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与背叛----华盛顿邮报有关北京“新青年学会”案的长篇报导
原文：
A Study Group Is Crushed in China's Grip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4/04/23/AR2005040206572.html
华盛顿邮报4月23日发表长篇报导，通过杨自立一案披露了中国安全部对大专院校的渗透、监控内幕。
在2000年夏季的某个周末，八名青年知识分子相聚在北京大学的一幢破旧的宿舍楼内，为了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而成立了一个学会，他们当中有的是在 校大学生，有的刚刚走出校门，年龄都没有超过30岁，共同渴望把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美好的理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并在后来成为朋友。午饭后，这个由七男一 女组成的小组，开始在北大校园内漫步，在湖边柳树下认真探讨起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两天后，“新青年学会”中的一名成员把那天的活动记录在信笺上，这位名叫李宇宙的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他匆匆地记录下：“我参加了新青年学会 的一次会议”，时间为8月19日上午10时，还有参加此次会议的所有成员的名字。李宇宙描写了他们对中国政治改革上的观点，称一些人倾向于“使用暴力方 式”，最后还补充道，他的朋友们要所有成员保持组织秘密。 然后，李宇宙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中国国家安全部。
三年以后， “新青年学会”的一半成员被关进监狱，他们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服高达十年的刑期。“新青年学会”的另外两名成员未被关押和起诉，但却过著害怕牵连别人 的日子，尤其是在警察审问时。李宇宙已逃亡到泰国，并在最近公开了几份与此案的有关的报告，试图解释他为何会成为一名告密者，并出卖他的朋友。
华盛顿邮报指出，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近15年和前苏联政权倒台13年后，中国共产党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可能也是在实践上最成功的极权政党。 “新青年学会”的遭遇则给外部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去窥视这个政党为了维持其权力柯断所使用的诸多手段，以及在这种政权统治下人们所面对的困难的道德选 择。“新青年学会”的命运同时还彻底地明示，共产党政权得以幸存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凡是任何被视为一种潜在威胁的独立组织，都会被镇压下去。
“新青年学会”的八名成员从未在一项政治纲领上达成一致，他们更没有真正的资金来源，他们既没有在其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也没有发展任何其它成 员。甚至，他们自成立以后都未曾再召集全体成员开会，因为一些人实在是太忙碌了。 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吸引了中国两大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李宇宙所记录他们活动的报告，已送交共产党的最高层手里，其中包括主管国内安全的政治局成员罗 干，还有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据看过中共内参的高级官员透露，中共高层已把对此案的调查列为最重要的案件之一。
一个国家领导层把兴趣放在一个如此不起眼的小组织上，这反映出他们对政权的控制有深刻的不安全感。华盛顿邮报说，中共已在过去二十多年让其经济高 速增长，挑战了那些认为经济改革必定引导政治自由化的人。可同时，中国又在竭力控制逐步紧张的社会关系和普遍的不满，特别警惕大学生的言行，害怕再次爆发 类似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
因此，中共当局在接到李宇宙的报告后，便迅速除掉了这个“新青年学会”。这样的行动也迫使八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去思考：面对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朋友，他们到底愿意做出多大的牺牲？
