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于南京决议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1月1日由国民正府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
1947年，中国进行国民大会和立法院立法委员直接选举，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首次全民直选，直接选举国会议员。
按照宪法，国大戴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为全民直接选举，先全民直选出国民大会议员，然后全民直选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由各省、市参议会选出。
本次直选和立法委员直选使得中国第一次出现了4.61亿人民直接选举授权产生的议会机构，从而使得中华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民主国家。
1947年，中国全民选举，一名工人正在进行投票
——原来“旧”中国已经是自由民主宪政国家
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建国以来首次举行的国会议员直接选举，各省分别于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举行。该次选举原定与第一届立法委员直接选举同时在10月进行，但国共内战致使铁路破坏，交通不便，使得选举推迟[1]，最终国民大会代表普选略微提前于立法委员普选而在11月首先举行。本次直选和立法委员直选使得中国第一次出现了4.61亿人民[2]直接授权产生的代议机构，从而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中台湾省是作为当时中华民国47个省、直辖市之一的普通地位参加了选举(代表名额不及吉林省)。由于国共内战等因素，此次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选举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遍及于海峡两岸整个中国的国会直选[3]。
施行宪法
1946年12月，制宪国民大会所通过之中华民国宪法和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中规定本宪法在1947年12月25日实施,即在此日之前应当选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以便在行宪之后产生中华民国政府。按照宪法，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为直接普选，监察委员则由各省、市参议会以间接选举法选出。国民大会依照宪法，代表人民行使政权，并且有下列职权：（一）选举总统、副总统；（二）罢免总统、副总统；（三）修改宪法；（四）复决立法院所提的宪法修正案。因此国民大会类似于美国的选举人团。新立法院的地位，似英国的下议院或美国的众议院，而监察院则类似英国上议院或美国参议院。
1947年4月，依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国民政府改组，容纳青年党和民社党进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并开始部署行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此时国府成立了中央选举总事务所，负责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直接选举事务。此时国共内战已经全面爆发。
此时参加改组政府的青年党，民社党为增加本党名额，坚持要求国民党在选举之前开具候选人名单，最后经过一番争吵青年党，民社党索要候选人名额分别为288人，238人，而国民党候选人名额为1758人。两党之名额比例远远超过制宪国民大会时两党代表名额比例。为进一步保证两在野党名额，他们又提出了比例选举法，即选民投票选举政党而非候选人，依据政党得票比例分配名额。此办法遭到各省市参议会反对[4]。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批评青，民两党：“为扩大政府基础而纳入政府的两个少数党人员，贪心于争权夺利，超过了许多国民党人士”[5]。
鉴于各党选举前之纠纷，司徒雷登给国务卿的报告说：“鉴于选举有可能危害和谈的效果，他们建议应该延期选举。邵力子说，他已在国府委员会上提倡过这一行动，但被否决了。他说委员长（蒋中正）坚持认为，举行选举是走向宪政的必要步骤”[6]。
选举工作人员在为选民解释选举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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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国民大会选举之县市同等区域选票式样[7]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1947年11月17日修订版）第四条，国民大会代表依下述规定选出：
1. 每县、市及其同等区域各选出代表一人。但其人口逾五十万人者，每增加五十万人，增选代表一名。
2. 蒙古各盟、旗选出者，共五十七名。
3. 西藏选出者，共四十名。
4. 各民族在边疆地区选出者，共十七名。
5. 侨居国外之国民选出者，共六十五名。按照地理位置将世界各地区划分为总共41区，每区选举代表2-3名。
6. 职业团体选出者，共四百八十七名。
7. 妇女团体选出者，共一百六十八名。
8. 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选出者，共十名[8]。
总共3045名。较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遍及海外华侨，在东南亚地区和北美地区的华人聚居区也有选举。
候选人产生
