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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辛亥革命百年回眸》挑点毛病

今天，新华网公开发布了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先生的署名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辛亥革命百年回眸》。我不知道这篇精心炮制的文章有什么来头，是个人研究心得，纯属一家之言；还是代表某种势力，作为“讨逆檄文”。但却知道其似有所指——比如对近来持续发酵的袁腾飞事件的某种回应。笔者虽然学识浅陋，而且就像梅宁华先生一样并非历史科班出身，但在此权且把这篇文章当作梅先生的个人研究成果，并不揣冒昧，向梅先生学习，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驳斥一下其“歪理邪说”。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序幕。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并作为我们面对现世和“面向未来，继往开来”的镜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从出发点上来说，笔者和梅先生是一致的，都认为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值得研究，都认为以史为鉴是研究历史的重要目的，都认为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对当世和中国的未来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笔者通读全文，深感震惊，对这篇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的强词夺理的老子主义文风、高人一等的说教口吻和为人所熟知的泛政治化的文革遗风，不仅不敢苟同，而且要对其研究历史的方式和很多观点大加挞伐。在历史迈进21世纪已达10个年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日益融入世界、国人观念已大为不同的今天，梅先生仍然试图以愚民心态、作愚民文字，以此欺瞒天下小民，从《环球网》转载以后，读者的评论多为否定和批判来看，注定是不得人心的的。

这篇文章首先给人的印象是“四不像”，说是历史研究吧，又通篇说教，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一些地方只有观点，没有论据和论证，目的就是让你照办，这种以历史为对象的文章，哪还有半点历史研究的意思嘛；说不是历史研究吧，梅先生可能会大大的不同意，因为如果不是历史研究的话，那么他又以何种立场写出那些观点，得出那些结论的呢，又如何让人能够心服口服地遵从他的那些说教？之所以给人“四不像”的感觉，是因为这篇文章不是真的想要研究什么东西，不是真的要以史实来说服人，不是真的要以史论来和大家进行切磋、交流，而是打着历史研究的旗号，实际上是要命令大家这个该干，那个不该干，做一个死心塌地的听话“愚民”就好。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将历史研究问题泛政治化。文中批判了历史研究中所谓的“实用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批驳了五种历史研究现象，即“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戏说"、"恶搞"历史”、“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和"纯客观"”。该文认为“以上倾向和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却造成了严重后果，不但颠倒了历史是非，搅乱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还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倾向，其要害就在于颠覆历史观，否定已有的历史结论，歪曲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梅先生所指的上述五种现象“从根本上搞乱社会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动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立足和发展的思想根基。”

这种将学术问题上升到国家、民族存亡的高度来看待，动辄对研究者扣以大帽子，是我们在文革中屡见不鲜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鲜有其例的现象，在这篇文章中竟然死灰复燃，令人匪夷所思。不仅如此，就从梅先生文章本身的观点来看，也是极其荒谬的，所谓的“历史是非”究竟是什么？是你梅先生人为划定的历史研究的禁区吗？只有你梅先生允许的研究领域才可涉足，除此皆不可入？还有所谓的历史观是什么？是不是只有你梅先生认可的历史观才是对的，而别的历史观都是错的？还有所谓的“历史结论”是什么？历史研究有结论吗？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为历史定论，所谓的历史定论也是相对的，是国家意志的产物，你梅先生能代表国家吗，何况即使是由国家定论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进行科学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自相矛盾，强词夺理。梅先生的文章无疑官味十足，将现实中官员的霸道作风一览无余地体现在文章中，而且常常前后矛盾，却不以为意，自以为雄辩滔滔，却是地地道道的强词夺理的霸蛮作风。比如梅先生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出历史研究应该坚持的“客观性”、“包容性”、“是非性”和“全面性”原则——当然是梅先生个人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他在论述这些原则时，也不得不阐述了其正面意思，比如客观性原则，“认识和研究历史必须以事实为出发点，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阐明其内在联系，透过历史现象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比如包容性原则，“对待历史要有一种包容心态，而不能用整齐划一的"单一性"思维来看待历史。搞预设立场的历史研究和片面解读，是不可能把握历史全貌的。”

