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培炎出书回忆与江泽民共事 称其敏慧好学

　　星岛环球网消息：《解放日报》4月26日刊登了曾培炎所写的《敏慧好学、才华出众的好所长》(摘自《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第四分册“忆江泽民同志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文章摘录如下：

　　1962年，我和江泽民同志同一年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他是主管科研的副所长，我是技术员。那时他三十六岁，已经在长春一汽当过动力分厂厂长。我二十三岁，刚刚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 

　　他平时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风度翩翩，见到大家总是微笑着打招呼，群众都愿意跟他接近，同他讨论问题。那时政治挂帅，天天讲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开会在大食堂，一说听报告大家就犯愁，唯独听他的报告不一样，不少人早早去占座位。他的报告既突出政治，又不会满篇大道理、讲些空洞的口号，而是不时穿插具体事例，十分生动活泼。讲到关键的地方，他会插一点方言，比如四川话，说得挺像，也经常英文讲几句，有时还引用唐诗宋词，他小时候读过，随口就来，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同志们听着感觉很亲切，不是那么枯燥。既接受教育，也是一种享受。他出国回来，除了介绍考察内容，还给大家讲一些国外的见闻和社会情况，我们能听到这些信息十分难得。在那个极左思想盛行、封闭僵化的年代，他思想活跃，与群众坦诚相待，给研究所带来了一股新风。

　　除了开大会、听报告，所里各种各样的业务会议也非常多，只要有江泽民同志参加就会显得很有生气、从不冷场。他主持会议，很善于引发和调动大家思考，鼓励大家发言;又能很好很快吸取概括大家意见，做出明确结论，而且要言不烦，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这个是他的本事。

　　那四年，他在所里做了很多在业内有影响、有意义的大事，开展工作既抓全面又突出重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其中一项，就是制订中小型电机标准。事非躬亲不知难，后来我也搞过标准化工作，要把所有生产企业的标准统一起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上海电科所是全国统一行业标准的归口单位，江泽民同志组织了行业中有关厂所的专家共同开展工作，最后形成各方认可的统一标准系列，通过了部门审定，应用到实际生产，最终对促进我国电机工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再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1963年，一机部因产品需要，要求我们所试制高频脉冲闸流管。可是那时已经有风声，我工作所在的整流器研究室可能要搬迁到西安去。部里的研究任务已经下达，做与不做、怎么做，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做的话，必须大动干戈改造设备和厂房，但真要搬迁，又要把新设备拆掉，会造成很大浪费。就在大家举棋不定的时候，江泽民同志做出决定，派我们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外出“借鸡生蛋”，借用南京四机部工厂现成的技术设备搞闸流管试制。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出发前他专门找我去办公室谈话，拉了把椅子让我坐，促膝交谈。他怕我们有思想顾虑，就讲了任务的重要性，要求必须集中精力完成好这项工作，并明确由我带队。他的谈话为我们这批年轻人稳定思想、搞好科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到一年时间，在工厂的协助下，我们试制出了三种样品。次年，整流器研究室就搬迁到西安。研究所没花国家一分钱进行设备厂房改造，圆满完成了部里交办的任务。我想这也体现了他善于组织协调、攻坚克难的领导才能。

　　江泽民同志是学电机出身的，他担任技术副所长是专业对口。但所里研究的专业面很广，除了中小型电机，还包括自动化、低压电器、整流器、船用电机电器、电工合金研究等很多方面，想把这么多领域的科研部门组织好，光懂一个专业知识面是远远不够的。江泽民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起来却很得心应手。同事们一致公认，他非常善于学习，而且学得很快，称得上活学活用。

　　说到这，我再举两个例子。一是当时我们整流器研究室曾研制过“汞弧整流器”，主要用在电力机车、轧钢等重要方面，却一度产品质量不稳定。江泽民同志对此很重视，多次自己下到车间，同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一起商量办法改进。他虽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很快就熟悉了，而且能抓到质量问题的要害，同事们心服口服。二是1964年秋天，所里电焊机室承担电子束焊接研究课题，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国家开展这项前沿技术研究。我参加了课题组，记得江泽民同志有一次来到现场，对电子束焊接的原理很感兴趣，就同我们讨论电子枪是什么、电子束是怎么形成、如何实现焊接、用在什么地方，等等。江泽民同志对新生事物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遇到问题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很善于切中要害。所里同志都有一个同感，向他汇报工作必须有充分准备，即使这样有的还被问得张口结舌、下不来台。那天江泽民同志就问得很深，有的连我们学这个专业的人也很难回答。当时问到电子枪是我回答，我搞这个专业，却还是被问倒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正是江泽民同志敏慧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和强于记忆、触类旁通的特长，使他的知识日渐丰富全面，为日后治国理政、把握全局创造了条件。

