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1999年高校扩招后，我国大学毕业生从2000年的不到95万剧增到今年的611万。从社会人口发展结构来看，如何看待这个数字？

　　王伯庆：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以毛入学率为指标，15%以下的高等教育属于精英教育，15%至50%转入大众化阶段，50%以上的则是普及型高等教育。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8-22周岁的人口中，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2%，我国的高等教育尚处于大众教育阶段，大学生占人口比率相对还比较低。

　　南都周刊：为什么比率不高，大学生却难找工作？

　　王伯庆：今年就业难，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大学就业难问题已经存在好几年了。综合来说，有这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一个低技术含量的产业结构，近几年我国经济以9%、10%的速度增长，但这些增长是依靠低技术的劳工实现的，对大学生的需求比较有限。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也处于10%的高速增长阶段，但它依靠的是技术出口实现的增长。因此，当时日本的大学生非常抢手。所以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大学生的求职本不应该成问题，之所以我们出现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不是一个对大学生有较大需求的高速增长，而是依靠农民工的高速增长。

　　另外，高教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服务产业的需求。服务产业，不仅仅指餐馆、娱乐，还包括咨询公司、软件开发公司这类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事实是，一方面这些企业招不到人，另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比如说，IT公司常抱怨招到的大学生虽然学的是 IT，但却是10年以前的技术了，培养出的学生与社会技术进步的需求变化脱节。

　　第三是供大于求的专业盲目扩张。我们曾做过一次调查，2007年的本科毕业生中有约30%失业人数集中在少数的10个专业里，我们国家有500多个本科专业，说明这10个专业确实是严重过剩了。但是明知道这一点，为了能够收学费，扩大办学规模，很多学校还是通过跑关系来争取设立这些专业，比如法学、计算机、艺术、体育、新闻等等。这些不具备办学条件强制设立的专业，都属于“*奶粉专业”，学生花很多钱去读，最后找不到工作。而且现在就业再差的专业，学校都称其就业率是80%。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个惩罚机制，让高校就业率透明化，让消费者和市场来优胜劣汰。

　　许多大学生本来是卖不掉的

　　南都周刊：有哪些解决问题的建议？

　　王伯庆：从长远来说，调整产业结构是最重要的，给大学生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其次，要改进大学教育，真正能够跟随劳动力市场需求，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而目前最需要迫切解决的还是控制供大于求的专业，如果一个大学已有的专业就业特别差，国家一定要痛下决心让学校砍掉这些专业，而将招生的权利只保留给那些办学条件好、就业好的学校。比如说法学，北京大学这些有实力的学校可以办，但高职高专等也办法学就没有什么意义。

　　从这三方面入手，才能切实有效解决问题。现在政府推出的帮助大学生就业的政策中，当兵也好，当村支书也好，考公务员或者自主创业也好，都是临时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大学生自主创业毕竟是少数，即使在美国，大学生自主创业也不是主流。

　　南都周刊：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国外有何经验？

　　王伯庆：国外政府一般不会单独为大学生就业问题采取措施，这样做会对没上过大学的人不公平。更多的还是高校在教学内容上下很大功夫，让大学生能够满足需求。

　　大学生在发达国家属于就业的优势群体，他们要找工作相对容易。政府需要改善的不是大学生就业数量，而是就业质量，但是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还是大学生就业数量。外国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就一个办公室、两个工作人员，给大学生提供就业资料。这是因为他们在培养的环节中就已经能保证大学生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它“生产”出来的产品首先是市场需要的，因此不用花很大功夫去推销，而我们大学培养的学生许多本来是卖不掉的，只有拼命往外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