依据《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候选人应以以下两种方式产生：
1. 政党提名推荐。
2. 自行争取500选民联署推荐(对于海外华侨则为200以上联署)。
投票时国父像左侧的国民党旗已被撤下，换上了国旗，标志着训政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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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1月21日-23日，国民大会代表人民直接选举如期举行。全国各省，除东北北部由中共完全占领之几省无法选举外，其余各省均有投票点；全国各大城市，除中共控制下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和苏联控制下的旅大未能举行选举外，绝大部分城市和县市级城镇均设有投票点；全国各地，尤其在国共内战尚未波及的省份例如黔滇川湘浙闽及台湾等地，选举较为彻底，而在国共内战激烈进行的省份，例如鲁陕及东北，选举仅在大中城市和国军控制下的县镇举行，据国民政府表示，“鉴于目前国军推进缓慢，约有700-800个选举区暂时无法选举”[10]。
全国各地，分别在城市街道和乡镇各处设立投票所，据《国民大会实录》记载，“约有3亿选民，凭他们的自由意志，慎重遴选了他们所信任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在全国47省、市及蒙古18盟旗、西藏区和国内各职业、妇女团体，普遍举行国代和立委的选举，是中国普选的创始，也是民国成立36年以后，全国有选举权的民众自由运用其神圣的选举权，以实践宪政大业的起步之程”[11]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国民政府宣布的数据，全国登记选民1.65亿人,在11月24日回收有效选票为2千万张，投票率仅为10%，即占人口绝大部分的文盲基本未能参加选举[12]。在大城市，投票率高达50%，但小城镇和广大农村，投票率较低。例如广东省注册选民15，351，811人，广州市注册选民约70万，广州市参加投票者35万多人，投票率超过50%[13]。
海外华侨参加选举受到居住国法律限制，因此各国华侨选举情况不尽一致。在美国因持绿卡华侨仍具有中国国籍，故选举较为顺利，但英国及其东南亚殖民地因华侨之英国国籍问题和自治领相关法律问题，选举不太顺利[14]。最终65个华侨代表名额中仅选出22人，此问题在1948年立法委员选举时同样存在。
选民踊跃投票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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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秩序情况
在几个大城市内，投票秩序良好，但中小城镇选举舞弊现象层出不穷[17]。如《正言报》11月29日报道，“此次大选舞弊之真相，揭露操纵把持以及偷天换日之丑态，不一而足，前后信件五百余起。”
此次选举采取单记非让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简称SNTV），即选票空白，选民必须亲笔书写被选举人姓名，文盲要请人代书。这种办法不仅容易舞弊，而且错写的废票极多；又因当时身份证件尚不完善，仅凭选举权证领取选票，故冒名顶替现象也不胜枚举。国民政府之行政院新闻局曝光了本次选举的诸多问题，“本届选举之最大弊端，为少数不法之徒，竟利用此种漏洞，事前大量搜集选举权证，甚至区镇公所或选举团体负责人径将选举权证扣留不发，待投票时利用中小学生，轮流投票”，“此种情形以第一日（11月21日）妇女选举时最为普遍，当日大行宫，大瓦巷，中华路等投票所几全为市立第一第二女中学生包办”。[18]
初次选举也出现了在野党向执政党索要选票的现象，民社党和青年党等反对党，坚持要求国民党务必保证其能有若干名额得选[19]。而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政党提名候选人落选，而自行争得选民联署提名的候选人得选现象。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兑现给青年党，民社党的承诺，竟以国务会议提案方式，通过一个补充规定，强行要求得选的国民党代表把名额让给落选的民社党，青年党候补代表；并严令国民党党员，非经本党提名自行参选者一律将名额让给政党提名者。
蒋介石参加投票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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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媒体观察与评论
1948年南京新街口国民大会代表报到处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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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11月23日，各地大选顺利完成，经过情形良好，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誉[22]。时上海，南京，重庆，天津，西安，沈阳等各大城市媒体集中报道了此次选举的全过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亲自观看了选举过程，并评价说：“以美国人眼光看中国大选，难免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此事之教育价值，实无法估计。中国经此一开端，即正式步入民主大道，对于国家之民主建设，必当发生至佳之影响”[23]。
