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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所以如此，由来已久，原来大家吃菜，都靠各地蔬菜公司，人们吃多少菜，都是依靠调拨的，私自摆个小摊，就会被控投资倒把，恰似今日的朝鲜。喇叭裤，曾是流氓的标志，而今谁穿，那一定很土。后来路边的蔬菜，曾经很便宜，但是随着政府的菜篮子工程和城市蔬菜市场的兴建，菜价就开始高涨起来。

曾几何时，农民开着拖拉机赶着毛驴车到城里卖菜，因为没有税收，所以这最短的供应链提供了最合理的菜价，那时候政府控制的是柴油、种子、化肥、农业税。后来城管们拿着棍子出现了，而城市兴起了菜市场，拖拉机和驴车禁止进入城市，甚至是小镇，领导视野为之一清，于是领导们感觉距离文明就更为接近，而市民们与文明所必需的小菜，却渐行渐远。

其实菜价的组成，多数是官卖货，从化肥、柴油汽油、种子、到市场摊位费，本来应该是农民分享的经济增长的结果，从而解决农村转型的问题，但这些财富多数都到了非市场环境下的权力市场中去了。大家不必笑话内蒙包头的土豆卖到山东，然后包头人再从山东买回来，其实各地这样的现象普遍之极，假设哪个地方政府实力部门的领导亲戚开个市场，各种政府力量就会把不在这个市场经营的商户往死里整，直到这些商户搬入那个权力构建的所谓市场，最典型的样本就是出租车公司，其实都是一样的。

当官媒分析价格组成的时候，人民很义愤，似乎蔬菜的批发者赚钱太黑，应该打击，殊不知这些买菜的那翻倍价格的实际组成，从高昂的油价，世界第一的关卡收费，市场的高昂租金，交警超载的罚款中幸免出来的利润，可能也就是让全家温饱而已，远非什么暴利。比起地产开发商而言，模式相同，只不过菜贩子很难有地产商的那种规模。

本朝这种权力和资本的组合，其实最符合马克思先生描述的恶性资本主义的组合，赤裸的权力和逐利资本在没有制约的环境下，所实施的是资本和权力的分赃，人民成为能吃饱的奴隶，经济上有殖民地的特征，文化上对人类而言，是文明的灾难。而且当权力更为聪明隐蔽的时候，你就更加找不到它的吸血点。举例而言，假设某工业园管委会领导的子女开了个卖盒饭的公司，大家都会觉得这简直是清廉领导的典型，让子女去干这样的“贱业”，殊不知，如果你为40万员工提供三分之一的一日三餐，假设一份盒饭净盈利区区5毛，那么每日进帐就是20万的真金白银，每年即便不加班按照220个工作日算，这个盒饭公司净利润将达4400万元，这样的话，你让领导们如何去查处富士康呢？比起日进的斗金，区区的十几条人命，翘不起这样沉重的天秤，虽说这样的天秤只要控制卫生许可证就可以撬动，但是那和以前的官盐，今天猪肉上那个蓝色的戳，都无关地沟油的流行，而只关系官员们的吃喝，所以公正，就历来与民众无缘。

我们身处一个权力主导的世界，吃喝拉撒，睡觉学习看病都要权力来安排，以前结婚要介绍信，甚至现在，要在自己的田里播种，也要去拿一张准生证。每年街道干部们都会上门，发放避孕的套子，我想大家大多都不用官派的套套，那些套套累积数年，足可以摆上一盘，花红柳绿，好似节日的糖果盘，这样的艺术造型足以使人发笑，我想北京的行为艺术家们可以用这个构思做个行为艺术作品，名字就叫“权力的小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