很危险，采用这些资料是被禁止的。”

甚至最终的全国死亡人数也成了被揭开了的秘密，而这一数字西方在20年前就已经知道。为了计算这一数字，杨采用了他从省级档案馆获得的机密数字。但是他也请教了另一位内部人士，一位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多年以来他都在默默地收集着关于这场饥荒的影响的材料。

王维志1959年从苏联学习人口统计后回国，那是大饥荒的第一年，他进入公安部工作，之后在那里度过了30年。这一工作给了他独特的优势来追踪饥荒的影响。在共产党统治的前35年中只作了三次人口普查——分别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公安局会在全国范围内对家庭人口登记进行对比和记录，一年更新两次。理论上，王可以获得从全国范围内每一个县报上来的最新人口数据。

在1962年，王对饥荒的实地影响有了粗略的感知。那时他被派到安徽的凤阳，那里的死亡人数与信阳可有一拼，这个工作组不是中央派去调查前两年的饥荒造成死亡人数的，这一话题的政治敏感度实在太高。他们是被派去调查为什么1983年的出生率急剧下降。原因并不难发现。老人和孩子都没能熬过饥荒。王说，“在那一地区最老的人是43岁，最小的7岁。”

王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努力了数年，才获得了全套的整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饥荒时期的数据被禁止查看。1958年之前的什么数据都容易获得，之后的就很难找到。“那时候这些数字是非常敏感的，几乎没有人能看到。”王说，“比如在山东只有公安部最高的五位领导可以看到：书记、省长、及这两位的副职，还有公安局长。”但是在1970年后期，政治气氛有所改善，王悄悄地收集这些资料。而直到1990年代，当杨继绳来敲他的门时，他才给出了他自己对死亡人数的估计，并予以发表：3500万。

要说个性的话，王看起来是一位无情的公务员，他对这一悲剧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作为一名专业的人口统计学者，而不是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他严格地依靠数据说话，那本往期的存在他家中的办公室角落里的政府人口书中全是带数字的表格，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他说，看看这里，一边把灰掸掉，手指指着一列数字，一个省的人口下降了300万。当我问他1980年代当真实的死亡数字逐渐浮现出来的时候，中国有什么反应，他耸了耸肩。“因为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人们都麻木了。”他回答说。对杨来说，王的专业精神非常珍贵。在一个事事都与政治沾边的国家里，王严格地依据事实说话。他说他很高兴能够帮助杨。“对我来说，这些就是事实。如果有人想要调查，我会给他们事实。”

直至今天，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有多少人死于那场饥荒，虽然在1980年代中期有过一次内部调查。主持那次调查的那名学者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西安的一家自动化制造系统中担任讲师，之前他在印度学习过不到一年的人口统计。他给出的数据是1700万非正常死亡。这一研究误差很大因为它的主要数据来源是有记录的死亡。“那个时候超过一半的死亡没有记录。人们当时考虑的是生存，而不是统计数据，”美国的人口统计学家Judith Banister说。同时这一研究的主持人，蒋正华，也因为他的工作而大受奖励，最终被提拔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

杨继绳下决心准备应对《墓碑》面世之后当局的反弹。当然，他很容易受到伤害。他现在还和妻子居住在由新华社提供的一间退休公寓里，每个月要从政府领退休金。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什么事。他的合作者们也同样没有受到党的干涉。杨说，“当局已经不再象以前那样愚蠢了，如果是在过去，我死定了。我的家庭也会被毁掉。但是现在我还在写书、演讲。我没有被送进监狱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还是有改变。”

我上一次和杨继绳谈到《墓碑》的时候，他总结了中国和党的演化，这些话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说：“这个体系在腐烂，这个体系也在演变。它一边演变一边腐烂。还不清楚最终哪一面会占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