对于首次普选而伴随产生的选举舞弊，媒体大量予以曝光。例如大公报在选举结束次日即曝光上海北四川路第一投票所有雇佣文盲投票之事[24]。民社党领袖张君劢也批评“扣留选票，涂改选票违法事，不胜枚举，此实盗窃民主”。也有媒体严辞批驳青年党，民社党向国民党讨要选票行为，称“他们把这次普选看作‘配给’，而不把它当作竞选。这点是致命的错误”[25]尽管大量选举舞弊曝光，但选举仍得到媒体的广泛赞誉。例如大公报称，“一般对于这次选举的观感，总认为一般选民不够热心，这可说是我们的经验还少，同时也因为这选举甚安全，毫无危险性，所以不必惊慌。”[26]
11月21日,纽约时报报道了选举准备的情形。据报道，登记选民1.65亿，然而由于国共内战和边疆不稳等因素，实际投票会大受影响；另有外国政府对中国组织海外华侨参加选举表示抗议，认为这种海外选举干涉该国内政，故此海外华侨代表数量大为缩减。选举开始当日，各大城市童子军在街上游行呐喊，呼吁选民不要放弃选举机会。[27]
1947年11月22日，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了中国大选开始的情形，“蒋中正先生表达了通过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代表大选而在中国建立可靠和持久的民主制度的希望。”“然而政府如何向全国2.5亿文盲解释大选的原则和目的实在是噩梦一场”“蒋夫人美龄在南京一处学校参加投票，人群涌动争相观看”[28]。据该报纸报道，在三天的投票时间里，人民倾向于在最后一天参加投票。选举中发现了若干舞弊现象。[29]
11月24日纽约时报报道了选举实况，报道称：“国民党宣传部认为，虽然人们对此次选举的热情仍然与预期地相去甚远，但他们坚信民主化的步伐迟早要走。他们说，如果中国能在50年内实现真正民主，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30]。报道还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在写票时遇到市民偷窥，他立即转身演讲，告诉他们不记名投票的重要意义。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投票选举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陈是独立候选人。
与国内选举同时进行的是海外华侨选举自己的国民大会代表。芝加哥唐人街的华侨们参加投票的情形被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芝加哥的华人们同八百万海外侨胞一起参加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据芝加哥中华民国领事馆统计，在美国中西部选区共收到选票4000张。海外华人参加选举不仅要作为选举人，而且也作为被选举人占据国民大会3045个席位中的65个席位(其中美国6位)。”[31]
11月25日，洛杉矶时报报道了六位拥有美国绿卡的华人被旅美华侨选为国民大会代表，一位是女性叫Won Yan Chun, 在三藩当地华人医院担任院长，还有几位分别居住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32]。
六十年后，南方周末等媒体评论此次选举时，做出了如下评价：
大选前夕，全国各地党派及职、妇团体候选人，都能本着民主精神，开明的政见，秉持为社会及地方谋福利的责任和诺言，以合法手段，投入热烈的竞选运动。到处都是竞选人向其选民标示的“请赐一票”的文明、和平的吁求。西安选区投票时，选民大喊：“不选主张面粉涨价的！”这就跟近年西方选民不选主张加税的总统候选人的投票趋向和权利意识相近似；足以说明民主政治一旦实行，人民就会学习以选票来维护其切身利益，其公民意识也就随之而滋长、建立起来。
以下照片都是大陆时期
1946年12月31日，蒋介石于南京签署宪法颁布令，宣布进入宪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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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重庆，获得选举权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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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正向民众解释投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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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投票站大门处的童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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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参加首次直接选举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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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南京，参加制宪国民大会的西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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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胡须者）与南京市民一起排队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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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参加首次直接选举的