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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饥饿最为强烈的1959－1961年，贵州茅台酒的下列数字说明了什么?
1959-1961年茅酒产量为2079吨。

其中出口139.86吨，国内消耗1939.14吨。

按茅台酒粮酒生产比例5：1计算，茅台酒厂用去原粮10395吨。

这是我在贵州仁怀对上访47年的老人叶绍明作社会学研究期间，在当地公开出版的史料中发现的这组数据。

当时仁怀有2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为300斤左右。如果把茅台酒的用粮再换算一下，一万多吨的粮食，够仁怀县每人平均分得50公斤左右，再配些野菜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这样能救下多少人的性命。然而，历史的真相里没有假设。

在今天，当我们能够主动或被迫，把河流、森林，山脉、城市空地民房、一些动物等，均当成一种经济前景而非大自然组成部分的时候，评论家马立诚说：“每个人都成了经济学家。嘴上言谈心里盘算，尽是投入产出。”“每个人的生命，都被贬低为‘发展’的‘刹那’，成了‘发展’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丰富的人文意义则被简约。人和人也严重疏离了，甚至人的尊严都被无情地取笑、扭曲和毁灭。为什么连环杀人案愈演愈烈？为什么大城市出现前所未有的‘跳楼热’？”

白云沧狗，世事轮回，我也在想，我原本是一个喜欢干净浪漫诗歌的人，后来干了记者。少年梦想里是一个当民主市长的人，谁把我这个拥有美好梦想的人，逼成了在陈旧历史里寻找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的人？那些被掩盖或被迫沉默的历史事件，究竟和我们的现实有那些必然、偶然的联系呢？

在1959－1961年，仁怀县还有下列公开的统计数字需要说明：

人口方面：
1959年全县死亡6263人，其中“疾病”死亡6130人，占死亡总数的97.8%。
1961年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为负的千分之22.55。死亡率为千分之31.39。

粮食方面：
粮食高征购，1959年仁怀粮食总产为1440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7055万斤；1960年粮食总产为1166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5506万斤。均占总产量的近一半。

据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1959、1960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内含种子、饲料30斤）。

如果这样的分配数字真实的话，似乎不至于把人饿死。但饿死人的事情真实的发生了。我按着现有官方的有关数据，估算这个时期仁怀的非正常死亡不会低于4万人。另外，1959年，仁怀也有局部发生了旱、雨的灾害，但粮食总产至少比1953年高。其中稻谷产量比1962年——1964年还高，其余的小麦、玉米、高粱、杂粮等都不是历史上最低的产量。可见这些灾害不是缺少粮食的主要原因。

茅台酒与生存：
1959-1961年茅酒产量为2079吨。其中，1960年茅台酒产量高达912吨。这个产量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1960年茅台酒原料告急，贵州省粮食厅从全省各地调来原粮支援，下面是调来数字：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熄峰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了当年的生产。

从调入粮食的地区资料来看，上述地区中的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到当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亡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的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活活打死的1324人，关押死的200余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分别强行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县到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千分之121.32，全县人口在1959——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毕节地区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灾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到1965年全县五缺户（缺衣服、被子、房子、粮食、钱等）占总户数一半。

整个贵州的情况也非常糟糕，据人口学学者新近的研究，在三年饥饿时期，贵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74.6万，占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0.5%”。

而人祸天灾期间，1959年在仁怀县对浮肿病人每天补粮1两（16两制）、黄豆2两、菜油3钱的情况下。1960年12月27日，县委书记徐肇玉在关于安排生活意见中透露，茅酒原料1960年底到下年6月要安排360万斤。这些酒能救国人的命？这些酒都让谁坦然喝了下去？

据仁怀当时民\主人士周梦生回忆：建国前，当地政府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

由此可见，当把粮食生产、消费等环节放在权利关系中分析，说明了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可以导致严重的社会饥饿。正是权利关系决定着不同阶层的个人是否有能力避免饥饿，粮食生产本身的变化只是饥饿的因素之一。也因此当个人需要直接消费粮食的权利时，只把粮食送给灾区是不够的。无奈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农民，既没有权利直接消费自己生产的粮食，也没有任何外来的粮食送来帮忙。