　　江泽民同志在业务上很强，在人格上也极具魅力。当时所里有一件不胫而走的“新闻”，就是他仗义执言，坚持给所谓“白专典型”的一名技术人员加工资。那年是全国普调一级工资，这位技术员业务出色，就是家庭出身不太好，平时在工作上也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所在的室就把他当作“白专典型”，决定不给加工资。在江泽民同志的坚持和关心下，最终得以解决，还是加上了工资。

　　江泽民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待人则亲切热忱。当年在所里是这样，后来也一直是这样。1966年，江泽民同志调去武汉热工所任所长，我随整流器室整室搬迁到西安。在那之后因为两次活动，我有机会和江泽民同志近距离一起工作。1970年一机部在上海召开可控硅应用大会，抽调江泽民同志和我及另两人一起筹备会议，前后忙了一两个月;1971年在北京举办一机部技术革新成果展览，部里又调派江泽民同志和我到京筹备，当时他负责综合馆，是重头，我负责可控硅馆。当时江泽民同志已经是部属研究所的大所长，我只是西安厂整流器室一个组长。我们一起住集体宿舍、挤公交车、到食堂排队买饭，抢着去锅炉房打开水，就是起草文件、写总结报告也总是和大家分担一部分。我们都是离家长期出差在外，他却经常关心别人，问有何具体困难。同江泽民同志在一起，一点看不出他是一个领导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总能使人感到同志加兄弟般的温暖。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次我从西安坐火车到北京筹备展览，一出站便非常意外地看到江泽民同志和另一位同志来接我。时间已经是晚上六点多，江泽民同志二话不说，拉上我们两个就进了火车站对面的新侨饭店，自己掏腰包请我们吃了一顿大餐。以前哪有什么饭局宴会，上这样的大饭店我是开眼界了。记得这顿饭花了十块钱。看得出，这顿饭他早有准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候物质条件很艰苦，十块钱可以解决三口之家一个月的水电、房租或者是菜金，花十元钱上饭店总要掂量掂量的。江泽民同志自己平时很节俭，对同志却总是很慷慨。江泽民同志年龄比我大了整整一圈，这两次的交往，我确实能感受到一种兄长式的关心。还有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文革”期间江泽民同志也受到了冲击，他这位所长“靠边站”了，可他似乎并不在意，处之泰然。这就是江泽民同志的品格，不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能热情关怀身边的同志，都能保持乐观向上、不畏艰难的生活态度。

　　江泽民同志很念旧情，后来身居高位，仍然非常尊重教过自己的老师和带过自己的领导，怀念一起工作过的同志。1997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同志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想看望教过自己的老师顾毓王秀教授。顾老知道江泽民同志访问日程紧张，要来看他。江泽民同志坚持不让，百忙中抽出时间从华盛顿赶到费城顾老家里。江泽民同志与交大的老师沈尚贤教授也多年保持联系，一次想去看望，意外得知沈老两天前刚刚去世。江泽民同志很是遗憾，执意去看望慰问了家属。这些还仅仅是我所知道的。离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后，江泽民同志仍然关心所里的发展，经常与老同事们通电话，一有机会就亲自会见，或者请到自己家里做客。后来我们也曾一起在电子部共事，知道江泽民同志与电子部、机械部的老同志一直保持联系，时常听取他们反映社情民意，如生活遇到困难则尽可能给予照顾。

　　之后经过“文革”的磨砺和改革开放的历练，江泽民同志走上了中央领导岗位。我是1984年从驻美使馆调回北京，二十多年一直在中央部委和国务院工作，因此有机会和江泽民同志接触，深切感到他年轻时形成的性格特点和工作作风，在后来更广的天地里、更大的舞台上，有了更好的发挥和彰显。