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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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以普通国民身份投票，票选陈裕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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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踊跃叁加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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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先生
曾走出南京国民政府的大门，亲自与已经砸烂了《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
并包围了国民政府的学生运动代表平等对话的历史镜头
这是老蒋第18次出面与学生对话的历史镜头
学生领袖宣布罢课。1947年5月20日，京、泸、苏、杭等地大学及专科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
军警与游行示威的学生发生冲突。1947年5月20日，京、泸、苏、杭等地大学及专科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
军警用高压水龙冲散游行示威的队伍。1947年5月20日，京、泸、苏、杭等地大学及专科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
游行示威的学生们手持“营救被捕同胞”、“争人权、反迫害”的标语。1947年5月20日，京、泸、苏、杭等地大学及专科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
游行示威的学生包围和平日报社，声言“我们要和平，不要内战”。1947年5月20日，京、泸、苏、杭等地大学及专科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
1948年春国会召开期间，安徽学生在首都南京示威，要求撤换安徽省长。
【极珍贵照片】1948年国统区的游行、抗议、示威
那时候的游行抗议就有演行动剧了！
西大师生举行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
学生声援教授罢教,包围了中央银行桂林分行，并将银行的门牌改为"种殃银行"
反内战，要民主"的示威大游行
47年5月20日北平爆发"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影响遍及全国60个大中城市。
1946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到上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向国民政府展开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图为6月23日，他在上海北站欢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的大会上向南京国民政府喊话："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1948年6月，上海交大围墙上的漫画 抗议美国对日本战后重建的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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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舞女们冲击上海社会局抗议提升执照费。
她们是有执照的合法从业者，所以如此理直气壮。
现在的三陪小姐是不是很羡慕？呵呵
文章提交者：论语1972.2
1948年1月，舞女们冲击上海社会局抗议提升执照费
这个事情搞得蒋先生很恼怒，但也是无可奈何，呵呵，因为这是舞女们的宪政权利。
当时上海社会局局长是吴开先，知道此人的网友可能不多，但相信《色戒》大家看过吧？还记得王力宏和汤唯的领导“老吴”么？对了，这个“老吴”就是吴开先，他战时负责上海的特工行动，战后仍旧担任社会局长。
此人还有个身份，就是KMT的中央委员——这样一个身份、履历的高官，对于一群“不明真相”的舞女对其衙门的打砸抢行为竟然无可奈何，这说明了什么？唐德刚的岳丈就是吴开先。
1948年2月。上海舞女示威游行，冲击市政府。
舞女们继续冲击上海市政府机关，警察很无能。
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被砸的稀烂
被示威舞女们捣毁的办公室，市政府官员们狼狈逃窜。
记：上午投票选举市参议员。此是我第一次参加选举。与崔书琴、张佛泉诸友去参观各区选举，共看了三个区域选举投票所，与两处职业投票所：
市教育会与市商会。此次实地观察，胜于十年读书。十二点搭车去天津。
次日天津的报纸载：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应天津公能学会之请，昨日下午二时半与张佛泉、崔书琴、谭炳训诸氏相偕来津，张伯苓校长，杜建时市长等多人到车站欢迎。胡氏等下车后，即到南开女中休息，据告记者：此来专为公能学会演讲及参加平津市民治促进会理监事联席会，并无其他任务。
这是一则可贵的历史文献，请读者朋友不要轻易放过！
一、北大校长到天津，市长到车站欢迎，这说明什么？笔者认为这反映教育与学术的尊严，当时还有这样的社会风气。君不见：张伯苓校长的名字在杜建时市长之前，这是60岁以下的朋友们未曾见过的贯例。二、胡适参观北平市参议员选举，当天又赶到天津应公能学会之邀演讲，说明他对民主政治在地方上付诸实施的重视与兴奋。三、平津已有了产生自社会民间的“民治促进会理事会”和“监事会”。
胡适在公能学会的讲词节录：
