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 
今天，在中国选举治理网发了一篇邵景均的《腐败是和平时期执政党的大敌》（原文在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上，原标题为《居安思危重在反腐败》，文章认为：纵观人类历史，虽然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有着复杂的外部原因和多种表现形态，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等，但就其内部原因而言，都与执政者的腐败有本质上联系。执政者腐败程度较轻的时候，人民尚可忍耐。当腐败现象严重并且直接伤害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有了起义，有了革命，有了新一轮的改朝换代。

文章认为，腐败会带来三个严重的后果，一是腐败会改变党的性质，二是会使党失去执政地位。三会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化为泡影。

　　文章指出：在如何反腐败的问题上，不能“就腐败讲反腐败”，必须视野开阔，着眼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全面发展，从治标与治本、惩治和预防两个方面作出努力，尤其要注重治本，注重预防。具体措施为一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推进发展。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四是建设科学、严密、完备、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五是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六是毫不放松地严厉惩治腐败。

邵先生的文章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对于反对腐败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但是，邵先生的观点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因为邵先生的文章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和缺欠。

首先，把价值判断视为事实判断。文章认为：“值此盛世，我们对党和国家的光明前途更加充满信心。”作者所说的盛世，更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既可以是政治稳定的因素，也可以是动乱的原因，作者显然是有意回避了经济发展与政治不稳定的关系。对此，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时精辟地阐述了经济发展和政治动乱的关系，他说，在法国大革命前，“国家繁荣的步伐不仅突飞猛进，而且史无前例”。“这种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远没有使人民乐其所守，却到处滋生着一种不安定的情绪，”而且“正是在法国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大众不满的情绪才最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参与的剧增必然会导致政治动乱，亨廷顿的简要公式是：

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

2.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很显然，经济繁荣并不等于盛世，真正的盛世是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的并驾齐驱。从这个角度说，文章对事实的判断实际上是价值判断，并用价值判断代表事实判断，误导了读者。

其次，半途而废的逻辑推理。文中说“当腐败现象严重并且直接伤害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有了起义，有了革命，有了新一轮的改朝换代。”按照这一逻辑推理，目前的腐败也是历史的腐败的再现，现在的腐败严重并直接伤害人民的利益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有起义、革命和改朝换代呢？历史有这个朝代那个朝代，现在是个什么朝代呢？由此推理应该是“党朝”才对，果真如此，其结论中国目前仍然是专制社会而不是民主社会。民主是不分为哪个朝代的，只有专制社会才分朝代。可是作者只对历史进行了分析和推理，推到当代就不推了，推理的逻辑就此打住并有意无意避开了。作者不是装明白就是装糊涂。

第三，颠倒了因果关系。腐败是执政党的大敌，这是倒果为因。专制才是执政党的大敌，腐败只是专制的衍生物。阿克顿、孟德斯鸠对此早有经典论述：权力导致滥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滥用。同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任何权力都有腐败，但绝对权力导致的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权力是因，腐败是果，绝对权力是因，绝对腐败是果。绝对权力才是执政党的大敌。政党绝对权力不受制约，政党会绝对腐败。行政绝对权力不受制约，行政权力会绝对腐败。人大权力不受制约，人大权力会绝对腐败，尽管人大的权力并不大，腐败的程度并不比其它的权力部门差。司法权力不受制约，司法会绝对腐败，上访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司法腐败导致的直接结果。党权之外的其它权力又都受党权的领导，所以执政党的绝对权力导致了执政党的绝对腐败，在政党领导的其它权力的腐败只是执政党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逻辑事实的双重延伸。

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哪一个国家不是绝对权力？有哪一个国家的权力受到约束？苏联共产党是绝对权力，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也都是绝对权力。正因为有绝对权力，所以才有各个国家被绝对权力所葬送。那些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西方国家，虽然也存在着腐败，但并不严重，有了腐败也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制约和控制。搞民主政治的台湾，陈水扁的腐败案炒得沸沸扬扬，但因没有绝对权力，因各种制约机制的存在，陈水扁的腐败案的解决效果非常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反对腐败的成功范例。中国大陆的腐败之所以解决不了，前腐后继，那也是执政党的绝对权力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四，老调重弹。文中所列举的各项措施全都是治标而不治本的措施，即使是民主的措施，也是治标的措施，只要是权力不分立，政党不竞争，人民不投票，新闻不自由等这些民主的共同制度不采取、不建立，民主就是一个半吊子的民主。以新闻媒体为例，中国的新闻媒体在批评权力、制约权力方面几乎是无所作为，也难怪，既然是权力的喉舌哪能批评权力？所以国人到处可以看到的是，权力者在哪，媒体在哪，权力者说什么，媒体说什么，整个一个鹦鹉学舌。学不好还得挨权力者的批评。西方的媒体称之为“第四种权力”，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媒体功不可没，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也是媒体在冲锋陷阵，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媒体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媒体的从业人员缺少新闻的职业伦理和社会的道德良心。

既然专制是执政党的大敌，反专制才是治本的办法，只有彻底根除专制，腐败才会真正得到有效控制。要以政党竞争制约政党的绝对权力，要以权力分立以制约权力，要以媒体来制约权力，要以民主选举、监督、罢免、弹劾来制约权力，要以宪政来制约权力，要以公民社会来制约权力，要以维权来制约权力，上述这些内容才是治本的措施。由于是执政党，制约权力的核心是制约党权。既然执政党已经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搞民主就得要经受住类似台湾国民党执政——下台——再上台的考验，没有这个精神准备，没有这个气量和胆量，没有这个政治决断能力，没有融入世界政治文明的决心和勇气，搞民主也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了。

（以上引文出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1989年版，第47页，第51页）

── 原载 作者博客
Saturday, February 2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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