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 
生长在民主国家的西方人，包括长期生活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华人，对长期实行一党独裁专制的中国往往有不少思维误区，现举二例以说明。

上世纪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掀起了一股对外资的大规模开放热潮。大批外资由于看好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巨大的市场和中国对外资提供的某些优惠政策，蜂拥而入，这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外资总裁们，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对外资进入中国的说词是，外资进入中国会促使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壮大，必然会导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对此我在2001年写过一篇短文《中国新生中产阶级分析和中国政改前景预测》，对上述论断提出了怀疑。我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组成是这样分析的：

中国的中产阶级大体由五部分人组成：

1、高官或高官的子女、亲朋好友，借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裙带关系，将权力转化为资本。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部分成果已被这部分人占有，在中国新出现的中产阶级里这部分人占主导地位。按共产党对过去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阶级划分，这部分人应属于官僚资产阶级，但其资产与西方国家的大资本家相比，还相距甚远，姑且仍将其划为中产阶级。

2、利用向各级政府官员行贿，偷税漏税，制假、返假或钻政策的空子发起来的暴发户，即所谓的“大款”。这部分人在中国新出现的中产阶级里占主体地位。

3、靠个人奋斗，辛苦经营发展起来的个体工商户，这部分人虽然人数众多，但资本一般不大。受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一个人完全依靠个人奋斗，奉公守法地经营，要想成为千万、亿万富翁，那恐怕是不可能的。

4、随着商品化潮流而出现的这“星”、那“星”，即所谓“大腕”。这部分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5、在外企或合资企业里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及在中国高科技行业如电子、计算机、邮电通信行业里的高科技人员、金融保险等行业里的高级管理人员，即西方所谓的“白领阶层”。

中国新出现的中产阶级大体上由以上五部分人构成。

伴随着一个新生阶级的出现，必然会出现其政治上的代言人，这是一般规律。但中国目前出现的中产阶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年从封建社会孕育出来的资产阶级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资产阶级完全是自然发育出来的，不仅与当时的封建贵族没有什么联系，而且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他们要求废除一切封建特权，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等口号，为他们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创造必要的条件，因而推动了社会的变革，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了。中国出现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占主导和主体部分的第一、二部分，却与当政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从当政者当中派生出来的，是现行体制产下的一对双胞态。他们与当政者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他们不可能是要求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不可能独立产生，只能由当政者代言或由当政者选定。他们的政治素求只能与当政者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

第三部分人虽然有着较强烈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愿望，要求出现一个真正公平竞争的环境，但受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他们胆小怕事，不敢提出自己的政治素求。同时他们也担心，一旦政治体制改革带来较大的社会动荡，会失掉自己辛辛苦苦奋斗得来的微薄财产。

他们既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为他们的发展带来一个良好的环境，又担心万一政治体制改革搞不好引起的社会混乱会使他们的微薄财产化为乌有，因此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

第四、五部分人虽然看到了现有体制的严重弊端，但由于他们已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 再加上当局的高压政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多半抱着一种明哲保身的观望态度。目前这部分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代表了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高科技行业的知识分子）的心态。

从以上分析看，如果天真地认为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必然会带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未必会成为现实。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分析和预测是正确的。

世界最大的搜索引擎古歌也看好的中国巨大的互联网市场，违心地接受了中共对敏感信息和敏感词汇过滤的要求，进入了中国。当时古歌高级主管们的想法是，现在我们虽然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对敏感信息和敏感词汇过滤的要求，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必然会引导中国走向新闻自由。结果怎样？中国不但没有走向新闻自由，这几年中国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却越来越严格，不仅封锁了成千上万家网站、报刊杂志，甚至连有敏感信息的手机短信也封锁了。古歌在中国的经营不仅没有获得多少经济利益，相反地，自己的机密技术也被盗走了不少，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国。

以上两件事使我联想起了一段往事。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掀起了一股引进外资热潮，潍坊也大量引进外资，许多台湾资本家也来潍坊投资办厂。高震东先生是潍坊人，四九年去了台湾，后来在台湾办高级职业学校，在台湾小有名气。为了家乡的发展，高先生也来潍坊投资办学。潍坊的党政领导对高先生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并聘高先生为潍坊市政协委员。在一次政协会上高先生发言说，别人来投资办厂是为了赚钱，我来投资是办学，是只投入，绝不赚潍坊家乡父老兄弟的一分钱，赢得大家热烈的鼓掌。当时潍坊的领导跟高先生签了一份协议，由潍坊无偿提供150亩土地，学校的建筑，包括地下管道和一切教学设备全部由高先生投资。不过高先生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未来学校的人事安排，包括教师的聘任完全由高先生决定，潍坊党政领导不得干预；第二，课程的安排完全由高先生决定，不受潍坊教委的领导。潍坊的党政领导虽然批准了此协议，但还要拿到山东省委去审批。审批的结果是“基本同意”。高先生看后很不高兴。高先生说，我在海外工作多年，任何协议合同，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我不明白什么叫“基本同意”！省领导马上就把协议基本同意中的“基本”两字取消了。高先生很高兴。但省里批了还不行，还得上报国务院批准。高先生以为既然省里已经批准了，国务院肯定也能批准，于是马上就投入了大量资金，先搞地下管道建设。按辈份算，高先生有一位外孙子是我中学的同学，高先生让他参与未来教师的招聘工作。我这位同学领我去见高先生，并向高先生介绍说我是北大毕业，当年是潍坊的高才生等等。我也向高先生讲了我被打成右派劳改二十多年的遭遇。高先生不仅对我表示很同情，而且也对我表示很满意。不过我对高先生说，现在协议已拿到国务院去等待批准，根据我跟共产党打交道二十多年的经验，有些话我还是应该跟高先生说。我说共产党有三件事是绝不允许别人插手的：第一是共产党的党务，第二是军队，第三是意识形态。教育是意识形态范围的东西，这份协议最终能否得到国务院的批准还很难说。高先生当时将信将疑。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不久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就发下了通知，不许外资在华独资办学，外资在华办学必须接受中国各地教育行政系统的领导。高先生一下就傻眼了。他也就不再继续投资了，先前投入搞地下设施的资金也算白扔了。

后来高先生又在一次政协会上见到我，向我伸伸大拇指说：“陈先生够朋友，高！”我笑笑说，我有什么高的，只不过你们在海外旅居多年，对国内的情况，特别是对共产党的政策策略不了解罢了。现在世界各国都有宪法，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宪法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各级政府，上至总统，下至一般的政府官员，都不敢违犯宪法。中国也有宪法。中国的宪法虽然还有与普世价值相悖之处，但就是这样一部宪法，执政的中共也从来没有打算认真执行。例如，中国的宪法中也明列着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自由。中国也签署了两个世界人权公约，但至今中国的大小媒体从来也没有发表过这两个公约的内容，因为中共根本就没有打算认真执行这两个公约。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因此，制定宪法也好，签署两个世界人权公约也好，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中共虽然是执政党，但党本身并不是国家的权力机构，党无权直接向人民下达什么命令。可中共的中宣部却是中国全部媒体的太上皇，它就可以直接下令封锁媒体，这在西方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通过西方人宣传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必然会带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古歌的退出中国市场这两件事和过去我跟台湾高先生的接触，我了解到西方人，包括长期旅居西方民主国家的华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共的了解，的确还存在着相当多的误区。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作者惠寄    转载请注明出处
Tuesday, April 2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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