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的艺术水准怎样，在此不赘述，说它是2009年度华语电影质素最好的一部，应该争议不大。设计精准与否，我也不想谈，《十月围城》是商业电影，有设计很正常，没设计才反常。下面只想谈下我感觉到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感觉，不是证据。

一个香港知识分子型导演或监制如何在一部大题材电影里左右逢源，《十月围城》提供了成功案例。甚至可以这么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影人发挥自身地域优势，制作出让大陆、香港知识界均能接受的家国情怀电影，《十月围城》是第一部。《十月围城》把献礼感觉、民主观念、商业考量结合得很好，从而打通了内地、香港感觉相通的任、督二脉。二陈香港味重，也是内心愿意接受香港自由民主文化的影人，对他们来说，《十月围城》内地受宠应是意料中事，最关键的是，在香港知识界面前，《十月围城》式崇高如何不失分，不媚内（地），不丢掉港人固守的价值标准？这是二陈必须解决的问题。

《十月围城》的双重诉求，电影一开始即很明显，香港第一个死于政治谋杀的人，向学生宣讲民主，民主的概念、来源，中国实行民主的可能等，均以高度浓缩姿态道出。这当然是处于自由社会的香港人的民主观，置诸内地，由于针对的专制对象是满清王朝，因此，并无不妥。但这最早一幕更像是给香港社会的姿态。

100多年前某个十月一号，孙文来港商量起义事，请注意这个10月1号，跟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月同日，但《十月围城》里二陈将此一日子对中国未来的影响看得极大，两种话语方式，暗示二陈认为“成立民国”更应是中国数千年来最大事件，而10月1日乃肇始。从电影里不断出现孙文亲述的革命历程、革命宣言，可以看出《十月围城》意图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意义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放于最重要位置凸显。这样的10月1日，跟《建国大业》不断渲染的10月1日当然有极大不同。这些东西也是先能在香港立住，然后指望在内地受“旧民主主义革命也有时代进步性”保护，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免遭风险的，从效果看，当然能说服两方。

最可玩味的其实是阎孝国这个人，他也是个知识分子，受过西式教育，文武双全，用现在的话说，他是清朝的左派，忠于朝廷，同时坚信外国人只是想图谋瓜分中国。这个人物，银幕上第一次反映了死硬“保皇派”政治理念及心理历程。而且，他的“反动”理念比《建国大业》里那些被打得去了台湾的国民党人更详细、更直白。因为它时间久远，禁区更少。如果把国家当成一个体制概念，阎孝国其实也是个爱国者。二陈详细展现他刺杀孙文的政治想法，除了回溯百余年前的政治争议，说明当时知识界也并非一边倒支持孙文外，意在表现把体制意义的国家当成效忠对象，并不是民主的追求。换句话说：二陈用电影语言表明，他们（香港人）绝不赞成因为想国家统一，想国家不受外侮欺凌，就任由专制继续。他们一定要民主，不管专制的理由多充分，多冠冕堂皇，都应被打碎。用陈少白的话说：人生而平等，没人应该天生是主子。

最有双重诉求概念的是阎孝国跟陈少白的一段对话。阎孝国认为陈少白这样的文人“见血就晕”“干不了大事”“国家落到你们手里早晚完蛋”，这种认识其实是数千年来强权人物对知识分子的常态认识，在无数次的学生运动中，都成为反对者的重要籍口。《十月围城》这段当然有隐喻色彩，特别是陈少白欲手刃阎孝国，但阎手握刀口，鲜血直流，陈依然没任何办法一幕。《十月围城》对民主及知识分子关系不算悲观的收束是，最后，用枪击毙阎孝国的还是从未杀过人的陈少白，陈少白以知识分子之身，保全孙文香港筹划起义之旅。这表明，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建立民国原始起点还在知识分子。

《十月围城》关于民主、专制、知识分子三者关系的诉求，显然更接近我们了解到的香港知识界看法，即：国家应该是一个民主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符号、体制机器。建立国家的初衷应该是让人民享有平等权利，有林肯说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这样的国家理念才符合普世价值。《十月围城》里陈德森、陈可辛代表香港知识界，对中国实现民主过程、方式及可能性作了一番“沙盘推演”，凸显香港在中国民主路径上的发源地意义，里面的讨论和实践均具深意。这部电影捻出百多年前的一段故事，不管演义成分多大，我都认为达到了二陈想要的献礼目的：这个礼是“民主”一词，同样是纪念10月1日，在香港式民主体制下，他们只能表达他们所欣赏，亦为绝大多数自由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关于国家、民主的体悟。这样的体悟有血有肉，有情有泪。 

谭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