但在后面的论述中，梅先生又亲自违反了自己设定的这些原则。比如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梅先生就从后世的执政者的角度，过于强调“救亡图存”的主题，而对当时实际占主流的主题予以淡化。众所周知——即使是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也是这么认为，即“民主”和“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主题，缘何因为现在的民主禁忌，而对此作淡化处理？而且从经历五四运动的当事者的回忆来看，五四运动另外还有一个重大主题，就是五四运动同时还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新文化运动”，而梅先生刻意对此两相比较，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置于“救亡图存”主题之下，似乎并非“以事实为出发点”的，也不是客观地得出他的结论的。部分历史研究者从客观史实出发，对抗日战争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历史贡献进行了积极的肯定。从国民党军队当时占据的位置及其抗日规模来看，应该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虽然也曾溃败，也曾屡败屡战，但难掩国民党军队对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所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而共产党当时的主要战场在敌后，而且被纳入了国民党政府的抗日体系中，客观上并非抗日主力，在重要性上比国民党军队稍逊一筹，似乎无可避免，而且从学术上来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初期，出于暂时处于战略劣势的原因，是否存在避敌自保的情况的确曾有争议。如果因为今天自己是执政党，就罔顾历史事实，“搞预设立场”，“用整齐划一的"单一性"思维来看待历史”，那么梅先生自况的“包容性原则”到底体现在何处？

自我标榜正确，扼杀学术自由。梅先生似乎自认为是真理的化身，因此时时刻刻表现出“老子主义”的倾向，张口闭口就是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仿佛自己是“万人师”，人人都必须听命于他。比如他在论述实用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五个表现后，带着一种明显的命令性口吻说，“真正地从百年历史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搞简单、片面的史料考证，不行!搞假设、解构不行!戏说、恶搞更不行。”一篇学术研究的文章中，怎么会出现“必须”这样的字眼，既然都“必须”了，还要历史学者干什么，干脆解散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让这些人各自卷铺盖走路就是，反正没什么可研究的了，已经都“必须”了嘛。后面的措辞就更加搞笑了，三个“不行”彻头彻尾地暴露出了梅先生的颐指气使的“家长”嘴脸和不知斤两的“文霸”作风。

梅先生的说教还体现在学术上的“独断主义”，人家说的都是错的，只有自己是对的，从而排斥百家，唯我独尊。梅先生所极力反对的“胡乱抽出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实自己在驳斥他人观点时，何尝不是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将一些学者对建国初期的一些历史现象的分析，根据自己的需要，将他们的观点片面地归结为某种绝对的结论，比如一种是“否定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为了论证他的这个“主观臆断”，他说这些学者“认为中国不该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按照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充分的发展，等到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从学术研究应该允许争鸣的角度出发肯定这种观点的话，仅从这句话本身出发看，它也不无道理，毛泽东在建国后违背当初的承诺，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过于激进，已经在历史上造成了众所皆知的后果，学者对此存疑实属正当，为何要将这些学者的观点绝对化，当作批判的标靶？这种文革思维今天仍然大行其道，作为首都媒体的最高负责人以这种思维来阐述历史问题，简直难以想象。

文过饰非，为我所用。梅先生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正确，违背自己所谓的“客观性原则”和“全面性原则”，不仅不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且虚伪地从一个后世人的角度出发，不惜矫饰历史事实，先入为主地立论，达到为我所用，论证“中国百年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进程，革命、探索、发展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演进具有无法抗拒的历史逻辑”这一观点的目的。因此，注定是没有说服力的。他虽然肯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后的20年探索中，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致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等重大曲折，使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严重挫折。”但归根结底他是要为此进行辩护的，认为，“探索过程不可能不犯错误”，“只要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这段历史“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强劲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

梅先生甚至片面理解邓小平的意思，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笔宝贵财富。而当邓小平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这段话，是从大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说服当时的人们接受其观点，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而提出的，但是梅先生却从这段话得出中国20年的错误历史不仅不是坏事，反倒是件大好事这种荒谬绝伦的结论。

笔者不明白的是，在梅先生看来，既然在国家发展的重大事项上都允许“探索”，允许“犯错误”，允许“失败”，还可以此作为将来的宝贵“财富”，为改革发展奠定强劲基础，那么区区的几个文绉绉的学者坐在书斋里，搞点历史学术研究，搞点探索，甚至犯点错误，来点失败，难道就会“亡国灭种”不成？

核心提示：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在《红旗文稿》2010年第10期撰文，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章批驳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杜撰出毫无根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已经被中国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一些历史结论“翻案”等现象。

