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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这个方案是4月5日五部委烟台会议同名方案的修正与完善。和原来仅仅摘掉右派帽子的方案不同，新方案详细规定：摘帽右派“提职、提干、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又强调：“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事实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安排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适当的补助”。“原来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来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消开除团籍处分”。

    这个方案从根本上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右派问题。除了极少数人外，（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浦熙秀、林希翎等五人）1957━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55万2千8百77人（此数字不含无工职的，大专学生中的右派）得以真正地重见天日，重新恢复了做人的权利与尊严。但是，这一重大举措的得以实现确是非常不易的。经过了已成定论的二十年岁月，又经过了长达九个月的争论，磋商，最终才在胡耀榜和许多老干部的力争下得以成为现实。

    1977年12月15日，胡耀榜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取代了出身于某军政委，思想僵化的凡是派郭玉峰。上任伊始，他就询问中组部主管右派摘帽的人员：“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个当年中央苏区少共国际的秘书长，如不是少共中央书记冯文斌的援救，早就在十五岁时就被打成“AB团”分子，成了红军肃反的刀下之鬼。1942年，已经是中央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长的他，又一次因着整风中妻子李昭被康生打成异己分子差点交了霉运。他从历次政治运动中走来，深知，一场场扩大化了的运动，实际上整了许多本不该整的好人。当年在中央苏区，以所谓“AB团”或反革命的罪名，错杀了白色起义时投身革命的前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李明瑞将军，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的农民起义领袖王佐、袁文才；连中央苏区的实际创立者毛泽东及其他的追随者邓小平、古柏、谢唯俊、毛泽覃都被剥夺了实权，长期赋闲。在鄂豫皖苏区，苏区的创立者曾中生、刘士奇、名将许继慎、邝继勋、孙德清都死于所谓的自己人手中。在洪湖地区，党的卓越的领导人及优秀的将领万涛、柳直荀、段德昌，以及其他被肃反者杀死的红军将校有二千余人。刘志丹被解救于肃反者的刀下，彭德怀在整风中被错误批判；而对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局面有杰出贡献的曾经的周恩来副官，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我中学时代的中宁乡党前辈张子华却病死在延安自己人的狱中。一个文化大革命。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党政军蒙冤被整的干部、以及各界学者、名流、群众何止千千万万。邓小平、胡耀榜自己都几起几落。尤其想到自己在任中国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违心地签字把七十多位忠贞能干的部下打成右派，胡耀榜是几十年都不能释怀。如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项南（平反后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梁步庭（改正后任山东省委书记）、前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副总编辑钟沛璋、陈模，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戴煌、副主任庄重五等。现在终于时机成熟，他可以放手来为这些部下的平反昭雪而略尽绵薄微力了。

    如果不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无数元老派人物及他们的部下蒙冤受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就不可能深切体会到历次运动无辜受害蒙冤者的委屈痛苦；如果不是胡耀榜等党内一大批深有良心与正义感的实权人物奔走张罗，平反的政策就无法出台；如果没有高考的恢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对“两个凡是”的彻底否定，拨乱反正，平反右派，以及后来的对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都只是痴人说梦。说穿了，上述一切都是毛泽东首肯了的，是他倡导的，是他主持实施的。如果不是对他晚年刚愎武断、偏听偏信，个人迷信，领袖崇拜的彻底否定，凡是派们还掌握着大权，那这一切也无从谈起。用我当年的话说，如果不是固有的统治者下世，新的统治者带来一个新的时代，治国大政的根本改观，那一切因着政治潮流挟裹而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都永远会是沉沦苦海者一相情愿的企盼。

    而今，这样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在胡耀榜的建议下，9月中旬末，新华社发表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评论员文章。不但为右派，也为建国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冤受屈的所有国人带来了福音。应该说，这一政策的出台，是胡耀榜，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陈文纬，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前统战部长李维汉，《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安岗、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付真、特派记者于国厚，以及九月会议上同意了杨士杰意见的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民政部长程子华，中宣部长张平化等为民请命的结果。

    这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后，一次最大规模的禁区的突破。为随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彻底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学术界、工商界、教育界、文艺界、国家机关，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得以重返社会，发挥余热，为后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科技文化与教育的繁荣解决了人材缺憾问题。

    在工商界，荣毅仁得以重返经济社会，以其家族的理财本领为随后的改革开放在民营领域内开辟了道路，成为共产党国有经济的重要辅助。马寅初人口学说得以重见天日，显示了他的前瞻性和睿智。还有一大批曾经沦为右派的工商业者，为后来的经济发展都曾做出了贡献。

    在学术界，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姚雪垠及其后来获得第一届矛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得以风行国内外，产生了很高的社会声誉。翻译家傅雷得以平反，他的出走英国的大儿子、天才的钢琴家、小提琴家傅聪后来回国探旧才可能成为现实。前武汉大学校长、作家、翻译家徐懋庸才得以重见光明。

    在教育界，上海右派集中的宁夏恢复清白的人最多，如枣园中学的杨治中平反后，调任宁夏教育学院的心理学教师，一报到就带信给人，让我去看他。他仍然那样乐天知命，对命运的变迁并不为意，拳拳故人之情，让我感动不已。抹去中右档案，恢复了党籍的胡毓康调任宁夏银川师专的中文系党支部书记。仇标、董定文、叶长生，恢复了身份，很快回了上海，到了银川。杜通改正后升任中宁中学校长。高嵩调任银川文联副主席。

    在文艺界，著名作家刘宾雁、王蒙、从维熙、陆文夫、宗璞、王若望、刘绍棠，以及后来在宁夏乃至国内外大露头角的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外甥张贤亮，在随后的几年里大放异彩，创作了许多具有轰动效应的名篇。诗人艾青（《大郾河》的作者），流沙河又能引吭高歌；导演白沉导演了颇见功力的《在大桥下面》；演员许还山从新疆回到演艺界，成为一时最著名的演员之一。戏剧家吴祖光的解放，为他的妻子新凤霞带来了艺术的新生；右派分子的女儿、华北第一女中音关牧村才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正式走上了歌坛，以宽厚甜美的女中音，几十年鲜见敌手。

    革命文学泰斗式的人物丁玲、冯雪峰也才能从各自的流放地重回北京。

    在国家机关，原国家计委的右派朱镕基得到平反，才有幸被中共元老，他的老上级马洪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开始仕途腾达。另一个右派安启东在黑龙江改革开放伊始，始能荣升黑龙江省长。

    这只是全面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中国人到此才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解放、自由和宽松。中国人到此，才敢于敞开心扉说话，才敢于评品时政，议论是非，尝受到一定的人人能畅所欲言的清明的政治环境的福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