如果这些抽象的数字、理论，没有故事来得真切，那么我们深入仁怀历史的细部去看看，人们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

茅台酒前身的“荣和酒房”前老总王少章的两个儿子。大哥王秉坤是饥饿死亡，死在麦收前后，时年54岁；弟弟王秉均，北京某大学学经济毕业后搞什么工作不清楚，上世纪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满释放后赶上“饥饿三年”，生活实在困难就自己撞死于光天化日之下。时年49。这是创造了天下闻名的茅台酒的后代之命运。其整个家族辉煌而悲惨的命运，我在《叶绍明档案》一书中有所披露。而另一本正在撰写的社会学著作中将有全面记载。

“饥饿三年”由于被当时“控制”和今天“禁止”的原因，仁怀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但死亡比例有多大，我想应该有个轮廓。这个比例的意义在于能知道死亡的大概真相。2005年，仁怀一干部曾经对一个生产队当时死人情况逐家逐户进行回忆，他得出的结论是：在39户190多口人的生产队，死亡26人。其中壮年12人，老年8人，幼童6人。死亡占总人口的13.68%。2006年，我曾对相距50多公里外的另一个村民组访问，逐户核实后，当时该村共有10户人家，67人，死亡9人。其中，老年3人，青壮年2人，幼儿3人，儿童1人。死亡占总人口的14%。

两个不同年代不同调查者得出几乎相似的比例，这在当年该是一个怎样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呢。

每一个历史的关头，总是有一个县委、政府作出一个决定，号召一群民众，每一个决定必须执行，每一次代价却要民众来承担。为什么饿死逼死的是穷苦的农民，而哪些大跃进在基层的忠实的执行者、吹捧者哪个又是饿死的，这些决策者们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何时才会反省自己的作为所带来的灾难？也许他们中有的已经安全作古，可活着的有责任向这片土地和人们忏悔一次。这是在人文立场上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权利秩序上的或者说是合法性上的。大量的实证可以表明公共政策的混乱，是国家陷入动荡贫困的基本原因，因此国家的权力应由社会真正授予并且得到社会（至少是多数人）的真正制约，这样才能使国家及其在基层社会代理人的决策利益和基层社会的发展利益取向一致，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按照提供有效服务的方向合法地行使其权力。不过话反过来说，那次权利的行使没有表决的合法形式？但为什么总出现谢泳说的“在历史的每个关口，我们总是选择最差的方案”这样的恶果尴尬？

谁在那一年喝了2000吨茅台酒?上述的一些历史和我们眼前中国的经济现象有没有潜在的联系？那些强制被拆迁的民房？那些矿难中死亡的兄弟？那些唯经济马首是瞻的经济学家和当年唯政治的经济学家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中国人吃饱喝足之后，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在哪里保障和体现？

于是，我们找到了于丹的“读经”？可那些“经文”来到这个世界多么久远，于丹并不是发现者。

于是，迸发了刘军宁的“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肯定个人和个体的价值、尊严和伟大”。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在个人尊严中低下过昂贵的头颅？一切都像坐在村口想念灿烂太空。用南周人物专栏“巧嘴”刘喻的话说“这是多么悲哀的发现啊，别人的时间也许是隧道，或者轮子，或者迷宫，而我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坑。十年来站在同一个坑里捶胸顿足，与此同时第二代国家领导人已经去世、第三代已经下台，第四代也走进新时代了。”

我觉得中国人需要的东西太多了，像一个入不敷出的小户口，样样品质、权利均捉襟见肘。

 

如果问我中国人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那就是有法律保证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安全，在更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村县、省市、国家各个级别的决策中，就难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而听到的反而如和尚统一的朗诵一般，所以，讨伐制度的自由应该优先。

 

所以，政治哲学家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注释：以上数据凡参见下列出处
《中国共产党仁怀县大事记》《仁怀县志》《仁怀文史资料》《金沙县民政志》《金沙县志》《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桐梓县志》《习水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