以下的有关“新青年学会”整个遭遇的文字，均基于对四名未遭逮捕的该组织成员的采访，还有对四名已被判刑的成员家属及朋友的采访，同时也包括对另外两名参加过“新青年学会”会议成员的采访，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法庭文件中。
第一部分：一个论坛的诞生
杨自立的妻子路坤还记得，她站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屋外，一边在过道旁的炉子上做晚饭，一边数落丈夫。杨自立坐在那台他们结婚时购买的计算机前，修改著一篇计划发布在中文网上的探讨民主的文章。“你
没必要写那些文章”，路坤回忆她当时教训杨自立的话，她的声音穿过敞开的房门，“凭你的学历，你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你应该想想你的父母，你的 家，想想我们的经济现状。我们甚至连一个真正住处都没有。”(i但杨自立并未理会路坤的抱怨，“他告诉我，总得有人站起来，为社会的进步做点什么，”路坤 说，“他已决定为此而站出来。”“我知道他是对的，但我十分担心。”路坤补充说。
杨自立在北京大学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年轻的面孔颇有楞角，字盘纤弱的声音在屏幕上显出他的政治观点。他所阅读的捷克著名思想家哈弗尔 (Vaclav Havel)、奥地利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人的著作，让他深受启发。他是一个农民家中的长子，贫穷迫使他的弟弟们被人领养，但他对农村的贫穷却产生了特殊的兴趣，经常到农 村去调查地方官员滥用权力的现实问题。
在1998年毕业后，杨自立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并建起一个很有名气的网站，起名叫“羊子思想之家”，开始发表一些有深度的谴责共产主义和呼吁 民主改革的文章。他曾写过：“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所关心的是人权、自由和民主。”(w梳著一头长发、眼神忧郁的路坤，虽然在一家杂志社担任编辑，却从来 不读杨自立所写的那些文章和诗歌。她想要的是平静的生活，她催促丈夫要向其它同学那样，去追求富裕实现小康，进入新兴的中产阶层。但遭到杨自立的拒绝。
取而代之的是，杨自立终于找到了一群朋友圈，这些人和他一样关注著那些落后于经济急速发展的社会问题。他们都是些大学生和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 个人经历也都象杨自立那样，由外省考入北京各大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几个朋友提议成立一家俱乐部，来为他们的讨论提供议题，杨自立立即签上自己的名字。他 们给这个小组起名叫“新青年学会”，名字源自“五四运动”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
说话声音很小的张彦华，在成为“新青年学会”一名成员时，刚在天津找到一份行政工作，每次参加“新青年”会议，都要旅行两个多小时。张彦华回忆 说：“我们不想成为普通一族。我们想要为社会做点什么。”(就这样，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如校园、宿舍、教室或室外碰面，同时也欢迎一些新朋友和同学参与他 们的讨论。偶尔他们也一起喝茶或吃顿饭，但通常都是只是坐著交谈几个小时，所谈内容涉及到政府腐败、工人下岗或农民的负担等。
第二部分：学会遭到政府镇压
“新青年学会”成员之一范二军回忆说：“我们谈论了很多我们这一代人的冷漠，我们觉得到其它青年都太“唯物”了，从不关心有意义的事物。”个子矮 小的范二军，北航大学毕业后便留校担任辅导员。他说，他们经常意见不一致，针对政治改革是应该从体制内或体制外开始而展开辩论，还有中国何时才能实现民主 选举等。
尽管意见有时不一致，但“新青年学会”成员都认为中国人正在忍受煎熬，政府为了提防人民讨论紧迫的现实问题而限制言论自由，由此他们确信中国的民 主改革势在必行。当年28岁的杨自立，是“新青年学会”年纪最大的成员，同时也是西方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意识形态上与杨自立持相反观点的，则是他 的好朋友徐伟，这位当时26岁的勤奋好学的高个子记者，还是一名中共党员。杨自立和徐伟是“新青年学会”中最成熟的成员，徐伟后来当选为会长。
