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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要有“戏剧性变化”

李泽厚

中国的下一个“三十年”，我希望它能够走得比较和平，时间会比较长。你想五年，甚至十年来个大转变，恐怕不太可能。 但是最危险的想法是认为现在的制度很好，要巩固它。包括现在搞儒学，就是为了巩固现在这种政策，这很危险。我很相信经济的力量，我认为， 因为经济的力量，某些制度不得不改变。假如真正把内需拉动了，大家真正都有钱的话，那就不太一样了，有钱人就知道维护自己的财产、房屋、汽车。现在有一个好的趋势，就是拚命向农村发展，中国那么多人口，只要技术真正起来以后，内需真正拉动了，那时候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维护个人权益，就会逼着政治慢慢退让。所以对眼下“中国模式”这种东西，我觉得要迎头痛击，因为它这个模式就是要巩固目前的政策与制度，是错误的。而高唱民族主义，也是危险的。

和刘再复写《告别革命》的时候，我把政治民主摆在很后面，连他都持怀疑态度，他没有表态。当时有人批我批得很厉害，甚至有人身攻击，甚至说我想讨好共产党，是想回来做官。但我认为我的想法是对的，我现在还是看准经济的力量。80年代初我就讲，中国最早的法律是《外商投资法》。毛泽东时代是没有法律的，连《民法》、《刑法》都没有，就凭政策办事，靠批条子。所以，现在我很担心国进民退的问题。我希望民营经济继续扩大。金融危机来了，国营企业的影响又变得很大，如何使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使中国的国内市场能够真正成型，还差很远。农村那么大，如何真正使大家都有钱。有钱才能买东西。等到大家都有自己的财产，这个维权意识会越来越强，政治上慢慢就会改变。首先就会反映在党内的不同利益上。在利益集团之间，包括权贵利益之间也会出现矛盾。各种利益就会慢慢争取一个政治上的结构，并慢慢成型。但这是比较长的过程。

我在92年的时候就写过，中国不要再有戏剧性的变化。戏剧性的变化，人们看了很痛快，但是效果是不行的。所以我为什么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就是这个道理。舆论也不是要求一下子全部开放，可以慢慢的，我一直讲逐步。讲改良。《告别革命》讲的，就是事情慢慢来。我曾说过，中国的民主大门不是冲开的，是挤开的。你在这挤一点，我在那挤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