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培耘

有人一谈到中国的变革，就感叹没指望，原因是中国的国民性实在太令人失望。在他们眼中，任你什么先进的制度，任你多么科学的方式，一到这块土地上就会变种，就会走样，就会最终新瓶装旧酒，或者挂羊头卖狗肉。没办法，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就是有这么多劣根性，就是这么“贱”。

如此一说，似乎无意地为维持现存制度找到了注脚，似乎中国人天生就适合被专制，喜欢被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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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否认中国人有太多劣根性，有些人甚至真的有点“贱”，我亦赞同鲁迅、柏杨等前辈对中国国民性的尖锐批判。

但是，中国的国民劣根性并非无可救药。

劣根性不只中国人有，哪国人都有，只是各自表现不同。

人为什么会有劣根性？因为人是有自私心的动物，人天生需要自保。因此劣根性或者说弱点是人都会有，只是身处不同的制度和环境，表现出的程度不同而已。进一步说，人身上都有天使和魔鬼的两面，在好的环境里，他会更多表现天使的一面，在不好的环境里，他可能会更多表现魔鬼的一面，呈现出更多的劣根性。

因此人是适应环境的产物，国民性主要靠后天炼成，改变了环境就一定能改变国民性。

一个呱呱坠地的中国婴儿和美国婴儿、欧洲婴儿，除了在体质形态上有点差别外，在个性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差别。只要改变了后天所处的环境，一个民族的个性心理和世界观、价值观是可以得到改变的，甚至可以很快得到改变的。正如一个中国人一生来就在美国生活，他长大后和美国孩子在个性心理、世界观、价值观和为人处世上不会有太大差别。

后天的炼成，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受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响。这些源于口口相传，和各种用文字或非文字的形式呈现出的历史文化的教育和感染。

二是受现实制度环境的影响。

相对而言，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只是间接的理性层面，它必须靠传承才能影响后人，它对人的影响是有限的。而第二种是直接的感性层面，由一代代人直接在现实中感知获得，它对人的影响是至为深刻的。正如你无论如何向一个九零后描述文革的恐怖，都不如他自己用三天时间，去亲身体验一下这样的经历来得刻骨铭心。

因此，确切的说，当代中国人，无论是上上一代，上一代，还是这一代，下一代，甚至每一代，其国民性的养成与文化传统的传承当然有关系，但更与他们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所处的时代有关系。

环境不同，国民性就会不一样。环境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分，李悔之与卜移山差不多算同一生存时间但不是同一生存空间，所以心理认知迥然不同；韩寒与卜移山既非同一时间也非同一空间，所以心理认知更是截然两样。五十年代生人，与七十年生人，与九十年代生人，就是不一样，此之谓代沟。当然同一时空，也会出现完全不同的人，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样的人都会有。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国民性的养成，与现实环境是主相关，与传统文化只是次相关。举一例，如今的台港人与大陆人在人文传统上是没什么差别的，确是同文同宗，但因制度环境不同，其国民性也就有了明显差距。

分析至此，我们就不难明白，当代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如何炼成的，当代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如何炼成的。

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大陆人的劣根性很多，比如：

欠缺制定规则和遵守规则的自觉意识，喜欢通过规则之外的途径解决问题。

明哲保身，对公权侵犯他人私权不吱声，结果自己私权被侵时也无人吱声。。

喜欢窝里斗，对外成羊，对内变狼。

奴性十足，满足于坐稳奴隶，部分奴隶的思维甚至特别奇特，比主子还为主子着想。

等等。

这些劣根性是如何炼成的呢？

肯定的，有中国传统国民性的传承的影响，而传统国民性是几千年专制制度及专制文化所造成。

但更多的，是现实环境的影响，现实环境就是更苛酷更具有欺骗性和破坏性的屎大淋式专制制度和专制文化。

有人说，不是马勒主意不好，是马勒主意到了中国后被中国的传统专制文化侵蚀同化，变了种走了样，形成了马勒外壳、传统专制内核的专制制度和文化的缘故。

我说此言差矣，不是中国传统让马勒主意走了种变了样，而是马勒主意让中国传统走了种变了样，中国传统中本有不少美好的东西，可马勒主意来了几十年后，通过反复的“整风”、“反右”、“破四旧”、“批孔”、“文革”等运动，中国传统中还剩下多少美好的东西留给后人？与传统的专制制度和文化相比，马勒主意在专制程度和邪恶性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也别给我说经典马主意是好的，是真理，中国得到的不是真正经典的马主意。我承认中国没有得到经典的马主意，得到的只是勒拧屎大淋主意，但马主意在部分观点有道理的同时，其实也更多的充满着邪性和暴虐。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当代国民劣根性的养成，传统专制固然“功不可没”，但勒屎猫专制更是“居功至伟”。没有勒屎猫对民族传统长期的诱奸强奸鸡奸霸奸，中国传统人伦和人性中的美好一面不至如此沉沦，中国人性中的劣恶一面不至如此潜滋疯长。

所以，拍砖头不要拍错了对象，追究当代中国人积重难返的劣根性，最该拍砖头的不是鲁迅笔下的吃人传统，而是一个甲子以来的“吃人魔教”。

中国的国民性要改良，其目标是既要复苏中国人传统中美好的、有价值的一面，如仁义礼智信，更要习得现代公民的禀性，要更加明白公民责权，维护社会公义，心向普世价值，积极做国家的主人。

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首先改变中国人生存的环境，改变中国的现存制度。

只要改变了现存制度，让民主制度生根壮大，虽不能在短期内完全改变成年人的思维理念和文化心性，但至少可以慢慢的点滴改变，推进社会向善。更重要的是，在好的制度环境下，当代中国人的后人才会尽可能少的不被毒素和狼奶侵蚀，他们将获得与上代人完全不同的制度体验，从而形成完全不同于上一代的国民性。

当然，新生的民主制度必然会受专制传统和几十年烙印至深的勒屎毛那一套冲击，但只要社会的人杰精英不懈维持，加上民众尝到了新制度的好处，我想民主制度终会巩固，而专制的、邪恶的东西终将式微。

有人对此信心不足，可以理解。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确实很顽固。你想两千多年加上一个甲子，在内外邪性的合力下，怎能不顽固呢？

不过，橘会否成枳，根本不取决橘本身，而是取决植于淮南淮北。只要淮北具有了淮南的条件，则橘不会成枳，成了枳的也会慢慢复归为橘。苏东波的变化已印证了这一点，台湾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点。

而我，也确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