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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星乎，灾星乎，人民说了算

现在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救星，一种是灾星。那一种意见对呢？人民说了算，历史说了算。

戴煌先生应该也算是老革命了，他始而认为毛是救星，后来认为是灾星，这可能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代表着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对不对我应该拿事实讲话。

我这里把戴煌先生摘录的邓小平两段讲话列于后，也许对今后如何研究毛、评价毛有所帮助。

戴煌先生写道：就如何科学、全面评价毛泽东，邓小平曾有两次讲话。一次是1991年1月中旬，他和陈云、杨尚昆等以及政治局常委在上海的座谈会上指出：“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的政治评价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的，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他还说：“重新评价毛泽东，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第二次,邓小平1992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和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的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传说中的万里谈话有一个意思，他指出小平时代就应该对毛做出公正的结论。邓没有做，万里表示了遗憾，只好由其他人和后人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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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毛时代的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越来越少，但总还有一些，像万里老人。趁他们健在的时候，后人应该和他们一起给毛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有人说这是这样做是鞭尸，这是胡说八道。对毛歪曲的评价，歪曲了许多历史事实，不仅歪曲了党史军史和新中国的历史，而且连几千年中国的历史都有相当的歪曲。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的人怎么能不面对和解决问题呢？说鞭尸者往往是至今还跪在毛神像前的磕头者，个人迷信崇拜者。他们有的人是糊涂人，怕毛的形象倒了影响党的政权。依我看，一个有力量的党，一个自信的党绝不会怕甩掉自己身上的历史包袱。因为甩掉包袱更能轻装朝着正确的方向走。我期望对毛客观公正的评价早日能告诉子孙后代。

                                              写于2010年3月1日

附：

戴煌：谁骗用了革命者的激情热血？

几年前，在《炎黄春秋》杂志的新春联谊会上，胡耀邦时代的最后一任中宣部长朱厚泽同志在发言中强调：“不批毛，中国没有前途。”全场立即响起激烈的掌声。在这前后，全国多家杂志或明或隐、或重或轻地批了毛。2009年11月12日，《南方周末》副刊也以一个半版面约两万字，发表了《汪东兴交代为毛泽东建新居》长文。这表明主张批毛的人更加踊跃了。现在，我只用主张批毛者事例的小小零头——四个小例子，来说明批毛的必要性。

第一例，是著名戏剧家吴祖光。

他年青时，本对毛十分敬仰和崇拜。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后，8月28日毛泽东应邀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和谈。10月初，毛泽东把《沁园春?雪》抄录后送给柳亚子。柳如获至宝。当时在重庆《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做编辑的吴祖光，获得这首词的传抄本，于１１月１４日在《西方夜谭》上发表，并在后面写了个热情推崇的赞语，轰动了整个蒋管区。

解放战争节节获胜并建立了新中国，吴祖光更加敬崇毛泽东，特从香港返回北京，并把在故宫博物院工作过的老父亲平生购积的数百幅珍贵字画，都捐赠给国家。朝鲜战争时，他和他的爱妻新凤霞都曾参加过同一届的“抗美援朝”慰问团。慰问期满回国后，新凤霞等艺人停留在东北某地休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前往探慰，他对新凤霞说，吴祖光在香港时是坐大沙发的，你对他要小心。话外音你最好要离他远一点。吴祖光得知此事后，颇为扫兴。

１９５７年“反右”，吴祖光又被打成“二流堂”右派小集团的首脑，与聂绀弩等人被发配到北大荒“监督劳动”，受尽无数苦难。这使吴祖光的心绪雪上加霜。这时，新凤霞所在剧院的头儿也要新凤霞和吴祖光离异以划清界线。新凤霞则巧妙而刚强地回答：你们应该把我看作刘巧儿，我嫁给的是艺术，与吴祖光没啥界线可划；王宝钗等薛平贵等了18年，我可以等吴祖光28年。