除了徐伟、杨自立、张彦华和范二军外，“新青年学会”的另外四名成员是：27岁的张洪海，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脸上总是挂著友好微笑的张洪海，也 是这个小组内最情绪化的成员之一，也是最喜欢提高声调或骂人的成员。24岁的靳海科，是范二军的高中同学，留著一头很长的乱发，衣著邋遢，是“新青年”中 待人最友好的成员。靳海科最后被指控为散发“反动”文章，因为他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能经常上网。当时22岁的黄海霞是“新青年学会”年纪最小的成员， 也是唯一一名女性，身材矮小，但却十分敏感，一看到街头乞讨的孩子，就会做恶梦。另一名成员就是李宇宙，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大三。
第三部分：被国安部征募的密探
在中国国家安全人员第一次接触李宇宙时，他正就读于人大三年级。一天下午，他的传呼响了，闪出一个不熟悉的号码。在他按照这个号码回电话时，一名男子自我介绍说，他在国安部工作，并寻问李宇宙是否愿意在市中心的一家宾馆见面。
1999年5月，北京各大高校因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而沸腾起来，许多中国人都相信那不是一次误炸事件。当时，李宇宙也像成千上万名大学生那样，参加了在美国大使馆前的抗议示威活动。但李宇宙认为，他当时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错误，所以他就答应如期赴约，跟国安人员见面。
宽肩、下颚方正、留著平头的李宇宙回忆说：“我并没有把约会当成什么大事，那时我并不害怕，还挺好奇的，因为国家安全部是如此神秘和秘密。”李宇 宙在那家宾馆的大厅内见到了两名男子，他们对他的如期赴约表示感谢。李宇宙回忆说，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或许都在30岁左右。他们向他解释说，他们正在对 一位下岗教师在校园内发表偏激演讲展开调查，这位教师谴责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还抨击共产党没有就“误炸”进行反抗。李宇宙知道这两名国安人员所谈论的那 位教师，并向他们提供了帮助，因为他相信这位教师是个危险人物。从那以后，国安部人员继续给李打电话，开始寻问一些有关校形势的问题，以及学生们都在谈论 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等。李同意帮助他们。“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我认为我做了一件好事，因为我在帮助这个国家。这就好象他们在做一项民意调查一样，政府 试图了解校园内的政治趋势。”李宇宙说。
李说，每隔两三周，他就同国安人员见次面。这些人寻问过学生们针对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都有什么想法，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有什么评价。 他们还问了有关江泽民若不退休学生们会有哪些反应等问题。李宇宙说，后来他才知道他不是唯一的向国安人员提供帮助的学生，尽管他从来没有推荐过任何人。这 两名国安人员告诉李宇宙，他们所在的整个部门都在忙著监视北京各大院校，他们说他们只负责人民大学。
后来，李宇宙成为国安系统在监控校园活动方面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李宇宙说，从那时起政府开始每月付他约60至70美元的报酬，并要求他写出告发材 料。过了几个月后，国家安全部还要求写份简历，决定在他毕业后把他征募为全职工作人员。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国家安全部已征募了一位理想的“代理”。因为 李宇宙经营一家有名气的网吧，这可以帮他组建一个学生组织，让他拥有一个广泛的社交圈。李也似乎对他的“工作”很是热心。从中国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长大的李 宇宙，曾梦想过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也经常听到他父亲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李宇宙说，他把为国安部工作视为一次与此类不公平现象进行搏斗的机会。李 宇宙称，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需要改变，他希望推动体制内的改革。他说，“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共产党不太好，我知道这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而这个体制 就是一个专制政权。”
