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政府腐败，成了压迫国人的利维坦。利维坦是《圣经》中记载的一种象征邪恶的巨鳄，它拥有坚硬的鳞甲、锋利的牙齿、口鼻喷火、腹下有尖刺，令人生畏。上帝造人之后，人请求上帝：“上帝啊，我们太弱小了。请你再创造一个英雄吧，让他保护我们”。上帝说：“英雄在保护你们的同时，也会欺压你们，吃你们”。后来人们为了抵御各种外来的风险，自己创造了一个“利维坦”——1个能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庞然大物——政府，但政府这个利维坦具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1651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出版了《利维坦》，意在说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不受任何制约，会象邪恶的巨鳄可为所欲为、吞噬一切。于是，就有了把“利维坦”关进笼子一说，也就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不受选民约束的政府必然是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利维坦。当代中国政府的利维坦特点有：

　　1．通过财政金融手段来剥削人民

　　中央政府无需经过人民（或立法机关）的同意，就可以擅自扩大财政赤字、借款举债、或者偷偷地超量发行基础货币，这是第一种类型的变相地掠夺——赤字与借债等同于向未来征税、超量发钞则等同于向过去征收（因为它会让居民历年积累的货币资产贬值）。地方政府虽不能发行货币、又没有合法举债的权力，但可以通过“多元化融资”的方式进行变相收税，“白条”泛滥（白条即地方政府的变相纸币）、债台高筑、信用扫地。

　　中国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在1994－2005年间，中国国债余额快速增加。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数字在2005年已经爬升至22.33%。不光是国债，还有地方债务。根据官方数字，1995年，乡、镇、村还有吃三提五统的1400万人，还不包括700万村官。到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其中，地方基层政府(乡镇政府)负债总额在2200亿元左右，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此外，地方政府在《预算法》约束下的“隐蔽融资”早已暗流涌动。2004年初，财政部驻山东省监察专员办在异地专项调查中发现，成都市青羊区曾在1992年至2001年10月间违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75亿元。

　　挪用储户存款。银行利率低于物价上涨率，政府依然通过利息税盘剥人民。据保守估计，在2004年一年，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产生净损失约为4070亿元。除去其中465亿多的利息税，剩下3600亿左右，就是通货膨胀税。￥28,000亿，中共用“通货膨胀”合法掠夺的人民的“个人财产”。而且中国的银行坏帐数额巨大，有说9000亿美元的，有说5000～6500亿美元的，官方公布的数字是2250亿美元，也就是说，每年从储户手中拿走之后不打算归还或无法归还的金额为2000亿至5000亿人民币。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0倍以上。《法制日报》2006年11月30日报道，目前中国各银行仅车贷呆坏账就达1000多亿。中国百姓面对需要两代人才能还清的债务。

　　2．垄断价格剥削

　　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初公布：电力、电信、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它行业的2-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是其它行业的5-10倍。这些垄断企业经常以亏损为由涨价，以维持垄断收入，而成本由群众买单。中国国有航空公司机人比为1：300-400，也就是每架飞机养着300到400人，发达国家仅为几十人。尽管国航长期亏损，但仍然高工资高福利，管理人员年薪高达2、30万元，解决亏损的措施是提高燃油附加费标准。某航空公司在长期亏损的情况下又为数万名员工换制了价值达几千元一套的新服装。

　　部分垄断行业面对舆论的压力，搞起了“减薪风暴”，但往往是明减暗增，譬如一些电力系统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基数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因为个人缴多少，单位再补贴多少，职工的暗收入反而增加。

　　这些由全民财政投资建设的垄断国有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上百万亿的资产，雇佣了一千万待遇优越的职工，每年获得将近一万亿的垄断利润，仅仅这些企业所拥有和控制的财富就远远超过了所有农民的总和。但是这些头顶“全民所有”天文数字般庞大的财富和农民没有丝毫关系，这笔庞大财产没有一分一厘属于农民，而他的千万待遇优越的员工也不会有一个农村人口。更让人愤怒的是农民不但不能分享全民财政积累的国有企业的福利，反而还要饱受国有企业的欺凌和压榨，而这些贪婪霸道的国有企业如果万一破产还要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财政来买单（前几年几大银行仅仅勾销坏帐就足足有几万亿）！

　　国有企业凭借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给国家，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却出现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采取“市场饥饿法”，把麦市“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消费者每多支出1元的粮油成本，农民得到的好处不足0.15元，而中储粮等特权企业赚去了0.85元以上。