后来又是“大革文化命”，艺名远扬的新凤霞在剧团里被歹徒们打残了一条腿，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惨然去世。这使吴祖光极为伤痛，又极为愤视毛泽东，对毛产生了重庆国共和谈时截然相反的看法。在１９９８年的一次出版座谈会上，他当着李锐、李普、于光远、曾彦修、秦川、周克玉、黄宗江、邵燕祥、张思之、方成等近百人的面，极为愤激地大喊：“赶快把毛贼的画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拉——下——来！”

第二例，是留美硕士丁耀瓒。

１９４８年夏，丁耀瓒和夫人刘懿芳，在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同赴美国深造；他们在美国获硕士学位，并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丁耀瓒的父亲丁贵堂，原是中国第一任海关总务司司长。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前夕，丁贵堂准备随国民党撤离。共产党派地下工作者向他晓以大义，他决定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是国家海关总署署长。丁耀瓒在美国看到新中国似乎欣欣向荣，以及对老父亲的思念，于１９５４年偕夫人辗转回国。他被分配在对外文委从事编译和研究工作，刘懿芳被分配到外文出版局。

１９５７年“整风”，明文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以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说话很负责，是真情实意没有半点虚伪，所以就在“整风”座谈会上，就自己回国后的所见所闻，谈了一些感想和意见。万万想不到，这说了很多诱人话的“整风”，突然变成恶狠狠的“反右”。他竟也被打成了“右派”，被弄到北大荒去劳动。开始吃饭时还尽饱吃，后来“大跃进”，名义上是“共产主义大食堂”，可口粮却日渐减少，很多人都饿得走不动路，不得不在十天一日的“大休”时，咬着牙关纷纷去打树叶、采桑椹、摘木枣，他也常常采摘了一小包，还分送给远离山区的难友们充饥。１９５９年第一批摘帽，他成了“摘帽右派”回到北京，继续在对外文委工作。

“大革文化命”后，对外文委被撤销，整个单位的人员“连锅端”到河南省明港“五七干校”。林彪事件后，“五七干校”逐渐收缩，学员们陆续分配工作。在“极左”思潮控制下，没有哪个单位乐意收留这个“摘帽右派”丁耀瓒。

这时，担任副总理兼对外经委主任的方毅，过去做地下工作时得到过丁贵堂的精心掩护，因此他把丁耀瓒调到对外经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陆续平反冤假错案，“右派”们也纷纷“改正”。但丁耀瓒当初不是对外经委划的“右派”，而他原来所在单位对外文委又早被撤销，他就没人给他“改正”。

这时，中美已正式建交。他夫人刘懿芳在美国的父母为他们办了移民手续。不久，他们便启程去了美国，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他们到达美国时，《洛杉矶时报》还在头版登了报道，并发了图片。

两年后，收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送来的一纸“右派改正结论”，丁耀瓒啼笑皆非，说这个“改正结论”在美国无异于一张废纸，不自由，毋宁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再也不想与毛泽东大骗子留下的牢笼有任何瓜葛。他凭自己的能力和中英文水平，考入《美国之音》，由于工作勤恳，逐渐跃升为中文部主任。他夫人刘懿芳则考入世界银行。

第三例，是曾在中央公安部工作过的女干部许世芬和她的夫君张继志。

许世芬生于１９２８年，１９４４年１６岁就在重庆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学生运动，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１９４７年师范毕业后教小学，１９４８年２月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六一社”。１９４９年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学校要抓她进监牢。幸亏地下党组织及时通知，她飞快脱险。当时衣食无着，完全靠她丈夫——重庆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张继志给重庆大学大食堂挑米度日。那时确是“盼星星、盼月亮”似地渴盼共产党和共军。重庆解放后，１９５１年，她在西南工业专科学校入了共产党。１９５２年调西南公安部。１９５４年所谓“高饶事件”后大区撤销，她和丈夫张继志一起调到中央公安部，１９５６年一齐保送到北京外交学院学英语。

１９５７年，张继志发表了一些意见被划为“右派”，１９５９年全家被发配到青海劳改系统受尽了苦难。１９７８年张继志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１９８０年调重庆建设大学任外语考研室副主任，１９８３年离休。