在李宇宙结识了杨自立后，他们很快就成为朋友。李宇宙崇拜他们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他们几乎每周都要见面。他说：“我们就象哥们一样，我们拥有 同样的理想。”但在国安人员要求他提供一些有关他的新朋友的情报时，李宇宙又同意了，他说他给国安部写了30多份报告，其中有四五份是关于他的这些新朋 友，关于他与他们一同成立的“新青年学会”。李宇宙暗自告诉自己，他这样做，对他的这些朋友来说会更好一些，因为有他这位在国安部内部工作的人在留心他 们。如果他选择不干，那只会毁灭了他的前途，还会引起朋友们的注意。李宇宙为自己的做法找出适当的理由：他自己对朋友们的调查，可以让他去保护他们。
总之，李宇宙强调，他确信他的报告不会引发什么后果。他说，毕竟杨自立和其它人并没有做错什么。
第四部分：麻烦开始
“新青年学会”从未实现创办者当初的预期目标。他们曾试图把它正规化，签名宣誓，起草一份致力于研究、调查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宪章，甚至还提出一 项交费制度。但在他们开会和举行活动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学业或工作或个人生活而忙碌，其中有三四名成员很难能找出时间参加聚会。偶尔，“新青年学会” 也会组织一些研讨会。其中一次是在2000年秋举行的，当时有两名持自由派思想的学者参加，他们都曾因批评政府和呼吁民主改革而遭到官方媒体的封杀。李宇 宙说，还有一名已被取缔的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也在此次研讨会上露面。
几周后，中国公安部开始找“新青年学会”成员之一靳海科的麻烦，他们先把靳扣押起来审问了好几次，要他交待“新青年”的问题，以及这个组织同中国 民主党的关系。公安人员还通知了靳海科的所在单位，称他正在接受调查，同时又劝说他去暗中监视他的朋友。但靳海科并未按公安人员的要求去做，而是把所发生 的一切都告诉了他的朋友们。李宇宙听说公安部正在调查“新青年学会”感到很吃惊，但并未害怕，他把这件事上报给他的国安部上司。
“新青年学会”的其它成员则对遭警方调查一事更加关注。住在天津的张彦华回忆说，靳海科“告诉我们，他已把我们的名字交给了警方，我们并未生气， 我们知道他是想尽量保护我们，但我们感到很紧张。”(2001年3月，靳海科失去了他的工作，很显然是因为警方的施压。随后，他的朋友们同意关闭“新青年 学会”。两个月后，靳海科去看望他的高中同学范二军。范二军回忆说，靳海科当时很激动，要求召开“新青年学会”紧急会议，因为他相信警方正准备发动一波逮 捕行动。
范二军说，靳海科的话让他感到震憾，他没有去参加那次会谈，取而代之的是，经过一番犹豫后，他决定向学校的一位导师去征求意见。当天晚上，那位导 师把他叫到办公室，三名国安部工作人员正在等他。范二军回忆说：“我试著向他们解释发生的一切，但由于我没能记住太多的事，未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范说， 凌晨三时几名国安人员才允许他回家，但他们告诉他，他们还会回来再找他。
四天后，也就是2001年3月13日，国安人员逮捕了“新青年学会”中的五名成员：靳海科、杨自立、徐伟、张洪海和张彦华。一伙国安人员还把杨自 立的妻子陆坤也一同抓了起来，给她的头部戴上一个布袋，强行带上一辆小车，押到国安部下属的一个拘留所。陆坤说，国安人员连续审问了她三天，要求她交待有 关杨自立和他的朋友及亲属们的有关情报。在她拒绝向他们提供这些人的姓名时，国安人员嘲笑她说，“你今天的麻烦就是因为你的朋友，你们的朋友把你们都出卖 了。他们已把所有事都告诉我们了。”
张彦华说，在他被关押期间，每天都要接受10多个小时的审问，一连审问了30天。他被关押在他所工作的天津市，因为国安人员想查出“新青年学会”是否在天津也搞过什么活动，为此，他不得不十分谨慎地回答国安人员的问题，避免伤害到自己的朋友。
“新青年学会”中唯一女性成员黄海霞，虽然未遭到逮捕，但被校方要求同国安人员会面。黄被审问了三次，每次结束后都要签署一份声明。她说，国安人 员反复提醒她有可能会被判处多年徒刑，并敦促她要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将来。 在第一份声明中，黄海霞写道，“新青年学会”想“把中国改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但在第二份声明中，她则后悔“与这些总是自以为是的青年呆在一起”，他们 “使用激烈的语言攻击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并感谢国安人员“帮助她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她的最后一份声明是在被审问六个小时后写的，黄海霞说，“新青 年学会”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组织，“这个组织是非法的，他们试图推翻共产党统治，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和威望。”