　　中石油集团、中石化集团、中海油公司凭借国家政策优惠和石油开采权炼制权的垄断，获得巨大的垄断利益。仅3大石油垄断公司依靠涨价实现的利润就占全部央企利润的40%，这些特权企业不但不需要向国家上缴利润，而且还享受超低的原油资源税（只有发达国家的1/7）和巨额的财政补贴。国际上原油资源从价税率为10%，而中国仅为1.5%，石油公司不仅少交税，而且成品油出口退税，仅此一项，每年就有上百亿元进账。前段时间，中石油倒原油挣了1200亿，接着成品油提价晚了，亏本了，国家就给补贴100亿元，挣钱的时候是企业，陪了钱算国家的。2008年，中石油净利润率仅及美孚的1／5，中石油员工总数却是美孚的16倍。要赶美孚，恐怕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而且不是平坦的路。赶美孚存在一个最大障碍是，国有企业是权力的产物，它天生依附权力，依靠政府输血而存在。不管是建立董事会，还是建立法人产权制，这些国有企业依然只能负盈，不能负亏，缺少的就是企业自身的负亏机制。对中石化和中石油，中央财政在2005年和2006年两次出台补贴政策，中石化分别得到一次性补贴100亿元和50亿元。2007、2008年也获得了补贴。大庆油田的经理(处级)一年都快50万了，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个人日均公款消费4万多，创挥霍公款之最。陈同海炼油技术没提高，“练公共情妇”的水平天天提高；而那些没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国企则普遍效益低劣，也就是说，国企的利润绝大部分属于政府行为，来源于行政垄断。

　　2005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超过9000亿，其中，中央直属国企利润6413亿，地方国企利润2634亿，这些利润不是依靠市场竞争、管理创新、技术进步得来。据官方学者的测算，煤炭、石油、有色、化工等能源和原材料涨价对国企利润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4%。

　　中国的油价。2009年上半年，汽油的国内零售价格涨幅较大，93号汽油达到每升6.1元人民币，其对应的国际油价为每桶130美元，美国油价4美元一加仑，但上半年国际油价回落到每桶55美元、美国油价暴跌2美元一加仑时，国内汽油零售价格却不相应下调，所以，消费者喊冤说，中国油价比美国还高。说什么与国际接轨，中国油价压根涨上去就没落下过来。偶尔落下来，又迅速涨回去！许多人因此开不起车，其内幕当然是政府赚了钱。有几十亿美金投资非洲南美的油田，有几千万人民币装修自己公司的大吊灯，就不知道体谅百姓们的苦衷。中石油股票就圈了亿万中国人的钱，油价又抢了亿万中国人的钱，最近天然气还要逼宫涨价。美国企业想着社会责任，信誉形象，回报民众，持续发展；中国国有企业就想着千方百计的从老百姓里抢钱，牌子大的大抢，牌子小的小抢。后来中石化有人站出来辟谣，其实吧，我们屋里的大吊灯没有花1000万，这个吊灯也就值800万……

　　对供电部门，也连续多年给与了数额不菲的政策性补贴。国家明文规定供电部门只准微利保本，甚至允许略亏。而事实上的电力定价，远远超出了盈亏平衡点，加之电力一直处于卖方市场，因此不会亏损，而且每年都有大量盈利。为了获取国家财政补贴，供电部门就采取了3招：一是拔高职工工资、巧立名目滥发奖金和实物；一个已经倒闭的电厂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而他做的工作仅为每天抄4次电表。二是肆意挥霍，仅属局长一人支配的巧立名目的招待费用，每年就达200万左右。据南方都市报2004年6月27日报道：国家电力公司一次内部干部会议，3天的会议花了304万元，平均每人每天8000多元。三是官员狠狠地贪占。就是这样，一个县供电局年年上报亏损，年年都能获得数百万元的政策性亏损补贴。

　　《南风窗》2006年1月1日报道：国电公司等以不提供输电通道等为要挟，对地方水电上划、代管，地方电力资产被低价甚至零价格收购，乡村小水电被无偿移交，不准地方发电自用，只准发电后低价上网高价买回，上网下网的价格差有时达10倍以上，地方一年损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电力垄断已严重地侵犯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合法利益，地方上再也没有了发展小水电的积极性了。中国国电、南方电网在电费普遍上涨的情况下，每年只有200多亿的微薄利润，资产回报率仅有1%，而发达国家乃至巴西的电企资产回报率也在9-11%。

