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认为应该将广州最低工资860元涨到1000元；如果企业承担不起就“离开广州”。昨日本报署名欧阳鹏的文章调门更高，责问标榜文明城市的广州怎么还允许“血汗工厂”这种野蛮的实体。

一说到低工资就联系到“血汗工厂”，像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隐士。在广州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餐厅服务员、保安、家政、物流……甚至幼儿园教师，几乎所有行业都存在大量的低工资岗位。工人工资反倒不见得低，工厂已经被驱赶得差不多了。

最低工资这东西理论上存在争议，它减少了就业灵活性，尤其对穷人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大麻烦。领取低工资的人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从事低技术劳动的大龄农民工，二类是生育之后返回就业市场的妇女，三类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愣头青。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大龄农民工只好回家，妇女只好回家，最惨的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他们更难找到积累工作经验向上发展的机会了。

领最低工资的肯定是穷人，以最低工资雇佣工人的雇主也富不到哪里去，例如请保姆的双职工家庭，刚刚创业的大学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驱逐了“落后生产力”，也驱逐了创业机会，驱逐了城市的前途。中国的竞争力之所以让世界侧目，显然不是因为中国富人多，也不是单纯因为穷人多，而是大量的穷人获得了发展机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起到驱逐穷人的作用，靠剥夺穷人发展机会来营造广州的富态，失之于野蛮。文明城市不应该仇穷，应该贫富和谐共处。

眼下的中国，广州可以毫不客气地自诩为最宽容的大城市，包容了多种文化，也包容了贫富差距。富人看得见穷人，才能产生社会责任感。穷人看得见富人，才有努力的方向。常有人抱怨偏僻山乡的居民很懒，政府长年扶贫扶不起他们致富的志气，原因之一是他们与富人社会相隔太远。那些从偏僻山乡来到广州打拼的穷人，正好具备了致富欲望，他们不需要政府扶贫，他们需要城市敞开大门，给他们机会。而最低工资标准是横亘在他们眼前的一道门槛，这道门槛越低越能体现广州的文明程度，最理想的状态是没有门槛。为不设进入门槛付出治安、环卫能方面的代价是建设文明城市的成本，得到荣誉总要付出代价。当然，我说的这个文明城市称好不是某个机构评出来的，而是世人心目中的。

不过在现实条件下，文明教化是没有说服力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各种政府收费标准挂钩，和财政收入直接相关，跟社会上实际的工资关系不大，与那每年按部就班增加的平均工资类似。同陈伟光等人对话，最好用上竭泽而渔、拔苗助长、杀鸡取卵这些成语，喻之以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