国安人员也对范二军进行了多次审问，其中最后一次是北京市的一个拘留中心进行的。范二军回忆说，国安人员给他看了对他的审问记录，并要求他在上面 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看见上面记著杨自立想把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张洪海倾向于一场革命等，我好象说过这些话，但这些只是我的印象而已，我没想到他 们会把这些都当成证据。“(范二军说，那些审问记录还包括一些他没有写过的声明，诸如“我们这个组织的最终目标就是推翻中国政府”等字样。不过，范二军同 时也承认，他当时不敢反对，因为“我被关在拘留中心，四周全是铁丝网和荷枪实弹的警卫。那种感觉就象他们一直都在威胁我一样，他们总是提醒我，他们是国家 的一个机构，我必须同他们配合，否则后果自负。”(所以，范就在这样的“证词”上签了字。
第五部分：面对后果
李宇宙说，当他听说自己的朋友们都被抓起来时，他感到很糟糕。他不停地给他的朋友打电话，一个接著一个，但无法能够找到他们。一天以后，他给他的 国安部上司打去电话。他的上司确认了“新青年学会”成员已被逮捕，并告诉他先躲起来几天。“我认为，他是想让我知道，我已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同时，他 还试著想安慰一下我，他说如果我们不去逮捕他们，别人也会去抓他们的。最后他还告诉我，这些人可能会判15至20年有期徒刑，当他们被放出来时，他们已记 不住我。这番话让我感到更糟糕。”
李宇宙说，因为那天感到太困惑了就没有跟他的国安部上司进行争论。当天晚上，他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的女朋友，他在愤怒之下，把烟头按在自己 的胳膊上，留下一个疤痕好让自己记住那种痛苦和犯罪的感觉。接下来的几天，他开始用一个笔名来代表他的已经入狱的朋友，在互联网上向社会发出呼吁。但是李 宇宙并未公开自己在“新青年学会”成员逮捕行动中的角色，也没有中断同国家安全人员的关系。虽然他可能已感到罪孽深重，但并没有加入他的朋友们的行列。他 说，他想找到其它的办法去帮助他们。
李宇宙替自己辩解说，他当时对国安人员非常害怕，“这事并不那么简单，我害怕我无法毕业，他们可能会找各种原因也把我抓起来。”三周以后，李宇宙 的国安上司邀请他吃午饭，席间李还抽了一支上司递给的香烟，但并没有挑战他们作出的逮捕决定。饭后，国安上司还要求李签了一份声明，成为“新青年学会”案 开庭审理时一个证据。声明说：“我认为‘新青年学会’是一个非法组织，也是一个政治组织。首先，它没有注册；其次，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我确信这个倾向 就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用多党制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取代它。”(李宇宙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字。他说，他当时并没有认真看过这份声明。
第六部分：最后的判决
六个月后，当检察官正式向法院起诉“新青年学会”成员时，起诉书中最重要的依据就是黄海霞、范二军和李宇宙签字的声明。
根据参加过法庭审判的家属们提供的材料，四名被告人均在法庭上替他们自己进行了辩护。他们穿著被捕时所穿的衣服，分别站在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席 前。张洪海反问道，他们连筹措一点资金办一个网站的能力都没有，还有能力去推翻共产党统治？！徐海强调说，在“新青年学会”内有一半成员是共产党员。当检 察官指控靳海科鼓吹“结束老人政治”时，靳反驳道邓小平就曾使用过同样的句子。在法官指控“新青年”推动“自由主义化社会制度”时，杨自立辩护说，这并不 能被指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自由主义意味著通过改革来在社会中提高自由的水平，过去20年的改革不正是一个自由主义化的进程么？”
