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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打印本页]

作者: 白衣卿相 时间: 2010-3-16 11:28 标题: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令中国迈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本文所使用的“封建”概念仅系引用大陆史学界已有之概念，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同中国社会具有欧洲意义上的封建性质）社会，从那以后直到现在，这一百多年里中国人苦苦追寻着现代化（或者说成为“现代国家”）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国民大革命到“清党”、“分共”，从抗战建国到“戡乱建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于北京到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转进台湾，从1949年开始的台湾海峡两岸分治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对现代化之路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歇。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实现现代化了吗？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究竟是一条怎样艰难行走着的道路呢？

一、“现代国家”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现代国家”至少要包含两大因素，一是族群的、文化的和领土主权的要素；一是在平等基础上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要素。现代国家是实现和保护民族独立与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而国民则需要通过国家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来代表和争取他们的共同利益。
这种标榜“主权在民”（即民主主义）的“现代国家”的先后成立，是自十七八世纪以来现代化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它也只有在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已经初步形成的情况下，那些“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才会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243）。也只有当城市完全统治了乡村，交通与通讯的发达使得社会紧密地结为一体，民族主义以及民主主义的观念也才会伴随着商品经济，即自由贸易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出来，并逐渐成为催生和构成“现代国家”重要意识形态。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与独立，它必须有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亦即发达的生产力基础；其次是政治的民主化和国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化作为政治基础，亦即发达的生产关系基础。然而，仅仅简单地拿物质意义上的指标来衡量现代化与否还是不够的。既然是现代化，就必然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既然我们讲的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就理当以人的感受为基本的考核点。物质的满足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精神的、情感的、心理的和思想的满足，同样是衡量一个文明进步的现代国家的重要指标。

二、早熟的被动开始
比较中西走向现代化之路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西方之所以会走上现代化之路，首先是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和统一而有效率的中央政权，培育和形成了本民族的经济实力，使得生产力达到了相当水平；其次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所造就的“第三等级”日益强大，“第三等级”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意愿也日益强烈。随着“第三等级”与执政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革命终于爆发，“第三等级”成为了新的执政者，领导着国家走向了现代化之路。
而近代的中国社会，由于自身的封建社会属性而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又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压迫而被置于了半殖民地的境地，终于使得生产力发展日益落后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大潮中。自然地，一个经济上担负国家几乎全部开支，进而对整个政治运行规则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第三等级”在近代中国社会也就无法形成和存在了。
但是无论中国当年生产力发展水平多么落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强烈刺激以及落后民族中的精英分子在面对某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所受到的现代观念的影响，已经使它们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观念出现了早熟现象，由此也就推动了中国不得不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大潮而缓慢地向前发展。
由于不是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关系自然而然的需要改变，所以中国之所以会开始走向现代化之路并非类似西方的主动进行，而是一种早熟的被动进行。这种早熟的被动开始，也就使得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天然的会有缺陷之处。

三、艰难的发展之路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给予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彼时中国面临的诚然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曾经繁荣富强的中国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处处挨打，领土主权不断沦丧；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开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入侵之下毫无还手之力，日益解体。种种的刺激让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第一次发现中国落后了，中国必须要奋起直追，赶上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大潮。
如果说没有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那么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可能会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列强的入侵让中国的自然经济支离破碎，也打击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落后生产方式的牵制，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势地位，使得中国始终无法建立起一个统一、开放的民族市场，这样当然也无法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而与此同时，经历了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失败，中国的精英分子也开始发现，如果不能彻底推翻代表着落后腐朽的满清王朝，建立起一个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保障统一、开放的民族市场的形成从而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是井中月、水中花。
于是，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领导的革命轰轰烈烈的开始了。历经十次起义，满清王朝终于在内外交迫之中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一个新的共和政府建立了起来。满清王朝体制内的精英自动的变化了各自的身份，在民国这个框架下，各自管理自己原先的领地。
这时，现实就提出了国体的问题，新生的中华民国，究竟是采用中央地方分权的联邦制还是采用大一统的单一制呢？最后全国大论战，结果统一的思想还是占了主流。袁世凯在世的时候，这个统一用松散的方式保持着，因为有袁世凯镇在那儿，所以没有太大的战乱。而这个时期，恰逢欧战爆发，于是内部的和平环境、外部资本主义入侵的放松也就让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赢来了一个大发展。
资本主义体制是否发展是取决于那个自发的商品交换网络是否同外界真正联系起来。而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具体过程，即发展的好坏程度，往往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剩余及其积累是否自动的在那里进行再生产。如果这个再生产总是被中断，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或干脆讲那些具体的资本主义企业就发展不起来，或是长久不了。这也是袁世凯离逝之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被压抑的原因。因为随着袁世凯的离逝，军阀混战不断，这也彻底耗尽了社会剩余资本，各地军阀的大规模举债，使得社会再生产过程全面中断，资本主义当然无法再继续发展下去。
不过此时的孙文依然没有放弃，很快在他和他的后继者蒋中正的领导下，国民党在苏俄的支持下迅速巩固了根据地、成功讨伐了部分北洋军阀，建立了一个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政权，大体结束了纷乱不休的北洋军阀混战局面。尽管国民党中央政权建立之后，更大规模的新军阀混战与“剿共”战争随之展开，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随着南京中央政府的不断胜利，和平局面也随其对中国控制的扩展而不断扩展开去，社会化再生产也逐渐重新发展起来，于是资本主义经济又再次赢得了一个大发展时期——“黄金十年”。然而好景不长，连续的战乱刚刚要平息，眼看中国统一在即，日本人又对中国发起了全面战争。此后中国进入了长达八年的抗战时期，而抗战之后，紧接着又是国共内战。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自然又被中断了。
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始终处在那个亏损的边缘中，如果大部分企业处在这个亏损状况下，何来原始积累和再生产呢？
随着1949年中共建政，战争在中国大陆基本消失，和平局面开始形成，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又赢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直到中共开始“三大改造”建立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才在中共政府的干预之下进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萎缩时期。直到邓@xiao@平主政之后推行“改革开放”，通过政治集权的极大便利，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终于赢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用短短三十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能走完的道路，中共也确实创造了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历史奇迹，。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从动力机制上讲，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无问题。而这发展的动力机制就蕴含在中国传统乡村结构中，它在没有大的社会战乱的情况下，可以历经一个顺利的发展，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只是由于频繁战乱，统一（或者说平衡）的和平局面始终在中国无法形成，所以才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一旦独立、和平的局面形成，统一、开放的中国民族市场能够在政权的支持（哪怕是不干扰）之下就能自发的形成，资本主义经济也能够自动的发展起来。