来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与张佛泉，谭炳训诸先生去参观北平市参议员选举的五个投票区。从这里我们训练了自己，教育了自己。从这次办理选举的经过来看，当局者很想把选举办好，事前请了学校里的好多政治学家和许多别的先生们去研究，去想办法，可见办选举的人是想办好它。至少我在北平看到的是如此。
但是我们看了几个选区以后，觉得有缺点，有值得批评的地方。因为办选举的人自己没有经验，也很少看过别人选举。拿选举的法律条文做教科书，就难以解决实际困难。譬如选举时旁边有代书人，凡是不会写字的选民可以请代书人代写选票。加上旁边两个监视人，选一票至少要被三个人知道，这就不能算是秘密投票，就难免受人威胁利用。但“代书人”的办法是选举法的细则上规定的。那么根本的毛病在那里？根本毛病在于宪法。
宪法规定普选，不分性别，不分教育程度，不计财产，只要满二十岁就有选举权，这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制度，我们是迎头赶上了。但是我们选民的“能”不够，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来选举，竞选的人递给她三张片子，走到代书人面前，她不知道要选谁。另外我看到一位瞎子来投票，这太感动人了。外国记者忙着替他照相，但是他不知道选谁。有人建议他用手在候选人名单上任指一个，但他是盲人，连指的能力都没有，结果由他的小孙子在名单上随便点了一个。这是我们看见的，这是公开的，并没有人贿选。但结果是如此不合理！
错误是在制宪时种下的，当时我们没有反对普选，是一个大错。我们只根据书本，没有勇气走出看看，为了“普选”的美名，我们没有看看全国人民的水准，没有看看他们的能力。将来发生坏的效果，我们参加制宪的人都有责任！我希望在座的人都去看看选举的实情。
我们还看了北平的职业选举，市商会和市教育会就没有“代书”的事，比区域选举的情形好得多了。
市商会用间接选举，手续繁复；市教育会用直接选举，在十个候选人当中选七位参议员，方法简便，效果也良好。
从这里我们得到两个教训：第一，选民教育程度高的，选举就办得好。第二，选民应该有限制，在宪法没有修改以前，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各种经验教训，改正既有的缺点，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发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候选人应该加以限制，应该要他负责。英国规定候选人须缴两百镑保证金，选票不及选民三分之一时，保证金就充公为选举经费。这办法也许太严，但我们绝不能让一个人随便去登记一下就成为候选人，我们要让他负责。候选人减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选票上，选民只要在名下画个“×”，不会写字的人总可以画“×”，“代书人”可以免除。这就改正了一个缺点。
我们要能够接受经验，改正缺点，这算是我的引论，以下谈正文。
笔者当年小学毕业，尝躬逢其盛，在汉口市街头参观过市参议员的竞选活动。我家住友益街新成里，这一片都是本乡韩惠安（韩菁青之父）先生的产业，战前属法租界，战后政府收回租界，安南巡捕早就没有了。铁路饭店的经理将他的履历抄成宣传牌，加上他觉得很风光的照片、证书之类，矗列在饭店大门两侧，像一个小型的事迹展览会。然而他没有竞选上，韩惠安竞选上了。
但是，人的记忆是会随着阅历的增长而变化的。先且按下不表，我们来看看储安平笔下“假民主”的闹剧丑剧：
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很糟，糟到连国民党的党报都不得不出面指责。据我们所看到的京、沪、津各地报纸所载有关国大会场情形的记载，字里行间，大都含讽带讥，印象不好。有人认为国大有二千多人在一起开会，会场秩序不易控制，一切情形难望理想，这是第一次的民主学习，大家应将期望的尺度放宽一点。不过我们应当指出，天下的事情，不像样也有一个不像样的限度，在限度以内，大家可以原谅，超过了某种限度，便使人难于默缄。像这样一个二千多人的会议，更希望每一议事，每一发言，都按规就矩，有条有理，自然未免求之过高。
但是动辄起嘘，随便喊打，亦未免失之过分。国大代表来自各地，所受教育，程度不一，我们亦不能希望每个代表的发言礼貌，都能符合水准，但报载居然有人高喊“妈他民的主”，则未免相去更远。本人目睹会场情形，一言不合，四座喊打，意气之徒，直奔讲坛，若无职员劝解，定必扭成一团，偌大一个会场，东一簇，西一簇，乱哄哄，气冲冲。尽管主席嘶哑喉咙，要求维持秩序，可是无人理会，一片喧嚣，一团乱糟，使我们这些旁听之士，除了微微一笑之外，简直无感可想。我们细加分析，造成这种不体面的情形，一部分是知识问题，一部分是修养问题，而两者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教育问题。
就知识言，本人亲耳听到一个代表发言，谓“国大有修改宪法之权，如其我们这次不修改宪法，就是我们没有尽我们的责任。”此种逻辑，不知何来。修宪之案，均须三读通过，举行二读会时，有一位代表大嚷，说上次业已通过（所谓“上次”，实际上是一读会），为什么还要讨论？有人告诉他议案需经三读，始能通过，这位代表还是不服。国大代表，不远千里，进京开会，而不肯在事前稍为补充补充自己的知识，严格言之，可谓有亏职守。就修养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讲理，喜欢打的朋友何必竞选国大代表？要讲理就得听反对的意见，不愿听反对的意见的人何必竞选国大代表？民主国家的的会议代表，都应具有某种水准以上的教育素质。我们应维持这种水准，我们应提高代表的素质以符合这种水准，我们不应降低这种水准迁就代表的素质！
（《国大评论》，《观察》第4卷第9期，1948年4月24日）
原帖由 roger3 于 2009-12-12 23:07 发表回头看 那时的国人是 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如果再给国家一些耐心， 20年后 中华大地将是多么的美好啊！！！ 可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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