　　青年江泽民在上海

　　忆江泽民同志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者按：

　　真实记录江泽民同志青年时代在上海的创业实践、成长轨迹、精神风貌和品格修养的《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一书，近日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由四个分册组成，展现了青年时代江泽民的事业追求和胸怀才智，展现了他的务实作风和远见卓识。

　　4月2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曾培炎所写的《敏慧好学、才华出众的好所长》(摘自《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第四分册“忆江泽民同志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本报今日予以转载(本报有删节)。

　　曾培炎 (时为上海电科所整流器室技术员，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胡锦涛的祖先深谋远虑 他自己怎么想？

明镜   
 

   绩溪县，原来是徽州府的华阳镇。据《徽州府志》：南北朝时“萧梁初建良安县，旋废；唐即其地，建绩溪，为中下县。宋为望县，明为中县。”还解释县名的由来说：“以界内乳溪与徽溪相去一里，离而复合，有如绩（“绩”字的原义是将麻纤维披开接续起来搓成线）焉，故名。”

    绩溪县毗邻黄山风景区和清凉峰自然保护区，层峦迭嶂，逶迤连绵，有“百里花园”之称。如果只看自然风光，确实是相当迷人的，但是风光好的地方，往往贫穷。这里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还是“扶贫县”。

    九十年代初，香港某报有篇文章绘声绘色地写道：1942年12月的一天，在绩溪县城东南十多里，古称为龙川村的瀛洲乡大坑口村里，婴儿的啼哭划破了冬日暮霭。在这个被誉为“十家之村，不废诵读”的农庄里，一位叫胡增玉的村民家里，增添了一个男孩……云云。

    这个男孩，作者指的就是胡锦涛。不过，这段追述，却只是作者想当然而已。实际上，绩溪，只是胡锦涛的祖籍，他并不出生在这里，而且从来没有到访过他的原籍，他与原籍家乡族人的私人、亲属联繫近乎零，他的较近的亲属，除了在江苏的泰州、泰县，就是在上海。但是胡锦涛对徽州、对绩溪引以为荣。

    绩溪在近代出了一大批姓胡的名人：以徽墨着称的胡开文，以徽商闻名的胡雪岩，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胡适……都姓胡；胡锦涛与他们是否同宗同族？
   
    要感谢老徽州人的传统宗法观念极强，没有他们的那“封建残馀思想”，胡锦涛家族的祠堂和族谱就不会保留到今天了。徽州人兴祠堂、修族谱，维繫宗法关係当然是最主要的动机：在以农为本的中国，除了战乱逃荒，在正常年景中像徽州人流动性这麽大的十分少见。传统中国官府对流民始终戒备，因此，徽人就以祠堂和宗谱作为维繫族人的纽带，以免沦入无姓无籍的流民。在科举考试中，考生籍贯十分重要，徽州人往往遭到侨居地的排斥不得不回原籍参加乡试、县试、州试，这更加剧了徽人对祠堂、宗谱的重视。

    中国人治史本来眼睛多盯着帝王、达官和士绅的谱系，很少关注商贩家世史料。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藤井宏惊喜地发现徽州民间文书，堪称明清民间版历史，其平民性、世俗性和经济性，正好弥补中国正史所缺。从此徽商族谱才成了历史学家关注对象，被人翻过来倒过去地钩沉发微。

    徽州各大姓族，均为魏晋之乱到唐末之乱由中原迁移而来，其中不乏显赫世家贵族，保存至今的各家族谱均提到这一点。查绩溪胡氏确实是大姓——在整个徽州都是大姓：翻开《徽州府志》，古往今来的修学、道德、经济、武略等各方面名人，最多的正是胡、汪等姓。

    胡适与胡锦涛是否一个胡呢？据绩溪中学对胡适家谱颇有研究的徐子超先生介绍，绩溪的胡姓是个大姓，但同姓而不同宗。俗有“三胡”之说，即金紫胡、遵义胡、明经胡。金紫胡为北宋名臣、金紫光禄大夫胡舜陟的后裔；遵义胡为明朝工部尚书胡明的后裔，又称“尚书胡”；明经胡为后唐明经科进士李冒翼的后裔，係“李改胡”，又称“假胡”。胡适家族就属“明经胡”，家乡在绩溪县西北方向的上庄镇，他与胡开文、胡雪岩是一个胡。