这一生，许世芬就习惯于讲真话。而毛泽东只酷爱全国人民大喊特喊他“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她就非常不乐意。毛泽东死后，胡耀邦力主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许世芬的父亲许寅宾被诬陷的“叛徒”问题也得以昭雪。

最近３０年，虽然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美好，再不搞残酷的“阶级斗争”，许世芬很高兴，但对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罪行，党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给老百姓一个光明正大的交代。采取沉默不认账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当前存在的贪污腐化、贫富悬殊、治安不良、道德沦丧等问题，应尽快解决。这可能就是许多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根源。

许世芬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向全世界宣告要建立的“民主自由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　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这“四大自由”就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遭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真想不到他说一套做一套，完全是骗人的，建立新中国后连宪法规定的自由也一丁点儿都没有。“整风”中光讲骗人的漂亮话，结果立即“反右”以言治罪，把５０多万公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在所谓“三年灾害”中，全国饿死三四千万人，比历朝历代因天灾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还要多。

至于“大革文化命”，全国乌烟瘴气，人妖颠倒。发生这些事，根子都在毛泽东。他变成了斯大林加秦始皇。许世芬说她更万万想不到，毛死后３０多年，现在还有些人在继续造神。

因此有人写出这样一首诗：

造神容易送神难，

人神合一更难缠；

回想当年造神者，

披枷戴锁拜神前。

所以她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再上当受骗——搞个人迷信，搞封建独裁。

许世芬写于２００９年９月的长达２０页的《我的故事》最后说：“毛泽东是中国人的大救星吗？不！他是个大灾星。历史早晚会回答。我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但我有责任写下我的故事以警示后人。”

第四个就是我。

１９４１年我小学即将毕业，老师弹着风琴教全班唱聂耳作词曲的《毕业歌》。开头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接着是：“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每次练唱，我和很多同学都满眼噙着泪水，都渴望着奔向抗日救国的战场。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３日，我刚满１６岁，就参加了苏北新四军射阳县文工团，很快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那时的口号“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特别钟情，满心想建立一个这样的共产主义天下。这样，就很自然地敬爱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时射阳县有三条河流是日寇封锁线，把全县７个区分割成四小块地区。射阳县委为了文工团能够比较安全地去各区轮流演出或组织农村剧团，特别规定文工团随射阳总队行动。县委书记兼总队政委马宾——就是现在经常带头给党中央写信的马宾，当时也经常背着一支三八式“大盖儿”，偶尔听说他也打下过一两只飞鸟。

这时我是文工团的一个分队长，又是俱乐部的音乐组长，身边有一支排戏演戏用的左轮手枪。枪里只有四发子弹，其中两发是后座上已有冲眼的哑弹，我也要和屋后的民兵共同杀敌，打一个算一个，个人死活无所谓。经过民兵队长再三劝阻，我才背起小背包，在废黄河堤上大步向西赶去。

日寇投降后不久，国共开始打内战。１９４７年春天，胡宗南军队侵占了延安，我在苏北驻地屋后，独自向西北远方流眼泪，担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健康和安全。

当时我是苏北文工团写作组组长，回屋后立即作词谱曲，弄了个轻婉歌颂式的民间小调《歌唱领袖毛泽东》，歌本发下后，还在苏北一些连队歌唱过。此前，音乐组的同志曾要我写过《刺刀歌》《慰劳歌》《钢铁的兵万年青》等歌词。其中《刺刀歌》的歌词是：“我的刺刀放豪光，端在手中真雄壮；刺刀一挥如猛虎，吓得敌人都缴枪。哪怕他火箭炮，哪怕他卡宾枪，如果他鬼孙子来送死，我们沉着气不放枪，跳出工事端着刺刀来冲上，一齐都刺进敌胸膛，刺他个乱七八糟稀里哗啦叫他们一个一个见阎王！”

