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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还不是孔子,还不是万世师表的孔圣人,还没有接过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班,变成彻照万古长夜的明灯的时候,在孔子还是孔丘的时候,他比起后来渐渐升到天上去,除了皇帝老子人人都只能仰望的那个孔圣人有趣得多.比如说,他常常对不听话爱抬杠和看不顺眼的学生吹胡子瞪眼睛,他又想做官,又爱旅游,又要吃美味的脍肉做美食家,还爱听古典音乐,他又喜欢和弟子们趁着大好春光去郊游,想和你去吹吹风......这都是他日常生活中,人性自然,有趣可爱的地方.

不过亚里斯多德早就说过,人都是政治性的动物.一旦卷入权力斗争之中,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人类都会和其他生物形成如此明显的代沟,体现出占据进化树顶端的人类无与伦比的先进性或曰堕落性来.具体到孔丘身上,好像也不例外.虽然他生得早,但到底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与人斗的过程中,也同样展现出其乐无穷的一面来.

比如说,在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国君姬宋和姜杵臼在夹谷会面,孔丘做了鲁国的礼仪顾问.会面后进行的文艺晚会,齐国人先来个原始风情,派了班跳部落舞的舞者,孔子根据儒书,指责齐国不该用野蛮人来表演,而应使用传统端庄肃穆的宫廷舞.齐国就改而演出了宫廷舞,可是却是宫廷中平时演出的轻松娱乐剧,孔丘又根据儒书,说这是犯了平民轻视国君的大罪,就立刻指挥鲁国的卫兵把那些无辜的男女演员,驱赶到台阶之下,砍断手足.据孔子的门徒事后洋洋得意的说,这次杀一儆百,让齐国国君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事,怕得要死,赶紧把以前侵占的鲁国汶水以北的土地,还给了鲁国.

孔子为了鲁国国君尽心尽力,在他并不算长的政治生涯中还有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一个是公元前498年的隳三都运动,就是要求当时的豪门三桓拆除自己的都城,以便解除他们的军事防御能力,重振朝纲.后来三桓发现这是个阴谋,拆了都城固然让侵占自己地盘的家臣没有好处,但自己的势力也将消耗殆尽,到时候拿什么来和国君分庭抗礼?简直在挥刀自宫嘛!所以拆了的马上补回去,城墙还筑得比以前更高,这次拆迁也就不了了之.连当时势力衰落下去的国君也无可奈何.

虽然中国人老是觉得过去才是黄金时代,要一直回到盘古开天地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幸福.要是能回到混沌未开的时候,简直个个都是神仙了.但在拆房子这一点上,我们倒是可以让孔子和姬宋都要瞠乎其后.比如说,政府要来拆你的房子时,先甜言蜜语的哄你来投资建房,再拖着不办手续好说你是违章建筑,然后再按十几年前的价格打发你,还拖着公检法城管不明身份的人加上推土机和挖机一起来你家打攻坚战.你如果识相,就得乖乖的在限期前搬出来,如此息事宁人,皆大欢喜.就算你想不开舍不得,把自己当卖火柴的小女孩手里那根火柴棒给浇上汽油点着了,以便照亮这个漆黑一团寒冷彻骨的世界,那你也是死有余辜,死了白死,还得戴上暴力抗法的铁帽子,写在个人档案里被移交给阎罗王.和孔丘的急得跳脚却没人搭理他比起来,我们于此可见,中国的各级政府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了多么伟大光荣正确的进步啊.

说起来,孔子在另一个案子中倒是办得漂漂亮亮的,算是全身而退,名利兼收,而且影响深远,后来起而效法的不胜枚举.那是在公元前496年,孔子的忠心耿耿终于得到回报,被任命为摄相事,也就是代理的国务院总理,成了实权人物.不过他知道三桓得罪不起,就去捏软柿子,转头对付起文化人来.大概自古以来,"文人相轻"这句至理名言,我们的孔圣人便是始作俑者吧.而且他这个榜样做得相当彻底,直接就来了个"文人相杀".上任不到三个月,就逮捕了一个很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并且立即处死,之后才罗织了五大罪状,全是月朦胧鸟朦胧之类的个人品德上的抽象罪名.比如说:居心叵测,处处迎合别人啦,做事情很邪恶,又不听劝啦,说的是谎话谬论却坚持是真理啦,做错了事偏要说自己做对了,学问虽然很好,但知道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啦......

