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人讲的是对的,但必须看到这个人排斥法家,赞赏儒道,这是应当商榷的,
实际情况是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都或多或少的主张愚民驭民,
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为什么积贫积弱的原因。
老子是愚民政策的鼻祖 http://www.kotnation.com/dispbbs.asp?boardid=44&Id=126&star=1
老子主张愚民政策,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于愚之。”
老子公开鼓吹要用愚民政策来消灭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六十五章》),他极力反对开发民智,主张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
老子有一段十分经典的言论概括了这种“愚民之术”的主要内涵及其目的:“虑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若果如此,使普通民众“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管束起来就得心应手了。
一般认为,率先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子和管仲。老子公开鼓吹要用愚民政策来消灭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六十五章》),他极力反对开发民智,主张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
管子认为,老百姓愚蠢是统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他说“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相体,而外内别也。”(《管子·君臣》)在管仲看来,统治国家就是“牧民”,正如驯化和管理野猪、野牛之类。在管仲之后,许多学派特别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商鞅、韩非等人,都在各自的学说中提出了“愚民”的主张。
商鞅在《商君书·弱民》中说,国家要强盛,必须“弱民”、“愚民”,他说“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商鞅还说:“民愚则易治也。”
为了建立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韩非认为必须依靠法、术、势,实行“愚民”政治。他把老子和商鞅的愚民思想推向了极端,反对提高老百姓的知识和文化。他说:“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八说》)。韩非认为所有的知识和文化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因此,他除了把一切“文学之士”、“有能之士”和“辩智之士”等全部看成是“奸伪无益之民”(《六反》),应当全部清除外,甚至还主张禁止私人著作流传和私人讲学,严格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言论,只准学习统治阶级政权公布的法令。
孔子“愚民”的主张。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以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代统治者都它当作“愚民”的“经典”语录。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也主张实行“愚民”政治。墨子鼓吹“天志”、“明鬼”、“尚同”,老百姓绝对服从上一级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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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思想则是一开始就是统治者弄百姓的工具。佛家可以说是严重的被利用了。佛家从东汉传入中以来就一直扮演着统治者消弱民众的工具。统治者看到了佛家里可以使找到一个归属感的巨大“商机”,赶紧利用。民众得到不公平的时候委屈很大,要是无寄托就有混的危险,佛家自然也就了一些民众心理的寄托。
佛教是强烈的麻醉剂,它那一大套什么布施得福,许愿(贿赂)免罪,净土地狱,因果报应,精神不灭,六道轮回等耸人耳目的骗术,统治阶级当作新奇的工具,予以接受和利用,是毫无困难的。骗术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敢说无边无际的大话,所谓大言不惭,就是佛教绝技之一。
从佛家的造像也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痕迹。佛教的造像一般分为四个阶段,一个是北魏孝文帝迁都以前,第二阶段是北魏迁都至正光末年(524),第三阶段东西魏到隋代统一前。佛家造像的由一开始的神秘超然,肃穆冷峻给雄伟和威严之感。到了第三阶段宾造像代表着世俗化的倾向,佛家的造像往往就以统治者的模样来锻造。到了第四阶段的时候佛陀给完全是皇帝和官员的模样。造像恰恰映了一个利用渐强的趋势。到最后就完全不知道佛陀为谁,佛和统治者的关系暧昧的让吐。
时间呼啸而过,最后佛家思想既没有在给中以较大的帮助,而抛弃了中,而中本土的道家思想也没有继承,也就使得的信仰缺失。
自由平等的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自由平等的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同样,一个健康向上良性发展的文化体系也不是一群有奴性的人能建立起来的——在我看来,奴性传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落后丑陋的根源。而五四运动最终以政治方式解决就是因为改造传统文化的最终解决方案在于颠覆造成奴性的封建体制。
文化需要由健康的人格来构建,艺术需要自由的个体来创新——封建统治者需要子民有健康的人格吗?需要他们有自由的个性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群奴隶,一群愚民。所以,我们还有会健康向上的文化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封建统治者培养子民奴性的,无非是二种方式:第一是物质层面的,即通过武力对资源的掠夺和控制;第二是精神层面的,那就是通过意识形态来传播宣扬主子意识,培养奴性。在中国,这种方式第一是宗教伦理,集大成者莫过于儒教;而第二就是艺术。
中国画是书画同源的,从原始壁画到象形文字到
“河图洛书”——艺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传播载体。中国画沦为文人自娱,就是因为奴性社会的统治者不容得个人参与到意识形态领域。从历史上血淋淋的文字狱到文革中因毁坏毛主席画像入狱——统治者深知文化艺术的力量。深怕自由个性的艺术会带坏了那些奴隶——而习惯了做奴隶的中国人,也深怕自由个性会惹烦了主子——于是,文化艺术自觉退缩到了自娱玩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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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是揭露,鲍是深刻揭露.
从60年到两千年的推广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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