当时确实具有这种拼命杀敌视死如归无愧于伟大领袖的激情与神态。１９４７年夏天成立了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我被调出苏北文工团，成了三名记者中年龄最小的一名：１９岁。第一次，攻打守敌一个师的盐城。年龄最大的记者胡捷随着攻打西门的谢振华旅英勇牺牲，我随着攻打北门外土圩子的廖成美旅的一支部队也和敌人拼了刺刀侥幸生还。最后全歼守敌。

以后我又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大战。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是新华社第３４军兼南京警备部队支社的记者，紧随庆祝游行的部队上街，深感自己似已完成“担负起天下兴亡”的使命，与同志们齐声大喊“毛主席万岁”和“朱总司令万岁”。但第二年五一节，只有“毛主席万岁”，而没有“朱总司令万岁”了。未几，原来是共军总司令朱德题写的《八一》杂志封面，也变成毛主席的题字了。这使我和很多人都纳闷：南昌起义的重要骨干朱德，井冈山“朱毛会师”，朱在第一个，现在怎么只剩下一个“毛主席万岁”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朝鲜停战不久，我又去越南采访了越法最后决战的奠边府大战。这样，从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和越法决战，我经历过几十次枪林弹雨。１９５５年春节第一天，还应邀同胡志明主席向战后抓紧时间恢复建设的工农兵拜年。中午在路边小林中野餐时，胡主席就向我表示过反对喊“万岁”。

１９５６年春天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台后，使我从斯大林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名的暴君专制，联想到毛泽东也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名的“万岁”统治，使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就１８０度地彻底大转弯了。１９５７年“反右”已经开始，我仍在党内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神化和特权”等论点而被打成“右派”，经受了２０多年的苦难。这当中，尤其是1958年4月至1960年12月的北大荒“监督劳动”中，亲目所睹惨死了很多同志，我自己也劳累过度走不动路，体重由只穿一条裤衩的196斤，降到连大衣、棉袄、绒衣裤、大头鞋等等在内的92斤，实际上只有82斤，体重下降了114斤，剩下的重量连一半还不到！这又促使我思索了很多很多……

我常常想到的是：过去在革命战争中，千百万同志充满了激情热血，不怕流血牺牲，一心想打下真正“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共产主义天下；但也有另一种人怀着“帝王将相的野心、个人名利的私心、升官发财侵吞人民血汗的黑心”而来，带着大名大利和黄金万两而去。

毛泽东就是怀着帝王的野心，假借“革命”的名义，骗用了千百万革命者童贞与青春的激情热血，去为他夺打天下的。

在夺打天下的时候，谁有奇功他都竭力吹捧；但等他坐稳了帝王宝座，如谁对他稍微有点歧意，他就认为这有伤他的帝王之尊，非要置这种人于死地不可。

如他在长征的诗词中曾大唱过“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大将军”只是对他个人发表了一点儿意见，他就把他连同发表同样见解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敢讲真话的人都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在“文革”中，彭老总又遭连续狠斗，然后惨死在病床上。而且在庐山会议后，“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词句，在《毛主席诗词》中再也见不到了。

同样，在１９４５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把刘少奇作为过去白区工作的杰出代表；但在建国后陆续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特别在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们不再喊“毛主席万岁”、努力消除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这使人觉得毛泽东在内心深处就感到这大损于他的帝王之尊。到了１９６２年春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又指出所谓的“三年灾害”中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说中国也出现了赫鲁晓夫。“文革”不久，就把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整死，送开封火葬场时连个真名实姓也不留！可是，正像刘少奇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再说，他热衷于全国男女老少每天都狂呼他“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大唱《东方红》，说什么“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与《国际歌》第二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是相对抗的。而毛泽东就是要以“救世主”自居，把整个国家都当作他的天下。全国人民差不多都很贫困，他却可以在全国各地建造几十座豪华的皇宫别墅，其中像他家乡韶山的“滴水洞”等等，还都是在全国饿殍遍野的“三年灾害”中，动用多少个亿的民脂民膏建造的，根本不把人民的死活放在眼里。