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资料图)

摘要：在一部分人当中也存在着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倾向，……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

第一阶段为革命阶段，时间是从1911年到1949年，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第二阶段为探索阶段，时间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第三阶段是改革发展阶段，时间是从1978年以来至今，主题是改革发展。

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辛亥革命百年回眸

100年前，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辛亥革命。怎么看待中国这1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才能真正做到“面向未来，继往开来”；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只能作出错误的判断，误导现实的发展。

一、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

当前，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是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但是，不可否认，在一部分人当中也存在着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

有人鼓吹所谓“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更有甚者，随意丑化革命领袖和先贤烈士。

二是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

为否定中国的历史成就，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杜撰出毫无根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实际上是在刻意导演历史。有人提出“重写历史”，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人为地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经过这样的历史“解构”，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想，反映了这些人对待历史的轻率态度。

三是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

有人以纠正改革开放前一些历史结论的偏向为由，为已经被中国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一些历史结论“翻案”，蓄意扭曲和颠倒历史是非；有人甚至以人性化为由，编排历史情节，对历史进行随心所欲的涂抹、剪裁和虚构，为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叛徒、反动统治人物评功摆好；有人竟宣称动荡不已、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这些显然是对历史的颠倒和虚构。

四是“戏说”、“恶搞”历史。

通过各种方式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肆意戏说，对中国百年历史中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贤进行调侃、讥笑和贬损，用主观臆想去改写中国历史；甚至在学术界，有人更是以恶搞为噱头，以颠覆正史为能事，对历史或取其一点，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就在这种“戏说”、“恶搞”中变得模糊起来，变得轻佻起来，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五是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和“纯客观”。

有的所谓历史作品在表现人民革命战争时，只是一般性地表现战争场面的残酷，把战争和牺牲都描写成所谓“中性”的、“纯客观”的表象事实，而不去深入挖掘事实的性质，不去关注战争的人心向背和正义与否，不讲为正义而牺牲的价值意义，把中国人民为社会进步而战、为自我解放而战的正义性和崇高性虚无化。

以上倾向和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却造成了严重后果，不但颠倒了历史是非，搅乱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还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观是人们关于历史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从而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能够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对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意义极大。“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是一个关乎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问题。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制造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退回唯心史观——这些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是不能被颠倒、被搅乱的，否则就会从根本上搞乱社会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动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立足和发展的思想根基。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倾向，其要害就在于颠覆历史观，否定已有的历史结论，歪曲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历史结论应该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的，不能随意否定。而戏说历史、解构历史、恶搞历史，则是一种实用主义倾向，体现的是对历史的一种不严肃和不负责的态度。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百年历史是一次伟大的洗礼，不但是血与火的洗礼，更是现代化的洗礼。通过这次洗礼，中国社会实现了跨越时代的大发展。我们应该深入地认识和总结百年历史中蕴涵的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将使国家和民族受益无穷。

但是，要真正地从百年历史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搞简单、片面的史料考证，不行!搞假设、解构不行!戏说、恶搞更不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这一经典性概括，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了指导，具体来说，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客观性原则。

历史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历史作为人的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认识和研究历史必须以事实为出发点，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阐明其内在联系，透过历史现象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

二是包容性原则。

认识和看待历史作为人的一种认知活动，必然具有多样性。因为人总是从属于某个利益阶层或群体的，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带有所从属利益背景的意识形态烙印。因此，对待历史要有一种包容心态，而不能用整齐划一的“单一性”思维来看待历史。搞预设立场的历史研究和片面解读，是不可能把握历史全貌的。但是，包容性原则是建立在遵循历史事实，对历史进行符合规律的探索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随心所欲地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是是非原则。

历史是有大是大非的，这种大是大非是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价值判断。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因此，对于历史大是大非的把握，不能沉湎于个人的恩怨和预设的立场，纠缠一些历史的枝节、细节，否则就无法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能科学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四是全面原则。

这是正确认识历史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列宁曾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这个论述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历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重要的是要在把握历史活动的总和和全貌中来确定它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这样才能揭示历史真相。如果胡乱抽出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任何实例都有可能被找出来，任何历史也就都可以被改写。就中国百年历史而言，革命、现代化是贯穿其中的主题，正确认识历史就在于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揭示这些历史活动内在的逻辑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