    胡适在与《胡适口述自传》的作者唐德刚教授讲话时，也吐露说，自己是唐代李姓皇帝的后裔。有一种说法是，“李改胡”来源于后唐时期，唐昭宗落难，在兵慌马乱中逃跑时，他的一个儿子被奶妈带走，奶妈的丈夫姓胡，为避祸就将这个皇子改为胡姓，先逃至婺源，后迁至绩溪。

    而胡锦涛家这一个胡，是在县城东南面的大坑口村，离胡适家乡正好处于绩溪县界的大对角，相距足有上百里地。所以人们一般叫胡适家的胡为北胡，胡锦涛家的胡为南胡。徐子超还说，胡锦涛祖辈属金紫胡还是遵义胡，目前史料上尚无确凿记载，难以裁定。1992年10月，徐子超曾陪同安徽大学卞利辨读过明兵部尚书胡宗宪（1512-1565）父母的墓志铭，可以肯定一点：金紫胡、遵义胡都视胡公满（周朝时舜的后裔之一）为远祖，这明显有别于胡适家族的胡姓。

    南胡北胡之间，有个翬岭，山虽然不高，却是一道分水岭，它分开了长江水系和新安江水系。胡适的北胡，属于长江流域，胡锦涛的南胡，属于新安江流域。
   
    绩溪县的龙川村（今瀛洲乡大坑口村），颇具藏龙卧虎之势，整个村落呈船形。这里有一座胡氏宗祠，1988年元月13日——那时胡锦涛正在贵州当省委书记——中国国务院公佈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胡锦涛的家族来历，据《龙川胡氏宗谱》记载：始祖胡炎，原居山东青州濮阳（今属河南），东晋大兴四年（公元318年），敕封散骑常侍兼中领军随元帝南下，镇守歙州（今歙县）。后于东晋咸康元年（335年）元月，与绩溪华阳女王氏结为连理。游华阳（绩溪县城）、羡龙川，“东耸龙峰，西峙鸡冠，南则天马奔腾而上，北则长溪蜿蜒而来”，遂于咸康三年（337年）举族迁此定居。
   
    龙川村这一胡氏宗祠始建于宋。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胡富考中进士，官至户部尚书；随后胡宗宪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与其族叔胡富相隔一个甲子考中进士，为明朝抗倭名将、是大破倭寇的戚继光的顶头上司，官至兵部尚书，被称为“奕世尚书”（“奕世”出自《国语·周语》“奕世载德”，意即一代接一代）。刘和平所着长篇历史小说《大明王朝》及同名热播电视剧中，用了很大笔墨来描绘胡宗宪在王权、民意、体制内外利益集团的夹缝中如何周旋决策的功绩，一般读者和观衆，或许想不到此人就是胡锦涛的祖先。胡宗宪衣锦还乡便大兴土木，捐资扩建胡氏宗祠，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建成这座三进七开间、建筑面积达1564平方米的祠堂。係为求家族昌盛，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修建，后历经修葺，其主体结构、艺术凋饰，仍保留明代风格，由影壁、露台、门楼、庭院等九部分组成，集木、砖、石凋、彩绘为一体。天井、门楼、廊庑、祭堂、寝厅的樑坊、斗拱、柱基、隔扇等建筑构件上木凋千姿百态：前方大樑凋刻“九狮滚球遍地锦”，后方大樑凋刻“九龙戏珠满天星”；后进两侧窗门凋刻的数十插花图桉，瓶与花无一雷同，全国罕见，被专家们誉为“江南第一祠”、“木凋艺术博物馆”。宗祠对面的牌坊，为明代书画大家文徵明手书镌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据胡锦涛的同族长辈、绩溪县政协委员胡寿民说，胡氏宗祠有东、西、南、北、中五个支祠，胡锦涛的家族属中祠，也正是胡宗宪这一支，又称为大宗家，现在的大坑口村，全是胡炎后代。从胡炎算起，到明代的胡富是33代，胡宗宪是34代，算是一个鼎盛时期；到今天的胡锦涛是48代，胡锦涛的官当然又比胡富、胡宗宪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