　　《南风窗》2006年11月16日：国家电网公司正在以地方“倒逼”中央的方式推行特高压输电网，已经同24个省区直辖市签定了电网发展和农村户户通工程纪要，以发展特高压电网为条件，国家电网公司许以巨额投资建设地方电网。如此，试图从技术上、体制上堵死地方电网发展的可能性，形成牢不可破的垄断局面。但是，全国形成一张百万伏特高压电网隐藏着巨大的国家风险，一旦遇到军事打击或者事故，全国电力将陷入瘫痪。但中国发改委却已经批准了特高压试点项目，估计全国推广后动态投资在8000亿元，是三峡工程的3-4倍，却不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讨论与批准。

　　目前，世界上仅有十余个国家实行烟草专卖制度，日本韩国等原来实行专卖制度的国家早已改变。中国的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企合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烟草公司家底不清，连自己有多少赢利、多少亏损都弄不清。不允许烟农自由交易，以超低价剥夺烟农的利益；一些地方的烟草管理人员以检查、涉嫌销售假烟为名随时查扣香烟，说罚就罚，销售者有口难辩。许多地方烟草管理中层干部的年收入达30万元。

　　中国电信曾经被世界组织评为竞争力倒数第一，服务质量倒数第一。在美国，一斤猪肉可以打100分钟国际长途；在中国，一斤猪肉最多只可以打四分钟，并不是因为美国的猪肉太值钱，而是中国国有垄断企业控制的电信费太贵太贵。全国政协委员陆锡蕾在全国“两会”指出：每年电信违规扣费达70个亿。中央电视台报导：河南移动在2006年一年之内产生的违规扣费就达一亿元！中国最大的网络运营商之一新浪网tz期以来通过在手机内暗藏短信陷阱或向广大手机用户下发诱导宣传信息，内容是：人的姓名与一生中的贫富祸福有很大的关系，你想了解你命运的好坏吗？请编辑“JDB加姓名”回复后即可测算！只要收到这样内容完全相同的宣传短信，即便是手机用户并没有回复姓名去参与测算，但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以及新浪网站却凭这些内容完全相同的宣传短信在暗中扣高额的费用！这种利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姓名算卦类业务进行欺诈经营和强行扣费的方式一个季度就让新浪网站非法牟取一亿多元的巨额暴利！目前，电信腐败这块巨大的黑幕已经越来越严重的遍及整个电信行业，导致大量的网络公司为了谋取巨额暴利猖狂的为所欲为，国家制定的许多法律法规如同一纸空文，政府各级监管机构如同虚设；百姓无处申怨，令人痛心疾首！

　　特权垄断还表现在农用生产资料、殡葬等行业。中国在农税废除的同时，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大幅涨价，一袋二胺从八九十快上涨到两百多元。中国农用生产资料的垄断使得农民不堪忍受化肥、农机等的高价格，农业生产成本高昂，农民增收困难。中国农民要购买一台拖拉机，要比日本农民多付出10倍的粮食。据国家税务总局一位副局长透露：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60%是由农民通过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承担的。另据北京市殡葬管理处一位副处长对央视表示：垄断的殡葬业利润可达1000-2000%，骨灰盒利润300%。


　　左晓蕾问：中国物价为何比美国、泰国高？

　　泰国所有消费品的价格都比中国同类消费品便宜。泰国人均GDP4100美元，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中国一般消费品价格，与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相比，平均高出30-40%。