就是他于１９７６年９月去阴曹地府之后，这几十座皇宫别墅还都一一保留过，闲守着成千上万的守备部队、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耗费巨大的人民血汗。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８日报道，就是巴基斯坦这种国度的最高法院，在１６日也取消了２００７年给予政要和高官的特权，并于１２月１６日对已去世的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的丈夫——还在总统职位上的阿西夫?扎尔达里，因在政府合同中揩油，捞取数百万英镑在英国购买了一座庄园进行调查。那毛泽东的这几十座皇宫别墅的建造和大批警卫部队、服务人员、管理人员的耗费，这有多少个“几百万英镑”？然而中国这个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莫说什么公检法，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又有谁敢说半个“不”字？难道就因为“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再说，张春桥当年曾声嘶力竭地狂叫“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文革”伊始有关部门正式规定取消一切稿费。但唯一例外，就是对《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毛泽东思想万岁》和“老三篇”等等，稿费照发不误。据邵燕祥同志的《别了，毛泽东》书中的详细披露，在“文革”中毛泽东的稿费收入就有七千多万元，加上在“文革”前的稿费收入，据说共有一亿三千二百一十万元之巨。他死后胡耀邦等人搞改革开放，刚起步时，农民中出现“万元户”，那就成了特大喜讯、特大暴发户，这对共产主义乌托邦是个特大讽刺。那末，毛泽东骗用千百万人为其用暴力夺打江山而得了空前极权所得的这巨额稿费，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就是更大的讥讽。他所以欲取得帝王的权力，就是为了这种极权至上，而且不惜人民的一切血汗。据江苏省《扬子晚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９日披露，在“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的岁月，单是让全国数以亿计的男女大挖防空洞和地下通道的长度，就超过万里长城。

从1927年上井冈山至中共“七大”，历经18年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毛泽东终于在1945年确立了在中国共产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执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在紧闭的国门内，毛泽东肆无忌惮地完成了他的镇反、肃反、统购统销、工商业“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直至“人亡政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专政”的名义装饰下，实质上执行的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专制，大耍极权作风。

就如何科学、全面评价毛泽东，邓小平曾有两次讲话。一次是1991年1月中旬，他和陈云、杨尚昆等以及政治局常委在上海的座谈会上指出：“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的政治评价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的，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他还说：“重新评价毛泽东，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

第二次,邓小平1992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和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的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对此，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邓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今年，广州的《炎黄世界》第一期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三大根源》。我除了不同意称毛泽东为“同志”外，对所述观点完全赞同。其第二论点“封建帝王思想”的最后一段说：“毛泽东同志晚年全盘接受封建帝王思想，试图造成天下归心、君师合一、惟我独尊、一言九鼎。‘文革’中，他被吹捧成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仙’，他的塑像被请入家家户户的神龛，跟封建帝王一样，天天让老百姓三呼‘万岁’，顶礼膜拜！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是‘最高指示’，就像皇帝开金口那样无可更改，‘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正是这种封建帝王思想作崇，最终成为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思想根源。”可见，忠于史实、伸张正义，主张批毛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大快人心的。

“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由于毛泽东“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带了个头，直到今天，全国上上下下、层层级级、大大小小的权力腐败者仍然层出不穷！其中很多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毛派”权力“骗贼”。对毛泽东，我在１９４７年竟也被蒙骗地歌颂过，真是后悔莫及！今天又处于这样的一个国度，我的“担负起天下兴亡”的使命远没有完成。当然，再也不能枪杆子笔杆子两杆并用的暴力“革命”了，而只能用一根笔杆子，像恩格斯晚年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平运动一样，把一切权力“骗贼”揭倒批臭，直到瞑目为止。

总之，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美好幸福的前程，及早进行轰轰烈烈地批毛，才能推动进一步思想解放，推动中国朝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大道阔步前进。

脱稿于２０１０年元月28日于北京新华社

ps：

毛泽东，

一党独裁的奠基人；

利益集团的总根子；

五毛狗党的祖师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