我们看上面罗列的这几条,于法无据,于礼却是暗合.因为礼本是伦理规范,不像法律条文那样明晰和死板,所谓自由心证,又叫诛心之论.当然,其界定权和解释权都只属于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人.不过世事无绝对,法律也未必就天然神圣,根据需要,它同样可以变成橡皮泥,被捏成不同的形状,特别当制定者和审核者,解释者,执行者,利益关系者多位一体玩N P的时候,这种法律和随心所欲的一言堂,和皇上的金口玉言也没什么区别.比如说,从过去人人谈虎色变的反革命罪,到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阴谋颠覆国家罪啊,泄露政府机密罪啊,我对着那寥寥几段条文,却到现在也没琢磨出具体的含义来.此外,宪法与其他法之间,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法律与部门规章之间,在我们这里也老是打架,关于这个问题我请教过不少人,他们都神秘的对我笑一笑,指了指上面,却什么也不说,摆出一副佛祖拈花微笑的派头,装出一副道可道,非常道的样子,搞得我莫名其妙.看起来我的道行尚浅,悟性还有待修炼.

不管怎样,历史上这个著名的思想迫害事件,从此就板上钉钉的被掌握了话语权的后代儒生们定为"孔子诛少正卯".不得不说,这个"诛"字用得很是讲究.和中国官府自古以来对杀人和刑求的种种方式方法的实践在世界上很有名,而且还与时俱进的开始用起电棒和随时失灵的监视器来一样,我们的汉语对杀戮也有很多个名词来修饰,像"诛"就是杀得大快人心,而"弑"就不太好听,枪毙听起来比较刺耳,正法就名正言顺得多了.比如孟子说过"闻诛一独夫桀也,未闻弑君也",结果就为了这句话,他被朱元璋给赶出了孔庙,不但连<<孟子>>这本书也和<<金瓶梅>>一样被弄成了洁本,就连亚圣的帽子也被削夺了.------也无怪乎对高喊仁德的孔丘杀人这件事,大家要从各种大义名分来论证开山祖师爷的道德正义性和政治合法性了.当然,对向来不喜欢别人跟自己唱反调的天家帝王来说,更是求之不得.正好方便他来个顺水推舟,借圣人之光,以道德名分的名义,随便安个欺君之罪来杀自己想杀的人.从此以后,至高无上的上位者如果看你不顺眼,觉得你太狂,恃才傲物,膝盖还不够软,没把他恭恭敬敬的放在眼里,或是认为你踩着了他的尾巴,扒下了他富丽堂皇的新衣裳,那么他随时就可以拿这个含含糊糊的"礼"来置你于死地.

所以,正是在儒家苦心编织的,美妙的温情脉脉的人伦面纱下,人与人之间,没有规则,不讲信义,更谈不到超越此岸现实的精神追求和终极意义,只有对权力主宰一切之下,丛林生存的原始欲望和法则......由于不受控制的权力是如此美妙,当它和没有节制的欲望遭遇的时候,势必让所有的人都疯狂.

后来的王朝里,不听话,爱胡思乱想,胆敢发表官方钦定的思想之外的谬论和著作的,差不多全没有好下场.不是由皇帝老子直接动手,就是有枪手写手们来代劳.或者利用党争,或者利用冠冕堂皇的监察系统来搞人身攻击和泼政治污水,或者肮脏无耻的,大力发展让人人自危争相告密以求自保的特务机构来曲线清洗.

