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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今日报道《北京试点对流动人口较多村庄建围墙封闭管理》，马上联想到当年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建立的一个个犹太人隔离区。这些隔离区有共同的外在特征：岗亭、巡逻队、监控器、封闭式围墙、唯一出口、定时开闭村门、村民车辆出入须持证。这可是将近7000人口的村庄。常识告诉中国人：只要对一个区域实行隔离，不能自由出入，要么是军事禁地，要么是政府驻地，要么是监狱。

所不同的是，军事禁地和政府驻地是出于自我保护防范的目的，我们姑且不论政府驻地是否自信到象西方开放的必要，而对一个个自然村落实行隔离，全然出于限制自由、预设罪犯的管控目的，实则是在北京周围制造一座座大监狱，此举骇人听闻。

这些郊区村落号称为“社区”，原本社区就有自治的性质，现在连出入自由也被剥夺，何谈自治。曾记得纳粹当初建立犹太人隔离区，也标榜为“模范社区”；纳粹针对的是犹太种群，而北京当局针对整个流动人口阶层。

这一隔离政策的初衷，已经预设居住在这些郊区村落的流动人口是“罪犯”。就算北京警方称流动人口犯罪率高，但这绝对不是对一个群体实施隔离的理由。北京的上访村、黑监狱举世闻名。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实施隔离政策，我们相信这不单是北京警方的行为。

我们要说，不管是黑监狱，还是今天的隔离政策，都是非常愚蠢、疯狂的举动。此举将人身自由和民意诉求的正当性完全消解。关押、隔离等维稳手段都是在激化社会矛盾。北京地方当局以恶制“恶”，这是在制造新的罪恶和阶层仇恨。维稳是政府单方面需要的，我们且不论其是否合法、人道，但绝对不受民众欢迎。维稳最终只会将中国导向剧烈社会动荡。因为维稳缺乏法制、人道、妥协机制制约，它在本质上是反人性、反法治、反民主的。

任何社会都有内在的维稳诉求，它建立在法治、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但在中国，维稳就是维护政府权力，并非维护社会稳定；维稳是人治，而非法治。

北京此举事实上已经构成违宪。宪法规定，中国人享有迁徙自由的权利，迁徙自由本质上就是自愿离开户籍地而异地居住、工作、生活的权利。我们相信暂住在京郊的绝大多数流动人口都是良民，蚁族集聚的唐家岭也是属于郊区，本该哪个流动人员犯罪，自然会有法律制裁，然而，如此公然实施集体隔离政策，其实减少犯罪是借口，维稳才是目的，这其中具有更深层的制度逻辑。

流动人口从来被视为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前，农民被限制在农村，出门要靠村委介绍信；城市人口被限制在城市，出门要靠单位介绍信。改革开放后，以农民为主流的流动人口，三无人员、暂住证、收容遣送成为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近年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也加入流动人口行列。但是，越是弱势群体，哪怕他们占据这个共和国人口总量的绝大多数，他们依然是管控的对象，无法改变被羞辱被剥夺被驱赶被隔离的命运。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由权力来源所决定的，暴力夺权与民选构成不同的制度形态，也构成相异的意识形态。暴力政府的意识形态一直停留在“敌我”状态，自身永远处于害怕失去权力的焦灼不安当中。所以，当他们掌控一个国家的所有政经军政等资源之后，寻找潜在的“敌人”，并将其消灭，成为他们本能的选择。只有制造和消灭潜在敌人，消除象当初他们暴力夺权的潜在威胁对手，他们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这个时候，他们往往将自己制定的法律游戏规则抛在脑后，他们往往带头破坏法律，而不管不顾那些无辜的、占据绝对数量的受害者。

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就是例子，对部分人实行镇压、残害，也是出于维稳目的，但最后文革上演为社会全面动乱。八九是民间促使中国走向正常社会的一次流血补课。原因在于权力严厉管控整个社会，不肯低下傲慢臃肿的脑袋妥协。不管哪种方式都是以暴力和流血终结，必须清晰地看到，制度直接造成社会成本巨大，制度民主转型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历史可以重演，只不过换个马甲，具有更大的蒙骗性和遮掩性。以前是论血统、身份，现在是针对一个阶层。不管他们今天以多么崇高和正当的名义，把流动人口当作人质以维稳的“敌我”思维，在本质上并未改变。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并未有进步，财富增加只是表征，依然在制度和政治轮回的怪圈里打转，在不经意间，就会暴露出真实的面目。最可怕的并不全是制度恶，而是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认为国家、政府和社会本该如此强力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