“新青年学会”一案开庭审理之际，李宇宙已从人大毕业了。据说，中国国家安全部已为他准备好录用他的文件，还要求他开始调查和渗透到其它持不同政 见者的组织。但李已对这份充当国安部“密探”的工作失去了兴趣。他似乎想不顾一切地帮助已经入狱的朋友，但同时又不愿意为背叛他们而承担全部责任，或为了 他们去失去自己的自由。李宇宙曾给法官写了一封信，为四位朋友辩护，并声称自己所提供的材料和声明无效，但他没有透露他同国家安全部的关系，在写这封信 前，他还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国安部的上司，声称为了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提高自己的可信度，他需要向法官发一封这样的信。
后来，李宇宙曾接触了杨自立的妻子陆坤，他们在北京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内见面。李宇宙掀开衣袖让陆坤看自己胳膊上的被烟头烧伤的疤痕，但却没有向陆坤承认他在杨自立被捕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李宇宙说，他还曾经试图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去为他的朋友们寻求帮助，但他同样也没有告诉法官们他同国安部的关系。随后，国安部很快发现了李宇宙的 企图，在他出现在法庭时，他的国安上司通过手机找到他，警告他立即停止，否则也将被逮捕。当天晚些时候，一名国安部负责人带著李宇宙去了一家茶馆，婉转地 警告他不要走得太远。“他说，‘我们知道因为你的朋友们被捕了，你感到很难受，回家好好休息休息’，但他还说，我已经是个成人了，一定得为自己的行动负 责……他说，‘别以为没有你，我们就抓不到间谍了’。”
李说，从时起他开始拒绝再为国安部工作。同时，他开始以“中国人权党”这个假组织的名义在互联网张贴一些有关他的朋友们的文章。在2002年5 月，他的国安部上司打电话问他，是否听说过“中国人权党”这个组织。李回答说没听说过。两天后，一名国安人员给李打来电话，提起一个电话号码，而这个号码 正是他女朋友的，他曾用这个号码上过网。李宇宙回忆说：“这名国安人员称，如果那些东西都是我写的，他已无能为力，帮不了我。我知道我已陷入麻烦中。”
一个月后，李宇宙获得了一本护照，在一名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的帮助下，于2002年5月逃到泰国，并在联合国驻泰机构申请到难民身份。
2003年4月，也就是在杨自立等被捕已经两年多后，法院对此案举行第二次听审会，检查有关此案的新证据。在这次听审会上，检察官们首次向法官提交了李宇宙当初上报的四份手写的“告密”材料，他当时正在为国安部工作。
2003年5月18日，四名被告被带进一个法庭内聆听最后的判决。他们的身后分别都有两名安全官员提供“保护”，但在法官尚未宣判之前，徐海一头 撞向审判席，高呼“我抗议，北京国安人员打人逼供，我不承认自己犯罪，我也不会冤枉别人”。参加宣判大会的被告家属描述说，徐伟要求法庭依法对此进行调 查，否则他将以死抗议。徐伟说完这番话便冲过去用头撞向审判台，并死死抓住一条桌腿，五六名警察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抬出审判庭。随后，审判长宣布四名被告 均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徐伟和靳海科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杨自立和张洪海被判处入狱8年。接著，安全官员迅速把杨自立等三人带出法庭。
第七部分：一个悔恨的世界
几个月后，李宇宙开始研究那些已呈交到法庭的材料。他穿著一件印有大象图案的白色T恤衫，坐在曼谷一家宾馆的大厅内，看上去已有几天时间没有刮胡子。“这些是我写的，我对他们有些印象。”他简单地翻看了一下那些材料说道。他的前额出现一些皱纹，但脸上却不动声色。
第一份材料最长，主要写的徐伟，说徐伟一直忙著策划一个秘密组织，并坚信暴力是政治改革不可排除的一种选择，而且材料上还写著徐伟断定李宇宙“是绝对可以依赖的”。看到这里，李宇宙低著声音说：“我记不清为什么我要写这些，我也不知道调查目的就是要逮捕这些人。”
第二份材料稍短一些，主要是描述了“新青年学会”六名成员参加一次讨论会的情景，材料记录著参加会议的人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李宇宙认为这份报告是无害的，因为“任何中国人都在谈论这些，老师们在课堂上也常常说起这些。”
第三份材料更短一些，记录著“新青年学会”第一次会议，虽然没有太多的细节，但李宇宙已把这个组织分成了两伙儿，一伙儿由六人组成，是支持“用暴 力方式”来实现社会变革；另一伙儿有两人，则主张采用“和平方式”。李宇宙回忆说，在他写完这份报告时，国安人员对此并不满意，他们说这是一个大事件，你 应该加上更多的细节，“但我并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因为我很懒，我总是尽可能地少写”。