这样专制下的牺牲品,在中国漫长的辉煌文明史上,和供桌上的冷猪头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却从没有停歇过,一直到今天.其中分寸,端看你胆子大到什么程度,运气好到什么程度,以及拿刀的手当天心情坏到什么程度:轻则割你的小头,毁你的容,流杖三千里,下放到干校,或者赶到海南,新疆和宁古塔去.重的不光要割你的大头,还要来个抄家灭门,株连族诛.历史上最出名的当然是焚书坑儒的大秦帝国了,接下来,又有把自己写进<<史记.列传>>,坚持认为自己为李陵主持公道没有错的司马迁,后来包括嵇康啊,孔融啊,祢衡啊......一直到李贽,到清朝大规模的毁书禁书和文字狱,一直到闻一多,终于在之后来了个挂的虽是羊头,卖的却还是狗肉的集大成者,把几十万读书人都折腾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并且后来又扩大到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几乎每一个人......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权术史中,从来没有真正的最后的得益者,没有谁能笑到最后.即便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天子们,在重重防患和深刻的猜忌下,也同样难逃内宦外戚,朝中权臣,地方诸侯等势力处心积虑的利用与操弄.就算他是千古一帝,是雄才大略的明君,可是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终其一生,保其一身.他的子孙,他的王朝,同样逃不过<<玉蒲团>>里,"淫人妻者,其妻亦为人所淫"的专制陷阱,可以说从来只有善始,没有善终的.

正是在专制权力的诱惑下,几千年来,不断上演着不绝于书的宫廷争宠夺嫡之争,朝中君臣之间和大臣世家豪门之间,攻击阴谋倾轧不断,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明争暗斗,直到来个大混战.无处而无之的权力瓜分的潜规则,早就消耗了从皇帝到胥吏,从民力到民心,从经济到军事的各种人心智慧和国力,各种宝贵的资源被内斗消耗一空.以至于整个国家只能维持最基本的脆弱的平衡.一旦人口的增长超过原始自然经济低下的负荷能力;一旦土地又在权力失衡下,过度集中在权贵手里,而且只能在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重农抑工商制度钳制下,用于小规模耕作,而无法像英国那样,通过棉毛纺织业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广泛的外贸市场产生远超过耕种的收益;一旦封闭的权力结构和土地经济无法避免的走向极端两极化,那么,任何一场不起眼的水旱虫灾害,任何一个地方性群体事件,都会从外部的偶然转变成内部必然,导致无数连易子相食,把人肉做成腊肉也活不下去的饥民,在绝望中造反,并且立刻呈星火燎原之势.

对于大大小小的局部动乱,如果官方不能及时残酷的用铁血手段镇压下去,就会带来整个国家的全面崩溃.可是由于人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产生像战国,三国,南北朝,中晚唐那样尾大不掉的局面,就必须采取对暴力的独占和垄断,和对整体军事力量的削弱.在武备出于专制集权考虑而日益松弛和衰弱下,在制度性结构性的深层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之下,单纯残暴的堵塞和镇压,又怎么能有足够的实力和威慑,把到处游荡的造反武装聚而歼之?那时候,对西北草原荒漠的游牧部落国家来说,不管15英吋等降雨量线是否向东南方退却,不管他们是否面临牛羊大批冻死饿死的困境,都会向这个农业和儒家立国的中央帝国发起攻击.而向来辽阔富庶的中原腹地,因为专制制度的自我吞噬本能,已是垂手可得的一块肥猪肉了.到时候,内乱外患之下,又将是一场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生灵涂炭,赤地千里,非正常死亡大批量出现,人口急剧消亡的惨痛景象.

