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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富士康情绪：一种令人心真正感到绝望的情绪 [打印本页]

作者: ls59 时间: 2010-5-31 08:17 标题: 富士康情绪：一种令人心真正感到绝望的情绪

亦忱
刚刚看完英国金融时报在富士康园区的视频采访《“10连跳”之谜：探访富士康工厂》，我基本可以下一个这样的结论了：虽然员工总数高达30多万的富士康深圳工业园，看起来像个工厂其实也就是个工厂，但实质上倒更像一座世间最温柔的监狱。然而，这座台商郭台铭在中国打造的硕大无朋的温柔监狱，尽管半年不到就自杀了10多位从祖国各地兴高采烈前来而自愿囚禁和谋生于此地的妙龄青年，它却依然还会是众多心怀梦想的中国农村知识青年们首选的逐梦场所。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的上述论断是奇谈怪论，这就对了，这也正是我所期待的效果。那说明，你至少还能用自己的脑子在思考问题。

在我看来，富士康工业园与监狱的区别，除了呆在园区的员工们是自愿而来，和在园区内所受到的暴力胁迫程度远远低于监狱之外，以及富士康员工的收入稍微多于监狱中的囚徒们之外，其运作模式几乎与我所参观的几所中国的监狱真的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人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人的活动方式被设置得单调到不如一条狗，人的群居模式几乎不会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私密生活空间，人在既超时又单调的劳动过后犹如一具具行尸走肉。自然，富士康唯一优越于一所监狱的地方还在于，所有自愿囚禁于这所温柔监狱中的曼妙中国青年们，比监狱中的囚徒，多了一点点做自由落体的运动而已。按韩寒的说法，这种自由落体运动，使他们可以自由地将在原本在自己心脏里流动的鲜红血液，随意地涂抹在富士康园区大街的人行道上。

坦率地说，自从前些日子我在南昌街头买了份自诩能“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南方周末》，从中读到这家报纸的记者刘志毅卧底富士康28天才写出的《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之日起，当我读到诸如“富士康员工每天坐着穿梭巴士上下班，往来于固定的车间和宿舍，却不清楚未来的方向”；“这些拿着低工资，永远发不了财的工人热衷于买彩票、买马，以此寄托希望”； “‘五一’假期对一些人来说成了忧虑，因为花钱不挣钱的日子‘很难熬’。这一天，打工仔们顾不上是什么节，更重要的是加班费；实在不行，睡个懒觉更实在”； “在与他们聊天的很多时候，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自己幸福得太过分。他们居然羡慕那些受工伤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着笑话一面说自己的工作岗位如何有毒。他们讨论自己的同事们跳楼自杀时，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语出戏谑，似乎每个人都是局外人”。

好了，不要再引用这篇报道中的更多诸如此类的文字了，否则，我真的会老泪纵横，而难以继续有勇气把这篇文章写下去。

我的问题是，当中国已经成了全世界公认的财富涌流之地的金砖国度时，为什么会有富士康工业园这种把人作为没有生命的机器对待的神奇地方？它竟然还是存在于得开放社会风气之先的毗邻香港的地方？对此，我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些个问题。

在我看来，所谓富士康情绪，无疑就是一种对未来不抱任何非分之想的绝望情绪。事实上，当你深刻思考导致富士康情绪在举国弥漫的原因后，你想不感到绝望，恐怕也不太可能了。

今日，我又读了南京知名学者袁剑新近撰写的《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一文。他在文中如此这般地写道：

“在持续增长了26年之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國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经济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的将此理解为中國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谓比较优势，但大量来自中國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则证实：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由使用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发自中國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國出口工厂中，许多工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显然，无论与中國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國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不管这种低估的原因是什幺，严重低估的劳动力价格都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國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越大。无法估计中國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國现在每年5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还会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并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不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从历史的常识出发，我们似乎从来还没有看到过那种依靠虐待本国人民就能够发达起来的国家。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國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中國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手段。在整个改革时期，只有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两股力量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战略扭曲到不计成本的地步。”
自然，我们确实应该都能看到，台商郭台铭比《华尔街日报》记者所报道的那家血汗工厂的老板要仁慈得多，他招募来的工人甚至可以拿到130美金的底薪，其工作时间居然只有每日12小时，而不是18小时。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诸如发生在富士康的绝望员工频频自杀的残酷现象，它其实彰显的，正是所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经济模式，已经步入日暮途穷困境的一个缩影。

只是令人聊以自慰的是，随着中国进入信息化社会，富士康变成大泽乡的几率几乎不太可能，富士康情绪即使能转化为大泽乡情绪，也不太可能对这个金砖之国的统治者构成什么真正的挑战而已。

不过，令许多中国人揪心扼腕的是，如果你不是幸运地呆在中国这座金字塔的高端那一截，那么，你的儿孙们，大概日后受到富士康情绪困扰的几率肯定接近于一。我甚至不无来由也毫无逻辑地坚持认为，这几乎就是你的儿孙们被你带到人间时而注定的宿命。（201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