　　按照在泰国使用银联卡的官方兑换率，1元人民币兑换约5泰铢。在这个兑换率下，曼谷非常正式的泰国餐比中国国内的泰国餐价格低20%至40%。旅游点的餐饮与去年春节中国度假地海南岛比较，价格可能只有后者的50%。曼谷出租车起价7元人民币，如果打表，价格一般都比京沪等城市便宜40%。泰国皮尔.卡丹衬衫价格是中国的3/5，为什么皮尔.卡丹仍然在中国生产？按常识，如果泰国价格低，中国价格高，就说明泰国市场成本低，以制造商利润最大化的角度，似该在泰国生产，到中国去卖。尤其皮尔.卡丹是加工贸易，订货商完全可以把订单更多地下在泰国。但是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运输费用太高？两地五分之二的差价提供的利润空间在抵消了运输费后，应仍可在泰国赚取更高的利润。如果是税收原因，那么东盟贸易区实现自由贸易之后，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法国、美国商品价格上。某一法国制造的服装价格与进口的同一服装价格，在1比11欧元的汇率下，中国国内价格几乎高出法国价格一倍。如果加上按照法国服装出口退税后的价格，就不止一倍的价差了。现在有种新兴职业——代购，就是在利用国内外巨大价差赚钱的商业模式。又如美国加州机场商店的美制风衣，按照1比8的兑换率，比赛特风衣价格连中国进口价格的2/5都不到。若按1比6.8的兑换率，价差更大。如果与国内机场内的进口同类商品价格相比较，差价更离谱。而法国人的人均GDP高出中国10倍还多；美国的人均GDP超过中国15倍。作价格比较的商品，都是“美国制造”、“法国制造”的产品，也比在中国的“外国进口”的同类产品价格低，“倾销”就无法解释了。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在2009年6月的调查证实：继日本东京等四个城市之后，北京、上海、香港成为亚洲生活消费最为昂贵的城市。京、沪、港三市分别从上年度的全球104、111和98位，飙升至26、28和29位。在被调查的亚洲城市中，前十名中国城市占了半壁江山——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此外，天津等10个城市也排进了前30名。如果考虑到2009年6月以来中国大都市房价急剧飙升的变数，在2010年度的排行榜上，中国很可能将独霸亚洲。至少谁也无法否定，中国的房价和车价已是世界上最高的。

　　为什么中国的物价高出泰国、法国、美国呢？这显然与管理成本有关。中国的宏观管理成本（其中主要是政府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因为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包括土地转让费）已达GDP的30%左右，这个比例在全球只有北欧个别国家能达到。然而，与中国所不同的是，瑞典等北欧国家是全球最高福利的国家，他们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保障。而中国是世界低福利的国家，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大部分都要国民自己负担。

　　物价上涨，政府还在拼命地嘶喊着控制、控制，其实这是在遮人耳目。你想想，物价如果不上涨，政府哪里来的钱进行改革？哪里有钱进行公务员加薪？哪里有钱大吃大喝？中国的税收繁重已经名列世界首位，但似乎还不够他们的挥霍，大量的钱只能通过和老百姓做生意来赚了。而电信改革、国企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房屋改革等等，其实许多时候并不是真的改革，主要是国家通过改革在挣钱。瞅准老百姓口袋里那点可怜的积蓄，把你吸干。装电话，要5000元的初装费；修公路要交建路费，上马路要交买路钱；还有电霸，故意把你的电表调快……这就是中国政府。他们在巧取豪夺。这些年来，政府从教育、医疗、房屋等改革不知道赚了多少钱。

　　3、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劳动者贫困化

　　中国官方宣布：中国国内经济从1978～1996年的年均GDP增幅为9.5%，1997～2002年年均增幅达到了7.8%，但24年来，全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从17%下降到12%，其中有16年工资总额／GDP的比重是下降的。从1985年到1995年，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1990年代后半期这一比重的下降速度更快。1995年至2000年，财政收入从 8649亿元增加至17222亿元，在GDP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4.8%提高到19.2%；与此相对应的是，职工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却从13.9% 降到11.9%。2009年为8%。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从2000年至2005年，中国人均产出增长63.4%，而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却从12%下降为10.91%，延续了1980年以来不断下降的趋势。新华社2006年6月17日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仅4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可怜呀！GDP在增长，工资所占之比却在下降！这是与时俱退呀！这充分证明，劳动者的工资是被人为地大大地压低了！

　　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的研究，从70年代末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中国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9万亿元，这一年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2006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1.7%，而职工工资的比重则降为11.7%。就是说国民的工资总额只是政府财政收入的1/2乃至1/3强！就在工资占GDP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却从1994年以来成为同比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远高于9%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这说明国民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国家拿走了。
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世界平均为40%。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 。