细心留意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历来大大或小小,长寿或短命的王朝,其成分不外如下几种:根底深厚的世家豪门和地方军阀,带民间宗教色彩的造反农民武装,或者擅长骑射,以部族为民事和军事编制,灵活机动,在冷兵器时代占有先天军事优势的边疆少数民族.他们之中,能打破南北对峙,坚持到最后的那个幸运者,就能重新入主中原,建立其一人一家的朝代.然后,为了统治的方便,为了维持自己靠专制独裁获取和垄断的人世间种种不可想象的富贵和权力,新的当权者势必要继续采用儒家保守内向,片面追求稳定和禁锢人心的那一套选举和文官制度,采用他们以天理窒息人欲,用君臣父子名分杀人的意识形态.在王朝之初,因为人口大量减少,土地相对富余,夺天下者两败俱伤,征敛掠夺相对较轻,而造成的短暂的修养生息的安定局面,但随着专制制度的痼疾发作,势将撕破这个靠宗法伦理来修齐治平,企图由内圣开外王的儒家乌托邦,于是整个王朝又回到一治一乱的历史悖论,陷入永远也难以打破的循环状态......

同样,如果你能睁眼看看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也许会恍然发现,正如前面提到的,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少正卯到二十年前的大学生,多少知识分子和底层百姓的悲惨命运一样,这个千年不易的专制迷局,至今仍未打破.我们和浩瀚沉重的正史野史中,那些帝王将相,奴仆蝼蚁,乃至沟壑中人一样,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各人扮演的角色相异罢了.这个事实,虽然不免让向来感觉良好的中国人感到难以接受,不得不说,如果我们多对古代和现代的吃人史作些对比,多看看世界大潮流下,当代国外的政治文明和民主实践,如果我们不相信官方的种种洗脑宣传和百般矫饰------那么,THIS IS IT,它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这个问题太沉重,太宏大,和现实靠得太近,远不是我有能力和勇气来承担的.或许我们都身在庐山,身在白云深处,我所站立的地方不过是个小山坳,看到的只是其中一个小侧面,自然会有偏激甚至错谬之处.这就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在个人籍以安身立命的良知和基本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厘清被各朝各代的当局者和枪杆子笔杆子们搅成一团乱麻的历史真相,需要我们面对过去和现在,也面对他人和自己,持续不断的追问乃至拷问,需要我们从谎言回归真相,由历史回归现实.因为柯林武德早就断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在当代中国,恐怕有更迫切深刻的意义.

此外,春秋战国之际,当时的时代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从铁器在农业和军事上的广泛运用,到土地制度的私有化,从以天命和嫡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的,森严僵化的传统宗法制度逐步崩解,到新兴土地和工商业权贵的产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庞大的士人阶层-----包括各种专业人才,不单是读书人,还有武士等等------从草根崛起.所以,孔丘虽然对着善意嘲讽他的隐士感叹自己又不是鸟兽,"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但他那一套已经不吃香了.从他之前齐国的管仲开始,各国为了自保和兼并,对讲求实效的法家开始格外青睐.虽然法家并不像儒家,道家和墨家那样,有共同尊崇的祖师爷,有系统的组织和聚讼纷纭的内部流派,但却对春秋以来的局势起了主要的作用.最后秦国横扫六国,统一天下,也和该国历代鼓吹耕战和严刑峻法的法家改革者,包括有很强功利色彩的商人丞相吕不韦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所以孔丘到底还是被踢出了政治局,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带着弟子们周游于宋,陈,蔡之间,却找不到实现自己回到过去,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的地方.在整整十三年他自嘲为如同丧家犬的奔波困厄之后,又终于在公元前484年,因为他学生冉有混得不错,又把他接回到了鲁国.于是他只好在63岁的年纪,不知老之将至,踏踏实实做起民办教师和办起个人编辑部来.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个失败的政治家的仕途生涯结束了,却成就了他作为教育家和思想家的巨大影响.他从孔丘变成了孔子,取得了超过历代所有读书人的"帝王师"的地位,并且在后世拥有了坐在文庙里享受国祀的资格.虽然他还是被摆在唯我独尊的皇帝后面或下面,可是皇帝轮流坐,今日宫阕,转眼已是荒塚,上面长满了离离野草,而不管朝廷姓甚名谁,他孔家的子子孙孙却守着曲阜过了几千年的安宁日子.这大概是他被"厄于陈蔡之间",肚子饿得咕咕叫,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的吧?