第四份材料写的是在李宇宙的宿舍内开会的事，当时靳海科告诉他，警察一直都在找他的麻烦。那天，张洪海也在场。材料说，他们谈论了一定要扩大组织的事。
在被问道是否一直都在欺骗朋友这个问题时，已在泰国获得难民身份的李宇宙回答说：“我当时正在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我不得不写出这些材料。”李 强调说，他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但他又补充说，是国安部误用了这些材料，“我的这些材料只能用在分析社会问题上，但它不是证明别人犯罪的证据……如果这些 都是我编的故事呢……”
李宇宙称，是个人的野心驱使国安人员作出逮捕“新青年学会”的决定，因为他的国安部上司想破获一个大案，好借此晋升，毫无疑问他们的上司也是这么 想的。李宇宙说，各个部门的官僚其实都夸大了“新青年”的活动，或许一直到中共最高层。李说，当国安部的竞争对手中国公安部开始插手这个案子后，国安部官 员决定“迅速侦破此案”，从而获得荣誉。 不过，李宇宙不承认是个人的野心驱使他出卖了朋友，还在材料中夸大了事实。后来，在被问道如今他想对他那些已被判刑的朋友说些什么时，李宇宙停顿了一会 儿，回答说：“我从未想过去伤害他们，我不想推卸责任，我很后悔写了这些材料……它们被当成证据，伤害了他们，我感到非常对不起。”
第八部分：再一次相聚
在“新青年学会”成员遭到逮捕后，其它成员一直再未碰过面。但在经过几个月的沉寂后，三名未被逮捕的成员终于在去年10月见面了，并鼓足了勇气，代表他们的朋友在一次上诉听审中作证。
张彦华仍旧居住在天津，虽然他的材料没有被用来指控杨自立和其它人，但他后来却没有站出来去支持已经入狱的朋友。他开始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每天都要为自己的朋友们祈祷，后来在杨自立的妻子陆坤找到他时，他同意出庭作证。
“新青年学会”中唯一的女性成员黄海霞知道，那份签有自己名字的声明已伤害了她的朋友，但她试图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在第一次开庭时，黄海霞应徐 伟的女朋友的请求，给法官写了一封极为谨慎的信，称她的材料“在某些范围内已被国安人员曲解”。随后，黄搬到了上海，张颜华找到她后，劝她返回北京参加听 审会。
范二军仍在北京大学担任辅导员，有一段时间非常害怕别人问起他的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次，当陆坤说她想见他时，他只是搪塞地表示需要时间考虑 一下。但在上诉听审会举行的头几周，杨自立的律师给他打来电话，提醒他那些他曾签过字的材料。当他看到那些剌眼的文字时，感到如此难过，也同意参加听审 会。
然而，当天开庭时，他们却被拒之门外。三个人坐在路边，起草了一份为他们的朋友辩护的声明，否认“新青年学会”企图推翻政府。但法庭拒绝接收他们的声明。
后来，陆坤表示，她已原谅了他们三个人。她说：“他们还年轻，他们也都是被人逼著那么做的。”但陆坤表示，她永远不会原谅李宇宙，因为他的行动都 是自愿的，“他欺骗并背叛了他的朋友，随后又一走了之，而不是留下来帮助他们，他不配得到政治庇护……他应该返回来，即使这意味著要进监狱，因为那是他应 该去的地方。他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起责任。”
一次，李宇宙从曼谷给陆坤打电话，要她给他寄一些有关此案的材料，以便他好帮助杨自立等进行辩护。陆坤只是回答说：“我恨你。”
2003年11月，法院拒绝了“新青年学会”四名被告的上诉。
2004年3月，陆坤首次被允许到监狱探视她的爱人杨自立，在他被捕整整三年之际，他们终于在监狱的接待室见面了，但却隔著厚厚玻璃?晼A只能通过电话听筒进行交谈，但由于接待室内有太多的探访者，吵杂的声音让他们很难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望著头发已被剃光、身体削瘦、脸色苍白的杨自立，陆坤泪流不止，她告诉他，她终于读了他所写的那些文章，现在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坚持写那样的文 章。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杨自立在说，他说话的速度很慢，他对让全家人失望感到难过。他要陆坤有空去看望一下他的父母，叮嘱她在他不在时好好照顾自己。
陆坤说：“他说他是被误判的，他还告诉我要做好思想准备，他说他不会为了假释而去认罪。”
20分钟后，电话线断了。他们的会面时间结束了
(全文完)
江湖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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