　　瑞典的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比为3:1甚至4:1，即劳动所得大大超过资本所得。而中国正好相反，为1:3。美国工人一年创造价值104606美元，而2005年的平均工资是40409美元，加上从雇主那里享受医疗保险14000美元、以及退休金等福利，全加起来，一个工人获得的收益超过60000美元，劳动所得占GDP的60%以上。
随着大众经济的发展，整个世界财富分配越来越向劳动者倾斜，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超过50%，发达国家超过70%，刚刚恢复元气的俄罗斯同样是经济增长的70%落入了老百姓腰包。可是在中国，2006年全国工资占GDP的比重居然下降到10左右，是世界最低的国家，其剥削程度也勇夺世界第一；其余的80%以上都是官府和依附于官府的商人等既得利益群体的收入。中国官府征的税高达GDP35%，是中国打工者收入占GDP的11%的3倍多。像这种悬殊的收入比例，即使GDP增长，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没有什么价值！谁愿意多干4倍的活，却只拿1份工资！这一比例可以看出我国工资水平是多么低！即便如此，中国官府还通过财税体系进行反向转移支付，把穷人的钱集中起来送给富人，在已经是负利率的情况下，仍然对穷人征收利息税，而对洋人实行免税，对富人实行退税。把中国经济变成了洋人经济和官人经济，被世界银行概括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富人增长模式。

　　美国工资性收入占GDP的约55%，而资本性收入仅占GDP的约15%，其余的30%为政府财政收入，而这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又被以福利的形式补贴给打工者。由于老板属于富人，享受的政府福利微乎其微。而且美国的很多打工者都拥有这些公司的投资所得和股票红利，综合下来美国的劳工者收入占到了GDP的70%以上，老板所得只占GDP的百分之十几。

　　美国工资性收入占GDP的约55%、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占GDP的11%，美国劳工收入是中国劳工收入的5倍！这就是超级的不合理，超级的剥削。无怪有学者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底线！就是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最残酷的原始时期，劳动工资水平也没有这么低！据学者研究，在中国的GDP中，政府财政和预算外收费拿走了40%，企业资本拿走了40～45%，工人农民仅获15～20%。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由此导致我国的政府部门财大气粗，企业所有者财大气粗，劳动群体日益贫困化。

　　世界银行报告指出，1999～2003年，俄罗斯的工业年均增长6.64%，而2002年俄罗斯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为47.1%；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1/3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4．官富民穷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

　　如果以中共建政初期为基期计算，政府财政收入60年间增长985倍，民众收入只增长了19倍。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亿元，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至7000亿元，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在这28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难道政府拼命从百姓手中收钱，目的就是要满足自我消费？如果只算近15年，1995-2007年，中国的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上涨1.6倍，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上涨幅度更少，仅上涨1.2倍。

　　请看下列数据：2002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份额高达22%，此后逐年上升，到2007年以后，这一比例高达25%。也就是说，中国号称“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每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中，有1/4是给政府花掉了。这样分配“蛋糕”，无论怎样，都逃不掉“国富民穷”的结果。与此同时，城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起便逐年下降（2007年占GDP的26.4%），而农村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83年就已逐年下降（2007年占GDP的9.1%）。辛子陵说：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的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

　　中国有7000多万公仆老爷，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一半，中国每18个纳税人就要供养一个公仆老爷。为了让官僚们过得舒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官僚阶级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但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或许拉美人的确不如中国人勤劳，但由于他们的官僚成本较中国低，虽然每天工作的时间比中国短，他们的人均收入照样比中国高。

　　大多数公民近年的工薪收入增长却很缓慢。据北京市人大代表、首都经贸大学财政系主任赵伦披露：2006年，部分企业普通在职职工的工资涨幅是3.6%左右，经营者收入的涨幅则为15%。建筑企业经营者收入增长了40%，但普通职工收入只增长了17%；医药制造企业经营者收入增长了1.6%，普通职工收入的增长却为负14.3%。2007年，北京市的社会平均工资是36097元，而有6成以上的普通在职职工年收入是低于这个数字的。赵伦认为，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主要原因是，GDP的“大蛋糕”政府拿走了较大一

部分。长期以来，社会上大多数人，60%都达不到平均工资。如果多数人处在一个工资收入增长极为缓慢的状态下，应该说反映了社会的整个分配机制存在问题（《新京报》2008年3月19日）。

　　尽管中国工资水平如此之低，但是税负却不断增加。中国大陆的税收，世纪之交每年的增长幅度达27～31%，表明统治集团剥削百姓加速了。中国大陆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9%，老百姓被抽取的税，比实际增加的收入还多。2007全年税收5万多亿，超出全国工资总量（约4.7万亿）。也就是说，政府花的钱比老百姓花的钱还多，真是国富民穷。

　　中国老百姓缴的税率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世界第二，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8%，为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1/3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1/3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我们也应当占到60%。

