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禅认为，法治国家无“打黑”，“打黑”难称法治国。注意，这里所说的“打黑”，特指的是中国式“打黑”。中国式“打黑”，不仅与刑法惩处相关，更与法律之外的党政形象、民心工程和社会管理有关。这样的“打黑”，虽说动机似对、效果也有，但难找到法的依据。

    一指禅认为，所谓“法治国家”，至少在处置一切与法律有关的问题时，总是且必须以“法”之本身作为行事的依据，决不可外添其他的指向、含义与功能。法治国家处置法律问题时，至少应有如下三种依据之一，即：“法理”、“法律”和“法规”。没有以上三种依据之一，无论其动机如何、声势如何或一时的成绩如何，都容易悖离“法治”精神，并引发新的甚至是更大的国家与社会问题。

1.“打黑”之说，凭何说？

   谁都知道“打黑”触及的是刑律问题。而中国刑律罪名多多，为何只有“黑”需要 “打”？此打与《刑法》中的其他罪正常起诉与审判，有何区别？为何区别？

2.“打黑”之“打”，是何“打”？

    作为一种特定的刑律处置行为，“打黑”之“打”，是捉拿为“打”，还是判刑为“打”？是声势为 “打”，还是舆论为“打”？是惩戒为“打”，还是动刑为打？另，为何一定要别有意味地强调一个“打”？

3.“打黑”之黑，是何“黑”？

    按照中国刑律罪名，语涉“黑”名，似只有“黑社会组织”。而多年打黑中，我们不断见识到的打黑对象还有——黑道、黑帮、黑社会、黑势力、黑色江湖、黑色团伙、黑恶势力、黑社会渠道等。如此之“黑”，与刑律之“黑”，异在哪里？同在何处？依照《刑法》，如何确认？

4.“打黑”之役，是何役？

    回顾多年打黑战役，多是 “人未动手，声势已起；目标锁定，每打必成；捷报频传，未审既罪”。这种无往而不胜的“打黑”，在佐证公安威风的同时，分明降低了法院地位，并颠倒了法治国家不审不罪的基本准则。其原因无外乎在一，舆论引导、步步推动，直让被“打”对象，很难从容辩护，只有“识时务者为俊杰”！

5.“打黑”之名，何以杂？

    法理上说，中国刑律上的“黑”，似只有“黑社会组织”，而中国式“打黑”，一声开“打”，越打越杂，一些类似黑势力、黑社会、黑恶势力、黑色江湖、黑色团伙等似是而非的名目统统纳入，统统视“黑”。而公权力在检举“黑人”时，更是除了刑法确认的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还可以另外将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非法拘禁、非法持有抢支、故意伤害、非法持有毒品等纳入进来。此种“黑”法所产生的误区，直让国家公检法司前不久联合下文，专为具体而统一地规定了中国 “黑社会”的“四个特征”。虽如此，但对于刑法之外无有，打黑之中常见的其他“黑”，仍无明确禁止或明确定义。如此“打黑”，如何有效避免运动化、扩大化？

6.“打黑”源头，何处考？

    考察“打黑”之说，似只有从建国以来“以‘打’治国”的人治模式找源头。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知道，30年前，中国社会不断出现过的以“打”为治的种种刑律惩处活动——“打老虎”、“打右派”、“打击现行反革命”、“打击投机倒把”等，没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没有什么巨大战果不能获得，没有什么民心不能赢得，没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但同时离法治国家也是越远！因为：法治国家处置任何法律问题，向来不靠“突击式”、“运动式”、“旋风式”和“狂飙式”，而只有从容式、常态式、“无罪推定”式，“有罪审罪，无罪释放”式，保证法律程序公正式，维护公民权利式，避免冤假错案式。法治国家也正是借此，竭力从根本上防止了国家公权因一人一时一事一地的滥用，不知不觉滑向正义的反面，引发比黑更黑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