在思想上,孔丘的确是个伟大的人物.他把周公制订的,外在的生硬的,冷冰冰的强制性的"礼",内化为建立在个人理性自觉上的道德的"仁",相比起强调尚同的墨家,和只讲刑治酷法的法家来,这个"仁",给个人的自我道德塑造和思想自由留下了比较大的选择空间.而且他关注的是现实人间的祸福兴衰,在竭力维护正统国君的地位和传统等级制度之外,他提出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看法,提倡"有德者居之"的原始民本思想.这些比起以天道来化为谋略,视万物为刍狗的老子,和什么都不管,把什么都看得通通透透的庄子来,又显得更有人情味.

在创造新的思想内核之外,<光是一个伦理的"仁",还谈不到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体系,需要后来者不断补充>在文献的整理编辑上,孔丘因为承接了向来在王室中掌管文化典籍的儒者流派,所以对礼仪和古籍都很熟悉,由此删定了五经.可惜他在崇古的同时,道德癖大发作,把本来生动活泼的古代诗歌删成了廖廖三百余首,又把鲁国的史书编得到处是春秋笔法,对当事人的事迹,视其身份地位或隐或显,就只为了吓吓那些有野心的乱臣贼子.以至于就连后来的二十四史,大多数的价值观也是跟着他走.可惜,专制制度下,后来的野心家并没有见少,反而其野心越来越大,荼毒愈来愈深.孔丘虽然为此牺牲了学术原则,他的算盘还是打错了.

无论如何,被迫脱离了现实政治的孔丘,还是很可亲可爱的,能做他的弟子,应该是件幸福的事情.他是个值得尊敬的老师,大概比今日只管收费和搞项目,让你帮他打工来换毕业证书的导师们好多了.可是他虽然在晚年做回了书斋里的学者,正如其它百家一样,他的关注点和他创建的思想理论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政治.特别是儒家经过战国时代的郁郁不得志之后,当汉武帝考虑如何更有效的抑制其他刚刚造完反的诸侯王,如何在保持暴力钳制之外,采用更稳妥周全的手段来统治本就是靠暴力夺取过来的汉王朝时,孔丘又被从他家墙壁里面请了出来,并且从一家一派的孔子,正式变成了一国一族的孔圣人.在董仲舒的倡议下,君臣一拍即合,从此不管玄学和佛学如何捣乱,理学和心学如何争论不休,汉学和公羊学如何抢夺正统,他的地位却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

就连到了五四运动,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们破旧立新,企图用启蒙来救亡的时候,他作为孔圣人也是首先被要求打倒的专制象征.即便不想掺杂到革命中去的新儒家,也还是强调要在他这个旧瓶子里装上新酒,用西方哲学或宗教思想来对他进行种种改造.当然,最后改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一个接近原典孔丘的回归,还是超越了他,扭曲了他,借用两种体系的观念造出一个为我所用的大杂烩和四不象来,这个问题就见仁见智了.

这个从古到今的戏法还在继续.鉴于他如此崇高的地位,他老人家虽然不问世事久矣,但专制政治的魔爪却从来未曾放过他.没有过多久,在权力意志的主导下,破四旧之风摧枯拉朽,席卷大江南北,他又被贬成了孔老二,直到评法批儒,也还是和此周公一起,被用来打彼周公.即如八十年代末之后,他不是又一次的,被曾经糟蹋过他的同一个主子拿出来,以国学的名义到处开孔子学院,鼓吹民族主义,取其人治,弃其人本,实则是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背后的利益而招摇撞骗了吗?

所以说,做圣人也是有代价的:多少代,多少年来,孔圣人这个金字招牌下面,随时代和专制需要,被掺入了各种各样的成分,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所谓我注六经,实际上还是拿六经来注我.有时侯同一句话,在不同的立场解释下,特别是和政治扯在一起的时候,离题可不止十万八千里.就算到了今天,不也还是有个于大师在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们,"民无信不立"中所说的信,就是对当局的信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