四、主义之争的本质
资本主义列强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首先的刺激莫过于其发达的生产力，因此，对于中国的民族精英来说，现代化的第一个标志莫过于拥有发达的生产力。只有拥有了发达的生产力，才能强国！而强国，也是民族精英们从被动到主动走向现代化的首要原因。
满清王朝体制内成员开展的“洋务运动”是对现代化的第一个尝试，满清地方的督抚们兴建了一大批工、矿企业，然而很快却发现这些企业最终都走向了亏损乃至破产，更遑论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一连串惨败更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最终破产。
这时，中国的民族精英又将目光投向了政体。既然没办法单纯的在原有专 zhi政体的基础上通过兴办工、矿企业来建立新式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那么只有打破专 zhi政体建立新的政体。而日本，这个通过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短短三十年强大起来的国家成了中国的学习对象。于是，维新党人开始进行变法维新，虽然最终在专 zhi势力的反扑下失败了，但之后满清政府的“新政”实质上却是沿用了变法维新的路子——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而这时的“新政”却已经是在革命党人的屡次起义压力之下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了。
在革命党人看来，中国必须要建立共和国体，才能更好的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真正的强国。变法维新的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已经让革命党人对满清王朝不报任何希望，他们渴望建立美国式的共和政权，毕竟美国同样是一个只用了几十年就强大起来的国家。在历尽革命党人的十次武装起义之后，满清王朝终于在内外压力之下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共和国体建立了。
按照孙文等革命党人的想法，既然共和国体已经建立，那么接下来就要发展经济建立类似西方的生产体系了，而这也的确是他们当时的实际行动。
不过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最终身亡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时间的战争局面，孙文等部分革命党人转变了想法。再加上从一早开始，中国的民族精英就发现了西方发达的“现代国家”同样有着种种弊端——如贫富差距明显、环境污染严重、人权保障极差、贪污腐败盛行等等。因此，孙文提出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使中国结束战乱军面，最终走上现代化之路，同时希望通过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来避免出现在西方发达“现代国家”中社会弊端。而苏俄的建立与迅速发展，又给予了中国一个新的启示——走社会主义道路。
当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人与信仰社会主义的CCP人相互合作，在苏俄的帮助之下迅速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河山之后，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主义最终不能互容，国共两党开始了漫长的战争。
事实上，自从中国陷入了战乱局面以后，中国的民族精英对资本主义大多持批评态度。因为入侵中国的是资本主义列强，支持军阀混战的同样是资本主义列强，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着种种弊端。所以，或者三民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成为了中国现代化之路的两个选择。
其实，资本主义本身属于经济学范畴，而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却属于政治学范畴。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人类的生产力才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而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能有自己独特的生产方式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需要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本质却是执政者垄断一切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限制市场，从而限制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再加上一套极权的政治体制，不仅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而会极大的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盖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来就是人类的一个自发的东西，有多余的东西一定要交换，商品经济一定会发展，除非想强制搞个交换中心和簿记中心，否则交换分配的体系就会成长起来。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到现在看，人类历史上，只能讲以苏联为代表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是唯一自觉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其他没有什么成套的政策体系是反资本主义的。
可是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还是信仰社会主义的CCP，亦或是希望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他们都不看好资本主义，这也的的确确也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想。新兴的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无疑是当时中外思想界的共识。
中国人一向现实，一百多年的落后挨打经历使得中国的民族精英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最快的成为现代国家的方法，必须是最快，稍稍慢一点都不行。这一种潜意识的偏执，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尝试洋务运动、立宪运动、国民革命这三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中一遇挫折就迅速走上了别的道路，并最终走上了共产革命这条道路，可以解释为什么那段时期的中国会有种种关于主义的争执。由此可见，所谓主义之争，其本质不过是民族精英们对于何种道路才能最快速的强国的争论罢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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