　　07年我们是60000亿财政收入，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其他的钱用到哪里去了？除了一部分用于“经济建设”外，大部分都被政府用在自己身上了。美国政府的官僚只花税收的2%，而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61%。中国政府的官僚花税收的46%，而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85%。日韩、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国是46%。也就是说：他们国家的官吃税收的1%～2%，中国的官要吃46%。中国当官的比别国官员多吃20～40倍。中国的公款吃喝3700亿元/年，中国的教育经费700亿/年，正好是公款吃喝的一个零头。此外，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这些就合计12086亿元，相当于全国医疗费用的两倍。并且中国80%的公费医疗，还是只占人口比例不到1%的高干们在享受。中国无论人均GDP还是总值都远低于日本，公款吃喝却是日本的1000多倍。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19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十年没有上涨。在上海，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岗位工资只有1500～2000元，与十年前并无多少变动。这正是中国经济独步全球增长的巨大嘲讽！中国城市人口中最穷的20%只有最富有的20%的人的收入（不含灰黑色收入）的4.5%，即约22倍左右，远远超过美国。中国的超级贫富悬殊导致60～80%的中国人生活跟非洲差不多。 

　　形成这种“国富民穷”、官富民穷之局，自有其制度原因： 

　　①公共产权收入成为少数权贵及利益相关者攫取财富的源泉。按中国宪法，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资源，都是国家财产，属于公共产权。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官员支配。近20多年来中国财富增长主要集中在土地、矿产、金融、股市；暴富人群的形成也离不开这些公共资源，比如房地产商、煤老板等构成中国超级富豪的主体，贪腐官员有97%与土地有关，银行、证券行业成为腐败高发领域。政府从国民财富中这块蛋糕中切去了1/4，但还是陷入“吃饭财政”的困局，财政收入的58%只能用于供养庞大的公务员与事业机关工作人员，政府承担的民生保障仍然严重不足。据中新网报导，中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为2.6%，只有国际平均水平的一半；医疗卫生支出只有将近 4%，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全都高于15%。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医疗公平性排名为全球倒数第4。

　　②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国的民航、铁路、金融、电力等6大行业是国有垄断，垄断排除竞争，高成本，低服务，还时常推动价格上涨。以地产、石油、电力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在一轮轮通胀周期里联手推动涨价、获取暴利的“故事”，至今让公众心有余悸。这些国有垄断企业无偿占有公共资源，利用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但最后只有这些企业本身与政府能够分享其利，公共资源的真正主人——民众除了通过别无选择的消费贡献银子之外，利润与其无关。

　　③官员腐败获取的“灰色收入”，导致贫富差距过大。有人估计，高低阶层收入差距达55倍，其中腐败是产生如此差距的主因。至于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有一个让中国人伤心愤怒的数字：150万个家庭（约占全中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GDP 的1/3左右为占人口总数约1%的富人所据有。温总理的政府工作特意将“灰色收入”与“非法收入”区分为两种，并在“灰色收入”前使用“规范”二字。这就大有讲究，说明“灰色收入”可以存在，只是需要“规范”而已，等于给“腐败”开了一道合法的后门。

　　世界用基尼系数来描述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在0.2以下叫高度平等社会，0.2-0.3之间叫和谐社会，在0.3到0.4之间叫低度不平等社会，在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社会。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状态。基尼系数中国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3，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联合国《HumanDevelopment Report 2004》统计的有关国家和地区基尼系数如下：匈牙利0.244，日本0.249，瑞典0.250，德国0.283，印度0.325，法国0.327，加拿大0.331，澳大利亚0.352，英国0.360，美国0.408，中国0.447，俄国0.456，香港0.500，墨西哥0.546，智利0.571。世界银行1984年在一研究报告中提醒中国改革中一定要注意收入分配公平问题，1997年则提出“严厉警告”，到了2003年则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这意味着不到20%的中国人口占据了80%的社会财富，甚至更高；这表明收入分配已相当不均。2004年8月17日，《光明日报》载文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 0.53或0.54。2006年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也承认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认为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

　　辛子陵建议：

　　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自称社会制度优越的国家，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障。残疾人就业明明是政府的职责，可人大通过了一纸文件，就交给了社会。中国的低保，2004年中央财政负担10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73亿，还不及公款吃喝费用的1/10。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得世界级形象工程。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

　　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

　　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

　　分配问题其实涉及到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是 “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是“以官为本”还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就必须提高劳动（人）收入，增加工资总额在GDP的比例，降低权力、资本（物）收入的比例。“以民为本”就必须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民生（医疗、教育、社保等）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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