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可能是我收到最多的报料。多了，新闻的门槛就高了，我时常怀着愧疚的心情选择题目。上万亩的土地被强占、村庄一个一个地消失、躺在挖掘机下制止强拆、扔燃烧瓶、绑架、死人，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在我眼里日益显得稀松平常，直到最近成都女企业家自焚事件发生。

辽宁本溪人张剑本来是个很蔫的小伙子，家里被拆迁公司拆了半边之后，愤而杀人。法院羞羞答答地承认了张剑是自卫杀人，虽然防卫过当。写《让张剑案成为指导案例》时，我心里五味杂陈。应该说，主审法官还是有良知的，和那么多枉法裁判的法官比。然而法律给出的正义是那么委屈，那么战战兢兢，那么畏头畏尾。

无数的事实证明，物权法、行政许可法、立法法等等法律，都阻止不了有些人剥夺公民财产的冲动，如果剥夺能会带来利益。兴起于200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一部恶法，与物权法抵触，却迟迟得不到废止。可是废止或者修订了又能如何？官、商握着权力和资本两项重权，每个人在两个铁拳下，都是弱者，都是挖掘机下的泥沙。新闻媒体作为公认的第四权力，是很软弱无力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媒体受到权力制约太多，而是媒体规律决定的。当拆迁事件铺天盖地而来时，媒体的神经一定会麻木；当丑恶成为社会的“主流”时，只有更大的丑恶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在现有的制度下，当政者对付舆论最好的招数就是置之不理，舆论就是一阵风，再热也会过去。

那么谁能保护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生命、自由、财产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我”之为“我”，便是拥有这些基本权利，如果这些不存在，那我们也就不存在。面对强权的践踏，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奋起而搏。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记录者，不仅仅是记者。用笔，用相机、用DV、用博客、用twiter、用一切可能的办法，记录作恶者的恶行，即使媒体无法报道。把这些记录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记住，我们这个族群的灵魂深处，流着怎样肮脏的黑血，他们的祖辈曾经经受过怎样的屈辱，为他们的家园，流过怎样的血和泪。只有这样，才能斩断邪恶因子的遗传，才能救赎我们的子孙。

我一直在想，在我的工作之外，我应该留下这个时代的私人记录。拆迁血泪史，应该成为其中很重要的部分。

                                      2009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